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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辉业绩 彪炳陇原

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

习仲勋在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他作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和西北局的主要领导者，足迹遍及陇原大地，与甘肃人民结下深厚情谊，为甘肃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是陇原人民永远敬重和怀念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一、组织和发动两当兵变，同刘志丹、谢子长等点燃了陇原大地武装革命的星星之火，为西北地区党的武装斗争积累了宝贵经验 　　1930年春，根据中共武字区委的指示，习仲勋到杨虎城部警备第三旅二团一营做兵运工作，任中共营委书记。在兵运过程中，党组织确立了“在发动士兵进行日常斗争、促进士兵革命化的基础上，发展组织，团结士兵，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工作方针；提出了反对打骂士兵，改善士兵生活，按时发饷、发鞋袜的要求和“反对军阀战争、拥护红军”的口号。通过艰苦努力，全营从营到连、排、班都建立了中共党的组织，发展党员50多人，使该营逐步被我党所控制。 　　1932年春，营党委书记习仲勋召集营党委扩大会议，传达省委指示，决定利用部队换防之机举行起义。4月2日，全营200多人在甘肃两当举行起义。起义部队改编为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习仲勋任政治委员。随后，部队离开两当向北进发，行军千里，准备同刘志丹率领的部队会合。途中多次遭敌国追，战斗不断减员，后在永寿县岳御史村与当地大土匪王结子部遭遇，激战中因寡不敌众，起义部队被击散。 　　两当兵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在驻甘肃国民党部队中发动的最早的一次武装起义，它虽然失败了，但极大地震慑了国民党当局，对党在甘肃领导武装斗争起到先导作用。这种坚决走武装斗争道路的探索和实践，为尔后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积蓄力量打下基础。以两当兵变为标志，习仲勋由一名革命青年成长为一个成熟的革命领导人。 　　二、创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与刘志丹同甘共苦，并肩战斗，在南梁苏维埃政府工作中殚精竭虑，作出卓越贡献 　　1932年7月，习仲勋找到刘志丹，认真总结起义失败的教训，决心走“毛泽东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的道路，并到渭北一带开展武装斗争，创建渭北革命根据地。1933年3月，他与刘志丹等人开始了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先后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委员、军委书记、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1933年5月，国民党调动十个团的兵力在地方民团的配合下，对照金苏区发动第二次围攻。红二十六军政治委员杜衡不顾刘志丹、习仲勋等人的反对，错误地决定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地区，致使红二十六军主力遭到严重损失。8月14日，陕甘边特委在照金附近的陈家坡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在刘志丹等红二十六军主要领导人身陷终南山未归的情况下，习仲勋从革命大局出发，顶住压力，旗帜鲜明地提出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领导红军开展游击战争的正确主张，对于加强党对红军和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巩固和扩大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3年11月3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组建四十二师，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扩大连接陕北、关中的三个军事游击区。在三个游击区中，以南梁为中心，红二十六军居中策应，沿桥山子午岭山脉向南北发展。1934年2月25日，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华池县南梁小河沟重新成立，选举习仲勋为革命委员会主席。11月4日至6日，陕甘边特委和革命委员会在荔园堡召开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选举习仲勋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制定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财经决议案》和《粮食决议案》等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法令；没收地主土地，组织群众开展生产支援前线；发行货币活跃贸易市场，开放集市满足群众生活需求；实行志愿兵役制；建立红军干部学校，创办列宁小学，发展教育、扫除文盲；开展统战工作等。“十大政策”的贯彻实施，保证了边区各项事业的发展。 　　刘志丹、习仲勋领导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不安，蒋介石调集正规部队和地方民团对边区进行了多次大规模“围剿”。习仲勋指挥陕甘边游击队配合刘志丹指挥的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在几次反“围剿”斗争中，取得了蔺家砭、元城子、西华池、和尚原、瓦子川等数十次战斗，根据地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斗争中不断扩大，红军和游击队解放了延长等6座县城，边区党政组织先后在20多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府，游击区扩大到30多个县，使陕甘边、陕北两个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 　　1935年9月，刘志丹、习仲勋等一大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干部在错误肃反中被关押，造成西北革命的严重危机。党中央和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后，及时制止和纠正了这场错误，释放了刘志丹、习仲勋等被关押的同志。但是，由于当时形势和条件的限制，肃反的错误没有得到彻底清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和干部被错误处理的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习仲勋遭遇了不公正待遇，先是被安排担任环县县委书记，后又担任关中特委书记。在担任环县县委书记期间，他不计个人得失，满腔热情地发展党组织，深入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政策，号召农民团结组织起来，废除保甲制度，建立新政权，以极大的精力组织领导群众开展武装斗争，组建起环县、洪德、胡家洞子三个游击队，成立自卫队、赤卫队，有效遏制和打击反动势力，保卫了人民民主政权。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有其鲜明个性特征。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同志始终把创立党的武装力量放在第一位，以开展兵运工作为突破点，点面结合，“变敌人的武装为革命的武装”，逐步形成从几百人的南梁游击队到5000多人的红军正规部队，使红军成为巩固根据地的军事支撑。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实行“狡兔三窟”的策略，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三个游击区，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所创建的革命根据地中一种独特的发展方式，探索出在流动中求生存、求发展的根据地创建规律。多区域战略布局，各个区域相互联合，形成了机动灵活的战略进攻转移形式，这种斗争方式是对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灵活运用和重大发展。正是由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党的领导人对我们党武装斗争新的理论的创造性实践，才使陕甘边党和红军在艰苦环境中站稳了脚跟，并在长期斗争中坚持了下来，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红色区域，为党中央、中央红军和各路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有其宝贵经验。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在极其险恶的军事斗争形势下，得到巩固发展，是与其有坚实组织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分不开的。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人注重把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同统一战线工作、群众工作相结合，在实践中摸索出一整套兴军、建政、强边、安民的有效方略。“狡兔三窟”相互依托，党、红军、根据地建设相互配合，从而保证了艰苦环境、复杂条件下党组织、红军、根据地生存发展的空间。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陕甘边地区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当地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成功范例，它为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发展、保存革命根据地积累了成功经验。 　　三、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组织领导关中分区军民同国民党顽固派展开军事、政治和经济斗争，赢得了党和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戴 　　1936年9月15日起，习仲勋先后担任中共关中特(分)委书记、分区专员、分区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员、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执委、西北局党校校长，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长达六年时间。 　　1937年3月，关中特区机关移驻新正县马家堡，习仲勋任特委书记兼特区司令部政治委员。关中苏维埃政府更名为抗日民主政府。10月，关中分区第一次党代会在新正县马家堡召开，决定将关中特区更名为关中分区，选举习仲勋为分区党委书记。1939年5月到1942年7月，习仲勋兼任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并兼任新正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他以主要精力领导关中分区自下而上的民主普选工作，动员青年群众参加八路军和边区抗日武装，大力发展生产支援前线，发展党组织，建立统一战线。 　　习仲勋十分重视党的建设工作，特别重视自身理论武装与党性修养锻炼。他认真学习领会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巩固党和加强群众工作》、《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等重要文献，特别是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中三个基本问题的观点，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和积累经验，在学习中不断增强理论素养，使自己逐步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忠诚的革命实践家。根据中央的部署，他领导开展了关中分区的整风运动，达到了进一步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的目的，为更有效地领导人民群众战胜困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习仲勋针对国民党反共顽固派袭占八路军驻防地宁县、镇原县，关中分区局势恶化的情况，审时度势，深刻分析形势，稳妥地把握了大局。在1940年1月21日给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关中分区的反磨擦问题》的报告和同年5月8日给边区政府的《关中分区反磨擦斗争的总策略》的报告中，习仲勋提出了正确处理反摩擦斗争的策略和任务，把我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与边区形势变化相结合，达到了既巩固统一战线，又与顽固派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在斗争中求团结，在团结中求胜利的目的。 　　习仲勋领导关中分区在大生产中取得显著成绩。1941年7月25日，他出席在阳坡头召开的新正县第二届第一次参议会，并作政府工作报告。他广泛听取各界人士对政府工作、军民关系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他认真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按照“农业为主、兼顾工业、商业为辅”的原则，动员党政军民，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掀起了轰轰烈烈地大生产运动。从1938年至1943年，新正县和新宁县每年开荒地都在万亩左右。新正县还通过整修土地增加有效灌溉面积，新宁县利用小沟泉溪发展小片水浇地。这些切合实际的措施，有效保障了军队给养和人民生活。1943年，新宁县每个干部开荒种地10亩以上，人均产粮3石多，名列关中分区之首。当年12月22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在延安召开，仅关中分区所辖新宁、新正两县就有11名英模出席会议。新正县义仓模范张清溢被评为边区特等劳动模范，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卓有成效的经济建设，造就一大批财经管理人才，使边区从严重财经困难中解脱出来，不仅使根据地军民顺利渡过难关，而且有力支援了前方将士的抗战。 　　习仲勋领导关中分区迅速掀起拥军优属热潮，对一些生活比较困难的军烈属，不仅减免公粮而且还发放救济粮款，保障了他们的生活。1942年，他主持制定了关中分区的移难民暂行办法，成立了县区移难民管理委员会，划定移民区妥善解决移难民的住所、口粮、开荒种地等生活问题。1942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关于彻底实行减租的指示》后，关中分区党政组织在减租减息运动中，采取各种措施和步骤，发动群众，成立农会、减租会等各种农民组织，使减租减息斗争逐渐成为集体性和群众性的运动，引导群众的减租减息斗争不断深入发展。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解放了边区的生产力，群众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许多佃户成为自耕农，一部分地主投资发展工业和商业，从而调整了农村的阶级关系。 　　习仲勋时刻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能上能下，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这种光明磊落、大公无私、顾全大局的品质，得到党和人民群众的好评。1943年1月，毛泽东亲笔为他书写“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题词，予以表彰。 　　1945年4月至6月，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仲勋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他坚决拥护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在实际工作中身体力行，模范践行党的三大作风。 　　四、领导中共中央西北局，大力支持甘工委开展工作，为甘肃民主革命的深入开展和发展边区经济、培养革命干部作出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习仲勋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负责人、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 　　习仲勋领导中央西北局果断恢复并大力支持甘工委开展工作。1945年9月，中央决定重新恢复中共甘肃工委。1946年春，西北局加强了甘工委领导力量，甘工委的工作开始向国统区发展。1946年7月24日，西北局专题研究甘肃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按照临近边区的地区，一般城市与一般地区，以及陇南地区等三类不同情况，部署开展敌后斗争，发展群众武装，开辟敌后根据地，瓦解国民党军队等工作。为配合迎接王震三五九旅北上行动，西北局部署组建中共陇南特委和陇南游击队，向国民党统治区主动出击，发动“迎王战役”，打开了甘肃工作的新局面。到12月，国民党进攻的势头下降，蒋介石速战速决的企图宣告破产。为了加快甘肃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的发展，1946年12月8日至11日，习仲勋又组织召开西北局专门会议，讨论甘肃工作。会议着重检查了西北局7月会议后甘肃工作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总结了工作经验，分析了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提出了甘肃国统区工作发展的方针和办法。会议明确指出：甘工委已经在靠近边区一带组织起十多个保的暗政权(两面政权)，这种方针和做法是完全正确的。要求甘工委在这个地区大力开展这种暗政权，越多成绩越大。提出搞暗政权可兼用两种办法，第一是从近及远，由一个保到一个乡再到一个县；第二是“地老鼠打洞”的办法，一块一块地搞，逐渐扩大。这些意见对甘肃工作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了很好的指导作用。中央西北局甘肃工作会议，是一次对甘肃国统区党的工作具有十分重要指导意义的会议，推动甘肃国统区党的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短短两年时间内，甘工委从恢复党在陇南的组织，到新开辟陇右地区党的组织和武装工作，再到建立陇渭工委、平东工委、海固工委、皋榆工委等党的领导机构，使甘肃地下党的组织遍布除河西以外的全省各地。这一阶段习仲勋和西北局对甘肃党组织建设与发展，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和安排，对推动全省各地党组织建设平衡发展，发挥出关键性指导作用。 　　习仲勋十分重视边区的经济发展。1946年5月13日，他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上作的报告中指出：“发展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要实事求是，从现有条件出发，要有远景规划，就是要看得远一点。”“农业方面第一要增产粮食，第二是种棉花，争取棉花自给。”“农业生产应该有计划性，从各地的具体情形出发来计划，这样才能发展农业。”针对指导农业中存在的问题，他强调指出：“一般号召能够动员群众开展生产热潮，但光有这一套不成，要加上具体领导和解决具体问题。”根据边区军民生产生活需要，习仲勋因地制宜，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坚持发展农村家庭纺织业，发展手工业”的号召，认为“穿衣自给是一件大事”。同时还提出边区发展畜牧业、兴办合作社的问题，制定边区合作的方向和办社方针是：“以小型为主，以群众需要自己办起来的为主”，防止了行政命令，多管齐下，促进了边区经济的发展。 　　在干部培养方面，习仲勋高度重视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解放区干部和国统区干部、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党内干部与党外干部的使用。在1946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甘肃工作会议上，他责成甘肃工委要“在今后一年内有计划的着重进行平凉、天水、固原、临洮、临夏、兰州等城市工作，争取大批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及技术人员到边区来学习和工作，并调一批地下党员进行训练，以便能在今后一年内培养千名干部准备将来甘肃解放后的需要”。他提出一个朴实的口号，要求新选拔培养的干部“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方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由于西北局和习仲勋坚持这些原则和用人导向，在当时区域分布广、情况复杂的背景下，甘肃乃至西北地区的干部风气正、作风硬。 　　习仲勋重视干部培训工作。在他的关怀支持下，1948年春，陇东中学改建为陇东分区党校，专事干部的培养与训练，从而形成了以专业党校为主、离职培训与在职锻炼相结合及正规学校教育与半日制、夜校、补习班并举的培养、培训格局。1949年5月，陇东分区党校改设为陇东分区干部学校，增设班次，扩大学员招收量，拓宽培训内容，增设课程门类，为收复和接管工作培训了各类干部数千人。陇东干部培训，为新解放区接管和新政权的建立输送了大批干部，保证了新解放区各类干部的需要，促进了新解放区接管建政工作的顺利开展，为甘肃乃至西北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 　　五、解放战争中，配合彭德怀、贺龙，围绕实施陇东战役、兰州战役作出重大军事决策，组织开展军事动员、后勤保障、城市接管等各项繁重工作，为甘肃解放作出巨大贡献 　　随着西北解放战略步伐的加快，习仲勋组织西北局就甘肃迎接解放工作多次召开会议，作出一系列决策部署。 　　194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为了统一陕甘宁边区人民解放军行动，组成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任命张宗逊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治委员。3月4日，张宗逊、习仲勋命令各旅合围陇东重镇合水县西华池，歼敌1500多名，击毙敌少将旅长何奇。西华池战役是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和胡宗南部队在西北战场的初次较量，给进犯的胡宗南整编四十八旅以歼灭性打击，使胡宗南部进攻延安的计划再次推迟，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为延安保卫战赢得了时间。 　　1947年3月，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彭德怀、习仲勋指挥西北野战兵团，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的胜利。接着他们认真分析西北战场局势，共同研究作战计划，决定野战兵团主力在安塞地区休整后，西出陇东，歼击马步芳、马鸿逵有生力量，收复陇东地区，后南下关中或北上三边，相机歼灭胡宗南主力。5月下旬，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向陇东挺进，发动了陇东战役。部队分左、右、右中、左中四路西进作战，彭德怀、习仲勋随野战兵团指挥机关和直属队行动，实施靠前指挥。从5月21日到7月8日，在陇东与三边南北长370余公里、东西宽180余公里地域内，沉重地打击了“青马”和“宁马”部队，歼敌4380余人，收复了根据地大部分失地，取得了陇东战役的全面胜利。 　　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是夺取大西北解放的关键。习仲勋根据形势需要，先后主持作出《西北局关于发展党员的决定》、《西北局对甘肃工作的指示》。1948年7月，他在西北局干部会议上关于土改整党的总结报告中，对土地问题、整党问题的重要性和重点工作作了全面阐述和部署。他强调指出：为解放大西北的事业，没有一个政治上成熟的、内部完全统一的、坚强的、充满朝气的党是不可能的。整顿干部思想作风和农村基层组织，对解放大西北的事业是有决定意义的。 　　在土改运动中，习仲勋提出的区别老区、半老区、新区不同情况制定政策和纠正“左”的偏向的意见，得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肯定。由于政策不完善等诸多原因，在纠正土改过程中的右倾偏向后，又出现了“左”的错误。经过深入调查研究，1948年初，他联系边区实际，先后三次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如实报告边区各地土改中普遍发生的“左”倾问题及所造成的危害，主张尽快纠正“左”倾错误。在1月4日的报告中，他从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土地革命时期建立的老区和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老区、半老区，应按不同情况实行不同的土地政策。经过土地革命、土地问题基本解决的老区，应主要实行调剂而不是打乱平分。在土地革命不彻底的老区和半老区，对地富所有较多较好的土地，应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把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对此意见，毛泽东非常重视，批示说：“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并转发各根据地，及时制止了“左”倾现象。 　　1949年1月17日，时任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的习仲勋在西北野战军第一次代表会议上就接管城市工作作了周密部属。要求“凡入城机关部队人员，必须完全接受统一接管机构的管理和执行其一切命令；缴获的武器、物资，均应由统一接管机构接收、封存、转运或者分配；严禁各部队机关入城抢购物资，由指定的组织统一采办……”“我们已经解放的和将要解放的一切城市，均是人民的或将是人民的城市，必须严格保护，不许破坏。”“一进城市必须采取有效步骤迅速建立秩序，尽力缩短混乱时间，安定市面，恢复人民正常生活。”这些措施和周全部署的实施，确保了西北各大、中、小城市解放和接管工作中未出现大的动乱，社会秩序恢复和经济建设稳步推进。 　　1949年6月，在西安解放、兰州战役即将打响之前，根据军事形势的发展，他对甘肃工作提出了三点指示。西北局对甘肃工作的指示指出：现在西安解放，大关中即将全部解放，解放军不久即将向甘肃进军，甘肃一部和大部分迅速解放已很逼近。甘肃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在陇南、平凉甚至陇渭、皋榆内地准备迎接全面解放。要求甘工委从加强城市工作、武装工作、地下党工作、回族工作、工委自身工作五个方面全面做好工作，为迎接甘肃全面解放作准备。 　　1949年8月22日，兰州战役打响，习仲勋同彭德怀、贺龙一道，亲临部队西进一线，部署号召各级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形成一支十万多人的支前大军，使第一野战军在较短时期内完成了战略转移合围兰州的任务。兰州战役的胜利和甘肃全境解放，凝聚着习仲勋的政治斗争智慧和坚强的组织领导才能，他光辉战斗的足迹遍布陇原大地，亲和感人的形象永远留在甘肃人民心中。 　　1949年8月底至9月初，习仲勋出席彭德怀在兰州主持的西北局常委会议。会议主要讨论贯彻毛泽东8月6日关于争取政治方式解决西北问题的指示，以及如何进军四川、新疆等重大问题。会后，习仲勋检查了解甘肃省支前和稳定市场物价工作，并针对有同志提出利用政府和军队掌握的交通工具对石油、药材、皮毛等实行专卖的建议，提出正确意见，指出这种专卖的办法估计没有什么好处，不要去试它，否则会吃很大的亏，划不来。 　　在党中央、毛泽东的正确决策部署，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和西北局的具体领导和指挥下，经过第一野战军浴血奋战、甘肃地方各级党组织和全省人民的共同努力，至1949年12月上旬顺利取得了甘肃全境的解放和人民政权的建立。 　　六、新中国成立初期，主持西北工作，部署建立甘肃新政权，恢复经济社会新秩序，开展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各项工作，为甘肃各项事业的起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习仲勋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政治委员。抗美援朝爆发后，彭德怀受命到了援朝一线，习仲勋主持西北党、政、军全面工作。 　　甘肃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多种宗教信仰并存的省份，历史上因民族宗教问题引发的冲突和矛盾相当严重。新中国成立伊始，党中央和西北局便把解决甘肃的民族宗教问题，统战工作，民族区域自治工作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来对待，采取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措施。1950年9月，中央派沈钧儒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各民族访问团来甘肃，带来毛泽东亲笔题词：“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西北局和甘肃省委认真贯彻“慎重稳进”的民族工作方针，大胆探索新中国民族工作的新路子。 　　在处理民族问题的各项工作中，习仲勋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大胆而妥当地解决了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团结争取了一批少数民旅宗教界上层人士，为巩固新生政权，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恢复战争创伤，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他与甘肃的许多民主民族宗教界人士肝胆相照，与邓宝珊、马鸿宾和黄正清在合作共事中成为了挚友。而邓宝珊、马鸿宾和黄正清等民主民族宗教界人士都在习仲勋的关心帮助下，为党为民族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49年，在马步芳残匪的拉拢怂恿下，青海藏族头人项谦发动了昂拉叛乱。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习仲勋多次指示：要正确解决昂拉叛乱，不仅对解放昂拉藏族同胞关系极大，而且对共产党在其他藏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站稳脚跟，建立人民政权，开展工作关系极大，甚至对甘、川、康藏区，乃至西藏也有重大影响。要求必须坚持在充分军事准备的基础上，采取以政治争取为主的十分慎重的方针，首先是用和平方式解决。对项谦一定要采取反复争取、特别宽大的政策。从1950年9月到1952年4月，省委、省政府派出省级领导干部和藏族部落头人、活佛等上层各界爱国人士50余人，先后17次去昂拉苦口婆心地劝说项谦。在党的政策感召下，1952年7月11日，项谦回到昂拉，归向人民政府。政府对他予以宽大处理，兑现了承诺。项谦先后担任尖扎县县长，黄南藏族自治州副州长，为人民群众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52年9月8日，当《人民日报》载文介绍了争取项谦、平息叛乱的情况后，毛泽东十分欣喜地赞扬习仲勋说：“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1950年2月下旬，习仲勋与时任西北局统战部副部长并主持工作的汪锋讨论西北统战工作。他们认为统战部门在剿匪斗争中，要广泛宣传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同我们合作的人，不仅要团结像喜饶嘉措(藏)、黄正清(藏)、马辅臣(回)这些靠近党和政府的少数民族上层进步人士，还应团结、争取地主、阿訇、喇嘛、王公、千百户这些人中愿意和我们合作的人，甚至包括那些已经脱离敌特组织、今天已经不再反对我们的人员。他赞同汪锋关于借鉴陕南解放区剿匪经验，防止民族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粗暴作风等建议，有效避免了敌人利用回汉民族之间的历史隔阂，以及我们干部在执行政策过程中的缺点和错误，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混乱的图谋。这一重要思想为后来西北局全面安排部署剿匪工作，特别是民族地区的剿匪工作时采纳，并取得了显著成绩。 　　在西北新区的土改工作中，习仲勋把民族问题也摆在重要位置。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对少数民族实行压迫政策，留下民族隔阂问题。针对这种情况，他严肃地指出：“民族问题就是西北地区的实际，西北的所有工作，如果脱离了民族问题，就是脱离了实际。”土改中及时教育干部掌握土改总路线、总政策，并提出两步走的方案，先在汉族集中的农耕区进行，待政治和社会条件具备时，再在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农耕区进行；第二步根据地方实际，条件成熟后，再逐步解决少数民族牧区的土改问题。要依据民族地区的特点，必须采取慎重稳进的工作方法。他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必须注意：“要有本民族干部去领导，以本民族群众为主，团结其他各族人民，联合和中立一切可能联合和中立的人们，孤立敌人，是能够胜利的。” 　　1950年5月8日，甘肃平凉、海原、固原等县发生了叛乱。次年4月，皋兰县无极道武装暴乱。其他各地也相继出现了“西北剿共总部”、“国民党西北革命委员会”、“民治党”、“西北战地党务工作委员会”、“西北剿共救国军”、“仁义救国军”、“铁血暗杀团”等名目繁多的反革命组织，连续发生群众性骚乱和匪特阴谋暴动事件。接到上报后，为扭转混乱局面，遏制事态发展，作为西北局党政军主要领导，习仲勋及时召开会议研究，从解决群众问题、组织建政、肃特部署、工作部署、干部整训等方面，提出六条解决办法，指示甘肃省委迅速坚决执行。要求“甘省工作，仍然是以全力清匪、肃特、团结各族人民，深入群众工作，安定社会秩序，恢复生产为基本方针”。并要求甘肃省委与野司配合，区别群众性骚乱和匪特暴乱，对继续顽抗的特务武装、惯匪、股匪等坚决清除。这一指示，不仅对当时妥善处理已经发生的骚乱问题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当时稳定甘肃乃至全国局势产生过巨大影响。毛泽东对此十分赞赏，指出“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情况，西北局对此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并转发各中央局执行。 　　1950年6月16日，习仲勋在关于传达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在这里我要特别说到民族问题。这是西北最大的实际问题。首先必须做好以下几件工作：甲、使各民族都有相当数量的代表参加政府工作，并有意识照顾当地人数较少的民族。民族杂居地区应有少数民族的人当县长或副县长。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逐步实行区域自治。乙、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这是少数民族地区今后一个基本任务、各省都开办了民族干部学校，还需要有计划办好。丙、正确对待宗教问题，首先切实尊重各民旅人民宗教信仰自由。丁、一切工作切实照顾民族特点。” 　　1951年8月20日，习仲勋出席西北民族学院开学典礼并讲话。他指出：西北民院开学，这在西北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是人民革命胜利的结果，是各少数民族获得解放的结果。要继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并争取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共同发展和进步，关键就在于要有大批的当地民族干部积极地起来参加各方面的工作，要有一批各民族的充分领会了中国革命经验的、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将自己头脑武装起来的干部，去全心全意地为本民族的人民群众服务，并逐渐地担负起各少数民族地区革命事业的领导责任。他强调，大量培养民族干部，是各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迫切任务，是西北民族学院长期的奋斗目标。在民族工作方面，没有别的事比这件事更为重要的了。 　　1952年8月，定西地委遵照西北局、省委指示，深入检查了靖远县打拉池乡执行民族政策的情况。地委在给省委的报告中，详细反映了当地本乡在执行民族政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此报告引起西北局、省委的高度重视。9月4日，西北局将这一情况通报西北各省区，指出：“定西地委关于靖远县打拉池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报告和甘肃省委的批示很好，特转发各地参考。”并将其转呈党中央和毛泽东，受到莫大关注。毛泽东在中央转发定西地委报告的电报稿上，加写了重要批示，要求每个有少数民族聚居或杂居地区的县委都和甘肃靖远县及定西地委一样，认真检查所属区乡的民族统战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接管，新政权建立，抗美援朝，土改，“三反”、“五反”运动全面展开，各项工作千头万绪。在繁重的工作任务面前，他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深刻思考如何为人民掌好权、为党执好政、为西北工作开好局等重大问题。1950年1月19日，习仲勋出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在就职讲话中，他对自己从政履职提出严格要求：“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和西北军政委员会的一切决议。特别是共产党员应成为执行政策法令的模范。要善于坚持真理和随时修正自己的错误，善于密切朕系人民群众，善于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我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是一个普通的为人民办事的勤务员，这次蒙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本会副主席职务，深感责任重大。当一本过去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全党同志一起，和各民族、各界党外人士一起，彼此共策共勉，当好西北人民的忠诚勤务员。”彰显出执政为民，秉承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 　　1951年3月5日，习仲勋在甘肃省、市两级干部会上的讲话中具体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甘肃实际情况，要求各级党政组织全面抓好抗美援朝、土改、剿匪肃特、城市工作、民族工作、统战工作、整党建党、整风八项工作。强调指出：甘肃要在600多万人的地区进行土改，任务十分艰巨，各级干部“都必须在这个运动中受考验”。在民族工作方面强调，要培养民族干部，办好民族学院，抓好民族区域自治工作，解决好少数民族生活问题。他在同年12月24日省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讲道：“在甘肃包括民族、宗教、阶级，三者有一个搞不好，就会出问题。” 　　1951年8月22日，习仲勋在中共甘肃省第二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甘肃全省完成土地改革的任务很重大，是今年西北地区土地改革的重心。这是解决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并连带着解决许多问题，给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打好基础。”“历史上土地改革斗争中所曾犯过的领导工作上的错误，肯定地说，是不会再发生了。只要我们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又善于在斗争中学习，向群众学习，把高度的革命热情和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够领导全省的群众运动，从胜利走向胜利。”“坚持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中共甘肃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对于领导群众运动，过去是放手的，今后还要继续放手。”“放手就是放正确之手，是在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指导之下的放手……不能放错误之手，乱打人，乱斗争，乱没收，降低或提高成分等，这些都是错误的。”他强调指出：“领导干部要有防止和纠正偏向的观点。不论‘左’的或右的，有偏必纠。什么时候发生了偏向就什么时候去纠正，哪里发生了偏向就到哪里去纠正。运动未开展时，需注意纠正不放手之偏；运动开展了之后，就要很好地掌握，注意纠正其他可能发生的偏向。群众运动开展起来，就好像一渠河水放下来，必须紧张地注意着两旁堤岸，随时随地堵塞漏洞，勿使决口，才能保证河水向着正确的方向奔流。纠偏是教育和提高干部，而不是打击干部。”他还形象地比喻说：“贯彻党和人民政府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是一条完整的路线，不能加以割裂，如同一条链子，中间不能丢开任何一个环节，也不可以使某些环节联系不紧，不然便不能成为一条完整的链子。”这些真知灼见和精辟论述深刻反映他对指导甘肃土改工作的深思熟虑和主导思想的正确性，这种娴熟驾驭全局的能力和高超的领导艺术水平的形成是与他在领导关中、绥德以及陕甘宁边区土改运动中，善于总结积累经验分不开的。 　　习仲勋在中共甘肃省第二次代表会上，针对甘肃土改及土改统战工作，讲到“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设新中国的统一战线，当然也是进行土地改革的统一战线”。“在政府机关中，一切非共产党员干部，包括一般的公务人员，新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技术干部、专家、各民主党派的人士、无党派的民主人士、起义将领和各民族的代表人士，等等，都是我们统一战线工作的对象。我们党对广大非党干部负有责任，即和人家团结好，并帮助人家进步的责任。这个工作要全党都去做。有些同志，把统一战线工作认作只是对少数人的工作，只是一部分党员要做的工作，是不对的。”他在讲话针对甘肃民族地区问题，讲了临夏地区的土地改革问题：“临夏地区的土地改革，一定要和其他地区的做法有所区别。因为这是回、汉杂居地区，又不是一般的回、汉杂居地区，而是历史上回、汉冲突最尖锐的地区，是一个特殊的地区。怎样区别呢?就是在进行工作的步骤和方法上加以区别。要更加谨慎，更加细致。”“争取多数，打击少数，把打击面缩小到最小限度，才能保证土地改革的胜利。必须教育群众懂得这个道理。只要农民觉悟到要分地，这就是提高，就要领导农民实现这个要求。分了土地以后，再经过我们的努力工作，农民的觉悟便会很快的提高，回、汉人民也会更加团结。”在这一精神的指引下，临夏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土地改革试点工作，在每个阶段，都严格区别于汉人地区，更加谨慎、更加细致，处理每个问题，都以加强回汉人民的团结为重。最后稳妥地取得了土改的全面胜利。到1953年，大西北的土改全部完成。甘肃省也从1951年秋到1953年春，在新解放区的3224个乡(不包括已完成土地改革的老区庆阳)，约780万人口的广大农村，分期分批完成了土地改革运动。用他的话说：“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和减租运动，步骤是稳当的，执行政策是谨慎的，工作是努力的，是有很大成就的。” 　　1951年12月11日，习仲勋就开展以“三反”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和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作了专题报告，报告列举具体事实反映在一些党政机关、执法部门贪污现象是极其严重的，也是很惊人的。认为“党内享乐腐化思想确实增长起来，贪污蜕化已成为主要危险”。“事实证明二中全会的预见和规定的防止腐蚀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12月13日，毛泽东立即向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和习仲勋作出批示：“我认为你的分析、布置和其他意见都是正确的。”“仲勋同志的报告，请你们转发到分局，省市区党委和各级军区去，并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七、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后，仍然时刻惦记着甘肃的建设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对甘肃工作中的偏差和失误及时进行了纠正，他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亲民爱民的崇高品格铭刻在陇原人民心中 　　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群众利益出发，是习仲勋一贯的作风。毛泽东评价他“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后，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在全国严重泛滥。10月2日，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到甘肃考察工作。在敦煌，当地领导人介绍他们实行“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入托上学”十包的全供制分配制度，他对这种不符合当时客观条件的“超前”做法表示怀疑，指出：“根据我走的一些地方的情况看，不少地方在谈论如何把生活部分包下来的问题，对生产考虑地较少。现在我们的物资还很不富裕，还不是共产主义。”当听到当地领导人大谈“一县一社”的创举时，他冷静地说：“全县一个社，下设大队、中队，对生产是否有利，可以研究”，并明确指出：“实现公社化并不是共产主义，这一观念一定要明确起来。”考察期间，在与时任甘肃省省长邓宝珊交谈中，习仲勋对甘肃当时存在的严重脱离实际问题有所了解。他在参观“引洮上山”工程时表示出极大忧虑。他认为这一工程在既无电力资源又无先进机械化设备，未经科学论证、不顾客观条件盲目上马，缺乏一定的科学性，有“大跃进”运动盲目性的问题。特别是得知当年甘肃年成较好，但因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被抽调到工地上，丰产却未能丰收时，他对时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直言相劝：“这样的搞法不行啊!将来老百姓是要吃亏的。” 　　1959年4月，习仲勋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责国务院日常工作。他十分重视调查研究，认真批办和接待人民群众来信来访。他认为，“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人民来信来访的实质是党和政府同群众的关系问题，这种关系越密切越好”。6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室同志送来静宁县反映严重缺粮问题的群众来信和随信寄来的一包他们充饥的食物，习仲勋看了信，又拿起一小块“食物”尝了尝说：“这哪里是人吃的?!”他立即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并给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霍维德作出批示：“维德同志：请注意此件所反映的情况，并盼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另国务院派去马永顺同志三人，拟到灾情严重的地区实际了解，盼能给予帮助为荷。”与此同时，习仲勋受周恩来总理委托，召集粮食部、内务部、铁道部、交通部领导人开会，研究安排陕西、四川、宁夏等地紧急调运粮食支援甘肃，使群众严重缺粮的局面得到了缓解。 　　习仲勋十分关心甘肃的干部队伍建设和各级领导班子建设。1983年3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在与甘肃省委新调整的领导班子成员谈话时指出：“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战略任务，要实现这一历史任务，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好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问题。”对甘肃新调整领导班子成员提出殷切希望：“同志们在一起工作，要经常互相提醒，互相支持。一个人的能力有限，我们党有一条宝贵的经验，就是靠发挥集体的作用”；“新班子定了以后，一定要有一个非常融洽的、生动活泼的、民主团结的局面”。 　　习仲勋十分关心革命老区的建设和发展。20世纪60年代，他多次把在南梁政府期间担任过他的警卫员的华池县林镇乡农民王殿斌邀请到北京，了解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和经济建设情况。1986年，庆阳地委、行署筹建“南梁革命纪念馆”，甘肃省委、庆阳地委的领导向习仲勋汇报请示时，他在建筑方案、建筑风格等方面都给予热情的指导，并嘱咐要坚持简朴、节约的建馆原则，还亲笔题写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旧址”的匾牌。习仲勋还嘱咐家人，要关心支持庆阳老区的建设和发展。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他仍一直关心甘肃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工作。2000年6月，习仲勋委托夫人齐心带领子女来庆阳看望老区人民，捐资15万元，为南梁列宁小学兴建教学楼一幢，并以当年列宁小学教员张景文的名字命名为“景文楼”。 　　习仲勋十分重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1985年，拉卜楞寺大经堂不幸被火焚毁，广大藏族同胞十分悲痛。在习仲勋的关怀下，国务院和甘肃省政府投资1200万元人民币，重建了一个更加巍峨壮观的拉卜楞寺大经堂。1990年7月25日开光庆典之际，习仲勋专门发来贺信，并再三强调，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和宗教信仰自由，是中国共产党对待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的一贯的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今后仍将坚持和贯彻执行。 　　2013年10月是习仲勋诞辰100周年，我们深切缅怀习仲勋，就要学习他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高尚品格和实事求是、开拓进取、不畏艰险、艰苦奋斗的崇高精神，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事业，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为实现转型跨越发展，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贡献力量。 　　 习仲勋纪念文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所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