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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中央指示妥善处理新疆问题

《习仲勋传》编委会

新疆解放后，在以王震为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的领导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新疆部队的努力下，各项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召开的西北军政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王震、陶峙岳和包尔汉先后发言，介绍新疆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给与会者以极大鼓舞。 　　根据与会代表的提议，西北军政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发出慰问电，热情慰问驻新疆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欣悉你们两年来，除和新疆各族人民亲密团结，巩固地捍卫着祖国的边疆外，同时以高度的爱国主义和集体英雄主义的精神，忘我地进行着大规模的劳动生产，为祖国创造和积蓄了大量财富，你们和新疆的人民一道正在为新疆的未来的经济建设开辟着光辉的道路。本会议全体与会人员，对你们的英勇精神和伟大成绩，感到异常兴奋，特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与慰问。希望你们不骄不躁，继续努力前进，为争取更大的新的胜利而不断奋斗。”① 　　但是，在牧区改革问题上，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同中共中央西北局却产生了分歧，也引起了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党中央在听取了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的汇报后，决定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会议，讨论解决新疆土地改革包括牧区改革问题，刘少奇主持并作总结讲话。会议批评了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在牧区改革上所犯的错误，指出“把农业区的经验机械地搬到牧区是错误的”，同时提出新疆土地改革、宗教工作应当注意的问题，强调在新疆实行民主改革应当执行慎重稳进的方针，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习仲勋的意见与中央是完全一致的。这次会议决定改组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由王恩茂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兼新疆军区政委、新疆财委主任；徐立清任第二书记，张邦英任第三书记，赛福鼎·艾则孜任第四书记。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这次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决定于七月十五日至八月五日召开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届党代表会议。为了开好这次会议，使新疆的各级干部理解中央的政策精神，习仲勋受中共中央委派，于七月四日乘飞机抵达迪化。他广泛接触新疆各方面的干部，深入了解情况。 　　毛泽东高度重视新疆问题的妥善处理。在习仲勋启程去新疆的前两天，他对新疆送来的关于农业区土地改革和牧区工作的两个决议稿作出批示：“此两件请周总理即阅，明三日或四日至迟五日由尚昆派人乘飞机送迪化交习仲勋、王恩茂二同志收，务于七月六日或七日送到勿误。原件应抄存一份。”两个决议稿是准备提交新疆党代表会议讨论的，一个是《关于在新疆农业区实行土地改革的决议》(草案)，一个是《关于在新疆牧区工作的决议》(草案)。前一个决议草案指出：根据新疆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民族特点，在农业区必须坚决地实行土地改革，同时对土地改革又必须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为了保证土地改革的胜利，决议对组织最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正确地划分阶级、有分别地开展对地主阶级的斗争、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不断地教育农民群众等问题，以及保护宗教土地、保护畜牧业和外侨土地等具体政策作出了规定。后一个决议草案在肯定新疆解放以来牧区工作成绩的前提下，着重指出了牧区工作中所犯的一些原则性的严重错误。这些错误是：企图在牧区划分阶级，宣传社会改革，准备消灭地牧主经济；不顾牧民的觉悟程度和是否自愿，企图组织畜牧合作社；对于匪特煽动的群众性的叛乱着重军事清剿，政治争取和瓦解工作做得不够；在镇反中捕人太多，打击面过宽。总之对牧区工作不是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而是企图实行一种危险的冒险政策；不是根据畜牧经济的特点实事求是地去规定若干可能的改良，而是机械地搬用农业区土地改革的办法去改革畜牧经济。决议确定了牧区工作的总方针是：安定社会秩序，保护与发展畜牧业，在可能的条件下适当地改善牧工和穷苦牧民的生活。并在此总方针下实行一系列政策，包括“广泛地开展牧区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团结一切可以争取、团结的人(包括部落头目、宗教首领及牧主)，只打击那些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坚决保存牧主经济，对牧主经济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实行牧主牧工两利政策，逐步取消牧主封建特权，鼓励牧主的生产积极性，使牧主经济逐渐变成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②等等。毛泽东认真阅读了这两个草案。此后，这两个草案经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届党代表会议讨论通过。 　　七月八日，习仲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扩大会议，吸收党代表会议的核心分子四五十人参加，传达中共中央的精神，组织分组讨论。经过五天会议，大家检讨了各方面存在的问题，初步统一了思想，为党代表会议的顺利召开“做了实际的准备”。 　　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届党代表会议正式开幕，习仲勋代表中共中央率中共中央西北局代表团出席会议，并向大会作了报告。第二天，习仲勋向中共中央汇报了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届党代表会议的具体议程和内容。他设想：“会议进行到后期，斟酌情形，我准备就土改问题和领导工作问题再讲一次，着重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帮助分局同志胜利的结束会议。会后，再定出具体办法，在新疆全党内普遍深入地进行传达，停止和扭转各方面工作中的混乱现象，布置土地改革工作。”③七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收到习仲勋的报告后指示：“你于七月十六日晚写的报告今天收到，阅悉。我们认为你对新疆情况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针是正确的，望即照此去做。”④毛泽东还将习仲勋的报告，批示送给已经回国、仍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的彭德怀阅示。 　　在这次党代表会议上，习仲勋就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出现的偏差作了几次重要讲话。他从提高党的干部思想政策水平出发，从汲取经验教训和改进工作方法的角度提出意见，并宣布了中共中央的处理意见。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几位领导和中央民委副主任刘格平，就民族宗教问题作了报告。“分局几位同志又都带头作了检讨，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展开了”。会议还成立了由贾拓夫领导的财经工作组和张宗逊领导的军事工作组，以及清理积案工作、检察宣传教育工作和研究干部工作三个委员会，准备更系统地了解情况。会议讨论了关于加强外来干部与本地民族干部团结的问题和土地改革工作，通过了《关于防止和克服大民族主义倾向的决定》和《关于新疆农业区实行土地改革的决议》、《关于在新疆牧区工作的决议》。 　　习仲勋在报告和讲话中，系统阐述了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在牧区改革工作的政策和策略。他指出：“中央和西北局对牧区工作是坚持慎重稳进方针，规定在目前以及今后一个长时期内的工作任务是：肃清土匪，镇压反革命现行犯，安定社会秩序，保护包括牧主经济在内的畜牧业，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医疗、贸易工作，培养当地干部，逐步建设民主政权，团结和争取一切可以团结和争取的人们，努力发展畜牧业。”他认为：必须重视占牧区畜牧业百分之六七十的牧主经济，这是一种半封建、半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即其政治上的残酷压榨牧民是封建的，其对畜牧业的经营方法，则是带资本主义性质的。我们的政策，是逐步取消牧主在政治上的封建特权，但又坚决保护其牧主经济，并鼓励其发展，使其成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牧主阶级一般是我们联合的对象，而不是打击的对象。“对于牧区政权，不论是旧有的千百户制，或新设的县、区、乡制，都必须吸收当地有势力的和较好的部落头人参加，使其有适当地位，并逐渐增加各级政权机关的民主性。”牧区镇压反革命的对象，必须严格控制在现行反革命活动和武装叛乱首要分子的界限内。对于武装割据的部落头人，依据青海省争取昂拉区项谦千户的经验，首先用最大力量进行耐心的政治争取，确实争取无效而仍武装顽抗时，才组织军事进剿。但在进剿中与进剿后，均不放松政治争取工作。“只要仍有一线机会，都必须坚持政治争取工作。” 　　习仲勋在报告和讲话中说：“在开展牧区工作的步骤上，是首先抓紧安定秩序，开展医疗、贸易工作，培养干部三项基本任务，其他各项工作则依据情况，逐渐推进。”这就廓清了在牧区工作上的政策界限。他强调要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处理党在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他说：“有很多事情，明天办是好事，今天办就是坏事。如定居比游牧好，但在今天尚无定牧的条件下，组织牧民定居，便害了牧民，害了畜牧业。所以‘一切决定时间、地点和条件’，离开具体环境去观察和解决任何问题，都是没有准的。”⑤他认为，一些领导干部在看问题的思想方法上有片面性，即“只看到顺利情况的一面，忽视了困难情况的一面；只看到阶级关系的一面，忽视了民族关系的一面；又不是从各少数民族当前的具体情况出发，而是搬用汉族地区的工作经验去看那里的阶级关系；对于封建阶级和上层分子，只看到他们残酷地压迫、剥削群众的一面，忽视了他们多数人尚与群众有某些联系、有共同民族情感的一面；夸大了他们与群众对立的共同性，忽视了这种对立有程度不同的差别性；对于牧主阶级，只看到它在政治上封建落后的一面，否认了它在经济上尚有积极作用的一面；对于劳动群众，又只是看到少数先进分子的一面，忽视了真正广大群众的一面；只看到了甚至是夸张了群众要求进步的一面，却忽视了群众尚被许多传统的落后影响所束缚的一面；对极复杂的宗教问题，也只看到它在少数青年知识分子中影响衰退的一面，而忽视它的渗透群众生活的诸多方面。这样，便不能了解各少数民族当前发展阶段的特点和全貌，不懂得必须在巩固民族团结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反封建阶级的斗争，不能领会在反封建阶级的斗争中，上层分子和分化敌人营垒的特殊重要性”⑥。 　　习仲勋还针对一些干部在工作中，有时把宗教和封建制度混同起来的倾向，依据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及国家之起源》一书中的分析，着重说明不能把宗教当做封建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道理。他指出：人类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便已有了朴素的宗教观念，宗教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必然产物，是群众面对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不可抗衡的自然法则与社会法则而求助于神秘现象的表现。封建阶级只是利用了宗教，而不是由他们制造了宗教。因此，宗教不会随着封建剥削制度的消灭而消灭。由此，他强调说明统一战线在新疆工作中的极端重要性，党在新疆的一切工作都离不开组织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与汉族地区比较，新疆的统一战线工作更加广泛，除开帝国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地主阶级以外，各民族的各个阶级、阶层、集团、重要人物和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开明士绅，都是我们团结的对象。“而团结各民族的领袖人物、宗教界重要人物、牧区的部落头人、知识分子，在目前时期有特殊的重要意义。”⑦ 　　八月五日，习仲勋在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届党代表会议闭幕会议上讲话，对这次会议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说：“这次会议的特点，就是充分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用耐心说服方法解决思想问题，不仅是讲求方法，更重要的是讲求效果。这次会议的效果很好。关内来的干部和本地干部都毫无拘束地讲了话，大家都把事实摆出来，大家都开动脑筋，分析问题，辨别是非。”“这样，问题弄清楚了，基本政策思想都一致了，结论也就容易做出来了，大家都提高了。”⑧ 　　会后，习仲勋专门就这次会议的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习仲勋在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届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赏：“习仲勋同志的报告很好。” 　　随着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届党代表会议精神的贯彻，新疆牧区出现了新的局面。由于政策对头和积极争取，阿山地区的谢尔德曼、胡尔曼两股匪部五十二人向人民政府请降。⑨一九五三年夏，中共中央西北局派出调查小组，在四个月的调查后写出的《新疆牧区调查报告》，也证实了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届党代表会议后“牧区社会秩序空前安定”的情况。报告以一个县为例，说：“新疆情况最复杂的地区是富蕴及其周围数县，尤以富蕴最甚。我们在这个县住了月半有余，大部时间又住在游牧部落。据知该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牧民曾经跟乌斯满，去年八月前又有谢尔德曼、胡尔曼等叛乱，致生产停顿，牲畜减少，牧民生活困难，人心不安。解放后，尤其是去年分局党代表会议端正牧区政策后，叛乱停止，秩序安定，大家都能安心生产。今秋和去年八月前相比，该县人口从九千余增至一万九千余，牲畜从三万余增至十万余(不完全是繁殖，大部是从外地搬回)，农田由大部荒废到不仅全部恢复而且又扩大一倍。县城商民由不足七十户增至二百余户，由高价买不到面粉、油、盐等日常必需品，到基本上可以供应，并且价格降低一倍以上。去年八月前一市斤面粉两万四千元(旧币)还买不到，现在降至五千元一斤。牧民安定后，扩大生产，生活得到初步改善；去年至今春该县对贫苦牧民又作了三次救济。牧民享受这种安定生活，无不感激共产党和人民政府。”⑩ 　　一九九一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新疆》一书，对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届党代表会议是这样评价的：“从以后新疆历史的发展来看，这次会议就牧区工作所确定的方针和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会议提出在新疆工作中，应充分注意民族特点，加强民族团结，坚持慎重稳进的方针，对新疆各项事业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11) 　　①西北军政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给驻新疆人民解放军慰问电》，1951年11月29日。1951年11月30日《群众日报》。 　　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484页。 　　③习仲勋：《对王震同志和新疆分局领导工作错误的分析及解决问题的方针的报告》，1952年7月16日。 　　④中共中央同意习仲勋同志关于检查新疆工作的报告及批示，1952年7月20日。 　　⑤习仲勋:《在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届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1952年7月15日。 　　⑥习仲勋：《关于检查新疆工作的报告》，1952年8月22日。 　　⑦习仲勋：《在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届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1952年7月15日。 　　⑧习仲勋：《在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届党代表会议闭幕时的讲话》，1952年8月5日。 　　⑨习仲勋：《关于检查新疆工作的报告》，1952年8月22日。 　　⑩师谦、雷守仁、夏家瑞：《新疆牧区调查报告》，1953年10月16日。 　　(11)《当代中国的新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87页。 　　 习仲勋传/《习仲勋传》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