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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之魂——大型文献电视纪录片

夏 蒙

《习仲勋在西北》拍摄手记 　　2002年5月，当我沿着305医院长长的走廊走进那间特护病房的时候，习老已经处在弥留之际，隔着玻璃望着老人静卧的身影和他那略显零乱的银发，看着医护人员凝重的表情，每一位走到这里的人心情都会变得格外沉重。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目睹并拍摄了习老生命历程中最后的一段时刻。 　　2002年5月24日5时34分，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当我们默默伫立在走廊上，目送着习老被缓缓推离病房的时候，这似曾相识的病房和走廊让我忽然想起，20多年前，周恩来总理也是在这里走完生命最后一段路程的。在关于他的纪录片和传记故事片里，不止一次地出现过这里的画面。习老与周恩来相识于半个多世纪前的陕北，又曾在国务院共事整整10年，两个人最后都是从这里与世长辞的。不同的是，周恩来总理当年带着太多的遗憾和悲情离开了这个世界，而习老身后的中国已经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假如真有天国，两位曾经亲密共事的战友能够相见，他们会说些什么呢? 　　我带着十分复杂的思绪开始拍摄这部文献纪录片的第一组镜头：长长的走廊上，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亲属们和工作人员一起伫立着，目送着护士们推着习老的遗体消逝在过道的尽头。那一刻是如此安静，我甚至能听见摄像机带舱里磁带转动的声音。 　　新华社迅速发布了习老逝世的消息。那些天，从全国各地闻讯赶来吊唁的人们络绎不绝，无数的鲜花和挽联摆放在习老的灵前。最使我感动的是那些从陕甘高原风尘仆仆赶来的乡亲们，他们大都是习老当年那些农民朋友的后生和晚辈了，他们在习老的灵前叩着长头，还带来了家乡的黄土和小米，敬献在习老的灵前，用这种古老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哀思。 　　几天后，共和国以庄严肃穆的仪式送走了这位陕甘根据地最后一位重要的创建者和领导者，而我们也从这时开始踏上了追寻习老革命生涯的拍摄之旅。 　　1.沉默的高原作证 　　1979年，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候，向中央政治局的领导汇报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请求中央根据广东的实际情况，允许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建议中央同意在毗邻港澳的地方设立出口加工区。会议期间，习仲勋专程去看望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和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邓小平，把自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设想也向邓小平作了汇报，两位相识于延安的共产党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陕甘宁边区的岁月，于是留下了那段关于建立特区的传奇式的对话①。 　　陕甘宁边区那块黄色的土地究竟有什么神奇的魅力，能够激发两位老共产党人如此伟大的灵感呢? 　　2002年的秋天，我带领着文献电视纪录片《习仲勋》摄制组开始了西北之旅，又一次踏上了让我难以释怀的陕甘高原。 　　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陕甘高原之旅。 　　像黄土高原上那些无言挺立着的群山一样，习老对于许多往事都保持着沉默。在他的晚年，除了怀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刘志丹等领袖人物，怀念像班禅大师这样的亲密朋友，他几乎从没有为自己多写过什么文字。有人说，习老对于往事的沉默是一个谜，而我相信，对于历史，对于往事，他有太多的话要说了。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习老的沉默是金。 　　我们试图为一段逝去并不久远的历史找到更加确切的答案。 　　关于创办特区，邓小平与习仲勋曾留下过的那段谈话，尽管有当事人的回忆，也被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写进《邓小平年谱》，但我们在采访中仍然听到过一些不同的声音，甚至有人不认为有这样的谈话。 　　我已经不是第一次踏上陕甘高原了。几年前，为了追寻一代侨领陈嘉庚先生的足迹，我曾经带着摄制组到过延安。当年，陈嘉庚先生正是对这个有别于国统区的陕甘宁“特区”充满了好奇，才不顾蒋介石的反对，毅然走上了陕甘高原的。那一次匆匆的拍摄之旅，让我对这片黄土地留下深刻的印象，却说不上有深入的了解。直到这一次在上万公里的拍摄行程中，我才深切地感受了这片黄土地的深沉博大，更明白了它对中国革命所寓示的非凡意义。 　　可是，中央红军当年“发现”这块根据地的存在，却是一个偶然。 　　1935年9月，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中央红军经过艰苦的长征到达了甘肃南部的哈达铺，直到这时，经历了漫漫长征的中央红军的领导者们，才从报纸上报道的“剿共”消息中知道了陕北还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于是作出了将长征的落脚点放在中国西北这片黄土高原上的战略决策。 　　从这一意义上说，陕甘根据地创建者们为中国革命所作的贡献是永远不可磨灭的。也就是从这时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领导同志开始熟悉了刘志丹、习仲勋等一批陕甘根据地创建者的名字，并从那些“左”倾路线执行者的手中救出了这批同志。关于这段历史，习仲勋在怀念毛泽东的文章中曾有过充满深情的回忆和辩证的思考②。 　　我不知道邓小平同志当年跟着长征的队伍走上这荒凉的高原时，是不是已经预见到，这里将会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地。但我知道，仅仅在两年之后，当陈嘉庚先生不远万里从海外来到延安的时候，他所看到的陕甘宁边区已经是一片生机勃勃的土地。陕甘宁边区的所见所闻，让陈嘉庚先生重新认识了中国共产党，从而也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③ 　　相比与当时的国统区，陕甘宁边区无疑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还是经济上，这块抗日根据地都保持了与国统区截然不同的状态——相比于国统区的专制，这里的政府是民主的；相比于国统区的腐败，这里的政府是廉洁的；相比于国统区的消极抗战，这里的军民则充满了同仇敌忾的激昂情绪。 　　那时的陕甘宁边区无疑是中国人民心中的一座灯塔，也是无数进步青年向往的圣地。就像日后的中国经济特区曾被举世瞩目，当年的陕甘宁边区也曾经吸引了世界的目光。陈嘉庚没等回到南洋，就开始向人们讲述延安的种种好处，而到过延安的西方记者们，也向全世界真实地报道了延安的情况。 　　为了拍摄这部文献纪录片，我们收集了大量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献资料，也包括那些外国记者们写下的许多关于延安的报道，在文献资料上作了较为充分的准备。从这些文献资料中，我们充分认识到陕甘宁边区这个“特区”的建设和发展，无疑为中国共产党日后建立全国政权积累了宝贵的政治经验，邓小平与习仲勋对此都有深刻的理解。因此，半个世纪后，当中国的命运面临着又一次重大抉择的时候，陕甘宁边区那段特殊的岁月，又给了两位老人巨大的启示，由此激发出创建经济特区的伟大构想。 　　为什么会有创建经济特区的伟大构想?只要走进陕甘高原的这段红色历史就不难找到正确的答案。 　　2.英雄自古出少年 　　我曾经不止为多位领袖人物拍摄传记片，这些伟大的人物似乎都有一个不平凡的青少年时代。这看去有些落套，但也确实是不争的事实。历史唯物主义者或许不认为人在先天禀赋上有太多的差异，但仔细研究却不难发现，大多数创造了非凡业绩的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少年时代就有远大的抱负。岳飞背负的“精忠报国”，毛泽东早年留下的“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周恩来写下的“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都是这些杰出人物青少年时期远大志向的写照。 　　我们没有发现习老留下直接表露心迹的诗句，但考察一下他所成长的环境与时代，却可以基本勾画出他青少年时代的心路轨迹。 　　习仲勋出生的陕西富平县淡村镇，位于西安的正北百余里。关中平原在这里逐渐崛起，与向南延伸的桥山余脉共同形成了块块高地，地理教科书上习惯称之为“台原”的地方就是这里的典型地貌。淡村镇就坐落在这样的一片名叫“淡村原”的黄土台原上。这一带自古就被认为是块风水宝地，在方圆百余里的黄土台原上，坐落着从汉代到唐代的十余座帝王陵寝和百余座王公大臣的陵墓。站在这高坡上放眼望去，许多帝王陵的封土堆还历历在目，让人觉得历史就在眼前。从小嬉戏于这些芳草荒冢之间的习仲勋，大概从小就会生出一些“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情怀吧。 　　关中并非习家祖居地。习家先祖世代定居于湖北襄阳一带，至今遗迹犹存。习姓在百家姓中并非大姓，但在中国历史上，却是一个望族。春秋时代习氏的先祖习玉曾封襄阳侯，至今遗迹犹存。东晋时期伟大的历史学家习凿齿更以学问和人品名重一时。魏蜀吴三分天下，孰为正统一直是后来争论的话题，而第一个推崇蜀汉为正统并给诸葛亮以极高评价的便是习凿齿，因此成都武侯祠至今仍题有赞颂习家这位先祖的楹联。习氏先辈们牢记“不做贼臣”的祖训，为避战乱几经迁徙，江西、河南等地都留有习氏后人。习老的祖父是清朝末年拉家带口由河南邓县迁居富平的。至今这个小小的习家庄仍是远近数百里唯一由习姓组成的村落。 　　尽管对于习老的家世我们作了不少考证，由于纪录片篇幅限制，我们无法将这段有意味的家族史在这部纪录片中详尽地叙述出来。但了解这段家族变迁的历史，更加深了我们对于习老和他成长时代的了解。 　　习仲勋出生时，祖父已经去世，这位勤劳的家长为这个家庭挣下了一些薄地和一处不算宽敞的农家院落。连年的战争和灾荒，关中大地民不聊生，习家的生计也颇为艰难。习老的表弟，也是他的小学同学柴国栋回忆说，习仲勋自小聪慧过人，读书过目不忘，放学时比谁都顽皮，而每天到校时，百十个学生排队背书，习仲勋往往是头一个，从没有挨过老师的板子。 　　习仲勋的革命启蒙是从富平立诚学校开始的。这所学校是富平籍的爱国将领胡景翼创办的。胡景翼是辛亥名将，反袁护国，屡建奇功，并在家乡重教兴学，其思想影响了一代进步青年。为了让家乡的学子们增长见识，他不仅在立诚学校建立了颇有规模的图书馆，请康有为这样的名士来讲过学，甚至还将缴获来的北洋军阀曹锟的汽车也千里迢迢运回富平，陈放在立诚学校里供人参观。使我们感到新奇的是，这位热衷教育的爱国将领办学宗旨和当时的文人显得那么不同，不仅校训充满革命精神，连校歌也是那么激进： 　　……陶冶智力／发扬国光／雪去百年仇耻／收回旧有疆场／莫作白面书生／束在高阁上。 　　在这样的歌词鼓舞下，学生不起来革命才怪。也因为这样的背景，立诚学校理所当然就成为当时渭北传播进步思想的摇篮。 　　少年习仲勋一入学就感受到了这种革命的气氛。 　　在今日的立诚中学校园里，还保存着习仲勋当年求学的教室。琅琅的读书声和一张张稚气未脱的面庞，让我们在拍摄这间教室时似乎又看见习老当年的身影。可今天的孩子，能理解当时为什么“若大的中国竟放不下一张书桌”么? 　　习老走上职业革命家生涯是从大革命失败的1927年开始的。这一时期曾与习仲勋在三原师范校园里接过头的张邦英回忆，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三原师范的操场上，习仲勋当时还是个翩翩少年，一边荡着秋千一边和他谈话，过往的人们谁也不会想到，他们正在谈论一些关于地下青年团组织的事情。④由于受当时“左”倾盲动主义影响，在三原师范求学的习仲勋和一些进步同学由于一次冒险的过激行动被逮捕入狱，当时正是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只要被怀疑是共产党人就有可能被杀害。而习仲勋却在这场生死的考验中，在监狱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岁月的变迁，我们已经无法找到当时关押习仲勋的监狱和相关的文献，但却采访到一些有趣的故事。 　　习老的堂弟习仲耀对我们说，当年幸好是遇到了宋哲元这样一位开明的将领，看到这些被抓来的“危险分子”都是些稚气未脱的学生娃，宋哲元下令交保释放。但交保释放要有两个保人，他的父亲(习老三叔)找来找去只找到一个在西安做生意的同乡，只好再到地摊上刻了一个假章子算是有了两个保人，这才把人保出来了。看到纪录片中的这个片断时，参加习老纪念文集编写工作的曹振中先生对我们说，他父亲就是当年为习老出狱做铺保的人，有人说当年有两个铺保，可他明明听父亲说过只有他一个铺保，看了这段才知道原来是这么回事。在采访习近平同志时，他也饶有兴趣地向我们谈起，有一张在杨虎城军队中留下的戎装照。照片上的习仲勋显得英武则自信，看上去只有十七八岁的年纪。大概就在拍下这张照片不久，习仲勋就策动了震惊陕甘的“两当兵变”。 　　关于半个多世纪前这次“威震关陇”的兵变，我们在开始拍摄前根本没敢奢望还能采访到多少具体的内容，当年的亲历者如果健在，应该都是90开外的老人了。90岁似乎是人生的一个大限，活到这个岁数还能接受采访的老人是不多的。让我们备感幸运的是，在习老夫人齐心同志和一些知情者的热心帮助下，我们居然找到了两位亲身经历了“两当兵变”的老人，一位是曾经担任过陕西省政府参事室主任的左文辉，另一位是曾担任过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长的吕剑人。两位老人都已经90多岁了，他们的生动叙述，相互印证了这段不平凡的往事。采访吕老是在医院的病房里进行的，当时他说话已经有些困难了，却执意要坐起来接受我们的采访。就在这次采访之后不久，我们听说了吕老逝世的消息，他的谈话为我们留下了一段宝贵的史料。 　　为了追寻“两当兵变”这段历史往事，我们专程驱车翻越了陕甘交界处的崇山峻岭，来到了甘肃省两当县。这里已经找不到当年“两当兵变”的任何遗迹了，左文辉老人曾经对我们提过的城门楼和城墙都已经荡然无存，唯一一座与“两当兵变”有关联的纪念碑，主体却是一尊陇东大黄牛的雕塑。站在小县城尘土飞扬的街头，我们不禁有些怅然若失。 　　从县城的任何一角向四周张望，看见的都是层层叠叠的大山。可以想象，当年这位只有19岁的见习军官策动这样一场兵变，需要有多大的勇气和胆略啊。兵变后拉出的队伍被改编成“陕甘红军游击第二支队”，习仲勋担任了政委。但这支年轻的队伍终于没能突破敌人的层层堵截与刘志丹的接应部队汇合。“两当兵变”最后悲壮地失败了，但习仲勋的威名却永远留在了陕甘革命的史册上。 　　3．陕甘边区的足迹 　　在前往当年陕甘边根据地的旅途中，我们拍摄了一组驱车行在泥泞道路上的镜头。这段从陕西吴旗通往甘肃华池的公路，在阴雨天整个成了一条翻着半尺多厚泥浆的“泥之河”，许多深陷泥浆的车辆要用履带式拖拉机牵引才能勉强前行。这是我们整个陕甘之行中最为艰险的路段，从中我们也多少能体会一些当年刘志丹和习仲勋等人创建这片根据地的艰辛。 　　在华池县委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一位当年曾亲眼见证刘志丹和习仲勋分别当选为陕甘边区军委主席和陕甘边区政府主席的老人。这位老人名叫蒋成英，是当年一名年轻的赤卫队员。他用极其生动的语言向我们描述了许多当时的事情。提到年轻的习仲勋做群众工作的情形，老人很兴奋：“那时候和群众的关系真是没说的，走到哪都是大人娃娃往跟前撵，婆婆娃娃都争着来和习主席说话。那时候和群众的关系，就是鱼和水的关系。”⑤ 　　从1934年到1935年，正当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南方各根据地在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下失陷的时候，却是陕甘根据地大发展的时期，在刘志丹和谢子长的领导下，陕甘和陕北根据地边界连成一片，根据地的范围一度扩大到20几个县。 　　就在这时，随着一些执行极左路线的人来到这里，这片根据地也发生了已经在其他根据地出现过的肃反运动。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一大批原陕甘和陕北根据地的领导人都被逮捕关押，严刑拷打，要他们承认自己是“右派”、“反革命”。 　　据刘志丹之女刘力贞回忆，当时在瓦窑堡城外，连活埋这批被关押者的坑都已经挖好了。刘力贞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母亲听说这件事情以后，抱着她去看了那个挖好的大坑，那真欲哭无泪啊。 　　这个悲剧之所以忽然落幕，是因为这时候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已经到达了陕北的吴起镇，毛泽东、张闻天等人听了陕甘边干部龚逢春同志的汇报后，果断下达了“刀下留人，停止捕人”的命令，并派出了王首道等人迅速制止了即将开始的残杀。 　　我们采访曾任兰州军区空军司令的刘懋功将军时，他向我们回忆说，习老被放出来后曾经给他看过身上的伤口，那都是刑讯逼供时用烙铁烙出来的。习仲勋接到去瓦窑堡开会的通知时就知道凶多吉少，因为当时刘志丹等人已经被关押，自己一去也有可能回不来，但他还是召开了一个会，交代了工作之后从容地跟着来带他的人走了。关于这段往事，习仲勋曾在回忆毛泽东的文章《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一文中有所提及，但对于自己所受的苦难，习仲勋一笔带过了。他身上留下的那些伤痕甚至连子女们都不知道。 　　习仲勋以一个革命者的宽阔胸怀看待这些经受过的苦难，早已原谅了那些犯过严重错误的同志。几十年后，他在中央工作时，还为当年整过他的人说过公道话。关于陕北苏区的错误肃反，中共中央早有结论，一些当事人也受到了处分。这本来是一个是非分明的历史往事了，习老顾全大局保持了一生的沉默。 　　中央到达陕北后，习仲勋等一批干部被重新分配了工作。习仲勋被分派到偏远的陇东担任曲(子)环(县)工委书记，这个相当于县委书记的职务，对于一位陕甘边苏维埃主席来说，显然是不够公正的。对此，当时负责干部工作的李维汉同志在他的著作《回忆与研究》中承认，对此他也有一份责任，这是因为对于陕甘边干部情况太不了解才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我们在甘肃环县的曲子镇，居然意外地找到了习老当年居住过的窑洞。 　　当年曲环工委办公的几孔窑洞，坐落在曲子镇北面的黄土崖上，站在窑洞前，可以俯看到曲子镇成片的泥墙灰瓦，看见马莲河水静静地向东南流淌……我们无从揣测习老当年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到这里的，因为赴任不久他就听到了刘志丹牺牲的噩耗，这对追随过刘志丹的战友们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习老以后的革命生涯中，一直深切的怀念着这位革命引路人和兄长一样的战友。习老身边的工作同志告诉我们，到了晚年，当他听到陕北民歌《三十里铺》时，有时还会说，你们知道不，三哥哥就是刘志丹! 　　据曾在环县与习仲勋共过事的老同志说，这一时期的习仲勋似乎有些沉默寡言，但工作上毫不松劲。他在环县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这里的百姓们对他却有很深刻的印象。在习老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当年陕甘边的百姓们特意摆放了南梁黄土和环县小米，用这种古老的方式祭奠他的英灵。 　　是金子总会发光。毛泽东和张闻天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位年轻的陕甘边区政府主席，在1936年9月，在保安(今志丹县)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只邀请了两位地方干部参加，习仲勋就是其中的一位。这之后，习仲勋便被派往关中担任关中特委书记。短短一年多，他就在错综复杂的关中地区打开了局面，大大扩展了关中根据地，并使之成为陕甘宁边区的模范根据地。老同志对我们说，关中根据地当时不仅政治上强，生活也搞得比延安好，以至一位老同志离开关中到延安学习，受不了延安的艰苦，骑着马跑回了关中，为此还受了处分。还有一位曾在陕北公学工作过的老同志对我们说，当时学校在经济上面临困难的时候，只要去找习仲勋，他总能想出点子给一些实际的帮助。 　　八年抗战，习仲勋先后负责开辟关中根据地，后来又担任了绥德地委书记，有人形象地说这是为延安把守南大门。无论是在关中还是在绥德，习仲勋的工作始终是走在陕甘边区前列的。因为这两个区域都是与国统区交界的地区，形势错综复杂，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两地方的安危也关系着延安的安危。我们从大量的采访中，基本上可以清楚地勾画出习老在关中地委和绥德地委工作时的生动形象。有一位曾经在关中地委工作过的干部对我们说过，习老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心胸开阔，能团结人。关中人和陕北人常常闹不到一块，可习老这个人不管是关中人还是陕北人，没有说他不好的，这真不容易! 　　由于习仲勋在关中的崇高威望，抗战胜利前夕，当国民党胡宗南部突然向爷台山地区发动进攻时，为了收复失地，稳定边区军民的情绪，中央派习仲勋急赴关中，与张宗逊一起指挥爷台山反击战。习仲勋重返关中，那些正在“跑反”的群众很快就安定下来了。在张宗逊和习仲勋的指挥下，我军只用短短几天就收复失地，取得了爷台山保卫战的胜利，受到中共中央通令嘉奖。 　　还是在拍摄关于陈嘉庚先生的那部纪录片时，我就已经从接触到的陕甘边区史料中了解到习仲勋的一些事迹，知道他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同时也是抗日战争时期陕甘边区一位重要领导人，但却没有作更深入研究。直到接受了拍摄这部关于习仲勋的文献纪录片时，我才开始真切地感受到习老在西北大地上所留下的足迹是那样的伟大。他的去世，在西北大地上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历史真空。习老逝世的时候，从各地雪片一般飞来的唁电中，我注意到一封特殊的唁函，那是曾经在二战中担任过美联社记者的李敦白先生从大洋彼岸传来的文字： 　　那是在1946年10月23日，一个风沙弥漫的星期四，我刚奉朱总司令的调遣从张家口来到了陕甘宁边区的河口镇，便蒙受了年轻的西北局习书记的接待。在以后两天里，他把我送到了延安，并把我介绍给毛泽东主席及其他高级领导成员。 　　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位习书记和沿路老百姓亲切无间的关系。从绥德到清涧到延安，都是我们见到的大人小孩，农民工匠，无不亲切地跟习书记打招呼，而都由习书记称姓道名地问候。而且，他往往还会问到他们家人的具体情况——如“爸爸的腰疼病好些了吗?”“婆姨已经满月了吧?”“孩子的课本问题解决了吗?”等等。我当时觉得很惊奇，怎么可能同那么多人那样熟悉呢? 　　到延安以后我住在清凉山，离南门外的西北局很远，但习书记一直非常关心我，经常抽出时间来同我讲他亲身经历的学生运动以及同刘志丹开辟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他还介绍了当时土地改革和边区民主建设的情况，并多次请我去西北局学校谈美国情况。进城以后，我(们)虽然见了不少次面，但因为他忙于别的事，我再也没有机会同他详谈。然而我始终把他看作真正人民革命领导人的一个高大的榜样。 　　这段回忆很真实描述了一位西方记者对一位共产党高级领导干部的印象。写下这段文字的李敦白先生当时是美联社记者，后来留在了中国，成为少数几位新中国成立后仍在中国工作的美国人。“文革”中一度还起来“造反”，其后又身陷囹圄多年，上世纪80年代回到美国，又成为微软投资中国的顾问，为增进中美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做了不少事情。因为受拍摄经费的制约，我们无法到美国去采访这位可敬的老人，给这部纪录片留下了一个挺大的遗憾。但李敦白先生的回忆还是给我们极大的启示，让我们在采访中紧紧扣住了一位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一主题，得到了许多第一手的素材。 　　我们在陕甘高原上习仲勋曾经工作过的地方采访时，有那么多的百姓在事隔半个多世纪之后还能如数家珍地说出许多习仲勋当年的轶事。上世纪50年代初，习仲勋就是身居高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但陕甘高原上有不少当年的房东和乡亲们都曾经被习仲勋请到北京去做客，甚至还有的乡亲为了一架马车被邻省扣留这样的事情专程到北京找习仲勋解决，而习仲勋居然也亲自过问了这件事情。 　　我想，正是因为习仲勋与陕甘宁边区百姓的这种血肉联系，还有他在陕甘宁边区干部群众中享有的崇高威望，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才委其以重任的。在毛泽东和党中央撤离延安前，习仲勋是他最后接见的几位负责干部之一。事实上，也是经彭德怀和习仲勋苦苦劝说，毛泽东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延安的。就在撤离延安的前一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布命令：从即日起，陕甘宁边区各部队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⑥ 　　这是在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前发布的最后一道重要命令。 　　在胡宗南数十万大军压境的形势下，毛泽东作出了“中央留在陕北不走”的决定，这是一个极其大胆的战略决策，不是对陕甘宁边区群众基础有极大的信心，不是对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充分信任，是不可能作出这个决定的。 　　4.大西北的一面旗帜 　　在我们拍摄这部文献纪录片的采访过程中，不止一位西北的老同志对我们说，陕甘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有的早走了，有的不能说了，习老是我们西北的一面旗帜啊。 　　当采访日益深入之后，我们才领悟到，老同志这样说，自有深刻的道理。这不仅因为习老曾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的领导职务，还因为他在西北革命历史进程中曾经发挥的作用，也是别人所不可替代的。 　　当年陕甘边红二团团长王世泰，早在“两当兵变”前就与习仲勋相识，也是参与陕甘边根据地创建的老同志，解放战争中曾担任一野四兵团政委。已经93岁高龄的王世泰老人的思路十分清晰，他在接受我们采访时回顾了刘志丹、习仲勋在建立照金根据地和南梁根据地时的一些重大事件，他说，当时从分工上来讲，刘志丹更主要负责军事斗争，而发动群众、建设政权方面的工作，许多都是由习仲勋负责的。当时虽然也听说过毛泽东他们在南方建立的根据地，但具体是怎么搞法，谁也不知道，习仲勋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创造性的工作，对于陕甘边根据地的建设，习仲勋是有功劳。⑦ 　　据说，到达了陕甘苏区的毛泽东他们，最早还是从许多村镇上张贴的布告上熟悉了习仲勋的名字。在抗日战争中，中共中央先后让习仲勋主政关中和绥德，可以说是知人善任。 　　在拍摄这部文献纪录片时，我们几乎走遍了当年这两个根据地重要村镇，习仲勋的名字，当地年长些的群众无人不知。有回忆文章曾写道，抗日战争中，习仲勋所领导的关中地委，“像一把钢刀插入敌占区，直逼西北重镇西安”，党史专家指出这样的提法不妥，因为当时处在国共合作时期，国共合作是一个大的前提，联合抗日是主流，我们采纳了这个意见。我们的采访中，也确实能感觉到在那一时期，习仲勋不仅领导关中根据地军队积极开展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反磨擦斗争，而且也为维护统一战线，争取全民抗战作了大量的工作。 　　由于习仲勋特殊的革命经历和他独特的人格魅力，习仲勋在根据地周边的国统区也有相当的影响力。他充分利用了同学、同乡的关系，在国统区的军政人员中广交朋友，让他们了解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同情甚至支持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封锁，为根据地生存创造了良好的周边环境。当时的关中根据地也因此成为从国统区进入延安的重要通道。皖南事变后，国共矛盾加剧，但从国统区经关中往延安的通道却始终是安全畅通的。许多共产党高级干部从其他抗日根据地到延安都是经由关中往返的。 　　习仲勋的热情豪爽给这一时期到过关中的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在国民党赵寿山部从事秘密工作的范明回忆说，他当时到延安去汇报工作，就是走的关中，习仲勋不仅好吃好喝地招待他，还请他听秦腔，秦腔一吼起来，两人一下子就消除了距离感，立刻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⑧ 　　习仲勋在国共合作时期积极进行的统战工作，为日后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埋下了精彩的伏笔。 　　1946年10月13日，驻守西北横山无定河流域的国民党将领胡景铎率骑六师官兵起义，就是在习仲勋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这是国共大规模内战爆发前夕，第二支起义的部队。从政治上讲，这对于边区军民保卫胜利果实的信心是极大的鼓舞，从军事上讲，对正在策动进攻延安的国民党军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并为我军在日后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争取到一片宝贵的回旋之地。率部起义的胡景铎是胡景翼的六弟，也是习仲勋在立诚中学的同学。 　　近年来，不断有人以横山起义为题材试图创作影视作品，而亲历这次起义的范明将军对我们说，那些剧本都是胡乱编的，哪有那么复杂嘛，我受习仲勋的命令到横山波罗堡去找胡景铎，一见面我就跟他介绍我是什么人，是习仲勋派我来的，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商量起义的具体细节了，没有他们编造的那么多的情节。习仲勋在抗日战争中一直和胡景铎保持着联系，对横山起义早就胸有成竹，只是在精心选一个起义的时机。 　　对于骑六师起义，毛泽东高兴的心情溢于言表，他在习仲勋的陪同下亲自检阅了这支部队营以上军官，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形象的比喻说，胡景铎率部起义是从蒋家这条千疮百孔的船上下来的，上了习仲勋和共产党这条结实的大船。范明将军记得很清楚，毛泽东那次在讲话中就预言，如果国共爆发战争，不出几年，共产党就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习仲勋又策动了驻守塞外的国民党二十二军左协中部起义，兵不血刃地解放了陕北重镇榆林。 　　1947年，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率领中央机关转战陕北，面对的是国民党胡宗南部几十万大军的层层包围，从1947年3月到1948年3月，整整一年时间在陕北这块土地上与敌人周旋，最后安然东渡黄河。这一方面是因为西北野战兵团亦即后来的第一野战军各部队奋力作战，打乱了胡宗南的进攻部署，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陕甘宁边区的各级党组织领导群众为党中央创造了理想的生存环境，而习仲勋所领导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习仲勋担任西北局书记也可称得上是临危受命。1946年，高岗奉命赴东北工作，中共中央开始考虑西北局领导的人选。早在1945年，王震率部南下时，毛泽东就曾找习仲勋谈话，想让他与王震一起率部挺进敌后。可几天后，毛主席又改变了主意，觉得习仲勋还是应该留在陕甘宁边区。⑨“七大”之后不久，从未有中央机关工作经验的习仲勋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半年之后，32岁的习仲勋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并同时接替高岗出任陕甘宁边区代议长。 　　我们几经周折才找到了延安时期的中共中央西北局旧址。 　　这个本来应该成为文物保护单位的革命遗址，现在成了一个杂乱无章的院落，甚至找不到一个纪念性的标志。由于这个院落实在太过杂乱，我们甚至无法取到一个可用的镜头，这不能不让我们感到遗憾。 　　同样让我们感到遗憾的还有小河村革命遗址。 　　我们驱车沿着吴(堡)定(边)公路一路东行，按照路标的指示拐上了一条穿行在黄土沟壑间的乡村道路，却发现这条路前行后还有不少岔路。同行的陕西党史专家老贾虽然来过，可是一上了人烟稀少、道路交错的黄土峁，老贾就犯了晕，也分不清东南西北了。我们只好一路摸索前行，好不容易摸到了小河村附近，路面又被不久前的一场大雨冲毁了，大家只好弃车步行，走了足有10里，才在黄土峁的夹缝中找到了这个小小的村庄。 　　毛泽东转战陕北期间曾两次到过小河村，并在这里召开了重要的“小河会议”。这样一个旧址，至今仍只是一个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更让人痛心的是，在我们去拍摄的两天，县里有关部门刚刚派人把那个院落用白灰刷得焕然一新，把当年这个普通的农家院落弄得面目全非了。在中国共产党的历次重要会议中，小河会议的开会条件大概是最为简陋的了。时值盛夏，小屋里容不下这么多人，警卫团的战士们就砍了些树枝，在院子里搭了一个凉棚，三天的会议都在这个凉棚下召开的。我们之所以在黄土地的沟壑间苦心寻找这个小小的村庄，是因为习仲勋是这次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中央前委扩大会议的重要参加者，在80年代，他还撰文回忆了这次会议。 　　1947年3月至5月，彭德怀、习仲勋指挥西北野战兵团连续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的重大胜利，接着又取得了陇东战役的胜利，为了迎接陈谢纵队西渡黄河入陕作战，正在策划被宁夏马鸿逵部占领的“三边”地区。接到小河会议的通知，习仲勋与彭德怀只带着几名警卫就从靖边张家畔的野战军司令部出发，策马飞奔小河村。这是他和彭德怀自从中央开始转战陕北以来，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心情都格外激动。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解放战争的一些战略问题，形成了指导解放军大举出击，经略中原，发展战略进攻的正确方针，提出了加强西北战场的重要措施，仅在会议期间，也就陕甘宁、晋绥两解放区和西北局的工作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在这次会议上，习仲勋针对西北土改中存在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对土改中出现的损害中农和民族工商业利益、乱斗乱打、抓“化形地主”等偏向应该纠正。 　　为了适应解放战争的形势变化，小河会议之后，西北野战兵团正式改名为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为副政委，并成立了以彭德怀、习仲勋、张宗逊、王震、刘景范组成的西北野战军前委。同时还将晋绥军区并入陕甘宁晋联防军，由贺龙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这些重要的军队职务加上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职务，习仲勋一肩挑起了西北战场上党政军的许多重任。 　　在西北这样一块贫瘠的土地上，进行解放战争这样一场数十万大军对垒的决战，对于从事后方工作的同志来说，绝不亚于与敌军进行正面的决战。在习仲勋和贺龙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的民众被广泛动员起来，为前方作战的各个部队提供了有力的支援。曾经担任一野四兵团政委的王世泰老人，提起当年陕甘宁晋民众支前的情形仍然激动不已。他说，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越打越少，我们就那么几支部队却越打越多，为什么?靠得就是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 　　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和那些开国元勋们一起步上天安门城楼，注视着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接到开国大典邀请的西北军区司令员彭德怀和政委习仲勋，正指挥十万大军向新疆挺进。“胡天八月即飞雪”，虽然时值金秋，但部队到嘉峪谷关后即遇上了恶劣的天气。急性子的彭老总在兰州几乎一日一封急电，要习仲勋火速筹集冬衣、粮草、运输工具。尘封在中央档案馆里的一封封电报，印证了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同志们为完成这一艰巨任务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仍然是因为篇幅的关系，我们不得不忍痛放弃了许多感人的素材，包括一段已经剪辑好的故事。 　　那也是在向新疆进军途中的一个插曲。 　　当时，彭老总十万火急致电习仲勋，要求尽快提供数百辆卡车运送进军新疆的部队。习仲勋想起了他所熟悉的国际友人路易·艾黎，他在离嘉峪关不远的山丹县办了一所学校，其中也培养汽车方面的人才，为此专门组建了一个汽车队。习仲勋向路易·艾黎请求支持，路易·艾黎连夜挖出了怕国民党军队征用而被拆卸成部件埋进荒野的十余辆汽车，无偿提供给了西进的大军。为了报答这段友情，习仲勋在晚年谢绝了许多荣誉职务，却欣然担任了山丹培黎学校的名誉校长。为此，我们专程驱车上千公里到山丹的培黎学校拍摄了这段历史往事的素材。1949年9月，新中国即将诞生之际，毛泽东开始考虑经略西北的人选。 　　毛泽东为即将成立的西北军政委员会亲自点将，军政委员会的主席当然首推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而毛泽东选定的第一位副主席就是习仲勋，另一位副主席是曾任国民党西北行辕主任、精通西北事务的爱国民主人士张治中将军。 　　翌年10月3日，彭德怀十分突然地被中央派来的专机接往北京，临行前甚至没有来得及和习仲勋、张治中打声招呼。他自己以为是向中央汇报西北建设的情况，临行前特意让人准备了许多这方面的材料。彭德怀匆匆离开，随即率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经略大西北的重任就历史性地落在了习仲勋的肩上。 　　当时，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所管辖的范围，东起黄河，西至帕米尔高原，北起阿尔泰山，南至唐古拉山，其面积接近共和国总面积的三分之一。有人因此戏称习仲勋是“西北王”，习仲勋疾言厉色斥之：胡说!共产党是人民当家作主! 　　在拍摄这部纪录片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习仲勋就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时的讲话，这篇简短的讲话与其说是施政方针，不如说是向西北人民表达自己甘当公仆的心声。习仲勋成就了自己的诺言，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他领导西北各族人民彻底肃清匪患、平稳进行土改、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拉开了和平建设的序幕。在接到中央的调令后，习仲勋立刻赴任，悄然离开了古城西安，离开了他所热爱的西北大地。 　　5．关于英雄和英雄的主题 　　还是在为这部文献纪录片撰写拍摄大纲的时候，我就希望能为这部纪录片专门创作一段格调鲜明的主题音乐。但如何把握这个主题，用什么样的旋律才最能体现出习老伟大而传奇的一生呢?我和作曲家胡小忆先生在一段时间里都在反复思考这个问题。大概被我逼急了，一天深夜胡小忆先生给我打来电话，问我能不能用最简单的一句话评价一下习仲勋这个人物。 　　英雄!我几乎是脱口而出。胡小忆似乎有些不解，我于是对他说，你想啊，一个十四五岁入党、19岁策动兵变、20出头就当了陕甘边苏维埃主席，一生敢想敢做，直到晚年仍然锐气不减，敢为天下先的老人，难道不是英雄吗? 　　胡小忆若有所思地放下电话，几天后，他就让我听了他写出来的主题音乐小样，我被感动了，我觉得他找到了我要的感觉——一段关于英雄的主题，整段旋律显得浑厚、朴实而又充满了饱满而激昂的情绪，那是借鉴了陕北民歌《三十里铺》，又加进了许多现代音乐的元素创作出来的旋律。 　　习仲勋为理想和信仰奋斗的一生是一条漫长的英雄之路。在他的身上充满了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气概。习老的夫人齐心同志至今仍念念不忘习老的座右铭：革命一生、战斗一生、快乐一生——没有这样一种精神，很难想象一个人几次身陷囹圄而壮志未泯；没有这样一种精神，很难想象一个人在那么艰难的时刻仍然保持着坚定的信念；没有这样一种精神，很难想象一个人一生坎坷却仍然坦坦荡荡。 　　一部文献电视纪录片只能再现习老一生中那些精彩的片断，只能用采访、用画面、用解说来解读消逝在岁月中的往事，让人们逐渐走近那些历史的真实。但无论怎样努力，仅仅依靠这样一种形式，是无法对历史和历史中的人物作出充分评价的，因为有太多的内容是难以用电视的手段来表现的。 　　在陕西米脂县的杨家沟，我们拍摄了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的旧址。这里曾是陕北72户地主修建的一座古堡，中共中央转战陕北途中，在这里作了最长的一段休整。我们在这里采访了即将退休的杨家沟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学章，这是一位资深的党史专家，对半个世纪前发生在杨家沟的革命历史往事如数家珍。 　　1947年12月，习仲勋和应邀参加中央十二月会议的领导同志陆续到了杨家沟，习仲勋到达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就在自己的住处单独约见了他，并作了一次长谈。这次谈话的内容很丰富，据刘学章馆长介绍，毛泽东不仅向习仲勋询问了陕甘宁边区和晋绥等地的战争、支前、群众生活等方面的问题，还语重心长地说，马上要接管大城市了，从山沟沟里出来的干部们一定要多读几本书。习仲勋则向主席重点汇报了新老解放区工作和土改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半年前，在小河会议上，习仲勋就对土改中一些“左”的偏向提出了批评，但半年过去了，“左”的偏向非但没有得到纠正，还在有些地方愈演愈烈，习仲勋对此忧心如焚。习仲勋的汇报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那天晚上谈话进行到很迟才结束。刘馆长告诉我们，毛泽东送客很少走出大门的，可那天他一直把习仲勋送到门外的石阶下。 　　谈到土地改革中的问题，就不得不回顾一下全国土地工作会议的情况。 　　1947年7月，中央工委在西柏坡成立后，随即在刘少奇主持下召开了全国土地工作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这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公开颁布的第一个关于土地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它为在全国消灭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提供了一个基本纲领，对于推动新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影响。但是大纲规定将一切土地平均分配的办法，侵犯了中农利益，也显然过于简单化了。就土改的方法来说，在全国土地会议上，康生鼓吹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分浮财、挖地财”、“群众要咋办就咋办”的所谓晋绥土改经验被四处推广，这就使土改运动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严重的偏向。 　　在绥德义合举行的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的会议上，对“左”的偏向有看法的习仲勋成了少数派，也面临着相当的压力。他一方面向中央反映情况，一方面尽可能抵制那些极左的做法。 　　为了纠正“左”的偏向，习仲勋先后多次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反映情况，就土地革命中的方针政策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提出在土改工作问题上，应该区分老区半老区的实际情况进行，并注意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并且向毛泽东报告说，凡是开始发动群众的地方，一般都是过左。习仲勋在报告中明确指出，这种“左”的情绪，不是群众原来就有的，而是干部带去的。 　　习仲勋的意见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迅速向全党转发了习仲勋的来电，并在批示中指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在修改任弼时1948年1月12日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时，毛泽东专门加写了以下的内容：“我们必须按照实际情形去划分阶级，进行土改，决不可将本来不是地主富农的人们划成地主富农，错误扩大打击面，打乱革命阵线，帮助敌人，孤立自己。这是一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必须引起全党同志的注意。” 　　值得一提的是，在随后进行的更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习仲勋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妥善解决了包括西北少数民族和宗教寺庙在内的土改政策调整，使大西北的土地改革进行得十分平稳。遗憾的是，十年动乱前夕，在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指导下，有人批判习仲勋当年土改犯了右倾错误，土改不彻底，又要在西北搞“二次土改”，使西北农村陷入持续的动荡之中。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习仲勋以他对土地和农民的热爱，在土地改革这一场急风暴雨式的运动中，不惜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以坚持真理的非凡勇气，为这段特殊的历史写下了永远不会被人民忘记的篇章，也为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纵观习老的革命生涯，勇于坚持真理、坚定不移反“左”的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在搜集拍摄素材的时候，我们得到了一段亲友无意间录下的谈话，那已经是在他晚年常居深圳的时候了，习老对前来看望他的一位晚辈说，我的一生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把人民群众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最见不得那些欺负老百姓的事情! 　　这看似平常的一句话，正是习老一生的写照。 　　2002年夏天，在深圳市委干部的陪同下，我们摄制组走访了深圳与香港交界处的一段边界，我们在20多年前习老视察时站立过一个高坡上架起了摄像机，边界这边的画面上是深圳鳞次栉比的高楼和一片繁忙的喧闹，而边界那边的画面上是香港几个宁静的乡村和空旷田野。20年前，习老在这里看到的又是一幅什么景象呢?采访深圳第一任市委书记张勋甫时，老人红着眼圈对我们说，他当年陪着仲勋同志在这里视察时，习老的心情可以说是十分沉重的。边界这边，我们的一个个村庄，当时差不多有几个公社吧，青壮年能跑的都跑了，田地全部都撂荒了。当时的宝安深圳与香港毗邻的地方整个都是这样。外逃被抓回来的人不计其数，那个惨劲就别提了，“反外逃”成了当时最主要的工作。仲勋同志看了我们当时关于那么多因外逃被抓回来的群众，坚决反对这样的做法。他当时就说群众为什么往香港跑?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没有把经济搞上去!当时谁敢这样说啊，这都是贯彻上边的精神呀，只有仲勋敢这样表态。 　　经过十年动乱，一个鱼米之乡的广东竟至于民不聊生，这样的情景对习仲勋的触动太大了。放眼过去，自然条件比广东好不到哪儿去的香港、韩国、新加坡、台湾却成了著名的亚洲“四小龙”，这让习仲勋怎么能坐得住呢。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更坚定了习仲勋在广东打破旧的条条框框的决心。在拍摄这部纪录片时，我们看见了一份1979年1月25日习仲勋在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上的总结讲话，在这篇讲话里，习仲勋重点谈了全面贯彻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坚决冲破“两个凡是”，解放思想，努力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其中有这样一段讲话： 　　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就是要把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作为我们全部工作的纲，要以发展生产为中心。这样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要跟上，要转变，要改革。特别是上层建筑存在的问题很多，例如经济管理体制如何改革，机构如何设置，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如何做，怎么样用经济的办法来管理经济，我们的作风如何改进等等，都要很好考虑。我省毗邻香港，对于搞四个现代化来说，这是很有利的条件。我们可以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我们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那就要看我们言论和行动的结果是否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是否有利于四个现代化。如果是这样，就要放手大干，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要干，就要抵制。 　　习仲勋的这段谈话中明确谈到了“我省毗邻香港，对于搞四个现代化来说，这是很有利的条件。我们可以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这段谈话之后仅仅过了两个月，人们就在1979年春天那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到了习仲勋更大胆的谈话，他在向政治局常委们作汇报时甚至打比方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国家”几年就可以搞上去。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搞上去。 　　也就是在那次会议期间，习仲勋找邓小平汇报了一次，提出了广东开放搞活的设想，要求中央同意在深圳、珠海、汕头兴办出口加工区，得到了邓小平的赞同。邓小平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为什么要“杀开一条血路”?这证明了改革之艰难，需要有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过人的胆识。我们在拍摄这部文献纪录片过程中，深深感到敬佩的正是习老这种敢于“杀开一条血路”的英雄本色。今天，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举世瞩目，当初的经济特区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腾飞的一座座丰碑。尽管人们没有在特区看见一座习仲勋的雕像，但他的名字已经永远镌刻在特区建设的丰碑上。 　　对习老的一生进行研究和评价，远非我们所能胜任。为习老一生作传，也并非这样一部文献纪录片能够承载，我们只能尽量准确地纪录那些见证者的回忆、尽可能寻找和捕捉那些真实的画面，让历史告诉现在、告诉未来——20世纪的中国，这样一位带着高原一般强健的魂魄、从西北大地上走来的英雄。 　　2005·清明 　　①2002年7月采访广东省委原书记王全国同志的谈话。 　　②习仲勋：《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见《习仲勋文集》。 　　③2003华摄制组采访张邦英的谈话录像。 　　④2003年摄制组采访张邦英的谈话录像。 　　⑤见2002年9月21日采访蒋成英录像资料。 　　⑥见《毛泽东年谱》第三卷。 　　⑦2003年在海南三亚对王世泰的采访。 　　⑧2002年9月在西安对范明将军的采访谈话。 　　⑨习仲勋：《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 　　 怀念习仲勋/《怀念习仲勋》编辑组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5（2009.5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