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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的一课

干学伟

习仲勋并未当过我的老师，可他却给我上过极其生动的一课。 　　一 　　1944年夏秋之交，整风运动接近尾声。鲁艺派我去绥德工作。 　　绥德是陕甘宁边区最北部的一个地区，县城坐落在无定河边大石山上。城里相当热闹，饭馆、酒楼、杂货、书店都有几处。这里是陕甘宁边区通往前方的交通要道。 　　我到了地委，走进后院，只见朝南一溜四五个窑洞，一个窑洞的门里有位干部正在一架立式纺线机前用脚蹬着踏板纺毛线。他见到我，接过介绍信问：“路上走了几天?”讲话带点关中口音。我说：“四天!”他笑着说：“那你先在地委休息一天吧。”然后指着旁边的窑洞说：“组织部在那里。”还给了我的介绍信。以后，我才知这位身材魁梧、年约30岁左右的人就是地委书记习仲勋。 　　晚饭时，我同习仲勋书记、白治民副书记和几位部长围着一个大圆桌，一边吃，一边天南地北地聊天。忽然，习仲勋很有兴趣地问：“你们说，为什么诸葛亮明知关羽重义气，会放掉曹操，还叫他去断华容道呢?”他看着我们，可是谁也想不出答案。 　　“那是个统一战线问题嘛!”还是他自己揭开了谜底：“当时，如果杀了曹操，东吴就会把刘备吃掉。刘备当时刚取到荆州，没有多少兵将可用……”我对《三国演义》看过不止一遍，却从未想到过这么解释，我觉得他讲得很有趣，从分析矛盾来说很有道理。 　　后来，他又问：“刘备为什么最后会失败?”我觉得问题很复杂，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 　　他说：“那是因为他搞宗派主义，只相信他的结拜弟兄，五虎上将除了马超、黄忠都是他的结拜弟兄……后来，也只培养了一个姜维。后继无人，使得最后‘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了。哈哈……”说得大家都笑了。 　　看来，习仲勋看小说都有他的新解。 　　当时，国民党顽固派正以胡宗南大军封锁边区。环境险恶，促使我们加紧生产自救。但大家情绪高昂，在工作劳动之余，还说说笑笑，对抗日战争前途充满信心。 　　二 　　我去绥德分区文工团时，文工团还没有个固定的驻地，临时借住在离山顶不远的一家宗祠里。还没进门，我就听到板胡声、梆子声、调嗓声，热闹非常。进门一看，几个青少年正在院子里弄枪使棒，还有在拿大顶的……墙边放着油漆剥落的几只旧戏箱，刀刀枪枪。 　　“这就是文工团?”我呆了。它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住了几天，我才知道这个文工团的方针还未定下，团里的情绪很不稳定。 　　一天下午，地委来了通知，要我们团里的干部、秦腔和秧歌剧的几个骨干去开会。 　　晚上，在地委窑洞前的小院子里，我们围着桌上的一盏油灯，讨论文工团的方针问题。会议由地委宣传部部长兼文工团团长李华生主持。习仲勋也参加了。 　　在会上，有一种意见认为我们应该把文工团团员平时分散，深入群众，帮助基层工作，定时集中交流工作经验和积累的见闻材料，写剧本、排戏，再到群众中去演出，这样，成为一个联系实际的文教班子。 　　另一种意见认为秦腔历史悠久，群众欢迎。如按前一办法，有些文化、政策水平比较低的同志就无法参与，势必被分了出去，部分秦腔演员会被拆散。 　　“怎么办?”习仲勋问我的意见，我感到很为难。说实在地，我这个江浙一带的人，很不习惯于震耳的梆子声……而且我又不懂秦腔。可是，拆散一个团体也不妥当，只得说：“刚来，没调查研究，没发言权。” 　　接着，习仲勋就讲了一席话。他说：“我们陕甘宁边区，一共有23个县，绥德分区就有6个县，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子洲。人口有50多万，占全边区150万人的三分之一。这里群众主要文娱生活是赶庙会。哪里有庙会，附近的群众就去看戏，这是他们的习惯。庙里有庙产，也有些香火、布施钱给唱戏的。过去，这些都归旧戏班子包了。他们只管赚钱，什么戏都演。 　　“我们绥德分区有五个剧团，抗大文工团和警一旅文工团都是对校内和驻军演出的。还有两个山西梆子剧团。不少节目，内容很封建，有的甚至低级趣味。今年夏天，由副团长斯曼尼去整顿了一下。 　　“我们这个文工团是地委宣传部领导的，对象是全分区50多万人民。如果还像过去宣传队那样去演出，地委只有1000元银圆宣传费可拨。演出时还得动员群众，农忙时就耽误生产。 　　“这个团有三部分人：有一部分老艺人很懂戏曲，有功夫，但文化、政治水平低，有的人思想很旧。另外三分之一是农村来的孩子，为了抗战，想学一点本事。还有三分之一是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来的，他们的政治、文化水平较高，爱秧歌剧，但不一定懂秦腔。如果这三部分人合在一起，互相学习怎么样呢?就会提高和扩大为人民服务的能力。要这个团赶庙会，改造台口，将秦腔中封建思想严重的去掉，保留像《空城计》、《打渔杀家》、《反徐州》这样较好的节目，再加上一些像《血泪仇》这样的用秦腔音乐改编的现代剧目，描写抗战的，还有《二流子变英雄》、《牛永贵挂彩》、《李兰英翻身》等秧歌剧，那不仅能鼓舞群众坚持抗战，建设边区，生产支前，而且还可以为文工团增加收入，既减轻公家的负担，又可发展文工团本身。同时按各个庙会固定的日子去演，既不会违反群众习惯，也不会妨碍农时，岂不更好?” 　　我真没想到习仲勋对客观情况了解得那么透彻，对群众的需要和我们的力量估计得那么准确，对群众的生活习惯和心理了解得那么仔细!他从客观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了问题。 　　临散会时，习仲勋握着我的手说：“有空来这里玩玩吧!我看用秦腔音乐写现代戏就很好。” 　　这个会，使大家头脑清醒，目标明确，精神振奋。使我在以后赶庙会、改造台口中有一种崇高的使命感!为50多万人民服务，在当时绝对不是一件小事情。 　　三 　　刚下乡去赶台口时，三天换一个庙，一天三上场，还得按宣传部要求排新节目，创作新剧本，赶路又赶路，的确很不适应。两个月后回到绥德，因没搞出多少新节目，受到了批评，心情沉重。 　　一天，地委宣传部来人，问我：“你身体怎么样?衣服有换洗的吗?” 　　我很奇怪，说：“没问题，很好!” 　　“应该增加点营养，以后每月买两副羊骨头架子，熬熬汤喝!” 　　我不知怎么回事，问了指导员黎智，才知道我们从乡下回来，听习书记报告时，习书记看到了我，回去就给宣传部说：“延安用小米培养的干部不容易，怎么到了我们这里才两个月就又瘦又脏了呢?应该去问问，他害过肺结核。” 　　可惜，我由于怕同事们说我老跑地委，也怕没事去地委耽误领导人的时间，所以从未去习仲勋处请教。 　　此后不到一年，习仲勋在党的七大上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离开了绥德，去西北局担任领导了。 　　绥德文工团在以后的日子里，大家摸熟了工作条件和规律，又增加了新人，搞出好多新节目来，干部和团员的水平都有很大提高。我也逐渐能在集体创作中写出点新的剧本，如《乡长刘润生》、《智取玉皇顶》，并导演了用陕北话演出的歌剧《白毛女》等节目，这是继鲁艺以后最早的《白毛女》演出。 　　1946年春，我依依不舍地离开绥德去东北工作。 　　四 　　1952年，习仲勋调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 　　当时，有位理论家在一个会议上提出要电影界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他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电影作为例子来分析，似乎没有一部影片合乎要求。我同有些同志一样，心情很感沉重。我觉得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创作了好几十部影片，又引进了苏联及东欧的一些革命电影，除了《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万家灯火》、《八千里路云和月》等进步电影以外，将旧中国一些西方国家的无聊影片和反动统治下的旧影片全排斥于市场之外，应该说成绩是主要的。三年不到，人民电影已经占领了市场，为什么还要遭到批评呢?而且是按苏联文艺评论的某些框框，套在中国人民电影上面来，这是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还是教条主义呢?很不理解。会议结束时，习仲勋来作报告。他充分肯定了人民电影的成绩，给大家以很大的鼓舞。 　　在习仲勋领导下，工作是令人心情舒畅又得益匪浅的。他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使我永记不忘。 　　(作者系电影导演、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习仲勋纪念文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所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