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中共组织领导人 > 习仲勋 > 全文图书 > 习仲勋传（下）

身陷囹圄

《习仲勋传》编委会

一九六七年新年伊始，中国的政治气候持续升温，“文化大革命”发生急剧变化，席卷全国的阶级斗争愈演愈烈，整个社会更加动荡和无序。 　　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以格外引人注目的措词，向全国传达了非同寻常的信号：“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是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 　　同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刊登了姚文元《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长篇文章，三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公开点名批判周扬和小说《刘志丹》，不点名地诬陷习仲勋等，说周扬“伙同一小撮反党野心家，积极支持并鼓励为反党分子高岗翻案的反党小说《刘志丹》的出版。他亲自接见写这本书的反党分子，亲自审阅了这部小说，称赞这本书‘做了一个模范’、‘树立了一个榜样’。他们企图假借这部小说，洗刷高岗的反党罪恶，篡改党史，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正确结论。”文章旧事重提，又一次把未出版的小说《刘志丹》拿出来作为“罪证”，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把毛泽东“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的话用来说明所谓“斗争”的严重性。之后，上海掀起“一月风暴”，造反派向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夺权，以“全面夺权”为标志的政治风暴迅速在全国刮起。 　　一月四日，中央文革小组领导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公然发表攻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的言论，蛊惑群众，一夜之间，“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的标语贴满北京的大街小巷。六日，清华大学红卫兵编造刘少奇女儿出车祸的谎言，将刘少奇、王光美夫妇骗出中南海，由于警卫保护，刘少奇得以脱身，王光美则在清华大学受到批斗。随后，大批红卫兵和造反派在中南海门前集会，发表演说，呼喊口号，散发传单，刷写标语，要求“揪出”和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早已被贬职的习仲勋也在劫难逃。 　　一月四日晚，喧闹了一天的洛阳矿山机器厂逐渐平静下来。当大多数人家熄灯就寝时，习仲勋宿舍的灯还亮着，他尚未休息，正在读书学习。十一点时，一帮人突然猛敲习仲勋宿舍的房门。秘书范民新刚打开门，十几个戴着红卫兵袖章的人就一拥而进，冲到习仲勋面前。面对不速之客，习仲勋先是一愣，但马上镇静下来。一个领头的指着习仲勋声色俱厉地说：我们是西北大学的红卫兵，你是“反党野心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在西北犯下了滔天罪行。我们要把你揪回西安批斗。你要向西北人民低头认罪。①原来，这些人是西北大学“文化大革命临时委员会”的红卫兵，专程来洛阳揪习仲勋回西安批斗，以壮大自己组织的声势。此时，习仲勋意识到问题复杂了，预感将会失去人身自由，等待他的可能是更大的磨难。但对去陕西，他不安的心情还有几分慰藉。毕竟他在那里生活工作过三十九个春秋，那里又是养育他的桑梓之地，有许多战争年代生死相依的战友和群众。习仲勋几十年后对子女说：“那时西安的造反派批斗我，我要是往照金或武字区、心字区②等地一跑，他们就会找不到我的。那里的老百姓和我们是鱼水相依呀!”③ 　　习仲勋对来人说：“能否向厂里汇报一下，做些准备，天明再走?”红卫兵蛮横地说：“现在就走!” 　　“你们问我什么东西都可以，要拉我走，不行，那得中央说话。中央不说话，我不能走。”习仲勋也提高了嗓门。 　　范民新看到眼前的情景，出于责任和感情，即出面与红卫兵交涉，要求先报告中央，待中央同意后再走。但是，在那个狂热的年代，任何正义、理性的声音都显得微弱乏力，只要一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就可以成为少数人肆意践踏法制、为所欲为的“通行证”。红卫兵拒绝了范民新的要求，执意要带走习仲勋。 　　习仲勋一看没有回旋余地，表示愿意去西安接受群众批判。他从容地拿起一个手提布包，装上一双布鞋和老花镜，披上来洛阳时穿的黑呢子大衣，回过头来叮嘱范民新说，我走后你即向厂里和中央报告。 　　红卫兵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大口罩给习仲勋戴上，推拥着他匆匆离开洛阳矿山机器厂，消失在寒冷的夜色中。习仲勋离开之时，范民新深情地看了他一眼，感到这位五十三岁的中年人似乎苍老了许多，不禁心头一阵酸楚。他快步来到代厂长刘健先家，敲开房门，向他详细地讲述了习仲勋刚被西安红卫兵带走的经过。其时，刘健先也以“走资派”的罪名受到冲击，但他还是很负责任地向国务院作了报告。④ 　　在洛阳火车站，一辆没有挂车厢、冒着白烟的火车头停在那里。这是西安红卫兵与车站造反派联手，为押送习仲勋事先准备的“专列”。造反派如此“周密”的安排，或许是他们意识到“揪斗”习仲勋这样的人物是要冒风险的，因而不能不考虑习仲勋的人身安全和可能出现的后果；另一个原因则是，造反派之间派性斗争不断激化，互相戒备，提防对立派抢人。 　　第二天一大早，习仲勋同十几个押解他的红卫兵乘坐火车头到达西安车站。习仲勋先被关在西安郊区的一所小学，西北大学“文化大革命临时委员会”的红卫兵怕暴露“目标”，又把他转移到三原，后又转移到阎良。当时造反派之间矛盾也很突出，西北大学“文化大革命临时委员会”被康生批评为“保守派”，他们一边把习仲勋交由阎良的红安公司造反派批斗，一边和西北大学另一个造反派组织“文革筹委会”联系，把习仲勋作为他们倒戈易帜、加入“文革筹委会”的“见面礼”。一月十日晚，习仲勋被拉到红安公司大礼堂批斗，快结束时，西北大学“文革筹委会”的红卫兵进到会场，和红安公司的造反派头头简单交涉后，便和原来“临委会”的几个红卫兵把习仲勋押上卡车，拉到西北大学，关押在三号学生宿舍楼的二层三十四号房间，并让一名红卫兵与他同住，监督他的一举一动。⑤ 　　西安，这座凝聚了千年历史烟云的古城，高高的城门楼、厚厚的城墙，刻下时代嬗变的缕缕印痕。尽管“文化大革命”闹得乌烟瘴气，但古城仍迎着凛冽的寒风傲然屹立。 　　习仲勋对这座城市太熟悉了。早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的腥风血雨中，年仅十四岁的共青团员习仲勋，因参加学潮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关押在西安北大街西华门的“军事裁判处”。在那里，他和九名战友与敌人进行了勇敢机智的斗争，在狱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职业革命的道路。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西安解放，习仲勋率中共西北中央局机关进驻西安，接管政权。这时，他已是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政治委员，继而又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实际主持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在这里，他参与组织指挥了解放大西北的伟大斗争，领导了西北地区新生政权建设、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和经济文化建设。他不敢相信在离开十五年后，竟然被一群红卫兵“押解”回来。在关押的房间，他看着阴暗的墙壁和门外游来转去的红卫兵“管教”，一阵孤独、悲愤、无奈的情绪袭上心头。 　　但是，习仲勋像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一样，在数十年的革命经历中，对毛泽东始终十分信任，相信毛泽东作出的决策是正确的，即使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也不是毛泽东的初衷，并相信一切错误最终会得到毛泽东纠正。因而他想得更多的是检讨自己。习仲勋思绪万千，有千万端心曲要向家乡人民诉说。然而，这时的他已失去了一切自由，等待着他的是批斗和摧残。十六年后，习仲勋对金日成说：“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西安的红卫兵把我揪到西安去批斗，我那时已是‘死老虎’，但还是照样批斗。”⑥ 　　①《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503页。 　　②照金：属陕西省耀县，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武字区、心字区：属陕西省三原县，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渭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 　　③习近平谈话记录，1996年12月24日。 　　④刘健先谈话记录，1992年8月15日。 　　⑤孟德强：《和习仲勋相处的七十二天》(打印稿)，2010年6月。孟德强时为西北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学生，后在宁夏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教育系任副教授。 　　⑥习仲勋与金日成谈话记录，1982年10月14日。 　　 习仲勋传/《习仲勋传》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