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中共组织领导人 > 习仲勋 > 全文图书 > 缅怀习仲勋在西北

第七章 民族问题就是西北地区的实际

何载

在全国革命形势急转，蒋家王朝分崩离析，人民解放军转入全面进攻，西北野战军解放大西北的光荣时刻即将到来时，人们欢欣鼓舞，兴高采烈，部队指战员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憧憬着尽快进入城市和西北高原，纵横驰骋，大刀阔斧，猛干一场。此时，习仲勋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口号： 　　“民族问题就是西北地区的实际，西北的所有工作，如果脱离了民族问题，就是脱离了实际。” 　　西北面积辽阔，有339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2305万人(当年有人计算，仅新疆面积约为160万平方公里，与面积只有10万平方公里的浙江相比，人口仅为浙江的1／12)，而且有回、蒙、藏、维、哈、东乡、撒拉、保安、土族等24个少数民族。 　　宗教分布也很复杂，有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内又有20多个教派。各民族间信仰也各不相同，有的民族信仰多种宗教，有的则是全民族信仰一种宗教，还实行“政教合一”。 　　各民族的社会发展也很不平衡，甚至在一个民族内也不平衡。有的少数民族内保留着封建领主制，有的还保留着原始部落制。 　　这就决定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民族宗教工作在西北的复杂性、重要性、艰巨性，特别是政策性强，稍有不慎，考虑不周就会出纰漏。 　　毛泽东说：“西北少了一个工业，多了一个民族问题。” 　　因此，中央一再强调对少数民族，要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 　　要抓住“牛鼻子” 　　习仲勋当时看到西北问题的主要矛盾是民族问题，解决好民族问题，就抓住了西北的“牛鼻子”。而民族矛盾中的主要方面是宗教界的上层人士。为此，他规定了五个工作要点： 　　(一)先做好争取各民族上层宗教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在做好这项工作基础上再进行民主改革。 　　(二)要在干部和部队中开展民族宗教政策的教育活动，要针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的倾向，进行反对大汉族主义、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教育。 　　(三)建立政权，要由下而上，由小而大，逐步推行。先从民族乡开始，再到区、县、州以及自治区。条件成熟一个，成立一个，稳步前进，绝不勉强进行，更不能越俎代庖。依据这个方针，1955年先成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后成立了宁夏回族自治区。 　　牧区暂时不宣传土改，也不提反霸，只提保护畜牧业。 　　(四)军队发布了严格遵守各民族风俗习惯的政策规定，普遍进行了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教育。一些纵队或师部还制定了必须执行的守则。 　　(五)在少数民族区域进行剿匪时，都要先防御，后进攻；先分化，后打击；先争取，后进剿。实行剿抚结合。 　　据统计从1950年1月至1952年春，共消灭土匪7万多人，顺利解决了敌特武装，打垮了甘宁青三省的马家军残部。许多老同志认为，由于习仲勋抓住了民族问题的核心，创造性地把复杂的西北地区的主要矛盾层层解开，各个击破，逐一解决，发展了西北的革命形势。 　　习仲勋当年兼任西北局统战部长，为了贯彻执行民族政策，以身作则，带头做争取、团结工作。在甘肃，他团结了邓宝珊、蒋云台、黄正清、马辅臣、马全钦等；在宁夏、青海，团结了马鸿宾、喜饶嘉措；在陕西，团结了张凤翙、韩兆鹗、孙蔚如、马平甫；在新疆，团结了陶峙岳、包尔汉以及“三区”革命的力量。特别是他十分注意团结和帮助了时居青海的十世班禅大师，更显示了具有远见卓识。 　　这些人大都和他开诚布公，肝胆相照，做了共产党的朋友，为新中国办了好多不可替代的事情。 　　要了解西北民族问题的复杂性、重要性，还必须了解历史上的民族矛盾。特别是宁夏地区、甘肃临夏地区，是回汉矛盾的一个特殊区域。马安良、马福祥、马麒、马麟、马步青、马步芳、马鸿逵、马鸿宾、马虎山和金树仁等都出生在这里，曾先后和汉族发生过争斗，甚至激烈的械斗，还被镇压过。 　　习仲勋很重视历史教训，明确指出，那里的政策，最主要的是集中力量，只斗争群众最痛恨的完全孤立的恶霸地主，争取多数，打击少数，把打击面缩小到最小限度。 　　两个不能变 　　鉴于处理民族问题的艰巨性，习仲勋郑重提出，民族地区的土改必须有两个不能改变：“就其全过程而言，必须充分发动群众，这是不能改变的；又必须以促进和加强民族团结为主题，这也是不能改变的。” 　　例如： 　　1952年中央曾批准宁夏和甘肃合并，蒙古族阿拉善旗宗教上层人士便带头闹事，发生了违法行为。甘肃省一位原领导提出要逮捕该旗300多名上层人士，另一些人反对这种做法。双方僵持不下，省委书记杨和亭感到没有把握，便请示西北局，习仲勋迅即明确电复：“只能加强教育和进行政治争取，一个也不能抓。” 　　再如： 　　青海、甘南藏族领袖、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黄正清回忆说： 　　1950年3月，我奉命到西安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提出两个问题：一是由于刚解放，牧区比较落后，人民群众习惯使用银元宝和银圆，不相信纸币，如果马上发行纸币，恐怕行不通；二是牧民为防野兽防盗，家家都购置枪支，有的一杆枪用三四百银圆买的。枪就是他们家的生命，如果现在宣布收枪，会引起牧民群众的紧张不满，这样不利于稳定局面。我提这两个问题时，不少人都为我捏了一把汗，认为这些话是不敢讲的。……没想到彭总和习仲勋同志听了非常高兴，认为这些情况很重要。军政委员会立即通知银行，在牧区仍暂时流通硬币，并宣布在牧区也不马上收缴枪支。① 　　这件事，不但获得了广大牧民的拥护，而且体现了习仲勋善纳雅言，倾听民众呼声，积极慎重执行民族政策的精神。 　　①《习仲勋革命生涯》，第301—302页。 　　 红旗漫卷西北高原 缅怀习仲勋在西北/何载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