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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毛泽东的政治敏感和丰富经验，及时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何载

了解西北革命历史，我们不能忘却陕北错误“肃反”的严重教训，这是自己人打杀自己人的一场惊心动魄的危机，“肃反”搞得人心惶惶，将“硕果仅存”的根据地几乎断送。 　　三位亲历者的回忆 　　陕北错误“肃反”采取了非法手段，令人发指。这里，选择党、政、军三位有亲身经历的领导干部的陈述。时任陕北陕甘特委书记的张秀山回忆说： 　　1935年发生在陕北的这起“左”倾肃反，从7月15日永坪扩大会议作出的《反右倾取消主义决定》开始，至1935年10月24日，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到甘泉县下寺湾制止肃反止，历时三个多月。 　　在这个乌云翻滚的日子里，“左”倾错误执行者把原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主要领导：刘志丹、高岗、杨森、习仲勋、杨琪、惠子俊和我等同志逮捕下狱，险遭杀害；西北军委委员、红27军84师师政委张达志被撤职，也被打入肃反的黑名单；陕甘边、陕北两个根据地和红军的一些重要领导干部张策、马文瑞、王世泰、刘景范、黄罗斌、郭宝珊、任浪花、朱子休、张文舟、李启明……和红26军连以上的干部，地方区以上的干部，先后都被扣上“右派反革命”的帽子，关押狱中，遭到酷刑拷打。准备活埋我们的大坑都挖好了。 　　红军营长于震西被抓后，被肃反的人用匕首一刀一刀地扎，逼他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于震西直到死，也没有低头，没有诬陷自己的战友和同志。义勇军首领郭宝珊同志被审讯时，反问他们：“刘志丹是什么派?”审讯者说：“刘志丹是右派!”郭宝珊坚定地告诉他们：“刘志丹是右派!我也是右派!” 　　有的同志被杀掉，有的被活埋，幸存者被摧残得难以言表。中央后来查证，肃反中，他们已“杀害了二百以上的西北党政军干部”。① 　　时任陕甘边东部地区苏维埃主席马文瑞回忆说： 　　1935年冬季，陕北山区的天气异常阴冷，穿着棉衣在山区活动都觉得受不了，但我们的革命热情却很高涨。…… 　　正当我们干劲十足的时候，极端错误的陕北肃反开始了。……1935年7月间，在延川永坪镇召开的西北工委扩大会议上，不切实际地否定了陕甘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功绩，错误地批评刘志丹同志和许多负责人右倾，扣上了“右倾取消主义者”的帽子。……将红二十六军营级以上、陕甘边地方县级以上的干部统统关押，几乎无一幸免。这些同志被捕入狱后，均遭受了种种非人的折磨，有200多名优秀干部被错误杀害，这是当时西北根据地的一大灾难。② 　　当年被从战场上诱捕的黄罗斌，回忆刘志丹、习仲勋和他被捕、被打的情景时说： 　　刘志丹在歼灭国民党东北军110师后，被调到北线指挥作战，途中遇到通信员，通信员将送往红15军团的信交给刘志丹。……这封信就是“左”倾路线执行者逮捕刘志丹和红26军、陕甘边区干部的名单。刘志丹不顾个人安危，仍到瓦窑堡向省委陈述意见，挽救同志，挽救革命，可到了瓦窑堡还未开口就被逮捕了。当时身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习仲勋已被捕入狱。杨森和我打完劳山战役后，分别被以调往北线作战和调任军政干部学校政委的名义，诓骗到瓦窑堡后逮捕入狱。杨森和我被推进监狱后，习仲勋见了我们点了点头，笑了笑，意思是你们也来了。这一举动被看管人员看到了，当即朝习仲勋头上抽了两鞭子。③ 　　习仲勋从路线方面作了回忆：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也影响到陕北。他们不作调查研究，不了解陕甘革命历史，不了解敌情、我情，全凭主观臆断，强调对外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对内凡不同意他们错误观点的就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指责刘志丹同志等只分川地，不分山地(陕甘边某些地方土地多，光川地平均每人就有十几亩、几十亩，群众只要川地不要山地)，不全部没收富农的东西，不在游击区分配土地，是“不实行土地改革”；指责我们纠正一些违犯纪律的土匪行为是“镇压群众”；还说我们同杨虎城有联系，是“勾结军阀”。他们无中生有，无限上纲，先说我们“右倾”，继而说我们“右倾取消主义”，更进而说我们是“右派”，诬陷我是“右派前线委员会书记”，诬蔑刘志丹同志“和杨虎城有勾结”，是“白军军官”。当时，蒋介石正在对陕甘边区进行第三次“围剿”。于是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怪现象：红军在前方打仗，抵抗蒋介石的进攻，不断地取得胜利，“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却在后方先夺权，后抓人，把刘志丹同志等一大批干部扣押起来，红二十六军营以上的主要干部，陕甘边县以上的主要干部，几乎无一幸免。白匪军乘机大举进攻，边区日益缩小，引起了群众的极大疑虑；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以致保安、安塞、定边、靖边等几个县都“反水”了。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④ 　　“千里雷声万里闪，中央来了晴了天。”在这十分危急的关头，中央红军和毛主席来了，党中央派的先遣联络员来了。陕北人民无比高兴地传颂着喜讯：“毛主席来了!” 　　久旱逢甘霖，春风吹又生 　　毛泽东为挽救陕北的危机，高瞻远瞩，力挽狂澜，做了巨大而影响深远的工作。一方面，他通过各种渠道，深入调查研究，寻求最有利的解决办法；另一方面，他运用军事力量，从根本上解决陕北苏区面临的困难。 　　1935年10月19日，陕甘支队即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毛泽东即提出“不能把敌人带进苏区”的方针，部队迅速在吴起镇以西，一举将尾随而来的马鸿逵部及国民党军一个骑兵团全部歼灭，并乘胜击溃后续的3个团，痛快淋漓地割掉了“尾巴”。 　　次日(10月20日)，毛泽东和党中央即听取了当地游击队长张明科和红26军骑兵团政委龚逢春关于陕北“肃反”的汇报，得知逮捕了刘志丹、习仲勋等许多人，凭他锐利的政治敏感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判断了陕北苏区错误“肃反”的形势严重，立即派白区工作部部长贾拓夫和李维汉等人携带电台，作为先遣队火速去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 　　李维汉回忆说： 　　我们在甘泉下寺湾遇到了郭洪涛，得知陕北苏区正在对红二十六军和原陕甘边党组织进行肃反，刘志丹等主要干部已被拘捕。在吴起镇时，曾有同志向党中央反映陕北肃反和刘志丹被捕的事，现在得到了证实。我们当即电告党中央毛泽东等同志。⑤ 　　错误严重，形势危急，不容迟疑。接到贾拓夫和李维汉电报后，毛泽东采取果敢决策，当即下令： 　　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⑥ 　　这才使恶化的事态得到了制止。 　　紧接着，派中央红军保卫局局长王首道携带电台，代表党中央前往瓦窑堡，接管“左”倾分子控制的西北局保卫局，防止事态变化。 　　中间还派邓颖超、蔡畅、康克清等组织慰问团，前去稳定形势。 　　随后，毛泽东和中央来到甘泉县下寺湾，听取了陕北苏区领导人的汇报，之后召开会议，分析了陕北根据地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决定分两路行动。一路：张闻天、秦邦宪、刘少奇、邓发、董必武、李维汉等直接去陕北苏区中心——瓦窑堡。另一路：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中央红军南下，迎击第三次“围剿”陕北苏区的敌人，取得著名的直罗镇战役的大胜利，成为中央在西北建立根据地的奠基礼。 　　军事上、政治上的胜利，毫无疑义，为顺利解决陕北危机开拓了广阔的道路。 　　1935年11月初，中央组织了以董必武为主任，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为委员的审查错误肃反的“党务委员会”，进行了甄别和平反。 　　共产党人在凶恶的敌人面前，横眉冷对，豪气万丈，但是遇到被自己同志打杀时，如何正确对待，这是一件没有先例的事。 　　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张秀山、刘景范、张仲良等被错误关押时，以大局为重，表现了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刘志丹表现尤为突出。 　　(一)劳山战役前夕，刘志丹得知后方已把陕甘边特委的张秀山、张文华、蔡子伟逮捕，把西北军委的张庆孚、朱子休等人关押，他决定前往北方局代表所在地瓦窑堡进行申诉。 　　但刘志丹途经安塞真武洞时，碰见从瓦窑堡来的通信员，称是给15军团送急件，通信员不知底细，便把信交给了刘志丹。刘志丹一看，原来是秘密逮捕自己和其他将领的名单。他反复思考如何对待，既不能回避，也不可回部队。回部队势必引起斗争和大乱，最后决定，为了不使党分裂，不使红军自相残杀，保住红军和根据地，不顾个人安危，毫不犹豫地直奔瓦窑堡，准备直接面向“中央代表团”申诉，但事与愿违，他一到，即被投入监狱，根本不容申诉。 　　(二)刘志丹在狱中采取完全低调的办法，“见人不语，低头不言”。有时遭到看守无端的打骂，既不作声，也无怨言。他冷静分析形势，意识到自己的一举一动，将会引起狱中大乱，不利于问题解决。因此，压抑万丈怒火，忍气吞声，不言不语。 　　出狱后，一些人怨气难消，愤愤不平，他和习仲勋劝说大家：“我们的事中央已经管了，大家听候中央处理，不要多谈了。” 　　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李维汉，对刘志丹在平反会上的讲话，以不无赞美的心态做了以下的回忆：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底，开了一次平反会，洛甫、博古、刘少奇等出席。……会上，宣读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王首道代表五人委员会宣布：刘志丹等同志是无罪的，党中央决定立即释放，并且分配工作。刘志丹讲了话，他说：这次肃反是错误的，我们相信中央会弄清问题，正确处理的。我们也相信犯错误的同志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团结在中央周围一道奋斗。⑦ 　　(三)刘志丹等恢复工作后，一些曾被关押过的人，仍然感到怨气难消，要求中央审查处理，他又和习仲勋耐心劝说：“现在战事很急，中央要管的事情很多，我们把现在的事管好，中央迟早会处理的。” 　　一些未参与事件的旁观者，打抱不平去问他时，他总是宽恕而温和地回答说：“事情已经过去了，中央挽救了我们，我们要做好事来回答，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不要谈了。” 　　由于中央红军适时到达，才挽救了这场危机。正如习仲勋所说，如果中央不来或迟来陕北几天，刘志丹和我们红军将领就会遭到杀害，恐怕这个“硕果”也就难以“仅存”了。 　　①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86页。 　　②《马文瑞回忆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4—88页。 　　③《习仲勋革命生涯》，第90页。 　　④《习仲勋文选》，第288—289页。 　　⑤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370页。 　　⑥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371页。 　　⑦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372页。 　　 红旗漫卷西北高原 缅怀习仲勋在西北/何载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