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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卫陕甘宁边区北大门

姬世存主编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加之各地连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陕甘宁边区军民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为了克服重重困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领导边区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1943年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结束后，为了加强北线工作，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将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六年之久的关中分区特委书记、关中专员公署专员、关中军分区保安司令部政委、关中警备一旅政委习仲勋，调任中共绥德分区地委书记兼绥(德)、米(脂)警备区及独立一旅政委。 　　绥德分区位于陕甘宁边区的北部，是陕甘宁边区北部的重要屏障，又是延安通往华北、华中解放区的交通要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绥德分区辖6个县，52万人，人口占陕甘宁边区的1／3，在陕甘宁边区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习仲勋到绥德后，坚决贯彻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精神，把发展生产作为中心工作来抓，号召机关干部厉行节约，走出机关，参加生产劳动。他还带领干部深入农村蹲点调查，总结推广郝家桥村改进农业生产技术，理顺土地租佃关系，改造二流子，组织群众移民南下，实行变工互助和精耕细作的典型经验，授予勤劳忠诚、廉洁奉公、团结亲邻、带头发展生产的刘玉厚模范党员和劳动英雄的称号，并在全区开展“村村学习郝家桥，人人学习刘玉厚”的活动。这些措施调动了机关干部和农民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积极性，使全区军民很快过上了自给自足和丰衣足食的生活。他还坚决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巩固发展“三三制”政权，任用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担任各级政府领导：他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在整风审干和“抢救运动”中，抵制和纠正“左”的偏向，保护了一大批干部；他积极发展全区的文化教育事业，采取措施大办冬学，提高群众文化水平；他坚定不移地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针，组建绥德分区文工团(后改为西北第二文工团)，培养了一大批文艺人才，促进了全区群众文化的繁荣和文化事业的发展，鼓舞了人民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抗战必胜的信心。习仲勋在绥德任职期间，为党和边区政府探索和积累了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等方面的经验和局部执政经验，扩大和提高了党和边区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和威信。 　　1944年冬，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劳模代表大会上，习仲勋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和边区政府的表彰。1945年4月，习仲勋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同年8月他调离绥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0月出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毛泽东称“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习仲勋为创建陕甘边和西北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大贡献。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从事过农民运动和兵运工作，与刘志丹等创建了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曾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中共陕甘边特委委员、边区特委军委书记，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参与领导了西北红军粉碎国民党军的多次“围剿”。他和刘志丹等一大批领导干部在陕北错误肃反中被关押，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获释平反，先后任中共关中工委书记、中共曲(子)环(县)工委书记和中共环县县委书记兼县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先后担任中共关中苏区特委书记，中共关中分区特委书记，关中专员公署专员，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政委，关中军分区政委、关中警备第一旅政委。他先后被选为陕甘宁边区第一、二、三届参议会参议员。1942年7月至1943年2月，他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党校校长。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为王震、习仲勋等22位干部和生产模范题词。毛泽东为习仲勋的题词是：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军作战转向敌后战场和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在财政经济上陷入日益困难的境地。为了克服困难，中共中央于1939年2月2日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大会，并于1941年再次强调走生产自救的道路。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机关和人民群众响应号召，掀起了大生产运动。 　　1943年2月，中共中央调曾任中共关中分区特委书记六年之久，此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党校校长的习仲勋出任中共绥德分区地委书记兼绥(德)、米(脂)警备区及独立一旅政委，守卫陕甘宁边区的北大门。 　　 烽火塞上——习仲勋在榆林/姬世存主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