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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众日报》记者以平先生的谈话*

(一九三九年三月) 　　问题一：应该怎样使团结合作巩固与扩大呢? 　　答：最近，日寇增兵胶济线，济南、泰安、青岛、徐州等地，企图进攻鲁南抗日根据地。应付这种紧急形势的主要关键，在于军民一致、官兵一致、政府与人民一致、各抗日党派一致。一句话，就是蒋委员长所说：“以我之精诚团结，对付敌人的骄妄凌乱”；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统一团结全民族，力求进步，依靠民众。”但顽固派还没有了解这个道理，往往阻碍了团结合作的巩固与扩大，在抗战中仿佛形成了一种规律，不到敌人的进攻异常紧迫且已到了面前的时候，总不肯切实团结合作；而敌人的进攻稍为松懈或稍距离远的时候，他们又制造磨擦了。结果正中了敌人的毒计，而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我们应该打破他们这种有害的“规律”，在敌人的进攻松懈的时候，在敌人还不能深入进攻的时候，加紧团结，加紧合作；在互信互让的原则下，作充分的准备工作，迎接敌人的进攻，粉碎敌人的进攻。这就需要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军队、各级政府及各界同胞，大家诚心诚意的以国家民族之利益为重，放弃一切成见偏见，时时警惕于“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教训，才能保证团结合作的巩固与扩大，保证我们顺利地完成坚持抗战，克服困难，争取最后胜利的神圣事业。 　　问题二：目前山东团结合作的情形如何? 　　答：在山东，各抗日党派之间，各抗日军队之间，以及各党派各军队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了进步，这表现在鲁村军政会议的召集，表现在在这个会议上沈主席坚持了团结合作的方针，提出了团结合作的原则。然而这些进步，还非常不够，还远落在客观形势所要求所可能做到的限度之后；相反的，还存在着许多不能容忍的严重事实：如八路军×支队一部分在安丘被某部缴械，×支队杨琨等16同志被某部扣留，某部扣留八支队兵工厂，某部扣留八路军药品，及有些地方驱逐、扣留、甚至枪杀活埋共产党员、八路战士及其家属，这种破坏抗日部队，破坏抗日党派，破坏团结合作的行动，实在是抗战中的逆流，显然有背于蒋委员长坚持团结合作的方针；这种怪现象，直至现在还不能给以有效制裁，如果长此以往不加纠正制止，对于抗战前途，将蒙受极大的损害。历史的经验，客观的事实已经证明着，由于抗战的长期性，由于长期抗战中的极度艰苦与残酷，由于国共两党长期合作的既定方针，整个中华民族必然走向团结合作的道路，少数人所制造的逆流，决不能阻止历史的前进，决不能阻止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前途。然而不能否认这种抗战逆流行动，确实是破坏国内团结，危害抗战前途，而是有利于敌不利于我的，就是对于破坏团结者的自身来说，这种行动，虽然得到一点小便宜，徒然表现自己的偏私固执，不顾全大局，招致人民反感。因此，这种行动不仅对于国家民族友党友军不利，就是对于他们自己本身物质上所得，也不能抵过政治影响上的所失。我们为国家民族计，为友党友军计，为自己前途计，为使团结合作得到进一步的解决，中共山东分局曾经于本年1月28日致书中国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在这封信中，我们很具体的提出了四个中心问题：即一、关于各抗日党派的团结合作问题；二、关于共同遵守的纲领的问题；三、关于建立与健全民意机关的问题；四、关于动员和组织民众的问题。但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切实具体的解决。在敌人正在大举进攻紧急情势之下，我们希望迅速解决具体的合作问题。 　　问题三：如何巩固与扩大抗日根据地? 　　答：在敌后方只有三种区域，一种是敌占区域，一种是我占区域，一种是敌我争夺的区域。我占区内，根据各军队作战上的便利，分配防区或作战区时，最好那里创造起来的军队，就住在那里，以收人地两熟便利作战之效。不应有死的一定的固定地区，限制他的机动性，限制因敌情变动各个地区军队的互相配合。因为在作战上说，为了完成一定的战斗任务，必须有充分的机动性，必须有各个地区军队的互相配合，加以地方的限制是有害的。分配防区也需顾到具体情形和发挥它的能力，那种不顾具体情况，或分配军队以不利地区，减少其作用，这对于作战是有害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巩固与扩大，也只有在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军队与政府的团结合作的基础上，共同经营，才能很顺利的进行；顽固派独占或分裂抗日根据地的作法是十分错误的。我们主张合力建立共同根据地，是客观的形势所提出的迫切任务，这个根据地，必须具备下列几个条件：一、有高度政治觉悟和高度抗日情绪的部队；二，充分的民主政治；三、普遍广泛的民众组织；四、对各党各政各军在政治上一视同仁；并要动员一切力量粉碎敌之进攻，保卫根据地，阻止敌人占领根据地。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时，共同的抗日根据地才能巩固和扩大起来。 　　问题四：动员民众，应该采取怎样的方式? 　　答：民众的生动力量，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它是贫弱的中国所以必然能战胜强盛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保证之一。所以我们必须“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改善而充实之，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为争取民族生存之抗战而动员”(抗战建国纲领二十五条)；必须扩大各种民众运动，并使之统一起来，全力援助战争。(论新阶段)。要普遍深入地动员民众，组织民众，首先要给民众以充分的民主自由，只有使民众能充分发挥其自动的积极性，才能使他们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其次，对于已经组织起来的民众团体，不论任何党派军队阶层或个人组织起来的，只要对抗战是有利的，都应该奖励它，承认它的合法地位、尊重它的独立性，并帮助它的巩固和扩大；解散和取缔已有的良好民众团体，是不好的。第三，动员机关必须容纳各抗日党派参加，在各党派的团结合作基础上，才能保证动员工作的社会基础更加扩大与广泛，才能保证民众运动的统一，抗战步调的统一；一党包办，或包而不办的统制方式是不好的。第四，认真建立有广大群众参加的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商人、自由职业者、文化人和儿童的各种救国会，并使之依照地域与职业两种原则建立联合的组织。只有这样才能发动民众积极参加各方面的抗战工作，积极援助政府与军队；只有这样在目前急需开展的春耕运动，才能更有计划有组织的进行。最后，必须了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每一个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每一个坚决抗战的党派，他们本乎自己的责任，本乎不可遏制的热情，本乎政府给予人民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的既定国策，因而他们必须参加抗战工作，必须“同声相合，同气相求”地团聚与组织真正抗战的民众力量；善于领导及组织民众的人，就在于“因势利导”，“顺流而下”地发扬这种力量。任何想禁止或统治这种力量的企图，都是“逆水行舟”，客观上破坏抗战力量的发展，自寻烦恼，结果是徒然增加许多不必要的磨擦。这个真理，是值得每一个贤明的党政军领袖加以深切注意的。 　　问题五：现在仿佛有一种反八路反共的空气，其内容如何?根源何在? 　　答：现在确是有一种反共反八路的逆流，这是抗战中的一个不幸的逆流。虽然这个逆流决不足以动摇全国精诚团结，合力抗战的既定方针，但它确能混淆视听，诱惑磨擦，或多或少地削弱抗战力量，值得我们加以严重的注意。首先我们必须指出：所谓反对赤化的反共反八路的逆流，正是反映了并中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共同防共”为掩护而进行灭亡中国的恶毒阴谋，正是中了汉奸的造谣中伤，企图分裂全国团结，分裂国共合作的挑拨离间的诡计。日本帝国主义认为凡是反对它的疯狂进攻，进行坚决抗战的，都是“赤化”。所以，现在不仅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八路军是“赤化”，蒋委员长、国民党也是“赤化”，因为他们都是一样的坚持抗战。敌人声称：“只要蒋政权继续反日抗战，必用一切方法来摧毁它。……假使蒋政权忏悔而跟着我们的建设工作走，我们将不敌视它；但现在它已成了仅只是一个地方政府了，它再不能以中央政府的资格来谈判甚么了。”(敌首相平沼的话，见三月八日上海子林西报)三月三日日寇参议院预算总会上，板垣陆相在说明陆军临时军事费时，也更露骨地指出：“必使继续抵抗的败余蒋军，放弃其最后的抗战。”(见三月四日大孤朝日新闻)难道这还不明白吗?所谓防止“赤化”，所谓“共同防共”，无非是用来消灭抗战力量，分裂国共合作，灭亡我民族国家的阴谋诡计而已。而汉奸汪精卫、曾仲鸣之流，正响应了这个阴谋诡计；所有汉奸，更无耻的来执行这个阴谋诡计。诚如蒋委员长所说：“同志们必认清……敌人想以共同防共的烟幕弹，分裂我国内的团结；更以东亚协同体，来消灭我民族的生存；敌人一再声明日满支要建立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助联欢，换言之，即要以政治、经济、文化来消灭中国。”(见蒋委员长去年12月26日在中央纪念周上的报告)。不幸的是在抗战的阵营中，还有少数缺乏政治远见的顽固分子，竟有竟无意地作了日寇阴谋诡计的应声虫，受了汉奸的挑拨离间，散布着反共反八路的空气，破坏精诚团结，破坏国共合作，客观上正是破坏抗战力量，帮助敌人。 　　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的决议案上，明白地指出：“中国的内部环境，及各党派各阶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取得抗战胜利和建国成功和国际的条件，都指明在这一历史阶段中，既不会是所谓一党专政的国家制度的建立，也不会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出现，而将是一个新式的民主共和国。” 　　* 本文发表在中共山东分局主办的《大众日报》1939年第16期上，收入本书时，作了部分删节和文字上的修改。 　　 郭洪涛文集/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