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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无休止批斗

《习仲勋传》编委会

习仲勋在开始被军管的一些日子里，生活还比较平静，而这种平静却极为短暂。 　　由于要时常答复造反派交代问题的“勒令”，应付名目繁多的内查外调，习仲勋不得不经常回忆往事，反复写“检查”和各种证明材料。他曾说：“对每件来问，只要是我知道的，都尽力地表达确切，交代清楚。有时因记忆关系，也常常出些偏差，但只要一回忆起来，我即马上更正。除以上时间外，我以全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力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① 　　习仲勋在写“检查交代”材料的过程中，许多被岁月湮没而淡忘的往事又浮现在脑际，民国十八年大饥馑前后，父母弟妹一家数口死于病饿的悲惨情景；四十年投身革命东奔西走、舍生忘死、艰难曲折的历程；多少位“壮志未酬身先死”战友们的音容笑貌，等等，挥之不去，他的眼睛湿润了。习仲勋仔细地审视着自己，检讨着在革命经历中做的与人民利益相悖的事情，哪怕一点点细微之处也不放过。但是，他却很难把自己过去一时工作中的过失与“反党反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更难以接受把自己说成是“反党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难以抑制激动而委屈的心情，觉得有满腹话语需要倾吐，这时又想到了周恩来。 　　四月五日，习仲勋给周恩来写信，讲述他在西安的境况和近来的思想：我虽有被批斗和每天都有接待来访，要我交代问题，但是还没有大的批斗，也确实没有揭发出多少问题。即使揭发出来的，也是一些老问题。“我离开西安已十五个年头了，即就是过去遗留的坏影响，到现在也不会那么多了。”他坚决不承认自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分子”和“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提出自己的问题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已作过交代和处理。他请求中央“最好让我早些回去，在原单位劳动锻炼，继续彻底改造自己”②。这封信寄出后，是被造反派扣押，还是到了周恩来手中，不得而知，但习仲勋要求回洛阳矿山机器厂的心愿终未实现。 　　实行军管，目的是要保护习仲勋，然而当“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再度加剧的时候，军管也不再风平浪静。此时处境维艰的周恩来要保护习仲勋，也鞭长莫及。 　　一九六七年的夏季，“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全中国又一次掀起了“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的高潮。六月以后的两个多月里，习仲勋被“群众批斗大会十余次，小会提问十余次”③。 　　八月五日，造反派勒令习仲勋揭发“刘、邓黑司令部”问题。他写了一份材料，以工作联系较少搪塞造反派，说没有什么可揭发的。 　　八月九日、十日，习仲勋又被迫向造反派递交了两份所谓“检查”材料，篇幅长达九千余字。这两份材料也是按照造反派的追逼提问，着重谈了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以及与高岗、彭德怀的关系问题、一九六二年小说《刘志丹》问题和在西北工作的问题。他特别指出：“中央的领导，始终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占统治地位。”他在写到同高岗的关系时据理辩解说：“我们在一九四五年以前，有长期的工作关系，这中间虽然有过几次支持高岗的事实，但在那时来说是一种正常的工作关系，而不是一种反党活动。如果把这种同志之间的历史关系，不以党的正确原则来对待，就会得出宗派主义的认识结论。”他写道：“解放战争时期和彭德怀在一起几年，有过工作上的争论，但还是正常的同志关系。”在八月十日写的材料中，习仲勋简要描述了他从一九三二年组织两当起义到一九五二年在西北的工作经历，实事求是地对这个时期的工作做了回顾，在“这个时期里，在革命战火的岁月中，我虽然有过工作的错误，但基本上还是一心一意地为革命事业而艰苦奋斗。西北解放后这一段时间里，主要是民主改革阶段，在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所制定的各项革命政策和革命策略情况下，西北地区虽然情况很复杂，在甘、青、新发生过多次土匪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暴乱，但很快平定了下去，取得了民主改革的伟大胜利。一九五二年以前的西北地区，应当肯定地说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在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统一战线以及少数民族工作上，所取得的一系列伟大胜利，也就是毛泽东思想在西北地区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他写道：“至于当时在实际工作中所发生的错误，如关中地区土改不彻底，统一战线工作中某些右的偏向，少数民族工作中的偏差等，这些都是由于未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以及自己指导思想上的错误而产生的结果，其责任完全在我身上，应该由我负责。”同时再次搪塞了“刘、邓司令部”问题，几乎与前次“交代”一字不差。 　　迫于当时的政治压力，习仲勋在这两份材料中不得不给自己加上了一些空洞的罪名，但是他充分肯定党在西北地区的正确领导，肯定正确路线对西北地区工作的指引。他身处逆境，能够将“许多罪责”揽于自身，从而避免了使更多的同志遭受牵连和迫害，正直无私的品格感人至深。 　　八月十七、十八两日，习仲勋又写成长达一万五千字的《我的交代》、《我的履历》两份材料。在《我的交代》中，他全面回顾了从新中国建立到一九六二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所经历的许多重要事件，特别是对自己所负责过的工作，处理过的人和事，作了系统的说明，并以高度自责的精神检讨了工作中的偏差和失误。《我的履历》简要记述了他参加革命四十多年的经历，人们可以从中清晰地看到，习仲勋是怎样由一个农家子弟逐渐成长为一位成熟的革命家的曲折经历，看到他的心路历程。 　　二十四日晚，造反派再次召开批判斗争习仲勋大会。面对造反派荒唐的提问，习仲勋或应付作答，或沉默不语。造反派说他不老实，抗拒交代，以各种方式“严厉惩罚”他。批判会无法进行下去，造反派便“勒令”习仲勋，限期交代一九四二年绥德师范锄奸反特，一九四七年绥德、米脂地区土改和一九五一年前后处理青海项谦问题的罪行，特别要他检查当晚的抗拒态度。九月九日、十日，习仲勋分别以《关于八月二十四日晚大会对我勒令的交代》、《对几个问题的交代》为题作了回答。他在材料的开头写了这样一段话：“对于你们在斗争大会上下给我的勒令，由于途中出了事故，以后又忙于接待外来单位的调查，故致延误限期。”可见即使在军管期间，习仲勋仍然被造反派反复纠缠。 　　特殊的年代必然产生特殊的语言，“文化大革命”中流行语“拼刺刀”就是其中之一。这本是军事上表达短兵相接的一个术语，却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造反派审讯批判和摧残领导干部的一种手段，“拼刺刀”往往要“刺刀见红”，刑讯逼供和各种体罚司空见惯，使当时的批斗会更为激烈，更有“火药”味。 　　九月十六日，陕西师范大学八一战斗队等造反派组织，在西安医学院与习仲勋“拼刺刀”。西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安志文和习仲勋原任秘书、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秘书长的陈煦被押到会场陪斗。“拼刺刀”在一片狂乱的“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三反分子习仲勋”的口号声中开始。造反派不可一世地指着习仲勋，提出问题勒令他回答，然后再由陪斗者当场质证。被批斗者如稍有迟疑，就被指为“狡猾抵赖”、“不老实交代”，并给以体罚，目的是从精神和身体上折磨被批斗者，使其难以准确地回答问题，无法为自己辩解。这次“拼刺刀”，造反派仍然围绕习仲勋与高岗、彭德怀的关系和小说《刘志丹》问题，还涉及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纠“左”时的问题，要他承认罪责。批斗会上习仲勋和造反派有这样一段对话： 　　问：你在什么地方蹲过点? 　　答：去北京后，一九六一年四月至五月，在河南长葛带了一个工作组，主要调查生产和群众生活情况。 　　问：在长葛讲了些什么黑话? 　　答：主要是反五风，给中央写了报告，食堂不能办；炼钢铁浪费劳力、燃料。 　　问：说你放的毒! 　　答：我说过大炼钢铁，摊子铺得太大，不爱护群众积极性，对人民生命不爱惜。还说过我亲眼看见一家秤上没有秤锤和秤钩，群众说，都拿出去炼钢了，把耕犁的铁铧也炼了钢。 　　问：你怎样支持农村的自发势力? 　　答：我赞成自留地。 　　从对话中，不难看出习仲勋宁折不弯、坚持真理的刚强性格。 　　二十八日下午三时，习仲勋又被拉到陕西日报社批斗。会场设在报社礼堂，陕西日报社“红激流战斗队”和西安出版界造反派三百多人参加批斗会，习仲勋原秘书、陕西日报副总编辑田方陪斗。批斗会前，造反派向习仲勋发出“勒令”，要他交代在小说《刘志丹》和一些问题上的“罪行”。由于时间太紧，他没来得及写出交代材料，因此批斗一开始气氛就非常紧张。造反派冲着习仲勋问为什么没有写出交代材料，他据实回答，天天出去，没有时间写。会议主持者粗暴地不让习仲勋说话，指责习仲勋是顽抗。接着便是接二连三的发言批判和责问，批斗会持续了三个多小时。 　　像这样的批斗会，几乎天天都有。 　　①习仲勋写的一份材料，1967年8月9日。 　　②习仲勋写的一份材料，1967年10月31日。 　　③习仲勋写的一份材料，1967年8月9日。 　　 习仲勋传/《习仲勋传》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