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中共组织领导人 > 贾拓夫 > 其他资料

敢于对“左”的指导思想提出不同意见——记叙贾拓夫同志的几件事

宋 平 宋劭文 薛暮桥 周光春

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著名讲话中，深刻阐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路线方针。他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他还指出：“思想一僵化，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不讲党性，不讲原则，说话做事看‘来头’、看风向，满以为这样不会犯错误。其实，随风倒本身就是一个违反共产党员党性的大错误。”每当我们学习小平同志这些精辟的论述，就很自然地回想起我国经济战线上杰出领导人之一的贾拓夫同志。他那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不随风倒，敢于对“左”的指导思想提出不同意见的革命品德，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拓夫同志长期从事财经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负责西北解放区财经工作。1952年秋，调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在党中央和政务院领导下协助陈云同志从事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在这以后，我们和拓夫同志常在一起工作。在50年代，他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出过许多精辟的见解，做出了重要贡献。这里，我们想记叙一下拓夫同志在50年代的几件事。 　　(一) 　　1954年拓夫同志由国家计委副主席调任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任，直接参加领导对私营工业和城乡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拓夫同志认为，生产关系的这种重大变革，牵涉到社会生产力的配置和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应当采取适合我国国情的方针、政策，采取既积极又慎重的态度，分期分批地进行。改造的步骤、方法，和它们的组织形式、管理制度，必须与当时的生产水平相适应。他在1955年到1956年，先后4次到全国各地考察，总结和推广成功的经验。当发现有的地方把手工业合作社过早地改为地方国营工业的情况时，及时提出要有步骤、有计划地变革，不要操之过急。在当时，这对稳定局势，防止偏差、顺利进行城乡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起了重要作用。重视集体所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发挥它们的作用，在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 　　当我国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有计划经济建设的时候，他对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和经济管理体制提出过许多可贵的建议。 　　在轻工业与重工业关系问题上，拓夫同志认为，强调发展重工业，不应忽视轻工业的重要性，无论从满足城乡人民的生活需要，还是从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来看，都应当重视轻工业。在原有工业和新建工业的关系问题上，他认为，积极发展新建工业是完全必要的，但原有工业的改建、扩建，比起新建来毕竟投资少，建设快，收效大。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轻工业生产大约有90％是依靠原有的工业。所以，要首先考虑发挥原有工业的潜力。在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上，拓夫同志认为，沿海工业企业中的巨大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许多企业只要调整或增添一些设备，稍加改建或扩建，就能增加1倍甚至几倍的产量。发挥沿海地区工业潜力，可以在新技术、新产品方面起带头作用，可以为国家积累大量资金，调出大量职工和科技人员支援内地建设，促进内地的工业发展。 　　1956年，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听取了国务院所属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对于拓夫同志汇报中对上述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关系，原有工业与新建工业的关系，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等意见，十分重视。经过研究，中央决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例从原来的8：1调整为7：1，第一个五年计划内施工的限额以上的轻工业建设项目由原来的65个增加到99个。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作的《论十大关系》重要讲话，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定下了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的原则。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吸取了包括拓夫同志在内的许多同志的不少正确意见。 　　(二) 　　在长期的相处中，拓夫同志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他对待工作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有主见。他长期从事计划工作，对编制计划坚持从实际出发，注意综合平衡，尊重客观规律。他主张计划留有余地，留有余地才有可能弥补计划不周的缺陷，适应国民经济意想不到的变化，才有真正的综合平衡和主动权，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持续发展。相反，计划留缺口，只讲需要，不讲可能，明知没那么多物力财力，硬要上马，绝不是什么积极平衡，而是破坏综合平衡，违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 　　1956年是我国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并取得伟大成绩的一年，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战线太长，工资普遍增加，生活资料供不应求，市场出现紧张。拓夫同志到河北、山东、山西、安徽、江西、福建、江苏等地进行调查，曾明确指出：我们国家的建设规模，必须和国家的经济实力相适应。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就会出现资金和设备材料的紧张，从而影响国家财政收支的平衡和必要的物资储备。他生动地说：“基本建设上马容易下马难，国家储备出库容易进库难，职工招来容易退回难，工资增加容易减少难”，提醒大家注意这种局面。在当时国家经委编制1957年年度计划时，拓夫同志提出一个压缩投资的方案，比当时高方案低了三分之一。几个方案向周恩来同志和陈云同志汇报，经研究采纳了他的这个方案。由于1957年克服了1956年经济建设中的缺点，对生产和基建规模作了适当调整，使各部门比例关系比较协调，经济发展比较稳定。 　　1958年至1959年“大跃进”期间，在经济工作的指导上违背了客观规律，搞主观主义的高指标，随后刮起了一股瞎指挥风、浮夸风、共产风。在这种情况下，拓夫同志能够保持清醒头脑，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坚持实事求是，对当时存在的一些问题开诚布公地提出许多正确的意见。 　　为了弄清楚“小土群”是否合理，拓夫同志深入细致地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到处滥开小矿，成本高，效率低，破坏了国家资源，而小高炉、小平炉炼的铁和钢含硫高，不能用，土法炼焦用煤量大，出焦量小，质量不合格，造成极大浪费。他认为：土法炼钢得不偿失。1959年，拓夫同志对当时国家统计局几位负责同志说过：“目前的大炼钢铁要好好研究一下，不能光算政治帐，也要算经济帐和技术帐，要研究大炼钢铁的成本”；“小土群光赔本，炼出的东西不能用，长期下去是不行的，不这样考虑，不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证明，他的这些意见是正确的。 　　在编制和调整1959年度计划的过程中，拓夫同志曾几次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提出异议，但都没有被采纳，在这种情况下制订一个积极可靠的计划是相当困难的。 　　为了弄清实际情况，拓夫同志专程到各地去调查，考察各地上报材料的可靠性。当时各省、市上报的钢产量加起来达4000万吨，拓夫同志认为这个数字有很大浮夸成分，是完不成的。在武昌会议上，钢的指标一点一点降下来，最后订为2000万吨。拓夫同志根据我国主要钢铁企业生产能力以及钢铁生产密切相关的采矿、运输、炼焦等各环节能力的综合平衡，认为2000万吨的指标是完不成的。这种意见没有被大多数同志所接受。出于对工作的高度责任感，冒着被指责为“右倾保守”的风险，拓夫同志在计委内部布置测算了另外两个指标较低的方案，以备一旦全党认识到必须调整指标时，可以马上执行新的方案。 　　1959年第一季度国民经济失调的严重状况逐渐暴露出来，4月，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工作会议后，指定陈云同志调整钢产量指标。中央财经小组召集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会议责成拓夫同志负责起草关于调整1959年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计划的意见，上报中央。同年6月，党中央批准钢的指标降为1300万吨，限额以上的基本建设项目从1200个下降为780个，使1959年的计划建立在比较可靠的基础上。当然，经济战线上“左”的指导思想并不因此而得到解决，相反，1959年8月庐山会议决定反右倾后，“左”的指导思想又在继续下去。 　　(三)  　　拓夫同志在经济工作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是与他刻苦学习、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和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分不开的。 　　拓夫同志领导经济工作，不满足于一般地听听汇报，看看材料，而是经常深入生产第一线调查研究，了解生产情况和掌握实际数据，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深入，细致，认真，这在拓夫同志的工作中是表现得很突出的。例如，1956年，他在安徽检查工作时，发现传统手工艺品铁画的生产濒于失传，立即敦促有关部门给予扶植和帮助，要求发挥老艺人的作用，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使芜湖铁画保存了下来，进入国际市场。为了增加外汇收入，为了掌握烟草工业情况，他亲自到烤烟产区和当地干部、群众一起研究增加烤烟产量的具体措施。他要求纺织工业部门不只要掌握纺织生产能力，而且要掌握原材料供应能力和棉花的生产情况，不能离开原材料供应搞高指标。对国家计划中限额以上的许多基建工程，他都很仔细地了解每项工程用多少人力、物力、财力，施工中存在什么问题，怎样解决。1957年冬，他还陪同陈云同志对引进的项目一个一个地进行考察。拓夫同志不仅自己坚持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做到心中有数，而且十分重视统计工作，使计划的编制能够依据正确可靠的统计资料。 　　拓夫同志十分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他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学习经济理论、总结经验、摸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的号召，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有关著作，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问题，认真思考，写下大量心得笔记，总结了几十个问题。1959年6月，拓夫同志在学习理论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计委做了《关于学习1959年计划调整问题的报告》，集中反映了他的学习成果。这个曾一度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的报告，对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可能性，政治与经济，理论与实践，革命热情与科学态度，群众路线与集中领导，多快与好省，需要与可能，以及反对所谓“唯条件论”等一系列问题作了辩证的分析，尖锐地提出当时计划工作中“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离为特征的主观唯心主义，对国民经济中许多原则问题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这个报告切中时弊，在当时引起广大干部的强烈共鸣。就是在今天，这个报告的许多基本论点，对于我们继续清除“左”的思想指导下的一套老的做法，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 　　凡是同拓夫同志共过事的，无不称道他胸怀坦白，待人诚恳，珍重同志情谊。他平素密切联系群众，对干部可以说是爱护备至。他作风民主，从不训人，更不整人。对犯错误的干部，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作全面的历史的分析，决不否定一切，而是循循善诱，热情帮助。在大的政治运动中，他能出以公心，对人的处理采取慎重的态度。1957年，在反右派斗争中，拓夫同志领导的国务院第四办公室，就没有一个干部被错划为右派，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正因为拓夫同志有善于团结同志、爱护干部的风格，所以在他领导下工作的干部心情舒畅，亲近他、敬重他，而不是疏远他、畏惧他。这也使得拓夫同志能够听到广大干部出自心底的呼声和各种意见，多方面地体察情况。 　　拓夫同志有很好的党员修养。在平时，他能够模范地遵守党的组织原则；在受到错误对待的情况下，他能够以党的利益为重，委曲求全。1959年秋，他被错误地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批判。1960年下放到抚顺发电厂，后来又到首都钢铁公司。即使在这样的处境下，拓夫同志总是热情饱满地工作和学习。他和工人群众一起劳动，一起生活，结成知心朋友。他认真地调查研究，及时提出和解决生产中、群众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受到工厂干部和工人的爱戴。 　　拓夫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品德高尚又有才干的优秀干部，他经过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一贯备受中央关怀和器重。随后，又成为我国经济战线上一位卓越的领导人，多次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的赞扬。毛泽东同志很重视拓夫同志领导经济工作的才干，亲切地称他是“陕北的才子”，亲自提名拓夫同志为八大中央委员候选人。周恩来同志对拓夫同志的工作成绩和工作作风也很赞赏，经常把一些重要任务交给他，而他总是又快又好地完成。拓夫同志是陈云同志的得力助手。他勤勤恳恳，埋头苦干，协助陈云同志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做了大量工作。拓夫同志几十年来始终对党忠心耿耿，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这样一个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却被林彪、“四人帮”和康生诬蔑为“老反党分子”，在1967年5月被残酷迫害致死，终年才54岁。 　　拓夫同志被迫害致死已经20多年了。这些年国家的变化真大啊!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结束了一场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行了大量的拨乱反正工作，拓夫同志的冤案也得到平反昭雪。实行改革、开放方针以来，我国对经济战线上长期存在的“左”的指导思想造成的一套老的做法，已经和继续进行着深刻的改变。今天，重温拓夫同志在50年代，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出过的许多精辟的见解，仍然感到很亲切。我们愿在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中，竭尽所能做出自己的贡献，并借以表达我们对拓夫同志的真诚的怀念! 　　 贾拓夫/中国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