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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进失利

《习仲勋传》编委会

在习仲勋等一批共产党人置身于国民党军队开展兵运、发动兵暴之时，全国革命形势正发生着重大变化，特别是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已进入了创建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崭新阶段。 　　一九三一年九月，中共中央作出《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决议》，向非苏区的陕西等八个省提出“在某些武装斗争已经成熟的区域，集中力量发动那里的农民斗争，一直到游击战争”的任务。十一月二十五日，又致信陕西省委，指示加强发动农民斗争，建立红军，以发展到游击战争、土地革命和苏维埃的轨道上。十二月五日到七日，省委常委讨论了中央的决议和指示，作出《关于目前陕西党的中心工作的决议》。按照省委决议，党组织在渭北、陕北、陕甘边等地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新的苏区，创建革命武装。特别是刘志丹在陕甘边一带领导的农民武装，到一九三一年上半年发展到三百余人，组成南梁游击队。同时，中共山西省委领导建立的晋西游击队，在国民党军队的进剿下，西渡黄河，进入陕北，也发展到三百余人，改称陕北游击支队。一九三一年十月，这两支游击队在陕甘交界的林锦庙会合，于一九三二年一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后又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刘志丹先后任总指挥。这是西北地区第一支以中国工农红军冠名的红军游击队，此时正艰苦征战于渭北地区。在两当兵暴发动之时，刘志丹已得到省委指令，带陕甘游击队一部进抵陕西礼泉、乾县一带，准备接应习仲勋等领导的两当兵暴队伍。 　　习仲勋、刘林圃等率两当兵暴队伍，于第二天中午到达两当县以北的太阳寺，部队经过一天一夜的行军和作战，已十分疲惫，即传令就地休息，埋灶做饭。 　　饭后，习仲勋召集营委开会，讨论部队改编、干部配备和行军方向问题。会议决定，将暴动队伍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吴进才任支队长，刘林圃任支队政治委员，习仲勋任中共支队队委书记。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下编三个连：一连连长吕剑人，二连连长高祥生，三连连长许天洁、副连长左文辉。会上还补充任命了几位排长。由于许天洁参加过渭华起义，懂军事，会打仗，不日即接替吴进才任支队长一职。 　　尽管一开始就确定兵暴成功后即将队伍开到陕甘边地区，与刘志丹、谢子长率领的陕甘游击队会合，但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下，仍不免出现思想和认识上的分歧。若干年后，习仲勋曾谈到当时的复杂情况：“兵暴后，在队伍往哪里去的问题上发生了两种意见，一是主张解决驻在甘肃省徽县的二团团部后再去打游击；二是认为这是冒险计划，主张到陕西省麟游一带打游击。后来又有同志思想动摇，提出依存于军阀刘文伯休息整顿。但多数同志却认为，我们既然脱离杨虎城，再去投刘文伯，那又何必兵变呢?主张向长武亭口方向移动，最后与陕甘游击队会合。如果联系不上，就开到三原县武字区，配合农民运动。”① 　　按照预定计划，这支脱离国民党军阀统辖的武装，在两当县北的太阳寺举行了改编大会，宣布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正式成立和干部任命。刘林圃站在一个石磨盘上高声发表讲话，他说，两当兵暴后，我们已成为革命的军队。我们要开往陕甘边地区，与刘志丹的队伍会合，编为红军。大家要遵守红军纪律，不准抢劫，不准侮辱妇女，打仗要勇敢，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消灭沿途阻击我们的敌人。他的讲话，得到了支队官兵的一致响应。② 　　暴动成功了，但这支队伍日后的行军和作战是异常艰苦的。数日内行走于终南山、北山的荒野梢林之中，常常阴云蔽日，气候异常，有时连方向也难以分辨。支队政治委员刘林圃，只是用一张从教科书上撕下来的简易地图，指挥着三百多人的行动，对沿途的敌情更是一无所知。这些也为最后部队的失利埋下了阴影。 　　据以后当事人实地考察，新成立的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在渡过渭河，再经通洞峪、赤沙、香泉、草碧、高崖、蔡家河、麟游北部页岭、崔木附近，后到岳御寺。一路行程数百里，作战十余次。到达渭河边时，河水湍急，冰寒透骨，官兵手拉手，互相搀扶，涉水过河。过河后前进十余里，在赤沙、香泉遭土寨内匪团袭击，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为避免损失，主动撤出战斗。又绕道前行三十余里，在一个四周被密密的树林包裹叫通洞峪的山村宿营。次日晨，发现中敌埋伏，接火后战斗异常激烈。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官兵顽强抵抗，冲出重围。几天后，过了千阳、陇县之间的高崖镇，再向东北方向前进时，国民党驻甘肃灵台县正规军一个连，突然在蔡家河东梁卡住山道，截断第五支队北去通路。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决定发起攻击，歼灭蔡家河东梁之敌，夺道北进。由于敌占领制高点，又有土围子，数次进攻受挫，双方处于相持状态。 　　习仲勋当即在沟底蔡家河堡子召集队委开会决定：一、停止攻击蔡家河东梁，绕道麟游北部的页岭东进。二、由习仲勋、左文辉先去长武县亭口镇找关系，准备渡泾河的船只。三、由刘林圃、吕剑人拉社会关系同刘文伯谈判，佯装接受改编，争取时间做好渡河准备。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由许天洁、李特生带领，经页岭、崔木，抵达岳御寺待命。 　　会后，习仲勋、左文辉没有停留，即迅速向长武亭口进发。左文辉曾回忆说：我们换上了学生装，沿着西兰公路朝泾阳、三原方向走去。到了陕西省礼泉县境内时，遇到了国民党人员的盘查，问我们是否参加了两当兵暴。习仲勋冷静回答说，我们是小学教员，回家中去，即化险为夷。③ 　　根据队委会议决定，第五支队随即撤离战场，连夜向岳御寺前进。因为白天作战，晚上又行走百余里，待到目的地时已是第二天清晨。支队官兵疲惫不堪，各连自行休息，安排吃饭。但是，他们没有料到，支队的宿营地正是大土匪王结子的老巢。王结子本人就住在岳御寺附近卧牛山北边的底角沟，各村都安有坐探。十时左右，许天洁发现支队已被二三百步骑兵包围，即紧急指挥各连抢占有利地形抗击敌人进攻，并迅速占领了北面的土岭阵地。接火后，敌凭借兵力武器优势，步步逼近，激战数小时后，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人员伤亡惨重，弹药消耗殆尽，失去战斗能力。最后，除少数人跑出外，其余均被缴械。刘林圃、吕剑人、许天洁等几经辗转返回西安，旋被反动当局逮捕关押。刘林圃英勇就义。至此，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北进苏区，未能到达目的地而归于失败。 　　习仲勋、左文辉赶到六十多里以外的亭口镇，利用当初在这里结拜兄弟建立的关系，“弄清了当地敌情，选定了渡泾河的地点，并准备在部队到达后，再打一批土豪，补充一批物资，以解决部队的困难，保证把部队拉到淳化、旬邑一带后，立即与刘、谢部靠近”④。三天后，习仲勋、左文辉便得知队伍北进失利的消息。习仲勋心情非常沉重，深为历经数年，呕心沥血，艰苦工作，而最终没有把这支队伍带到苏区而抱憾不已。以后的数十年间，他不止一次地谈到两当兵暴的经验和教训：“两当兵暴是一次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的革命暴动。之前，我们进行了一段比较完整的兵运工作，其方针是比较正确的。兵暴失败的教训也是沉痛的。一是没有与农民运动配合，没有创造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如果当时就在凤翔一带山里坚持游击战争，情形就会不同。二是政治上的联合政策还懂得不多，没有和当地的哥老会、有进步倾向的军队、民团搞必要的联合，有时走到一个地方，连鸡狗都跑光了，往往陷于孤立。三是对动摇分子没有及时遣散。四是旗帜不鲜明，兵暴后仍打着白军的旗帜，没有提出明确的口号，群众不了解，失去依靠。”⑤ 　　① 习仲勋：《陕甘高原，革命征程》(油印稿)，1986年8月14日。 　　② 吕剑人：《我的回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38页。 　　③ 左文辉谈话记录，1996年11月18日。 　　④ 习仲勋写的一份材料，1967年9月28日。 　　⑤ 习仲勋：《陕甘高原，革命征程》(油印稿)，1986年8月14日。 　　 习仲勋传/《习仲勋传》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