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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北伐战争投笔从戎，进军闽北攻克南京 风云突变

张洋

北伐军在前进，反革命的暗潮也在步步紧逼。 　　1927年3月，帝国主义直接出兵镇压革命，制造了“南京事件”。与此同时，蒋介石为了实现其反革命野心，积极寻找靠山，加紧同帝国主义、封建买办阶级勾结，密谋举行反革命政变。 　　4月上旬，蒋介石和汪精卫、白崇禧等人举行一系列的秘密反共会议。接着，蒋介石纠集流氓、地痞组织“中华共进会”和“上海工界联合总会”，以反对上海总工会。他又支使吴稚晖、钮永健、白崇禧、陈果夫等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篡夺上海人民的政权。他施展两面派的手法，一面以总司令部的名义发布文告，限制工会和工人纠察队的活动；另一面假惺惺地给工人纠察队送去亲自题写的“共同奋斗”的锦旗，来麻痹工人的警惕性。 　　在这紧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受共产国际影响，缺乏警惕，既不同蒋介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也不作应付突然事变的充分准备，而是一味妥协退让。 　　4月12日凌晨，早就作好准备的大批青洪帮武装流氓从租界冲出，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当工人群众奋起抵抗时，国民党军第二十六军周凤岐部随即借口“工人内讧”，强行将工人纠察队缴械，解除了上海2700名工人纠察队的全部武装。纠察队员仓促应变，死伤300余人。驻在上海的帝国主义军队也纷纷出动，帮助蒋介石屠杀革命群众。 　　4月13日，上海工人举行总罢工，并有10万余工人、学生和市民集会抗议。会后，到宝山路周凤岐部请愿，提出发还工人纠察队枪械、释放被捕工人、严惩祸首、肃清流氓等要求。当请愿队伍行至闸北宝山路时，突然遭到蒋介石军队的武装袭击，100多人牺牲，伤者不计其数。接着，蒋介石下令解散上海总工会，查封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江浙区委领导人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等在此次政变中英勇牺牲。 　　4月15日，广州的反动派解除了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封闭革命组织。随后，蒋介石的爪牙在南京、无锡、宁波、杭州、福州、厦门、汕头等地以“清党”为名，大规模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等人相继被杀。东南各省陷入反革命白色恐怖之中。 　　与此同时，4月6日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指使反动军警采取突然行动，包围苏联驻华大使馆，逮捕李大钊等我党北方区委领导人和国民党左派、苏联使馆人员以及居民等80余人。李大钊等20人后于4月28日英勇就义。 　　4月18日，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在南京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反革命政权——南京国民政府。在革命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于4月27日在武昌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但这次大会，没能清醒地判断当时的局势，提供坚强有力的领导，致整个局势继续恶化。 　　此时，萧劲光所在的第二军奉命开往武汉。武汉的汪精卫也暗地联系蒋介石，进行反共的准备，形势非常紧急。 　　萧劲光奉组织命令，只身离开六师。其实，萧劲光十分不解，凭借他以及六师的中共党员，完全可以拉出一部分队伍。 　　在武汉短暂地逗留，萧劲光经李富春和蔡畅介绍，与民主人士朱剑凡的女儿朱仲芷结婚了。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逐步走上公开反共的道路。 　　6月5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把共产国际的5月紧急指示送给汪精卫看，幻想争取汪精卫的同意。汪看后暂时没有表态。他向罗易说明：“这件事很重要，要交给政治委员会主席团看了后再作答复。”随后，他把这份文件给在武汉的主席团成员看，仅对谭平山保密。 　　6月10日至11日，汪精卫同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议，策划反共。会后，汪精卫便以共产国际指示“根本危害”国民党的“生命”为借口，加快了“分共”的步伐。他回到武汉，即与国民党中央党部非共产党的成员商量和共产党分离的方法。认为现在讨论的“不是是否应当驱逐共产党，而是什么时候驱逐——现在还是过些时候”。 　　6月中旬，唐生智的主力部队从河南撤回武汉，公开站在反叛的军官一边，镇压工农运动。接着，唐生智以“解决湘事”为名回到湖南，开始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6月27日，武汉国民政府应冯玉祥的要求，决定解散工人纠察队，逼迫共产党人谭平山、苏兆征辞去所任国民政府部长的职务。 　　6月29日，唐生智所部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发出反共训令，攻击工农运动幼稚，工作过火，发生错误，“纯系共产党中暴徒之策略”，要求武汉国民政府“明令与共产党分离”。同日，何键和负责武汉卫戍任务的第八军军长李品仙协同动作，占领中华全国总工会、湖北全省总工会，捣毁、解散各业工会。南京方面对何键的反共训令表示欢迎，认为它“比其他任何反共产的理由材料，都要来得新颖切实”。何键继续煽动说：“民众的敌人，是万恶的共产党。三民主义的敌人，也是万恶的共产党。共党不灭，国民革命便不能成功。” 　　鉴于汪精卫集团已在公开地准备发动政变，中共中央于7月13日发表《对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罪行，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并庄严声明，中国共产党将继续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愿意同国民党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 　　7月14日晚，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召开秘密会议，接受了汪精卫提出的“分共”主张，决定将《统一本党政策案》和《统一本党政策决议案》提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实行。 　　7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20次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汪精卫、孙科、顾孟余、陈公博等17人。汪精卫在会上宣读了共产国际5月指示，并就其内容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认为，共产国际提出开展土地革命，由下级没收地主的土地，违背了国民党关于由国民政府下令没收土地的主张，与“三民主义相冲突”。并攻击说湖南是按照共产国际的训令去做的，“怪不得湖南闹成这个样子”。 　　汪精卫提请会议讨论决定两个问题：一是派负责任的重要同志到莫斯科去，重申国民党的联俄政策“乃是三民主义联合共产主义，三民主义的中国联合共产主义的俄国”，“若是丢开了三民主义那就不是联俄而是降俄了”。二是对共产党应采取一个“处置办法”，因为“一党之内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孙科、顾孟余等发言，认为“共产党同志加入国民党是要使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化”，“将国民党作为共产党的工具”，现在国民党的主义、政策、组织“差不多都受了容共的影响”，因此，不能不对共产党“加以相当的制裁”。 　　会议根据汪精卫的提议通过了3项决定：(一)在一个月内，召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所提出的意见并解决之；(二)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开会之前，中央党部应裁制一切违反本党主义政策的言论行动；(三)派遣重要同志前赴苏俄，讨论切实联合办法，其人选由政治委员会决定。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与共产党决裂，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 　　7月16日，汪精卫向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报告《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声称中共中央7月13日发表的《对政局宣言》是对国民党的“厚诬丑诋”，中共中央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是共产党破坏容共政策之最大表示”。汪精卫集团在武汉的党、政、军部门进行大规模“清党”。 　　8月1日，武汉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要国民政府领域之内的共产党员“务须洗心革面”，否则，一经拿获，即行明正典刑，“决不宽恕”。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地区搜捕、屠杀共产党人、革命人士和工农群众。随着汪精卫集团的叛变革命，国共两党的合作彻底破裂，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此时，党组织通知萧劲光到苏联学习。他带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武汉，前往上海。 　　 萧劲光大将画传/张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