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中共组织领导人 > 郭洪涛 > 全文图书 > 纪念郭洪涛百年诞辰

回顾我的革命经历*

郭洪涛

暑来寒去，斗转星移，岁次癸未，我的人生年届将满96个春秋了。 　　其间，我有25个年头是在反动统治者的旧中国(包括被反动统治者监禁的五年半在内)度过的，有15个年头是在我党的革命根据地内度过的，更长的55个年头是在新中国跨世纪度过的。 　　其时，祖国正处在由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地覆天翻大变革的伟大年代，我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群众先后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虽在前进的过程中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失误和曲折，然而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总结经验，努力奋斗，排除万难，克服险阻，终于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和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 　　我有幸参加了这个伟大年代的伟大斗争，有幸成为我党队伍中一名健在的老战士，现已离职休养，安度晚年。待有生余年，瞻望盛世，幸运、幸福!垂暮之年，回顾往事，心情激荡，感慨不已! 　　我是在大革命时期的1925年参加革命活动，五卅运动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于当年冬转入中国共产党的。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78年了。我革命生涯的主要历程是： 　　大革命中后期在榆林中学，我利用公开合法身份参与发动和领导反帝、反封建军阀、反土豪劣绅、迎接北伐军的群众运动，参与中共榆林地委领导的地下党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冬，我在太原遭到反动统治者当局逮捕监禁，在监狱里主持秘密党支部工作，发动和组织进行监狱斗争。1933年12月奉调到中共陕北特委工作，参与领导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斗争，成立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和组建红军游击队主力部队，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1935年2月参与中共西北工委的领导工作，加强陕北和陕甘边两个根据地党政军的统一领导和军事指挥，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参与中共陕甘晋省委的领导工作，受命传达停止陕北错误“肃反”捕人和审讯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1935年11月，我奉调主持中共陕北省委工作，1936年9月奉调参与中共中央组织部领导工作，1937年2月奉调主持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工作，这期间主要是筹粮筹款和“扩红”支援前线，巩固和发展陕甘宁边区，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方针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进行抗战准备和抗战动员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4月，我奉调到山东，先后主持中共山东省委、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工作，参加领导创建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建党建政建军和群众工作，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粉碎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进攻。1942年参加延安整风运动，参加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的高干会议，参加党的七大，从路线是非的高度反思和检查自己的思想与工作，受到一次极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 　　解放战争开始后，我于1945年秋奉调到东北，10月间转业做铁路工作，从此开始了从事交通运输工作50多年的革命生涯。先是组建并主持东满、牡丹江、吉林铁路局工作，参与东北铁路总局领导工作，平津解放后奉调主持天津铁路局工作，这期间主要是修复铁路、恢复铁路运输、支援解放战争和建立铁路经营管理规章制度。 　　建国后，1952年8月，我奉调参与铁道部领导工作，协助部长管计划、财务等综合性工作，还分管机务、车辆、材料、劳动工资等项业务，并曾负责组织全国铁路领导干部学习和推广中长铁路管理经验。1954年冬奉调参与国务院第六办公室领导工作，协助六办主任审核有关部门请示国务院关于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的重大问题，研究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的重大方针政策和发展规划，并调研和总结宝成、宝兰铁路建设经验。1958年春国务院六办撤销后，我奉调参与国家经委领导工作，分管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务，后又增管能源生产工作；并在“大跃进”期间协助经委主任负责全国运输指挥和煤炭调运任务。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遭受冲击，到“五七”干校劳动、被审查三年。 　　1976年恢复工作后，我任国家计委顾问。1978年6月奉调参与国家经委领导工作，仍分管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务，并协助经委主任处理工作中的重要问题。 　　从“一线”退下来后，在1982年5月到1988年底这一期间，我受命组建并主持国务院能源基地规划办公室工作，主要是促进以山西为中心的能源基地的建设和发展。拟定开发规划和方针政策，提出加快进行的措施和意见。同时，在1982年5月至1999年12月这一期间，经国家经委批准组建并主持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工作，主要是促进全国综合运输体系与信息传播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开展调查研究，总结、推广和交流经验。 　　此外，1935年11月至1936年12月，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5年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党务委员会委员，1936年12月至1937年7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8年12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1942年8月在延安任华北财经工作委员会委员，曾先后被选任中共七大、八大、十二大正式代表和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特邀代表，并在十二大，十三大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还先后被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我的革命生涯是从14岁开始的。那时我是个满怀激情、追求进步、向往革命、投入党的队伍中的小青年，尔后完全是在党的领导、培育和关怀下成长起来的一名战士。大革命失败的当年，我年方16，遭受到白色恐怖的冲击和被捕坐牢的折磨，也经受了身处逆境对敌斗争的锻炼和考验，监牢苦斗的5年成了我学习马列著作和中央文件、增强和坚定干革命的思想、意志、决心的场所与课堂。 　　在我获得刑满释放后，遵照中央驻北方代表的指示，迅即回到陕北，投入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和陕北红军的斗争。那时深感肩负重任、鞭策自己抓紧努力工作。由于理论、思想、党性、作风修养不够，工作中发生的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不良影响和损失，这是迄今仍应深刻自我批评的。 　　反思我在过去工作中犯的错误，主要是在陕北前期工作中所犯的传达、拥护王明路线的严重错误，这是由于当时自己在思想上政治上还不够成熟，没有识别路线是非问题的思想理论水平和能力。我盲目传达、拥护王明路线的错误，给党的事业带来的不良后果是严重的。我一生中所犯的这个最大错误，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和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上，都作了认真的自我检查，并接受了严肃的批评，在后来召开的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等会议上也都作过多次的自我检讨。迄今每当提起或想起所犯的这个严重错误，内心深感疚愧。 　　1942年秋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的高干会议，检查了西北党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清算了贯彻王明路线的严重错误。当时担任西北局书记的高岗，在他的《边区党历史问题检讨报告》并作为会议结论中，诬指我主持陕北错误“肃反”、拒绝欢迎中央和中央红军到陕北，还诬指1939年湖西错误“肃托”事件是我在山东分局工作时采取宗派主义干部政策的结果。会后我即向任弼时同志当面陈述了申诉和有关史实，并表明在服从组织的原则下保留个人意见。 　　经过西北高干会议，我受到了一次党内斗争的教育和锻炼。在检讨、改正错误的心情和背着莫须有罪名的委屈情绪交集一起的心态下，我横下心来，不再申诉，鞭策自己，埋头工作。我扪心自问，忠诚信仰马克思主义，忠诚为党工作，忠诚为人民服务，严守誓言，义无反顾，无怨无悔，这一点是完全可以自慰的。1954年初高岗问题揭露后，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同意中央重新审查我被诬陷的问题。1956年9月我向党中央提出了书面申诉。中央1960年4月批准的《中央监委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我背了17年的莫须有罪名终于获得否定而为正确的结论纠正了。中央组织部1978年下发文件，再次重申和再次肯定了1960年批准的中监委《审查意见》所作的结论。1983年中央28号文件下达后，中央党史研究室对陕北错误肃反问题又做了重要补充指示，继续肯定了1960年经中央批准的审查结论。在我有生之年，这是我获得奉献余生、安度晚年的最大欣慰，我感激伟大的党。 　　* 本文为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郭洪涛回忆录》前言，收入本书时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和删节。 　　 光辉的印记 纪念郭洪涛百年诞辰/本书编委会编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