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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细微处感人至深

黎以宁

最爱戴的领导习仲勋同志逝世了。他的音容笑貌，无时不在心中升起，引起无限怀念。他对党和人民的忠贞，高度的领导水平和领导才能，恢弘的政治家气度，执行政策的严肃性与灵活性，他在西北地区革命、建设事业中，特别在民族团结和统战工作所取得的业绩，无一不令人景仰。而他那热情开朗，平易近人，对己严对人宽，善于将心比心，走群众路线的作风，更像火一样动人、感人，使人从内心里对他爱戴。 　　第一次见到习仲勋同志是在1944年。那时他是保卫陕甘宁边南大门的关中地委书记，在边区干部中很有威望。一次他赴延安住在边区政府建设厅所属的大生客栈，熊天荆同志和我在一起去拜访他，出乎意料之外，他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和我们亲切交谈。 　　1949年初，为迎接西安解放，组织上调我到西北局城工部。原意是让我进城后接管建设局。当时城工部只有两个主要干部，一个杨静仁不久调中央，另一个丁志明是西安人，将来一定要回西安去。于是我就被留下来做部的秘书，并接替丁管统战、敌军工作。从三边地委调宗群来作民族宗教工作。形势发展很快。西北局先后两位兼管城工部工作的副秘书长曹力如、赵伯平，曹调任陕北行署主任，赵调任西安市委书记。城工部工作无人管，仲勋同志直接抓。我接近并受教于仲勋同志的机会逐渐多起来。 　　刚进城，仲勋同志大力抓统战工作。抽时间亲自普遍同各界人士接触。一些头面人物如张凤翙、杨子廉、寇瑕等等则要我们以他个人的名义逐个登门造访，去看他们在生活及其他方面有什么需要，征求意见，回来向他汇报。最有名的李虎臣也在拜访之列，而对李则除一般看望征求意见外，主要是使他安定下来，以利减租反霸顺利进行和新区的稳定。在工作中，我们发现仲勋同志对各方人士的思想情况了解竟那么多、细致、透彻，使人惊叹。 　　西安解放后第一个春节，西北局举行盛大招待会宴请各界人士。那时交际处没有成立，仲勋同志要我筹备，所以宴会事宜由城工部办，而仲勋同志也亲自抓并抓得很细，不但邀请名单，连菜肴、席次座位都过问，亲自一一敲定。这使我想起陕甘宁边区合作大会，周总理正返延安，向建设厅索取合作社统计资料带回大后方作宣传。我们连夜赶制几十大张表格送去，总理仔细审阅，发现前后数字参差、矛盾的均反复计算亲笔修改，第二天一大早就退回来了。仲勋同志这种在重要环节上认真扎实，一丝不苟的精神，真堪与总理媲美。 　　西北局城工部在战争紧张期间也未停止敌军工作。延安交际处就住着一个马鸿逵派来的秘密代表，但我方未与之正式谈。而榆林左协中的代表团，则由张经武、曹力如、李启明三人与之会谈，我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这次对话，谈的气氛很好，榆林的和平解放只等时机成熟就要到来了。一个俘获的国民党团长姓李，他的哥哥是国民党一个集团军司令，我们给他路费让他回去做他哥哥的工作。进西安后，对杂牌军十七师师长，甚至胡宗南的干将董钊都让他们的亲属去策动过，虽未有明显效果，但长我军威风，减敌军士气，无形中是起作用的。 　　西北地区，历史上总是多事之区。解放之初，发生西海固、甘南、青海项谦等多次事件，在仲勋同志主持下，均不是以武力压服，主要依靠作政治、团结工作，因而得到顺利圆满解决。 　　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西北局秘书处长蔡子伟调西北农业部，我调到秘书处工作。每天应送仲勋同志签阅划行的文件、文稿，都由我直接亲自交给他。每周一次的西北局常委会均由我按仲勋同志授意安排并参加作记录。这样，几乎每天都接近仲勋同志并得他耳提面命，受益匪浅。 　　“三反”、“五反”，仲勋同志定期召开大区各单位汇报大会。一再强调严格执行政策，正确区分违法户和半守法户、贪污和浪费的界限。既要心中有数，把本单位运动搞深搞透，又不能事前主观制定打老虎数字。违法户和“老虎”可定可不定者，宁可不定，计算赃款，必须实事求是，可算可不算者，宁可不算，这样就保证了运动的正确开展，没有出现偏差。 　　仲勋同志重才、爱才。在他周围，团结了一些笔杆子，如黄植、赵宁一、秦川、薛和爽和陈熙等，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凡划拟重要文件，都是仲勋同志授意并分别和他们一起研究，充分自由发表意见，反复探讨，然后定稿上会议通过，所以西北局上报中央的东西，一般都得到中央赞同并批转全党、全国参考。 　　我在西北局秘书处短短两三年工作中，仲勋同志给我的影响非常深，其中许多日常琐事，尤为感人，至今难忘。 　　有两件事可以看到习仲勋同志爱戴毛主席和他很谦虚。有一天，仲勋同志取出珍藏的一个小包，用绸子包着，原来是他在马栏关中地委时，毛主席亲笔写给他的信一共有十多封，时间集中在一个月之内，内容都是批示关中地委和军分区如何全力迎接王震部队使之能顺利突破敌人拦截追击，返回边区。毛主席部署得非常具体，例如何时派多少人到某地支援迎接等。仲勋同志要我给他整理一下。我叫人装订成册还给他，他非常高兴。 　　群众来信中，有一封书记亲收信，是甘肃平凉地委一个干部写的。内容是他每从报上看到习书记的文章、报告，感到非常正确，都剪贴成册经常学习，借以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望能随时给予教导。看来他写这封信的用意是很明显的。仲勋同志阅后一笑，要我以他的名义回信，说这个同志学习精神是好的。不过我习仲勋没有什么可学的，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学生，所说所做都是学毛主席的，要他今后要认真学毛主席著作和毛泽东思想，不要学我个人。以后再也没有这类恭维领导的来信了。 　　习仲勋同志很注意领导同志之间的团结，对其他领导同志很尊重并维护他们的威信。贾拓夫同志是西北财委主任，我只把财委看作政府部门，有一次非正式地排名单，我把贾拓夫同志排得稍后一些，仲勋同志见到立即改正过来，还跟我说：“今后像这样的事可要注意。如不了解情况，可多问我嘛。” 　　仲勋同志和西北局机关干部相处如家人，上下级之间没有一点隔阂，工作之余，常在一起闲聊或上城墙散步。又能主动敞开他的思想和大家交心，互相随便交谈，十分自然和谐。 　　记得刚到城墙闲聊时，他感慨地说：古人云，行年四十而知三十九年之非。今后，我大概可以不会有“非”了吧!大有君子自强不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的味道。 　　有次在散步中，仲勋同志先和一个人打招呼。过后问我们，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主动先和人打招呼呢?他说，你的地位高，他给你打招呼，一则怕你不理睬他，再则怕人说他巴结上层，不打招呼又不好意思，很尴尬。我先打招呼就不尴尬了。这段话，非常动人，对我们启发很大。 　　我的岳父霍子乐是西北畜牧部长、党外人士，党委书记副部长张中与之相处不甚融洽，部里又有一个干部在其中播弄是非。畜牧部党组给西北局写报告，说有人揭发霍子乐抽大烟。我当然要把这个报告给书记看，而心中多少有些紧张，不自然地说，这里面有畜牧部揭发霍子乐抽大烟的报告。仲勋同志看到我忐忑不安，马上笑了起来说：“胡扯旦，多少年以前的事，老早已经戒了嘛，不理他。”本来就没有的事，西北局不理会，畜牧部的风波自然就平息了，而对我则有感于心，充分体现了仲勋在多方面关心人，体贴人，了解人的作风，使人爱戴。 　　仲勋同志常和同志们讲他早年参加革命的故事。谈他才17岁，被杨虎城抓起来，关在新城，军官是个老夫子，很讲孔孟之道。提审时，他大哭，说家穷，父亲年纪大没人供养，这个老夫子见他年纪小，又见他有孝道，就把他放了。又讲他当年发动两当兵变的故事。西北局行政处长李秉荣是他的连长，他是怎样发动李秉荣的。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 　　星期天，仲勋同志也常到附近出游散心。吉普车只能坐三人，所以大都不带亲属也不带秘书，只带一个警卫员和分别叫我们之中的个别人一同出去。有一次去长安，只是到长安县委和书记张方海、县长李浩谈了两小时就回来了。有一次去常宁宫，这是蒋介石住过的地方，风景优美，我还以为他是去玩呢，而去了以后，却只去干休所和一个老同志见面、亲切交谈两个来小时就回来了。原来他还是在做工作。 　　习仲勋同志对我们印象和影响太大太深了。时间过久，一时难以想起叙述。所想到的虽是一些零星琐事，却更显得他的形象之高大宽厚，亲切近人!他不愧是我们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我们永远怀念他、崇敬他! 　　 怀念习仲勋/《怀念习仲勋》编辑组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5（2009.5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