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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书记与绥德地区文工团的创建
姜应宗

  绥德分区有了文工团
  1943年秋,延安鲁艺文工团来到绥德分区,第一场演出在绥德师范学校的操场,有大秧歌《兄妹开荒》、《推小车》、《张丕谟锄奸》、《夫妻逃难》、《赵富贵自新》等,形式新颖活泼、内容生动深刻,很有教育意义。整个操场上人山人海拥挤异常,有的上了房顶观看,有的爬上树干观看。鲁艺文工团的演出,轰动了绥德县城。
  有一天,绥师党总支书记宋养初找我谈话。他说:“延安鲁艺文工团来分区演出新秧歌剧,影响很大,深受群众欢迎,地委书记习仲勋同志指示,要调绥师、米中十几位同学到鲁艺文工团去学习,回来把学校的文艺活动开展起来。学校指派你、王绳武、田家风等七八位同学去学习,带上地委的介绍信,马上去鲁艺文工团报到。”
  当时鲁艺文工团正在排练《血泪仇》,我们除扮演群众角色外,还兼做服装、化妆、道具的管理工作。
  鲁艺文工团到子洲、米脂、佳县、吴堡各县巡回演出。在演出过程中,深入群众收集材料,创作了大型歌剧《周子山》。同时还到各县收集民歌。整个演出近半年的时间,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绥师、米中的同学,自编创作排练了《王老汉与八路军》、《李桂英纺线》、《双喜临门》、《回归》等小秧歌剧。
  鲁艺文工团结束了巡回演出,回到绥德县,专门组织我们绥师、米中学习的同学,向绥德地委、专署汇报演出。地委书记习仲勋、副书记白治民,专员袁任远、副专员杨和亭等领导看了演出,高兴地为我们鼓掌。
  有一天,习仲勋书记、白治民副书记,会见了绥师、米中参加鲁艺学习的同学们。习书记说:“你们的学习任务完成得很好,学了政治,学了业务,学会了写剧本、演戏,学会了音乐作曲,鲁艺文工团为绥德分区培养了一批人才。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革命的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我们绥德分区要成立一个文工团,你们是骨干就不要回学校去了,留下来做建团筹备工作。”
  接着,习书记又讲:“我给张庚同志谈了,请延安鲁艺给我们调来几位艺术家,帮助我们培养文工团,为分区50多万人民群众服务。”
  1944年,绥德分区文工团正式成立了,全团60多人。这些人有原来演出秦腔传统历史剧的民众剧社演员;有从绥师、米中调来的演出新秧歌剧的同志们。当时,这些人如何团结合作,如何发挥力量,成为大家经常议论的中心问题。
  有一天,地委宣传部通知文工团的领导和业务骨干去开会,讨论剧团的业务方针。在会上大家各抒己见,争论非常热烈。习书记听了大家的发言后,胸有成竹地谈了他的意见。他要求我们适应当地群众娱乐习惯,用秦腔和秧歌剧去占领唱庙会戏台口,为分区50多万人民服务。习书记的这个讲话精神,实际上为文工团制定了建团的方针。
  1947年秋,沙家店战役胜利后,胡宗南军全线溃逃。我们文工团抢先回到绥德县,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区乡恢复建制,安排群众生产生活,发动生产自救、互救互济。天冷时,我们又化零为整集中到绥德城内进行总结。当时同志们听说文工团要解散了,人心浮动、惶恐不安。这时,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去前总开完会回来,路过绥德,来看文工团的同志们。他指示:“今年冬天西北野战军不进行大的战役了,集中在清涧、延川县一带休息整训。你们文工团准备好剧目去前总政治部报到,为部队慰问演出。”当听到文工团领导说“文工团快要解散了,人心不安,情绪波动很大”时,习书记问:“解散?为什么?”
  团领导说:“分区经费困难,上级说,养一个文工团不如养一个连队,解散了,下到区乡地方工作去……”
  习书记静了静说:“建设、培养一个文工团多不容易啊!你们这个文工团是我看着组建成长起来的,周恩来副主席指示,要保留你们文工团。分区既然经费困难,就把你们调到西北局,改名为西北文工第二团,由宣传部直接领导。”
  之后,按照习书记的指示,全团紧张地做着慰问准备工作,新排了秦腔戏《穷人泪》,整理了《白毛女》、《血泪仇》和一批新秧歌剧。
  冬天,我们文工团到前总政治部报了到,以团为单位进行慰问演出。这次演出影响很大,对部队诉苦三查进行新式整军运动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前总政治部表扬了我们文工团。
  1948年春节前夕,我们团结束了向部队的慰问演出,直接回到西北局驻地绥德义合镇,进行年终总结,同时向西北局、边区政府进行了汇报演出,获得了上级的好评。
  有一天我离开团部,去贺家川西北财委领取业务经费。途中遇到一队人马,为首的有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刘景范,还有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副书记马明方等。他们带着警卫人员,催马赶路,到米脂县杨家沟毛主席驻地去开会。习书记看到我后,勒住马缰问:“姜应宗,你到哪里去?”
  我回答:“到西北财委领款,排新戏做服装、道具。”
  习书记高兴地说:“好啊!回去告诉你们团长,排好剧目准备回延安,占据延安的敌人呆不久啦!你们文工团回去后,广泛地为延安人民演出,为机关干部演出,还要做延安收复后的工作。”
  当天我赶紧回文工团,向团长汇报了习书记的指示,团长向全团同志进行了传达。
  批准调演员
  1948年春,冰消雪化,天气已经很暖了。我们西北文工第二团奉命回延安。路过绥德县,我们住在九真观,休息几天。我拿着团部给绥师商调文艺班演员张富英的信,到绥师找到了校长。校长看了商调信,摇了摇头,不同意调张富英到文工团。
  我离开绥师,走到西北局临时驻地——西山寺,进了黄植的办公室。他问明我的来意后,指着隔壁的窑洞说:“快去,习书记正好在。”
  我便走到习书记办公的窑洞,向他说明调人的情况。
  习书记关切地问:“张富英和你们团的同志有什么关系?”
  我说:“她和我是夫妻关系。”
  习书记风趣地说:“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嘛!”
  我说:“现在文工团连群众演员都不够了。”
  习书记说:“调,一起回延安,进西安。你们文工团那些唱秦腔的演员,战争一开始就调回关中,散伙了多可惜呀!”
  我说:“我们这部分演秧歌剧的演员也几乎解散了。”
  习书记:“解散了,再集中起来嘛!现在不是调到西北局,改成西北文工第二团吗?下一步你们文工团进了西安,还要大发展哩!演戏不要点汽灯了,再不要小毛驴驮服装、道具了。”
  我不解地问:“那演戏点什么灯?”
  习书记笑了笑:“电灯嘛!”
  我高兴地把商调信递给习书记。
  习书记看后,风趣地说:“夫唱妇随,寸步不离。”
  习书记拿起笔在商调信上批了一行字:“马上办理张富英同志调动手续,去文工团报到。习,马(习是习仲勋,马是马明方)。”
  习书记开玩笑说:“满意了吧!小青年快去调人吧。”
  我离开习书记办公的窑洞,一口气跑到绥师。校长看了商调信上那一行字,笑了笑说:“好!现在就办手续。”
  当天,张富英即调至文工团报到。
  打前站进西安
  1948年春,西北人民解放军新式整军运动胜利结束后,彭总挥师打出边区。西北局宣传部指示我们文工二团奔赴前线,为各纵部队慰问演出。
  冬天,习书记来前总开会,要文工团很快回延安,做进西安的准备工作。
  我们文工二团回延安后,一方面紧张地创作排练剧目,一方面学习进入大城市军事管制的方针政策,同时学习进大城市的组织纪律问题。
  1949年5月上旬,我们文工二团穿上了军事管制委员会发的新服装,背上背包向西安进发。行至中途,上级传来消息:“西安已经解放了。”我们文工团加快了赶路的步伐,向西安行进。
  团部指派我打前站,直奔西安为文工团安排驻地和准备食宿条件。连续赶路数天,行至咸阳渭河渡口,正碰上西北局办公厅打前站的同志们(那时渭河上没有公路大桥),船工们正在忙碌着为汽车乘船渡河做着准备工作。
  一会儿,有几辆满载警卫部队和运输物资、人员的大卡车及一辆黑色小轿车、一辆美国小吉普车驶到渡口岸边,林伯渠主席满头银发走出黑色小轿车,习仲勋书记风尘仆仆从美国小吉普车上下来。我拄着棍子拐着腿走近习书记。习书记看到我关切地问:“腿怎么啦?”
  我说:“打前站赶路,脚上打起了血泡。”
  习书记告诉警卫员,找来机关的医生为我上药包扎。我想习书记不顾长途坐车颠簸的疲劳,还亲切地关心我这个小小的文工团员脚上打起血泡的痛苦,叫来医生为我上药包扎,我的眼眶湿润了。
  渡船载着警卫部队、机关干部和汽车平稳地行驶在渭河水面上。
  渡船靠岸了,习书记叫我上了他坐的小吉普车,疾驰在公路上。
  习书记向我叮嘱:“进城后找西安市副市长方仲如同志,由他为你们文工团安排住的地方,再告诉剧团的同志们,西安城里乱得很,不要随便上街、乱逛,注意安全……”
  进了城,我向军管会报了到,见了方仲如。当时,他正啃着冷馍,顺手递给我两个。方仲如告诉秘书,安排文工二团住在“中正堂”,说排戏、演出都方便。
  5月25日,文工二团全体同志进城,住进了“中正堂”。“中正堂”在一片树林之中,孤零零的周围没有任何房屋,晚上不远处传来断断续续的枪声。为了安全,我们团组织一个巡逻小组,全副武装,站岗放哨,以防止敌特和坏人的袭击。
  7月10日,第一野战军在彭总的指挥下,胜利地进行了扶眉战役,痛歼了胡宗南反扑的主力。
  胜利的消息传遍了关中平原,传遍了古城西安的街头巷尾,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有一天,西北局在“中正堂”宴请西安的民主人士,并开座谈会。我们西北文工二团在二楼不敢响动乐器,不敢高声歌唱,默默地呆在房子里创作小节目,背诵台词。
  到了下午,西北局宣传部部长李卓然陪同习书记上楼来看望我们。文工团的全体同志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习书记和李部长。
  习书记看见我们坐在地铺上,歉意地说:“你们住在没有玻璃窗子、几面透风的房子里,你们辛苦了。”他向李部长叮嘱:“给军管会讲讲,另给文工团找个地方。”
  接着,习书记说:“这次扶眉战役打得很好,歼灭了胡宗南企图反扑西安的主力部队,残部夺路向四川逃窜,我军正在追歼之中。从此,西安永远回到人民的怀抱之中,你们再不会听到晚上打黑枪、担惊受怕睡不好觉了,‘长安,长安,长期平安’。今后你们要广泛地向西安人民公演,发挥革命文艺的作用,伙食搞好些,保证身体健康。”
  习书记对我们文工团的关心,使每个同志心上火热火热的。根据习书记的指示,我团为西安人民举行了更多的演出。白天在广场演出新秧歌戏;晚上在剧场轮换演出《白毛女》、《血泪仇》、《穷人恨》、《刘胡兰》、《王贵与李香香》等大型歌剧,场场爆满,盛况空前。我们的演出,获得了西安人民的热烈掌声、笑声。
  (作者系西安电影制片厂原副厂长)
  

习仲勋纪念文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所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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