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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师”学潮

《习仲勋传》编委会

1928年农历正月初的一天，习仲勋和富平县十多位同学来到三原县内陕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报到。尽管隆冬季节的寒风仍一阵紧似一阵，但在这里已感触到了春天的气息。 　　陕西省立第三师范设立在距省城西安五十公里的三原县城内城隍庙街“大公馆”，这是一个地居渭北要冲有“小北京”之称的关中重镇。东北邻临潼、富平，东南接高陵，西连泾阳。因境内有孟侯塬(天齐塬)、丰原、白鹿塬(万寿塬)而取名三原，是渭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京、津、沪、蓉、渝及甘、宁、青等地交往频繁。四川的大盐商要在这里歇息，甘肃的牛羊、青海的药材、关中的粮棉也在这里集散交易。交通贸易的发达促进了思想文化的交流和教育的发展，使进步思想潮流和国内外新闻信息在这里得以传播，随之，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也自发开展起来。仅靖国军以三原为根据地的数年间，三原的小学校，即由原有的一所县立高级小学增加到七所；中学由原有的一所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后改为第三职业学校)，增加到有省立渭北中学、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和县立三原女子中学、三原初级中学等五所中等学校。五四以来，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募捐赎回胶济铁路、抵制日货等较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活动接连不断。学生运动、农民运动深入发展。一九二七年三月，中共三原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领导着泾阳、三原、富平、蒲城四个县五个特别支部，三个支部，有党员四十七名。一时三原成为渭北党团组织的重要活动据点和领导中心。 　　习仲勋报考第三师范，与其说是对学校的选择，不如说是对一种理想的向往和追求。他的老师严木三就毕业于这所学校，他从严先生和好友宋文梅那里对这所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有了更多的了解。 　　陕西省立第三师范诞生于五四运动的潮流之中，于右任、胡景翼等民主主义革命家和一批留学生，把许多新鲜的教育内容和先进的办学方式带给了这所学校。在这些革命和进步人士的影响下，这所学校从一成立就具有反对北洋军阀统治、拥护孙中山护法运动的进步思潮。第三师范实行两种学制，一种是四年制，课程设置较多，称为“完全科”；另一种是两年制，课程相对简单，称“速成科”，主要讲授瞿秋白、蔡和森编写的《社会科学概论》、《社会进化史》。一九二四年初，正在该校读书的蒲克敏、严木三、梁益堂、亢心栽等人受《共进》杂志宣传的影响，组织建立了有社员二十余人的“青年同志共进社”。是年冬，受共青团中央委托，由上海大学回乡组建团组织的李子健，了解到“青年同志共进社”的情况以后，即倡议成立了“渭北青年社”，社章以共青团章程为蓝本，发展组织，出刊《渭北青年》杂志。这一组织迅速辐射到三原各学校和邻近各县，习仲勋就曾经是立诚分社的社员。 　　一九二六年三月，第三师范学生为开展纪念巴黎公社活动，爆发了一场轰动渭北达四个月之久的学潮。三月三十日，共青团三原地委在第三师范成立。三师又成为团地委机关的所在地。团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直接发送这里，进而又变成团地委的精神，传达到基层团组织及团员青年。一九二七年七月，陕西政治形势发生逆转以后，共青团三原地委随地方党组织的变化改为共青团三原县委，机关移至三原北城。但是三师党团支部仍然健全，活动从未停止。三原县城内近十所学校互相影响，团员青年各种形式的活动显得异常活跃。 　　四十年后，习仲勋对初入三师的情况仍记忆犹新：“一九二八年一月下旬，我考入三原第三师范读书，当时学校党的负责人是李文华、宋若璟。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下，在宋若璟即另名宋文梅的直接联系下，我们开展校内的学生运动和校外的革命活动，对外主要是每天晚上外出散发标语传单，采取各种方式对工农兵学商进行宣传，反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反动统治。”①和习仲勋同在第三师范上学的另两位富平籍学生董子平、华岳重对这段斗争也有着深刻的记忆：当时学校宋文梅是团支书、学生会会长是杨树荣。在三月十二日以前，宋文梅叫我们到东关武廷俊家中去，和三中、三职②的两个同学写标语。之后，学校及街巷的墙上就贴满了“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标语。③我们十多位团员曾在三原县东关清河沿上的公共体育场秘密举行会议，我还通知过人。会议由宋文梅召集，主要分析形势，布置如何做好宣传，加强组织活动等问题。还经常书写张贴标语，散发传单。④ 　　在白色恐怖下，三原学生运动自然引起了地方当局的注意。他们派一些反动骨干到学校担任校长、训育主任等职，加强对学生的监视和控制。这样就使得反动当局实施黑暗管教与中共党团组织领导学生进行反黑暗统治的斗争日益尖锐。在三师则具体表现为中共党团组织与校长王藩臣、训育主任魏海争取学校大多数师生的斗争。王藩臣，陕西咸阳人，曾参加进化社，专与中共领导的共进社作对，其任三师校长后又拉拢一些人，打击进步师生。魏海，又名魏博如，为人骄横，目中无人，对学生行动严加限制，动辄用教鞭抽打体罚学生，上课时有时就一屁股坐在了讲台上，同学们对其尤为愤恨，送以“吝虫”绰号。一次上课时，因其打骂学生，引起众怒，学生齐声高喊“撵出去”。但真正引起矛盾激化，是缘于纪念孙中山逝世三周年活动一事。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二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三周年。学校当局准备开展纪念活动，进步师生出于对王、魏不满，即以不参加校方组织的活动表示抗议。十二日晨，由学生会会长杨树荣出面召集学生开会，宣布不参加纪念孙中山逝世三周年活动。但是，部分学生又反对学生会的意见，而引起争吵。这时，住在教室隔壁的训育主任魏海听到吵声后，即质问杨树荣：“为什么不让参加纪念活动?” 　　杨回答说：“是大多数学生的意见。” 　　魏又问：“都是谁?”并让取来纸张，杨树荣说一个名字，魏自己在纸上记上一个。毫无政治经验的杨树荣一连说出了刘继锷、高天作、刘全中、惠贞祥、王秉衡、李彦仓、华岳重、董子平、习仲勋等九位共青团员的名字。然而，就是杨树荣的这一随意行为，日后致使这九名学生四个多月身陷囹圄。 　　此后，学生们和魏海的矛盾冲突升级。为了应对这一事态变化，党团组织开会研究新的斗争方式和策略。 　　此时，中共中央和中共陕西省委的一系列指示的传达和省立渭北中学的学潮，促使第三师范党团组织作出了除掉训育主任魏海的决定，并得到上级党组织的同意。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到翌年一月，中共陕西省委先后多次接到中央关于发动农民暴动夺取政权的指示函件，并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七日召开第二次省委全会，修改了第一次全会《两个月工作回顾及政治问题决议案》，将“准备总暴动”修改为“组织农民在农民协会旗帜下发动抗税抗粮的部分暴动，以至总暴动”。三原渭北中学党团组织，据此发动了驱逐反动校长杨少农的学潮。十二月十九日，中共陕西省委就渭北中学学潮特别指示三原县委：“在三原城应用赤色恐怖以抵制白色恐怖，渭北中学学潮要坚决的领导，作积极的斗争，对杨某⑤应指定同志以非常的手段对付之，愈速愈好。”⑥省委指示传达后，渭北中学学生将杨少农驱赶出校。 　　三师训育主任魏海记进步学生黑名单之事，引起中共三原县委高度重视。县委学生运动负责人武廷俊在东关操场召集宋文梅、习仲勋、程建文开会，研究对策。他们即以省委对三原县委指示信精神，作出采取非常手段除掉魏海的决定，同时提出了采用炸药炸或放火烧死魏海的方法，报请县委批准，后又反复考虑，觉得如果使用炸药，可能出现炸不了对方，反而炸伤自己的情况；放火烧房，极有可能引发大火，烧毁学校，造成大的损失和伤害，对大多数学生更为不利。遂请求党组织改变计划，采用投毒的方法毒杀魏海。行动方案得到了县委负责人的同意，并指定由程建文执行。一九二八年三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六，程建文将一种叫“人缘巴豆”的毒药投入三师教师灶的稀饭锅内，部分教师餐后呕吐腹泻，轻微中毒。毒杀魏海未达目的，反而行动暴露。地方反动当局当即派人追查。三师“毒杀案”在渭北以至全陕西地区反响强烈。习仲勋在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曾多次因此受到审查，而不得不作出必要的说明。 　　“三师毒案”从它发生的原因和结果、可能性和现实性、动机和目的，似乎长期不为人们所理解，特别是对采取给教师饭锅投放毒药的斗争方式，还多有微词。然而，任何事情的发生，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当事人的思想行为也受其年龄、经历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和局限。如果把这一事件放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蒋介石血腥镇压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人的严酷形势下去考察；如果透过发生在北方县城的这一小事，看到年轻的政党曾受“左”倾盲动主义严重影响，提出的革命方针就是全国暴动，武装夺取政权，一时以红色恐怖对抗白色恐怖的口号连天，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与争取革命胜利的急性病相互交织，革命的英雄主义和冒险盲动情绪同时迸发；如果穿越近七十年的历史烟尘，看到事件的行为人仅是一群刚刚步入初级师范的十三四岁的热血少年，人们就难以苛求他们做出更为周密、更为成熟、更为准确的举动。相反，先辈们坚定的革命信念、勇敢无畏的斗争精神和果决的壮举，却令人肃然起敬。 　　① 习仲勋写的一份材料，1968年9月28日。 　　② 三中，指三原县立初级中学；三职，指省立第三职业学校。 　　③ 董子平写的一份材料，1978年12月25日。 　　④ 华岳重谈话记录，1996年8月28日。 　　⑤ 杨某，指渭北中学校长杨少农。 　　⑥ 中共陕西省委《给三原县委信》，1927年12月19日。 　　 习仲勋传/《习仲勋传》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