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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泰回忆录——投身兵运

王世泰

1931年9月上旬，我们一行20几人，随同刘宝堂的部队来到平凉。我和张秀山、张文元、杨植本、杨彦麟、魏长顺、王廷光、常佩青、马福吉等10余名党员，编在一营一连和三连。张秀山因给志丹当过警卫排长，看在志丹的面子上，先给了个班长，后升为排长，其他人都是士兵。 　　我们虽然分散在各班，但心都是连在一起的，一人有事，大家帮助。但我们不是为了混饭吃才来当兵的，我们的任务是搞兵运。所以，为了便于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工作，在到达平凉不久，我们就成立了党支部。支部书记由张秀山担任，我任组织委员，宣传委员是曹化民(在一营营部当书记官，湖南人)。当时我们向陕西省委写了报告，汇报了我们开展兵运工作的情况及党员人数。有了支部的领导，大家有了主心骨，工作开展起来也比较顺当。我们又发展了几个党员，党员人数很快增加到十七八个人。     　　我所在的一连，连长是个老粗，是刘宝堂的老乡和亲信，他在平凉就有两个老婆，整天沉溺在酒色之中，对部队的管理和训练一概不管，大小事务依靠一个副连长。我们去的这帮青年学生，比起一般当兵的，当然是技高一筹。有一次平凉举行运动会，一方是军队，一方是学生，比赛结果，我们一营得的第一名、第二名最多。无论是跳高、跳远、打球、赛跑，我们样样行，张秀山跑3000米还得了第二名。运动会上我们露了脸，在官兵中自然受到另眼看待。军官们对我们不敢苛求，士兵们更是愿意与我们交往。我们也趁机给士兵教唱歌，教文化，帮助他们写家信，记口令，以此来联络感情。在朝夕相处中我们以诚相待，使许多人同我们交上了朋友，把第一营的两个连队搞得很有生气。不少非党的班长、副班长还同我们结拜为兄弟。 　　过去人们把当兵叫“吃粮”，士兵中除被强迫拉壮丁当兵的以外，也有不少是为了混饭吃才来的，因此部队的伙食好坏是士兵们最关心的事情。司务长经常克扣士兵粮饷，以饱私囊，引起士兵们的强烈不满。我们一连有个规定，副班长轮流帮伙。大约在我们来两个月后，我当上了副班长，理所当然地要帮伙。所谓帮伙，主要是负责采购东西。在我帮伙期间，我想方设法尽量让大伙吃好。我经常买豆腐、萝卜、猪肉等，调剂改善伙食，结果我们连的伙食比别的连都好，菜多一倍，花样常常翻新，大家非常满意。别小看帮伙，它能争取人心，树立威信，广交朋友。两三个月之后，一连基本掌握在我们手中，三连也以几个党员为中心形成了一股骨干力量。 　　由于我们有文化，学东西快，在操练、接受检阅以及运动会中为刘宝堂特务团撑了门面，刘宝堂非常高兴，常引以为荣。其实，他哪里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的。 　　1932年2月间，谢子长路过平凉时住在东关的一个小店里。当天晚上，我同张秀山、曹化民去向他作汇报。子长的革命事迹早就广为人知，但我始终无缘相见。这次子长来平凉，我们非常兴奋，都愿意听听他的教诲和指示。子长听完我们的汇报后说，你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应该按你们的计划，加紧工作，积蓄力量，等待接近陕甘游击队时，实行哗变，把部队拉入革命阵营。同时他要求我们注意加强抗日宣传，启发士兵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子长的指示对我们鼓励很大，增强了我们的信心。这天晚上，我们谈得很晚，才依依不舍地分了手。不久，子长即离开了平凉。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悍然侵犯我东三省，蹂躏我同胞，在全国激起极大的义愤。抗日浪潮波及全国，就是旧军队中的军官、士兵大多数也是积极要求抗日的。有些下级军官在操练喊口号时，把“一、二、三、四”改为“打倒日本!”“打倒倭寇!”。针对下级官兵这种爱国主义情绪，我们每个党员都在自己周围作了些抗日宣传工作，团结起了一批士兵。当时陕西省委指示我们，发动士兵要求发饷、发日用品，并在这种日常斗争的基础上，组织士兵罢岗罢操，公开上街游行示威，扩大政治影响，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去做。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当时认识了这是“左”倾错误，而是这里党员少，力量不大，如果这样做就会暴露我们自己，党组织就会遭到破坏。陈圭璋虽然是土军阀，时刻想着扩充实力，增加地盘，吞并其他小军阀，也不大关心全国时局，但他对共产党人却是毫不手软，狠毒得很，这是其阶级本性所决定的。我记得陈部教导团有位叫刘耀西的教官，是共产党员，因给教导团的士兵讲了一些马列主义的理论，竟被陈圭璋杀害了。因此，我们当时的活动不得不小心谨慎从事。 　　1931年11月下旬，杨虎城派孙蔚如率部联合陈圭璋的新编十三师攻打兰州雷中田部。孙蔚如在平凉留下一个团的兵力，目的是为了事后消灭陈圭璋部用的。陈圭璋带主力开赴兰州，留下一个姓汪的参谋长和部分部队驻守平凉。打下兰州后，1932年2月杨虎城令其部在兰州和平凉两地同时缴陈圭璋部的械，并以祝贺攻下兰州为名宴请宾朋，在宴席上当场打死陈圭璋。 　　杨、陈火并之前，我们支部根据当时的种种迹象，认为他们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场火并。因此支部决定等仗打起来后，趁机把一营拉出去，经宁县、正宁寻找陕甘游击队。这个计划在我们当时看来还是有把握实现的，主要是以党支部为核心的骨干力量已形成，一营大部分士兵在我们掌握之中。 　　事出不巧，就在起事的前一天晚上，张秀山所在的排突然被调往东城门楼，我们其他人住在南城根城隍庙里。秀山走时约定要随时保持联系，两部分人一起走，不要单独行动。但是，等仗打起来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 　　攻打平凉的是孙蔚如的黄团，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平凉守军为了保住阵地，拼命反击，仗打得相当激烈，从头天午夜直打到第二天下午四五点钟。我们想趁机越城墙逃走，又怕丢下秀山。决意等他来联系，但始终不见他的踪影，所以只好硬着头皮，苦苦支撑。最后，眼睁睁地失去了逃走的机会。这一仗打得非常艰苦，我们原来联络的人，有的被打死，有的逃散了，全营只剩下几十个人。我们连的党员也只有我、张文元、魏长顺、杨植本四个人，其余都被打死、打散了。 　　起义计划破产，我们也无需再去拼命了，最后干脆把枪交了。第三天，在大街上碰见秀山，我责怪他不该不联系。秀山说，他们东门楼是黄团重点突破口，一开始就打得很凶，抵抗时间不久，就被打垮了，他来不及通知我们就只身跑出城外了。 　　这次行动失败，我非常伤心，苦苦工作半年之久，满以为可以成功了，结果还是失败了。行动中，我忠实地执行了党支部的决议。但是，我们对事态变化估计不足，缺乏应变措施，如果当时发现已同秀山联系不上，就当机立断单独举事，总是会拉出一部分人和枪的。这充分说明，我们的革命斗争经验不足。说心里话，自这时起，我对搞兵运工作既感到失望，又有厌倦情绪，总觉得很难达到目的。 　　 王世泰回忆录/王世泰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