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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教诲 深切的怀念

牟玲生

习仲勋同志是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青年时期就最崇敬的党的领导人之一。上个世纪40年代，我们扶风县游击队政委李特生就用习仲勋坚持地下斗争的经验教育我们。他说，他们30年代初，在国民党西北军杨虎城部做兵运工作时，同习仲勋、李秉荣三人成立了一个党小组，以三团二营二连为中心展开全营的兵运工作。后来在二营发展了30多名党员，成立党的营委，推选习仲勋为营委书记，于1932年3月，与中共陕西省委派来的刘林圃等一起领导和发动了“两当兵变”。兵变后，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第五支队，由许天杰任队长，习仲勋任队委书记，带领部队向北转移，历经艰难困苦，终于1932年7月在耀县杨柳坪与刘志丹率领的陕甘游击队三支队取得联系。当时刘志丹对习仲勋说：“我们多年来组织过几十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士兵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相结合，没有建立可以依托的革命根据地。”从此以后，刘志丹和习仲勋走到哪里就把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道理讲到哪里，以根据地为依托，开展武装斗争，逐步扩大游击区，从而在照金、南梁地区创立了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1933年4月5日，在耀县照金土儿坪召开了陕甘边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选举雇农周冬至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兼党团书记。1934年11月4日至6日，在南梁荔园堡召开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和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习仲勋为政府主席，刘志丹为军委主席。为了巩固新生的红色革命政权，习仲勋和刘志丹等同广大干部群众一起，艰苦奋斗，做了许多探索性、开创性的工作。他们一面组织红军主力对敌作战，一面领导群众，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户一户做群众工作，充分依靠人民搞好根据地建设。颁布了各种法规法令，实行分土地、分粮食、分牛羊、戒烟戒赌、放足等政策。他们创办列宁小学，让穷人的孩子上学读书。成立军政干部学校，培养有文化的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在土地革命中，他们提出只分川地，不分山地，对富农只没收其出租部分的土地，对地主也分给本人一份土地，对青苗的处理是谁种谁收。 　　1935年9月，王明“左”倾路线在西北的执行者，不作调查研究，不了解陕甘边革命历史，不了解敌情我情，主观臆断，强调对外实行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对内凡不同意他们错误观点的，就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错误的肃反中，以所谓的“右倾”和“富农路线”把刘志丹、习仲勋等一大批领导干部关押起来。红二十六军营以上主要干部，陕甘边县以上主要干部，几乎无一幸免。而且在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下，许多同志被迫害致死。在这个十分危机的关头，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及时制止和纠正了错误的肃反，刘志丹、习仲勋等才得以平反获释。仲勋同志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十分动情地说：“当时‘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已经给我和刘志丹挖好了活埋坑，要不是毛主席说‘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了。是毛主席挽救了陕北党，挽救了陕北革命，我感到迷雾顿散，信心倍增，心里高兴极了。” 　　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陕北根据地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大本营。毛泽东在纠正错误肃反时说：“我们刚到陕北，仅了解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很高，懂得很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王首道回忆录》)所以毛泽东在以后的工作中，十分重视和注意培养陕甘地方干部。毛泽东常说，地方干部熟悉情况，同当地群众有血肉联系，只有本地干部大批成长起来了，党的工作才能在根据地生根，根据地也才能巩固。当时毛泽东对从监狱解救出来的刘志丹、习仲勋等一大批干部十分关怀，非常爱护。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年代，毛泽东对习仲勋深入实际、联系群众、实事求是、勇于反对“左”倾错误的优秀品质和作风，备加赞许，多次褒奖。这既生动地证明毛泽东慧眼识人的伟大睿智，也充分说明了习仲勋确实才高德洁，令人由衷敬仰。 　　毛泽东说：“习仲勋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的确，他的突出特点，就是情系人民，有深厚的公仆情结。在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他都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像老黄牛一样，默默地耕耘着。一事当前，先为人民着想。事事关心群众疾苦，处处维护群众利益，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尽心尽力地把关系群众利益的事情办实办好。1960年春，正是三年困难时期，陕西农村到处是“人困、马乏、地薄”的惨状。全省农民年人均口粮只有230斤左右，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处于饥饿半饥饿的困境。当时，习仲勋远在北京，依然关心着陕西农村的群众生活。他对陕西省委书记赵伯平说：“安排群众生活，我们没有粮食是力不从心；现在中央给你们调拨了粮食，如果不能及时发到群众手里，出了问题，就是渎职犯罪。”陕西省委根据习仲勋同志的指示，立即抽派省地县三级大批干部深入农村，送粮到户，使缺粮农民顺利渡过春荒。 　　仲勋同志一贯重视文物古迹的发掘、整理和保护工作。早在1951年他就指出：“西北是我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西安是周秦汉唐等王朝的建都之地，因之在西北保护历史文物古迹有着重大意义。”他要求“我们所有的同志都应该好好地保护、爱护我们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宝物。”对“丝绸之路”沿线的麦积山、敦煌莫高窟、吐鲁番古城、青海塔尔寺、宁夏清真寺、临潼华清池、华阴西岳庙以及关中地区的帝王陵墓等，他视为瑰宝，要求各地普遍进行宣传教育，认真负责地管理好、维护好。特别是对西安古城墙的保护，仲勋同志功不可没。1958年在规划城市建设中，陕西省和西安市党政领导机关的不少同志把西安古城墙视为封建城堡，主张拆除。赵伯平转达习仲勋的意见说：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就是利用原有的城墙建筑起来的；华沙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打光了，后来照原样修复起来，作为文物古迹保存。我们西安城墙，建筑雄伟，规模宏大，这是不可再生的古城文化资源，应当把它作为一个珍贵的历史博物馆保存起来，供作后人研究古代城市建设、军事防御以及古代建筑工程和建筑艺术的重要历史实证。因此，保护城墙就是保护作为古都西安的历史文化。据此，赵伯平力排众议，以陕西省人民委员会的名义上报国务院，要求保留。在习仲勋的大力支持下，国务院明令通知，把西安古城墙列为国家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此，80年代初，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马文瑞和省市其他领导同志贯彻仲勋同志的指示精神，使西安古城墙又经过全面整修，墙、河、林、楼、路综合治理，面貌一新。现已成为全国惟一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墙旅游景点和空中公园，为世界所瞩目。 　　仲勋同志的地位不管怎么变，他一贯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始终没有变。他非常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无论工农群众、知识分子、民主人士、文化艺术界和民族宗教界的各方人士，他都坦诚相见，广交朋友。人们都称他有一颗“平民心”。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可以同他讲任何不同的意见，不受拘束，有心里话愿意给他讲。他对部下非常体贴，发现他们工作中有不当之处，总是和颜悦色、循循善诱地讲明道理，让你明白是非，口服心服。有时即使批评了你，也让你心里感到热乎乎的。所以许多在他身边长期工作过的同志，都称他是一位好领导、好师长，非常敬重他。 　　我最早是在1950年冬第一次见到时任西北局书记的他。那时我还是个不到20岁的年轻人。因为西北局办公厅派了一批干部参加扶风县的第一期土地改革，习仲勋要了解扶风土改的全面情况，县委就派我把扶风县第一期土改工作总结报告送到西北局。当时西北局办公厅一位机要干部是同我一起参加扶风土改的，随即领我到雍村(当时西北局机关办公地)见了习书记。中午饭后休息，他正在院子打康乐球。见我们来了，他亲热地说：“好，让这两位年轻人来打。”我俩因过分紧张，打了一局就输了。但习书记慈祥和蔼，满面笑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习书记问了扶风土改工作的基本情况：群众发动起来了没有?参加农会组织的会员占农民人口的比例多少?团结中农的政策执行的怎样?干部和贫雇农对中立富农的政策认识怎么样，以及划定的地主、富农占农户的比例等等，我都一一作了回答。他最后还嘱咐我，回去要向县委的领导同志讲，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土改方针政策，“关键在于充分发动群众，群众起来了，一切事情都好办”。划定成分，要实事求是，有些难以划定的、群众有争议的，要多调查、多研究，多请示。小土地出租和地主的界限不易掌握，要严格划分。凡可定为小土地出租的，就不定地主。如定错了的，既使是一户，也要坚决纠正。特别在群众发动起来之后，农民对地主的仇恨是很自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领导者，头脑要冷静，要善于引导。不能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方面，在老区土改中是有教训的。毛主席曾多次指示“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正是由于习仲勋同志这种慎重稳健的指导思想，对顺利完成陕西乃至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60年代后期农村社教中，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有人竟把所谓的“陕西民主革命不彻底”问题强调到了荒谬的程度，不遗余力地开展“民主革命补课”运动。陕西全省补定的近6万户地主富农成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复查，绝大多数都是错误的。我参加社教的蓝田县已经纠正的错定地主富农成分占原补订成分的99.3％。“欲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事实证明，陕西的土地改革，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了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是完全符合陕西实际情况的。说“陕西民主革命不彻底”，是没有根据的。在“文革”中，我也盲目的参加批判过所谓“陕西革命不彻底”，现在想起来深感愧疚。 　　仲勋同志一贯关心和爱护干部，精心培养干部。我走上领导岗位后，他更像师长一样，时刻关怀我。1984年他到陕西视察工作，在去西安交通大学参加一个会议时，他问我的年龄多大了，我回答53岁。他说，你还年轻嘛，正是干事的时候。并鼓励我抓紧学习，努力把工作干得更好。听了习老的话，如沐春风，我感到无比温暖。1987年中央书记处讨论我担任省委副书记时，他看了省委的请示报告和中组部的审批意见后，还专门征求了省委书记、省长和中央参加陕西整党工作组组长的意见才决定的。这种慎之又慎的态度，正是对我政治上的关怀和爱护。1989年秋，我因病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一天上午，习老派人把我接到他的办公室，仔细问了我的病情，让我走步给他看。我在他的屋里快走了一圈后，他高兴地说：“恢复的很好嘛。”接着他给我讲了一些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情况，说他正在修改《陕甘高原的征程》回忆录史稿，要我回西安后让党史部门把南梁、照金根据地的具体史料整理一个比较详细的资料送给他参考。当天中午，他又送我到他家里同他夫人齐心和彭老总夫人浦安修一起吃家常饭。习老说：“医院的病号饭，吃的时间长了，就不习惯了，今天给你换换口味，调剂一下，吃吃家乡的臊子面。”饭桌上大家有说有笑，亲切、热情、温馨，我深受感动。随后几年，习老先后到珠海、深圳疗养，我到南方考察工作时，顺便看望了他两次。我给他带去的手工做的布鞋，他穿上觉得很舒服，高兴地让我同他全家合影留念，并风趣地说：“生身之地，养育之恩，走遍天下，难忘乡亲。”月是故乡明，人是故乡亲。习老对生他养他的三秦故地有着浓厚的感情。他的高风亮节永远激励着我们，他的丰功伟绩永远树立在人民心中。 　　(牟玲生：中共陕西省委原副书记) 　　 怀念习仲勋/《怀念习仲勋》编辑组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5（2009.5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