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中共组织领导人 > 习仲勋 > 全文图书 > 习仲勋纪念文集

带领广东“杀出一条血路”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习仲勋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其波澜壮阔的光辉一生中，主政广东是重要的节点。从1978年4月到广东上任到1980年11月离任将近三年的时间，正是广东改革开放酝酿起步阶段。他带领广东人民，认真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大胆实践，开拓创新，特别是在领导广东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工作，实现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代表省委向中央提出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创办经济特区等方面，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一、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 　　1978年5月11日，经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胡耀邦亲自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正式拉开序幕。 　　习仲勋密切关注着全国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5月12日、13日，《广州日报》和《南方日报》分别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广东的党政领导人之中，习仲勋是最先公开表示支持和赞成实践标准观点的。6月，省委召开四届一次常委会议，揭露矛盾，分清是非，端正思想政治路线，成为与会人员讨论的主要问题。在会议的总结讲话中，习仲勋一针见血地指出：“理论要与实践结合起来，理论要指导实践，实践反过来又丰富这个理论，离开实践，理论一文不值。马列读得多，但不同实践结合，那有什么用处呢?” 　　9月上旬，习仲勋连续召集省委常委在广州举行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的学习讨论会。会上，习仲勋严肃地指出：“现在，弄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有重大实践意义的，针对性很强的问题。”会后，省委宣传部紧接着召开理论学习座谈会。从10月起，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逐步在全省各级机关开展。作为省委主要负责人，习仲勋亲力亲为，到各地发表讲话，为各级机关的大讨论加油鼓劲。在中共广州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他说出一段经典话语：“当前正在进行的关于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意义十分重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来是个常识问题，但又是被林彪、‘四人帮’搞得混乱不堪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冲破禁区，更谈不上探讨新的问题，也谈不上安定团结，大干快上”。 　　1979年3月，习仲勋谈到当初表态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复杂性时说：“北京有同志见了我，说我对真理标准问题表态早了，你不表态人家不知道你是啥态度，你表了态大家还要知道这个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道理，否则，就是搞唯心主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际上是跟‘两个凡是’对着干的。” 　　习仲勋在中央局势不是很明朗，思想比较混乱的时候，就对真理标准问题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表明自己的态度，对广东廓清思想理论的迷雾，正本清源，推动思想解放运动功不可没。思想理论界的实事求是之火已经点燃，实践中的实事求是——平反冤假错案已经迫在眉睫。 　　“文化大革命”前后，广东两次反“地方主义”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和许多历史遗留问题。蒙冤受屈者对习仲勋寄予无限的希望。作为“左”倾错误的受害者，16年身陷囹圄，切肤之痛使他能够理解受害者的心情。 　　1978年10月30日，习仲勋主持召开常委会议提出，“要加快清查和落实政策工作的步伐。对错案、假案、冤案，要大张旗鼓地平反昭雪”。1979年1月8日至25日，省委召开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习仲勋提纲挈领阐明了广东的11个历史遗留问题，振聋发聩，发人深思，他总结道：“我们要遵照中央关于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认真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抓紧落实干部政策，正确地处理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指导思想，就是团结起来向前看，消除不稳定的因素，把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广东开始了大刀阔斧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高潮。 　　1979年，广东省党、政、军和各界代表隆重举行仪式，悼念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忠诚的革命战士陶铸。习仲勋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陶铸的一生，号召大家学习他的高贵品质和高风亮节。 　　经过深入调查，广东雷厉风行解决了污蔑彭湃、杀害彭湃家属的冤案。1979年2月，省委、省革委会决定：严肃处理反彭湃烈士事件。在经细致调查后，重拳出击，断然为广东“地下党”平反，恢复名誉，1979年4月27日，省委正式作出《关于为所谓地下党问题彻底平反的决定》。 　　为“李一哲”事件平反。从1979年1月到4月三个月时间里，习仲勋先后八次接见所谓“李一哲反革命集团”案的成员。有时是凌晨时分紧急接见，有时是风尘仆仆下乡归来接见；苦口婆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春风化雨般平息了可能产生的政治风波。 　　排除险阻，坚持不懈，推动反“地方主义”案件复查平反。习仲勋在面对涉及广东几万干部的反“地方主义”时的勇气和胆识令人敬佩，作用更是无可替代。当时的省委常委中，除了他和杨尚昆同反“地方主义”没有关联外，大部分常委都参加过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有些人甚至调到北京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此案事关全局，牵一发动全身。习仲勋上到中央，获取支持，下到省委，排除部分常委的极力反对之声，殚精竭虑，义无反顾，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决心，坚持复查这一历史积案。1980年8月，省委向中共中央上报《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请示》，10月19日中央批复省委，同意上述请示和复查通知。习仲勋接到中央的批复，有了“尚方宝剑”，大大减轻了压力，也增强了对此案复查的信心。1980年10月29日，省委同意了省纪委的复查报告，并上报中共中央、中央纪委，撤销了冯白驹、古大存地方主义反党联盟的结论。到1982年平反冤假错案基本结束，广东20多万人得到平反昭雪，重见天日。 　　在习仲勋的领导下，广东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顺利完成。 　　二、采取标本兼治举措，扭转偷渡外逃风潮 　　从20世纪50年代起，群众性的偷渡外逃开始在广东城乡出现。一直以来，上至省委，下至市县，各级领导都将遏制偷渡外逃视为一个重要任务来抓，但始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面对1978年下半年至1979年上半年的偷渡外逃风潮，习仲勋提出标本兼治的治理思想，最终一举解决了这一困扰南粤大地数十年的社会问题。 　　1978年7月上旬，刚到广东不久的习仲勋，冒着烈日，挤在一辆七座面包车里面，一路颠簸，来到偷渡外逃最为严重的宝安县视察。沿途，习仲勋边看边思考，当地落寞萧条的状况，令他心情沉重不已。在宝安期间，习仲勋还视察了著名的“中英街”；深入关押偷渡者的收容所，与偷渡外逃者们交流；走访了渔农村和来料加工厂，与十多个农村支部书记进行座谈。宝安之行，让他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宝安和香港两地巨大的经济差距。他深深意识到：是我们政策的失误造成了两地的巨大差距，唯有自己真正发展起来，才能从根子上遏制住延续多年的偷渡外逃。这也更加坚定了他支持、推动经济改革，尽快改变广东面貌的决心。 　　除了认识到偷渡外逃产生的根源以外，习仲勋还敏锐地觉察到反偷渡外逃工作中的一个严重误区。他到收容所视察，发现收容所的条件不太好，而且被送来的偷渡外逃者都是被当作犯人来关押的。看到这一情形，他流下了眼泪，生气地说：怎么能把群众当成犯人呢，他们要不是生活所迫，能铤而走险吗?他提出：不要把偷渡外逃当作敌我矛盾来看待，大部分还是人民内部矛盾。1979年6月10日，习仲勋在省委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和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上特别谈到关于偷渡外逃性质的问题，强调：这个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其中坏人只是极少数，但偷渡是违法行为，必须坚决反对。 　　1979年5月，广东出现偷渡外逃高潮，引起中央关注。6月1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坚决制止广东省大量群众偷渡外逃的指示》。接到指示以后，习仲勋高度重视，连续两次召开省委常委会议，部署反偷渡外逃工作。会后，他更是亲赴反偷渡外逃前沿，先到惠阳参加反偷渡外逃会议，紧接着又马不停蹄赶到深圳、珠海等地，坐镇第一线指导工作。在惠阳地委反偷渡外逃会议上，习仲勋系统阐述了其解决偷渡外逃问题的思路。他指出：解决偷渡外逃问题的方针，要治标治本并举。治本，就是要从物质基础上、精神上和组织上，为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和制止外逃创造牢固的条件。只有搞好生产，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制止外逃才有可靠的保证。而治标，则是要做好堵截、收容、开展宣传攻势、打击组织策划者等工作。 　　由于部署有方，执行得力，l979年上半年的反偷渡外逃风潮很快得以遏制。7月7日，习仲勋向李先念、陈慕华并中央作了关于制止广东群众偷渡外逃的报告。7月21日，中央复电广东：省委在较短时间里基本刹住了偷渡外逃风，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7月31日，中共广东省委发出《关于印发习仲勋同志在惠阳地委反偷渡外逃会议上的讲话要点的通知》，指出：到7月初，这股偷渡外逃风已基本刹住。但这还只是治标工作。要从根本上解决偷渡外逃问题，还要继续治本。 　　在习仲勋标本兼治思想的指导下，广东的反偷渡外逃工作从1979年下半年开始进入新阶段。8月27日，省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反偷渡外逃工作的指示》，就贯彻“治本治标并举，以治本为主”方针提出具体要求。12月7日，习仲勋访港，与署理总督姬达会面，开启两地合作反偷渡外逃新路。1980年1月8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关于处理偷渡外逃的规定》，将反偷渡外逃纳入法制化轨道。随着标本兼治各项措施的逐步落实，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建设取得突出成绩，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改善以后，广东的群众性偷渡外逃不断减少，最终完全消失。 　　三、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探索广东发展路子 　　习仲勋时刻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尽管公务繁忙，他依然主动争取时间到各地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寻求广东发展新路。用他自己的话说，“长期呆在机关里，不下去，就无法了解实际情况，人民群众的呼声和疾苦就往往不知道，下面同志的呼声也反映不上来……各级党委书记要多深入实际，作调查研究，才能实现正确的领导。”习仲勋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生活艰苦朴素，作风民主，平易近人，认真倾听下级和群众的意见，足迹遍及南粤大地，给广东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78年7月上旬，习仲勋轻车简从，与省委书记王全国及工作人员乘坐一辆面包车，冒着炎炎烈日，到宝安县视察，两边贫富悬殊非常明显的“中英街”引起了他思想的强烈碰撞。他支持和鼓励宝安干部破除过去“左”的错误思想形成的旧条条框框，充分利用地理优势，尽快把经济搞上去。1978年7月中旬到8月中旬，习仲勋接着到梅县、汕头、惠阳“东三区”作为期一个月的考察。习仲勋冒着酷暑，爬山越岭，深入田间、工厂、猪场和炼铁炉旁，尽量利用一切机会直接接触农民、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广泛向社会作调查，听取地、县、社、大队、生产队干部的情况汇报。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座谈。他根据梅县、汕头、惠阳各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许多发展农业的意见和建议。 　　习仲勋这次宝安和“东三区”之行，找到了广东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初步对策。几个月后，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为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的习仲勋作了题为《广东的建设如何大干快上》的工作汇报。这是他通过基层调研，经过反复思考，为广东寻找的发展新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习仲勋急着赶回广东，很快在省委传达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并研究如何贯彻的问题。1979年1月，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如何把广东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会后，习仲勋亲自带领工作组奔赴肇庆等地，进行基层调研，传达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研究和思考如何从广东实际出发，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发展经济。2月上旬至中旬，习仲勋先后到肇庆、四会、广宁、怀集、封开、郁南、罗定、云浮等地调查，除了同地、县干部接触外，还同130多个公社书记以及一些大队党支部书记进行了座谈，同他们讨论政治方针问题、干部思想问题以及山区以林为纲全面发展的建设问题。他鼓励地方干部要大胆地干。他说：“只要对工作有利，对人民群众有利，对集体经济有利，我们就干，胆子大一点。”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习仲勋认为，广东农村形势很好：充满希望；实现工作着重点转移，发展经济，首先要从农业转起。习仲勋召开省委常委会，认真听取各个工作组调查汇报，他说：“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如果广东还是慢步或原地踏步，我们心里也不安。”通过进行认真分析，集思广益，常委会形成了比较一致的意见，就是一定要充分根据广东的特点发挥优势，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让广东先走一步，这样广东可以为国家多作贡献。 　　1980年7月5日至15日，习仲勋到韶关地区调查研究，最主要的是了解清远县“超计划利润提成奖”的情况，总结推广清远的经验。他用了整整十天时间，先后到清远、阳山、乳源、韶关、仁化、佛冈等地调研。每到一地，他都深入到田间地头，和大、小队干部及社员交谈了解情况，听汇报、研究工作到深夜12点，甚至到第二天凌晨一两点，为地方干部树立了很好的榜样。8月27日至9月2日，习仲勋一行连续数天到强台风袭击的灾区——湛江市郊区和徐闻、海康、遂溪等县，了解当地恢复生产和重建家园的情况，到一些社队看望社员群众，同各级干部进行座谈，共同研究今后发展生产、安排好群众生活等问题。 　　在广东近三年的时间里，习仲勋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足迹遍及南粤大地。通过调研，他针对广东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系列适合广东发展的新路子，促进了广东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 　　四、争取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带领广东先走一步 　　如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快把广东经济搞上去，是摆在习仲勋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通过深入细致的实地考察，习仲勋意识到在现行经济体制下，广东难以有大的发展，如果能赋予广东更加灵活优惠的政策，广东完全有能力把经济搞上去。 　　1978年11月至12月，习仲勋先后出席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提出，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并提出一系列具体措施，得到与会者的赞同。1979年春，习仲勋等省领导带领工作组分赴各地展开调查研究，贯彻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省委常委经过调查得出结论：一定要根据广东的特点充分发挥优势，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让广东先走一步。4月1日、2日省委两次召开常委会议，正式决定向中央要权，请求中央下放权力，在广东试办贸易合作区。 　　4月5日至28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仲勋和王全国代表广东出席会议。4月8日，习仲勋在中南组会议上作了一次系统发言。他指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他代表省委要求在毗邻港澳边界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的侨乡汕头划出一些地方辟为“贸易合作区”，实行单独管理。他还说了一句很“出格”的话：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习仲勋的汇报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赞许和支持。中央决定派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领工作组到广东、福建考察，同两省领导一起研究起草文件。 　　习仲勋回到广东后，先后组织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并专门组织起草文件小组，起草《汇报提纲》和《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习仲勋多次亲自修改文件。5月14日，习仲勋、杨尚昆等人向中央工作组作了详细系统的汇报，同谷牧深入交换起草文件的意见。经过半个多月的反复研究和多次协商，6月6日，广东省委正式向党中央和国务院上报《关于发挥广东优势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7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和福建两个省委的报告，即中发[1979]50号文件。中央确定“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各划出一定区域试办出口特区，并指出“关于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这就为广东要来了先走一步的“尚方宝剑”。 　　习仲勋非常重视中央50号文件的贯彻落实。1979年9月21日，习仲勋在地委书记会议上作总结发言时指出：“广东要从全国的大局出发，把这件事搞好。现在不是搞不搞的问题，也不是小搞、中搞，而是要大搞、快搞，不能小脚女人走路。”“我们要全力以赴，一定要在如何把对外经济活动搞活和办好特区等方面闯出一条路子来，作为全国的参考。”“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拼老命也要把广东这个体制改革的试点搞好。”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广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然而，先走一步的改革开放，一直是在“调整”的大环境下进行的，也是在各种争议和质疑中进行的，还有许多新问题需要解决。1980年9月，习仲勋与杨尚昆、刘田夫等赴京向中央书记处作关于广东工作的汇报，提出扩大广东改革的权限等问题。中央书记处听了习仲勋等人的汇报，进行了认真讨论，形成了《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纪要》指出，“中央授权给广东省，对中央各部门的指令和要求采取灵活办法。适合的就执行，不适合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办理”。中央这个纪要，进一步明确了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重大意义，同时给广东以更大的独立自主权，让广东更加大胆地去闯去干。这是习仲勋为广东争取到的另一把“尚方宝剑”。 　　五、带头走出去引进来，开启对外开放大门 　　1978年四五月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选派三个代表团(组)，分别到国外和港澳考察经济。港澳考察组回到广州时，向习仲勋等广东党政领导人介绍考察情况并提出一些建议。广东领导人受到很大的震动和启发，着手收集对外开放可供借鉴的经验。党中央、国务院听取了三个代表团(组)汇报后，确立打开国门、实行对外开放的国策，并决定发挥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优势，要求广东切实搞好宝安、珠海两个边防县的建设，从港澳引进技术、设备、资金、原料，搞加工装配业务，扩大外贸出口。 　　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专门听取省革委会副主任王全国出访西欧五国的情况汇报，并决定召开广东省、广州市处以上干部大会进行传达；随后，又主持常委会议学习贯彻中央上述指示和部署，提出贯彻落实的措施。1978年7月上旬，习仲勋到宝安视察，指示宝安建立供应香港的外贸商品生产基地，引进香港同胞和外商资金办厂；接着，他派省计委副主任张勋甫率领工作组到宝安、珠海调研，并写出报告。在工作组调研的基础上，省革委会于同年10月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的报告。1979年2月，国务院批复原则上同意上述报告，要求把宝安、珠海建成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基地，建成吸收港澳游客的游览区，建成新型的边防城市；随后，又批复同意两地改设为深圳市和珠海市。 　　在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指出：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只要政策对头，多做工作，港澳、华侨可以成为广东的一个有利因素。他提出要解放思想，加强同港澳、华侨的各种经济合作，建议中央授权广东处理一些与港澳合作的事宜，以及提出适应华侨建设祖国的需要的措施。让广东加强同港澳、华侨的各种经济合作。他还提出鉴于广东与港澳来往密切，希望能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一个办事处，加强调查研究，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的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便减少不必要的层次和手续。 　　在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要求让广东充分利用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他还提出在深圳、珠海和汕头设立贸易合作区，受到邓小平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广东开始闯出一条搞活对外经济活动、办好特区的路子。 　　7月20日，党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广东省委认真贯彻中央这一文件，习仲勋在地委书记会议上指出：“形势逼人，我们要全力以赴，一定要在如何把对外经济活动搞活和办好特区等方面闯出一条路子来，作为全国的参考。”习仲勋和广东省委冲破阻力，进行对外贸易体制的改革，打破独家经营的局面，调动各地区、各部门从事外贸的积极性，适当扩大各地、市、县经营外贸的权限，在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和合资经营等方面大胆放权。 　　习仲勋和省委、省政府积极引进外资兴建宾馆，以促进旅游业和对外开放。从1978年夏天开始，就引进外资发展旅游事业，与霍英东、李嘉诚、胡应湘、利铭泽、李兆基等人士多次洽谈。霍英东起初拟无偿捐资兴建宾馆。习仲勋等人考虑为了鼓励外商到广东投资，不赞成他的想法，认为采取合资兴建的形式，将会更好地鼓励港澳同胞、华侨和海外华人来国内投资。霍英东也赞成这一意见。广东还专门派人到香港考察一流宾馆等旅游工程。省旅游工程领导小组与霍英东达成在广州白鹅潭兴建宾馆的《投资计划意向草案》后，习仲勋于1979年2月22日，亲笔给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写信，汇报有关引进外资洽谈情况，请余秋里帮助从速审批这一合作项目。同年4月初，国务院便正式批准了这一项目。继白天鹅宾馆这一中国内地首家五星级宾馆兴建之后，广东又洽谈成功并兴建了中国大酒店、花园酒店，习仲勋等人为此倾注了许多心血。 　　习仲勋还亲自率领广东代表团走出国门，于1979年11月22日起对澳大利亚进行为期14天的访问，会见了澳大利亚联邦总督考恩等官员和各界人士，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返粤途中，又对香港进行为期6天的访问，与当局官员和各界人士进行了会谈，考察了香港市场和市政建设等。1980年，习仲勋又先后访问澳门和美国。在澳门，会见了各界知名人士，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习仲勋率领中国省长代表团到美国访问18天，与美国各级官员和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在美国人民尤其是华裔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回国后，他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向各级干部作了访问美国的报告。他还接待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总理访问广东，双方签订缔结友好省州协议书。这些活动和举措，对广东开启对外开放的大门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六、探索经济体制创新，推动城乡改革 　　改革开放之前，广东的国民经济长期处于传统计划体制桎梏之下，深受“左”的思想影响，呈现出百业凋零的势态。习仲勋主政南粤之后，强烈感觉到冲破旧体制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所以，他一到广东就大力提倡思想解放，支持各行各业的改革创新举措，大刀阔斧地推进城乡改革。 　　习仲勋对广东的物价和流通体制改革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据时任广州市越秀区区委书记朱森林回忆：“有市民把兑不了的鱼票寄到习仲勋同志那里，他收到以后体会很深，决定从副食品、蔬菜开始放开价格。”群众的呼声，坚定了习仲勋改革价格体制的决心。在他的领导下，广东开始逐步放开商品价格，缓解市场供需，搞活城乡流通，引领了全国价格、流通改革的潮流。 　　企业是经济活动的细胞，只有企业有了生产动力，经济才能搞得活。这是习仲勋在基层厂矿视察之后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所以，他特别重视给企业放权。1978年下半年，清远县委、县革委会在国有企业中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此举扩大了企业自主权，让奖金与经济效益挂钩，很快便收到奇效，短时间内，职工生产积极性和企业效益获得双重激增。然而，在“左”的思维之下，这种做法竟被人批评为“物质刺激”、“奖金挂帅”，前景岌岌可危。听了汇报以后，习仲勋认为，清远经验对国家、集体、个人都有利，国家始终占大头，可以解决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值得肯定。在1979年8月召开的全省工业交通增产节约工作会议上，他力排众议，再次肯定清远经验的积极意义。会后，他更是带着省委办公厅和省工交、财政部门的负责人亲赴清远，实地调查。在清远，他给改革者们壮胆：“中央给了我们权，我们给县里也要分权。不要以为上面的什么文件，就神圣不可侵犯，不敢越雷池半步。”在习仲勋的力推下，清远经验很快在全省推广。一年多后，清远经验不仅在本省取得重大成功，而且引起全国性关注，甚至还被写进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之中。 　　农业是习仲勋探索广东经济体制创新，推动城乡改革的基础。来粤后，习仲勋发现：地处岭南、四季常青的广州竟然面临一年四季吃菜难的问题。这让出身农村，深知农业在国民经济中重要地位的他很是焦急。他决定：从改革农业体制入手，拉开纠正极左错误、发展广东经济的大幕。1978年6月，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在广州召开。会上，农业问题成为与会者讨论的焦点。在总结讲话中，习仲勋指出：广东农业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错误的路线和政策，所以，省委应该尽快结合广东的具体情况，有破有立，把被极左错误影响的农村经济政策纠正过来。对于群众的改革创新，习仲勋采取包容的态度。据时任省委常委兼秘书长杨应彬回忆：习老去从化视察，了解到当地两个大队正在试验的产量承包责任制效果不错，就问我可不可以推广。我就同他讲了60年代清远洲心公社搞产量责任制遭批判的遭遇。他听了以后就说“只要能增产，就是好办法，怕什么?这两个大队我已经批准他们继续试验，错了我负责”。在习仲勋和省委的支持、鼓励下，广东开始逐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大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很快，南粤大地的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得以有条不紊地展开。 　　以放开商品价格，启动流通体制改革为突破，以推广清远经验，扩大企业自主权为切入口，以农业经济体制改革为支撑，习仲勋和广东人民一起，进一步将探索的步伐迈进计划、外贸、交通、科教、劳动工资等各个领域，并取得突破性进展，使得广东成为名副其实的改革开放“领头羊”。 　　习仲勋对他蒙冤复出后工作第一站的广东有着深厚的感情。1978年4月，他到广东的第二天，在省委第四次党代会上讲话时感情真挚地说，他由北方水土养育了大半辈子，现在到了广东，要靠南方水土养育下半辈子，把广东作为第二故乡。1987年及以后，他以中央领导的身份，多次到广东视察，关心广东的改革开放事业。1987年2月，他以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身份，在时隔6年后，又回到了他曾经主政过的广东，他用一个月的时间，视察了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和广州、江门、佛山、惠阳、肇庆、韶关等23个市(地)、县，实地考察这里的城市建设、农村、学校、工厂、旅游区等。1988年12月4日至20日，习仲勋再一次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到广州、东莞、深圳、珠海、中山等市及番禺、宝安等县，了解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以及当地群众生活状况。1990年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职务上退下来之后，他说：“深圳是我的家，我要看着深圳发展。”整整12年，他在深圳居住，真正实践了他把广东作为第二故乡的诺言。 　　先人已逝，风范长存。习仲勋为广东的广大干部群众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坚持思想解放，实事求是，敢为人先，求真务实，开拓进取。他反对主观主义，生搬硬套，瞎指挥，“一刀切”，虚假浮夸，强迫命令。他作风民主，平易近人，认真倾听下级和群众的意见。经过调查研究，他为广东探寻出通过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出路，成为改革的破冰者。他处处为广大干部群众着想，为全局着想，不计较个人得失。他殚精竭虑，义无反顾地坚持复查反“地方主义”等历史积案，深得人心。他心系广东人民，把广东作为第二故乡，走上中央领导岗位后，仍然继续关心和支持着广东的改革开放事业。 　　(陈弘君 陈宪宇 王 莹 谢 涛 师春苗执笔) 　　 习仲勋纪念文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所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