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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一贯重视新闻工作

张 光

一 　　1933年，红二十六军回到了1930年刘志丹创建的南梁根据地(今甘肃华池县)，又扩大到陕西几个县，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习仲勋任委员会主席，刘志丹对他说：“政府工作安排顺了，要着手办一张报纸，有了报就等于我们增加了一个师。”习仲勋听了很有体会，他说和自己同代的青年，就是看了报刊才知道马列主义的，也是从报上知道刘志丹领导革命起义的，才决心参加革命。不久他就找来文化委员蔡子伟、特委宣传部龚逢春商谈筹办事宜，在政府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抽出经费派人秘密到西安购买油印机、油墨、纸张等，很快就出版了革命委员会机关报——《西北红旗》，接着又出版了特委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生活》，而且还用红色套印。报刊一出来，大家争着读，高兴地说：“咱们有报纸了!”上面登有前线打仗的新闻、世界大事、政府的工作安排、地方建政等报道。学校老师还拿着报给农民念，农民说：“一张纸上什么都有，真是秀才不出门，便知道天下事。”刘志丹看了很高兴，对习仲勋说：“咱们队伍是藏龙卧虎，要发现人才，充分利用他们的特长；另外，报是办给群众看的，要通俗，像和农民交谈一样，这样农民就喜欢了。”习仲勋一有空就和编报的同志座谈，还审一些稿，自己也写一些稿，报纸越办内容越丰富多彩。后来随政府转移到甘肃下寺湾出版。1935年9月，“左”倾分子逮捕了刘志丹、习仲勋等以及报刊的工作人员，才停刊了。50年代初习仲勋对我说：“那时候啥条件，也能把报办好，现在好办得多了，只要脑子装着群众利益，报纸就能受到群众欢迎。” 　　二 　　1947年冬，我到“边区群众报社”后(不久改为《群众日报》)，发现习仲勋对报社的领导如胡绩伟、林朗等很熟悉，和记者田方、莫艾、柯兰、闻捷、李季、谭吐、张潮等也很熟悉，一见面就请他们谈下面对西北有什么反映。当时他正纠正土改中的“左”的倾向，他指出报上有些报道也有“左”的现象。但这不能怪记者，因为他们受了康生在山西搞“左”的影响。以后要实事求是，吃一堑长一智。1948年初，报社要派一批记者到前线和分区去采访，副总编林朗带着刘漠冰、冯森林、叶宾、程远也有我十多人，到了西北局，请习仲勋(我们称习书记)作指示。他像见了老朋友，请大家坐在老乡(当时西北局驻绥德霍家坪)窑洞的坑边上和坑下条凳子上，还拿出前线同志送他的战利品——美国香烟叫大家吸。他讲了形势后说：“你们下去，听到群众对西北局、边区政府有什么意见，一定要马上写信给我。我们有了你们这几十只眼睛和耳朵，就能感到群众呼吸了。如果我们有了错，就能马上改，改了就是好政府。”他看见不吸烟的人问为啥不吸，问到我时，我说我不会吸，他说他在一次会上看到过我吸过烟，我说那是玩，他说：“写稿子可不能玩。”说得大家都笑了。我们走时，他对林朗说：“你们应去听听林老、贺老总有什么指导。” 　　三 　　在陕甘边区开大会时，一般主席台上有三个条桌子，中间一个是主持和发言人用的，两边斜放一个，上面写着一个是记者席，一个是记录席。主持者和发言者都坐下面，讲话时上来，讲完又下去坐。因此记者席和记录席特别显眼。这种做法一直用到解放后的西安。那时人们不觉得有什么奇怪，因为这是工作需要，那时没麦克风、录音机，如果记者在后边听不清，站着也不好记，但这也是领导重视新闻工作的表现。 　　因为如此，在开会前后，领导同志就走到记者席前，问这问那，有一次习仲勋就问：“我讲话快，你们记得下来，我本来想讲慢些，一说起来就快了，可苦了你们”，我们说：“有速记可查，我们大体上也能记下来。”有一次西北军政委员会讲座婚姻法草案时，彭德怀走来问：“你们对婚姻法有什么意见?”我们说：“现在有的民主人士有两个夫人，怎么办?”彭德怀微笑了一下未答，随后在讲话时他说：“你们不用怕，婚姻法只管今后，以前的当事人不提不干涉。”会上大笑起来，严肃的彭德怀也哈哈笑了起来。张治中有时来问，带没带今天的报。一次王震告诉我们，新疆一篇关于民族问题的稿子，要能显著登出，那是重要的问题。 　　四 　　解放后在西北土改时，习仲勋在一次干部会上说：“我小时在家做过庄稼，我也去过好多县，关中的土地不集中，地主富农很少，中农最多，所以要实事求是，不能生搬南方的办法。要接受1947年的教训，不能搞‘左’，‘左’不是群众中原有的，而是干部带去的。所以工作队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在延安时他就说过：“我们掌握政权以后，刀把子在我的手里，不出‘左’右偏差最好，但如‘左’了，比右还可怕，右了无非是把事未做或做得少，以后还可再作，而一‘左’，轻则搞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重则死同志、死群众，一片恐怖。历史上的‘左’，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深深引以为训”。这次他又这样说。因此西北土改稳妥，基本没有出现乱斗乱打现象，各方面都比较满意。上世纪60年代开始大搞阶级斗争，习仲勋这些说法，被说成是右比“左”好，说他一贯右倾，土改不彻底，以至说他是阶级敌人。“文革”后才平反了。他晚年对我说：“历史上我们犯‘左’的错误时间长，有的是认识问题，有的是加上个人主义的原因，争个什么，因此很无情；如果多一些人情味，将心比心，也不会有那么严重的后果。” 　　五 　　1946年4月，《边区群众报》六周年，习仲勋写了庆贺文章，说：“《边区群众报》说出了边区群众要说的话，讲出了边区群众要知道的事情，这就是为群众服务，当得起‘群众报’这个光荣的称号。” 　　1951年3月他在西北报纸工作会议上讲话说：“新闻工作，就是群众工作。”他问道：“为干部办报?还是为群众办报?……只有真正办得群众化了的报纸，才能满足干部的要求，……去了解群众，熟悉群众……到处都要交几个知心朋友……朋友多了……记者和编辑才能写出好的报道和评论。” 　　1981年1月新华社建社50周年纪念会上，他代表党中央作了讲话，他提出了新闻工作要做到“真”、“短”、“快”、“活”、“强”五字方针。这也是从新闻如何吸引群众的角度上提出的，只要这样群众才爱读，才能起到作用。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他一贯认为，新闻工作应有坚持群众观点，也就是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这样才能把新闻工作做好。 　　 怀念习仲勋/《怀念习仲勋》编辑组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5（2009.5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