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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郭洪涛

一、接受任务、奔赴山东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大举武装侵略，妄图吞并我中华大地。在这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我党中央高举抗日大旗，号召全国总动员，人民总动员，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蒋抗日，争取抗战胜利。在侵华日军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到1937年末，北平、天津、太原、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相继陷落，黄河以北的主要交通线被敌军侵占。 　　抗日战争开始时，中共山东省委于1937年7月中旬在济南召开会议，研究了如何领导山东人民进行抗战的问题：决定组织抗日游击队，发展抗日救国民众团体，加强抗日宣传。9月，省委又制定了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和组织抗日武装的10条纲领及分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计划。12月，日本侵略军进犯济南时，先后发动了冀鲁边、天福山、黑铁山、鲁东、徂徕山、泰西、湖西、鲁南等武装起义，组建了多支抗日武装，对敌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收复了黄河以北十多座县城，有力地配合了津浦前线正面台儿庄战场的作战。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功不可灭。山东抗日战争的形势很好，急需增加军政干部。1938年4月，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向党中央汇报山东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组建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情况，请求派干部去山东，得到党中央的同意。 　　我原在陕甘宁边区党委担任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曾请求毛泽东派我到前线去，抗击日本侵略者。在黎玉代表山东省委提请中央增派干部去山东工作之后，中央委托陈云、李富春征求我对到山东工作的意见，我欣然同意。中央很快作出决定，派我和罗炳辉(后改为张经武)到山东省委工作。当时，山东黄河以北地区归中共冀南区委领导，其他地区归山东省委领导。中央选拔了50余名军事干部和地方工作干部和我同去山东。我记得有：段君毅、霍士廉、王子文、王文、高克亭(后到)、杨国夫、高锦纯、钟辉、钱钧、何光宇、周赤萍、刘勇、王彬、史秀芸、苏杰、刘建中、吴瑞林、陈宏(后到)、白备武、马千里(后到)等。并配备了两部电台和报务人员。 　　我们离开延安前，毛泽东接见了全体干部，并作了重要指示。他说：日本帝国主义已占领我华北、华东大片国土，侵占山东后继续南进。李宗仁部正在台儿庄阻击日军。我们党的方针，是在山东敌占区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山区的游击战争是可以坚持的，也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平原的游击战争能否坚持，还没有经验，需要看一看。同时还指示，要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领导权和独立自主的原则，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发展民兵，基干武装和主力部队，创建抗日根据地。随后，我找刘少奇，请他再做一些指示(霍士廉与我同去)。刘少奇对我讲，山东敌占区国民党已恢复政权，鲁西北的范筑先和我党建立了共同抗日根据地，这个形势很好，要我转告山东省委驻鲁西北代表张霖之，坚持这个方向；并指示我到山东再找第二个、第三个范筑先式的人物搞统一战线，建立共同抗日根据地。另外，他还谈到苏鲁豫皖边特委离河南省委太远，我去后，即划归山东省委领导。 　　到山东敌后区去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这是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是为实现这项任务到山东去的。我们一行乘汽车离开延安去西安，陈云亲自送行，给我们很大的鼓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达西安后，住在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经办事处与国民党当局交涉，我们换上八路军服装，领了八路军护照，旋即乘火车到河南省兰考县，步行至曹县。当时，李宗仁、白崇禧的司令部在台儿庄阻击战胜利后撤到了曹县，正为台儿庄阻击战的胜利召开祝捷大会。邀请我们以八路军的名义参加这个大会。我在会上作了简短的讲话，大意是：日本帝国主义虽然占领了我国大片领土，这是暂时的。日本帝国主义是能打败的，台儿庄阻击战的胜利和八路军平型关战斗的胜利就是证明。日本帝国主义向前推进，我们就在敌后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为配合保卫武汉的正面战争，我们马上就要到敌后去，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狠狠地打击日本侵略者，直到把他们赶出中国去。我的讲话，博得了热烈的掌声，表现出群众对共产党、八路军的信任和期望。而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害怕我们扩大影响，当晚他指使其公安厅长来到我们驻地，要我们离开曹县县城，并声称对我们的安全负不了责。 　　为防范国民党反动派的暗害，我们找到范筑先专员驻省政府办事处主任何白沙，要他协助我们安全离开曹县县城。翌日晨，他即安排一辆大卡车，分两批送我们离开。我和一部分干部携带电台先到一百多公里外的黄河边乘船走；第二批送到更远处下车步行。 　　途经鲁西黄河边时，我派人请来张霖之，向他转达了刘少奇关于我党和范筑先合作建立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指示。 　　到达泰西，我与张北华接上头。张北华谈了组建泰西区抗敌自卫团，发展游击战争的问题。我当即表示，他们的做法是正确的，并确定组建泰西特委，段君毅任书记，万里、孙光、张北华分别担任宣传、组织、军事部长。抗敌自卫团主席由张北华兼任，政委由段君毅兼任，从延安来的何光宇任自卫团副主席，李国厚、张政富等军事干部也留泰西工作。 　　万里亲自率领部队护送我们过了津浦铁路，由第4支队接我们于1938年5月20日到泰安县南上庄省委驻地，与林浩见面，我们一行胜利到达了目的地。 　　二、山东省委制定战略计划 　　1938年5月21日，山东省委在泰安南上庄召开了干部会议。在会上，我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指示，作了《为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而斗争》的报告。我在报告中提出，要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几个主力支队开始由游击队向正规军的道路上前进；广泛地组织与武装广大民众，帮助政府和军队抗战；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坚持山东游击战争，直到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经过会议讨论，制定了《发展和坚持山东游击战争的战略计划》。确定创立以鲁中沂蒙山区为中心的根据地。向北以淄博山区为依托，开创清河地区游击根据地；向南开创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向东发展开创沿海地区抗日根据地；在津浦铁路以西，创立梁山泊和微山湖两块根据地；在胶东创立以大泽山为中心的根据地。会后，省委将这个战略计划报告了党中央；6月30日，又作了补充报告。7月4日，毛泽东同志电复省委：“这个战略计划很好，望即照此去做。” 　　山东省委改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后，于1938年7月，在沂水县岸堤召开会议，研究了开辟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的问题。会议认为：沂蒙山区地势险要；我党与国民党山东第三区专员张里元以及当地的一些开明士绅建立了较好的统战关系，有利于坚持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在这一地区建立根据地，对坚持山东抗日游击战争具有战略意义。因此，我们进一步确定了在沂蒙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方针。省委机关即设置在岸堤。 　　三、重组山东省委，恢复和加强各级党和群众组织 　　我到山东后，根据中央决定，重组山东省委，我和林浩为常委，由我担任书记。并暂定我兼任军事部长，林浩兼组织部长，景晓村任秘书长，张天民、史秀芸分别担任职工、妇女部长。不久，省委确定程照轩为组织部长，孙陶林为宣传部长，刘居英为统战部长，景晓村为青年部长，张天民，史秀芸仍分别担任职工、妇女部长。 　　1938年5月下旬，毛泽东电示：徐州失守，武汉危急，我军准备向苏、鲁、豫、皖四省挺进。根据这一战略部署，中央决定将山东省委扩大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管辖山东和原属河南省委管辖的苏鲁豫皖边区。我仍担任书记兼军事部长；秘书长先后由景晓村、李均担任；组织部长程照轩；宣传部长孙陶林；统战部长郭子化；青年部长先后为景晓村、孙陶林，副部长杨涤生；职工部长和妇女部长仍分别由张天民、史秀芸担任。 　　山东是全国最早建立党组织的地区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山东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决定组织游击队，开展抗日武装斗争。许多共产党员响应中共中央北方局“脱下长衫，参加游击队去”的号召。纷纷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为建立抗日根据地，必须有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因此，省委决定恢复和加强各级党组织，除延安来的干部外，还从各游击队中抽调一批干部，安排到地方党组织工作。 　　除已组建的泰西(即鲁西)特委和原有湖西工委两个党组织外，山东省委和边区省委先后建立和加强了几个特委。新建与加强的特委和负责人是：胶东特委，王文任书记；清河特委，霍士廉任书记；淄博特委，金明任书记；鲁东南特委，景晓村任书记。以后又成立了泰山特委，夏辅仁任书记。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成立后，1938年8月，根据中央指示，撤销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原边区特委所辖地区分别成立苏鲁豫(亦称湖西)、鲁南和苏皖三个特委，均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领导。苏鲁豫边区特委，由王文彬、白子明先后任书记。鲁南特委，宋子成任书记。苏皖特委，邵幼和任书记。 　　在组建和加强特委的同时，各地都相继建立和加强了县委。由省委直接领导和建立的县委有11个：新泰县，1938年6月，在南鲍村召开新泰县党员大会，成立县委，确定董琰、李枚青、周星夫等负责，董琰任书记，对外称八路军驻新泰办事处；莱芜县委，刘莱夫任书记；泰安县委，李铁民任书记；沂水县委，刘建中任书记；蒙阴县委，苏杰任书记；费县县委，李伯瑾任书记；临沂县委，杨士法任书记；临郯县委，韩去非任书记；博山县委，张敬涛任书记；淄川县委，由淄川矿区工委改建，张天民任书记；曲泗宁边县委，孙汉卿任书记。临沂、临郯县委后归鲁南特委领导；淄川县委后归淄博特委领导。以后，莱芜、泰安等县委划归泰山特委领导。 　　1938年11月，党中央派张经武、黎玉率抗大、陕北公学毕业的学员和一部分红军干部、白区工作干部近200人，从延安来到山东。12月，中央决定，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我任书记，张经武、黎玉任委员。张经武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黎玉任政委。分局秘书主任李均(后为杨刚毅)，组织部长程照轩，宣传部长兼青委书记孙陶林(后由杨涤生任青委书记)，统战部长郭子化，社会部长刘居英，职工部长张天民，妇女部长史秀芸。1939年5月，中央指示山东分局增加罗荣桓、陈光、徐向前、朱瑞、彭雪枫等5同志为委员。这样，山东分局共有委员8名，我仍担任书记。1939年6月，八路军等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政委朱瑞来山东后，一纵和山东纵队合署办公。分局机构作了部分调整，由朱则民任秘书长，李竹如任民运部长。 　　为适应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的需要，山东分局再次调整了各地党的领导机构。1939年在鲁中反“扫荡”后，为加强和统一对整个沂蒙山区的领导，成立了大鲁南区党委，又称山东第一区党委，林浩任书记兼宣传部长，史秀芸任组织部长，魏思文任组织部副部长，林乎加任宣传部副部长。以后又相继建立冀鲁边、渤海、清河、胶东、鲁西、鲁中、苏鲁豫、鲁南、滨海、苏皖等区党委或特委，区党委下辖地委、县委。为取得合法地位，有些区党委和地委、县委对外用八路军办事处或八路军后方司令部的名义。 　　先后在山东省委、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山东分局的领导下，成立了农民救国会、工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抗日群众团体。各区党委、特委及地委、县委、区委也都建立了这些群众组织。并普遍建立群众抗日武装组织、抗日自卫团。 　　党组织的加强和发展，对领导和发展抗日根据地，有效地开展游击战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四、整编和发展抗日武装力量 　　我到山东省委工作时，山东各地已建立的十多支游击队伍，名称不一，有的用“抗日救国军”、“抗日自卫团”、“抗日游击队”、“抗日义勇队”；有的则直接用“八路军”的番号；也有的抗日武装，是在我党的推动下，联合地方实力派共同组建的。为了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使游击队成为在我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我与林浩商定，党领导的山东境内的抗日武装部队统一使用八路军的番号，以各游击队为基础组成支队，并调整和加强支队的领导。经请示党中央得到了批准。毛泽东、刘少奇联名电复：“山东的基干武装应组建支队，恢复和使用八路军游击支队的番号，目前可组成四到五个支队，县区武装则以支队领导下的游击队名义出现，用抗日联军的名义不好。”过了几天，毛泽东再次电示：“凡属我党领导已取得广大群众拥护，又邻近友党友军之游击队，以用八路军名义为宜。否则各地国民党均将控制，如使用普通名义，则不得不听其指挥，甚至通令解散，八路军亦无权过问，用八路军名义则无此弊。” 　　在中央批准后，除冀鲁边区与鲁西北的部队外，对各地的游击队进行了初步整编和加强。1938年6月，原活动于沂水、莒县地区的4支队所属6大队扩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2支队，支队长先后为罗绩伟、刘勇，政委先后为吴瑞林、景晓村，政治部主任由李仲林担任。原活动于小清河以南和胶济铁路南北广大地区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5军改称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3支队，司令员马耀南，政委霍士廉，副司令员杨国夫，参谋长叶更新，政治部主任鲍辉。徂徕山起义时组建的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4支队，1938年4月改称山东人民抗日联军独立第一师，6月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4支队，司令员廖容标，政委林浩，副司令员赵杰，参谋长王彬，政治部主任周赤萍。1937年12月天福山起义的抗日武装组成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3军(司令员理琪，1938年2月理琪牺牲后，总指挥先后为林一山、高锦纯，政委宋澄，政治部主任先后由林一山、曹漫之、李丙令、李耀文担任)，与1938年3月玉皇顶起义武装建立的胶东抗日游击队第3支队，于1938年8月合编，用第3军番号，3支队番号撤销；9月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5支队，司令员高锦纯，政委宋澄，副司令员吴克华，参谋长赵锡纯。政治部主任宋竹庭。1938年4月，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7支队(支队长王培汉，政委鹿省三，参谋长刘光汉，政治部主任王翼之)和第8支队(支队长马保三，政委张文通，副支队长韩明柱，政治部主任杨涤生)统一由新组建的八路军鲁东游击指挥部指挥，马保三任指挥，鹿省三任政委(鹿牺牲后，张文通任政委)，韩明柱任副指挥(后牺牲)，王翼之任政治部主任，刘光汉任参谋长。1938年3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向国民党第5战区争取到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的合法番号，5月，组建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总队长张光中，政委先后为何一萍、李浩然、李乐平，参谋长韩文一，政治部主任先后为王见新、李浩然，9月，为了和国民党山东省第3区(临沂)专员张里元建立统战关系，争取他做第二个范筑先，这支部队改用国民党山东第3区保安司令部直辖4团番号，张光中仍任团长，干部任命、作战部署，都由省委决定。1938年6月，鲁西南和徐(州)西北区委根据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指示，汇集各县抗日武装力量，正式组建了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2总队，总队长李贞乾，政委先后由王文彬、郭影秋担任。 　　1938年7月，八路军115师、129师一部挺进冀鲁边区。9月，萧华率八路军115师343旅部分机关人员到来，打开了冀鲁边区的局面。重新整编了边区部队，将平津支队改编为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6支队。这支部队当时归冀南区党委领导。 　　为保证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省委对游击队进行一次整顿，提高了干部和战士的思想觉悟，使游击队的建设得到加强。 　　为统一领导山东各地的抗日武装，1938年12月，党中央批准建立了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政委黎玉，参谋长王彬，政治部主任江华，供给部长马馥塘，1939年6月增加王建安为副指挥。山东纵队的成立，标志着山东人民起义武装已由若干分散的游击队成为在战略上统一指挥的游击兵团，更有利于对敌斗争。纵队成立后，对游击队进行了整编，所属各支队及主要负责人是：第2支队，司令员刘勇，政委景晓村；第3支队，司令员马耀南，政委霍士廉；第4支队，司令员廖容标，政委林浩；第5支队，司令员高锦纯，政委宋澄；第6支队，司令员刘海涛，政委张北华；第8支队，司令员马保三、政委张文通；第9支队，司令员王麟阁(王林肯)，政委傅骥，不久，编入8支队；第12支队司令员董慕仲，政委张岗；陇海南进支队，司令员兼政委钟辉，副司令员梁海波；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1总队，仍用张里元保安司令部直辖第4团的番号，团长张光中，政委李乐平；挺进支队，支队长李贞乾，政委郭影秋；陇海游击支队，支队长兼政委钟辉；以及纵队特务团和临郯独立团。1939年春，山东纵队进行了第二次整编，整编后辖7个支队两个团，即第1至第6支队，陇海游击支队和纵队特务团、直辖4团，各支队的主要负责人也作了部分调整。 　　山东纵队建立时共有兵力2.4万余人。从1939年春始。山东纵队对所属部队进行了五次整训和整编。整训的中心任务：是使部队正规化，加强党的政治工作，地方武装基干化，全体武装党军化，提高部队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增强全体游击队的战斗力。 　　1939年3月，根据毛泽东“派兵去山东”的指示，陈光、罗荣桓同志率115师主力2000余人进军山东，极大地增强了山东的抗战力量，对于坚持和发展山东的抗日游击战争，建设和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起了巨大作用。至此，淮河以北山东境内的八路军正规部队和游击队已有3支：一支是陈光、罗荣桓率领的115师主力一部，活动于泰西、湖西地区；一支是萧华率领的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这是以115师343旅一部和129师津浦支队为基础组成的部队，活动于津南、鲁北地区；一支是山东纵队，主要活动于鲁中、鲁南、胶东、清河地区。正规部队和游击部队互相配合，协调行动，给了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同年6月，根据十八集团军的决定，徐向前、朱瑞到达鲁中。8月，建立了八路军第一纵队，徐向前、朱瑞分任司令员和政委，统一指挥八路军在山东和苏北的部队。在抗日斗争中，进一步发展和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八路军主力部队和山东纵队所属支队及各县游击大队、区游击中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各县区还普遍建立了群众性的抗日武装组织，配合八路军作战，输送给养，运送伤员，站岗放哨等，既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也有利于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五、发展抗日统一战线，孤立顽固派，打击反动派 　　为贯彻党中央关于做好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我一到山东就在泰安南上庄召开的省委干部会议上，提出了“巩同与扩大统一战线，坚持山东游击战争”的建议。会议决定，要主动地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经过分析，省委确定了争取张里元，打击反动分子秦启荣，孤立沈鸿烈的方针。张里元当时担任国民党山东第3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原与我党我军就有联系，为争取他建立共同抗日根据地，1938年7月，我和张里元面谈了几次，商定将我党于鲁南创建的抗日义勇队，在不改编建制、不变更人事、仍归我军指挥的原则下改用张部番号。成为他的直辖第4团，由其供应给养。还派刘其仁等几个共产党员到张部去做政治工作。我们曾要求他委派我方人员担任沂水、蒙阴县长，建立共同抗日根据地。他老奸巨猾，始终没有答应。建立共同抗日根据地未能搞成。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张里元逐步走上了反共的道路。 　　继续争取石友三。早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我党就派张友渔等一批同志做石友三的统战工作。1938年4月，石部进驻沂蒙、泰山地区。6月，毛泽东、刘少奇来电指示：“石友三部队中有我党的组织、并有许多民先队员，望你们去进行联系。”7月，又发来《关于对石友三要继续采取争取态度的指示》。9月，毛泽东、洛甫、刘少奇再次电示我：要根据我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及敌后战区工作的基本原则，和石友三商定共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纲领，逐渐恢复鲁中南的秩序。遵照中央的指示，省委和山东纵队负责人多次与石友三交谈关于共同建立抗日根据地和反“磨擦”问题。同时，通过当时分别担任石友三69军(后扩编为第10军团)政治部正副部长的张友渔、匡亚明去影响石友三。由于一些国民党反动分子如秦启荣等地方武装制造事端，与我军搞“磨擦”，省委通过张友渔建议石友三于1938年7月下旬在新泰龙廷召开了山东军政人员会议。龙廷会议之前，石友三司令部驻莱芜，张友渔来信谈到石友三有些问题，要求和我商谈。我与郭子化即前去，由张友渔陪同会见了石友三。大家交换了对山东抗日局势的看法，一致认为要召开一次会议(即龙廷会议)。以协调各部分部队之间的关系，共同抗日。至于会议内容根据中央的指示，我向石友三提出：为了共同建立抗日根据地，由石友三负责协调山东境内的各个抗日部队活动和共同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活动。应成立联合政府，建立地方民主政权，划分各方面的管辖区域；成立联合司令部，负责协调山东境内的各个抗日部队的活动。同时，石友三还让我给他谈了谈辩证法的道理。据此张友渔、袁也烈制定了“龙廷会议”的议程。与会的有我方代表林浩、廖容标、郭子化、孙陶林和国民党的军政人员。龙廷会议讨论中间，由于顽固派的阻挠，上述意见未能实现。会议达成口头协议：各部队必须团结抗战，不得互相磨擦，不得互相瓦解部队，不得向友军防地扩张地盘等，并成立了联合参谋部。会议期间，我方代表还与石友三达成协议：由我方供给石部粮食，石部支持我四支队在鲁中活动。从而争取团结了石友三，挫败了顽固分子沈鸿烈、反动分子秦启荣把我军赶出沂蒙山区中心地带的企图。省委还决定派刘居英到国民党第10军团新编第6师高树勋部担任教导大队副队长，主持教导大队的工作，建立中共新6师委员会，担任书记。我与高树勋将军谈过统一战线问题，得到了他的赞同。经过多方努力，石友三部队与我军配合作战，打击了敌伪，有利于我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在此期间，我们曾向石友三建议，委派我方人员担任沂水、蒙阴等县的县长，共同建立抗日根据地，但他只派了共产党员张克威担任新泰县县长，他离开山东时也将张克威带走了。后来，石友三率部到了河北省，与国民党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勾结，积极反共，与我军搞磨擦，张友渔等一批共产党员被迫退出石部。最后，石友三投靠日寇，走上了卖国求荣的道路，被部下处死。 　　争取东北军中立，发展常恩多入党。1939年4月，国民党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率东北军51军、57军进入鲁中、鲁南。5月19日，中共中央明确指示：对东北军的方针应当影响其将领，促其政治上的进步与觉悟，同时在东北军中根据原有基础发展党，特别是吸收军官，但应短小精干，隐蔽埋伏。山东分局为争取东北军中立，以便更好地孤立沈鸿烈，打击秦启荣，对东北军进行了大量的统战工作。经过张经武、黎玉对于学忠做工作，争取到于学忠不介入我军对沈鸿烈和秦启荣的斗争。当时，在东北军中有我党的组织，除着重对基层军官和士兵进行工作外，还做上层人物的工作。57军111师师长常恩多，进驻山东后同我方人员来往，互通情报。通过接触，彼此有所了解，他要求我党派负责干部去，有事面谈。57军党组织派赵志刚向山东分局作了汇报，分局派统战部长郭子化前去与常面谈。常恩多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强烈不满，认为西安事变后东北军已四分五裂，完成抗日重任只有依靠共产党。因此，他要求加入共产党。经分局讨论决定，吸收常恩多为特别党员，不过组织生活，与分局单线联系。后来，常恩多率3000多人的部队脱离国民党，加入了八路军。 　　召开统战工作会议，进一步开展统战工作。1939年3月，山东分局在沂水王庄召开了统战工作会议。我和郭子化在会上分别作了报告，总结了开展统战工作的情况和经验，并作出了具体部署，促进统战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抗日战争以来，山东党组织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做了大量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的工作。一批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作家、艺术家先后来到鲁中根据地，进行抗日斗争。例如：教育界进步人士赵笃生(中学校长)参加了徂徕山起义，我到省委工作后留他在省委做统战工作；长山中学校长、进步人士马耀南，参加了黑铁山起义，后任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3支队司令员，经我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教育界进步人士李人凤等参加组建临淄青年学生抗日志愿军训团，该团后加入了第3支队。原在鲁南从事抗日工作的爱国民主人士，在1939年六七月间反“扫荡”胜利后，来到鲁中根据地，继续做了大量抗日工作，他们当中有：范明枢、李澄之、刘民生、梁竹航、田佩之、杨希文等；作家白刃，木刻家王绍洛等；有名中医陈毓山，以及曾担任过国民党党政官员的爱国人士，如孙玺风(威海专员)、韩文一(文登县长)、牟宜之(乐陵县长)、张伯秋(旧省政府官员)、周耀南(东海县国民党党部成员)和辛葭舟(山东“平市官钱局”局长)一家6口等。同时，还争取团结了部分开明士绅如万春圃、宋鲁泉、刘佛缘等合作抗日。 　　打击国民党反动派。1938年6月下旬，我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1总队受到驻滕县的国民党顽固派第7游击纵队司令申从周部及一些反动地方武装共3000多人的围攻，在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的领导下，组织部队将申部击溃，在战斗中第1总队政委何一萍壮烈牺牲。其后申部准备反扑，苏鲁豫皖边区特委要求省委支援。我与林浩商定，由我和省委组织部长程照轩、4支队副司令员赵杰、参谋长王彬带领4支队第2团、第3团的3个连从费蒙边界出发南下滕县一带，支援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1总队，并探索开辟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的道路。我们与义勇队会合后，确定了战斗部署。首先攻打滕峄边界的东江土顽刘广田，由于敌方凭借高大寨墙死守，我们部队又缺乏攻坚战的经验，未能打开。接着两个团攻打冯卯申宪武(即申从周)部，经过四昼夜围攻，被我击溃逃窜，我军缴获了一些武器弹药。 　　这个地区除开明地主李有绪统治的长城地区对我军友好外，靠长城附近的东江以东的峄县，北边靠近费县的白彦地区是地主武装孙鹤龄部，滕县冯卯西北及邹县地区都是申宪武、秦启荣的势力范围，而且形势于我不利，处境困难。我军在这个狭窄地区发展是困难的。省委及4支队的主要任务是首先创建沂蒙根据地，因此，决定省委及4支队离开这个地区，返回沂蒙山区。拟途经邹县、泗水。我军夜行军路过八里沟，走到费县白彦境内时天还未亮，遭到反动地方武装孙鹤龄部伏击。当时，4支队副司令员赵杰在攻打冯卯时负伤，我军即在钱钧统一指挥下，迅速抢占有利地形，经过激战，击退了孙鹤龄部。这时天已经亮了，部队继续向北行军，走到费、滕、邹边界的一个山上，准备与接应我们的4支队1团会合(以后得知4支队一团在泗水被阻，未能到邹县与我会合)。上山后，4支队参谋长王彬发现邹县秦启荣部在山下布置堵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部队不宜连续作战，决定返回长城。后由郭子化派人找张里元联系，我军经过费县返回沂水。在路经费县时，召开了鲁南各县县委书记会议，我作了《目前抗战形势及苏鲁豫皖边区当前任务》的报告。另外，省委决定义勇军1总队也须由抱犊崮的西部转到东部的临、郯地区和费、峄边地区活动。这个地区我党的工作基础比较好，对我发展有利。义勇军1总队改用张里元部番号(已如前述)。1939年9月，八路军115师进驻鲁南后，消灭了白彦的孙鹤龄地主武装和峄县、邹县的一些反动地方武装后，才开展了这个地区的抗日局面。 　　1939年3月底，国民党反动派秦启荣制造了“太河惨案”。秦指使其所辖王尚志部，在博山太河镇伏击我3支队南下受训干部60余人和护送部队，营长吕乙亭等两同志当场牺牲，200余人被囚。我3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特务团团长潘建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邓甫晨等先后被杀害。山东分局及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部召开了山东各界群众大会，悼念太河惨案中死难的烈士，并通电全国愤怒声讨秦启荣破坏抗战的罪行，要求国民党政府严惩祸首秦启荣，以平民愤。“太河惨案”是国民党反动派犯下的严重罪行，也暴露了我们对顽固分子让步过多，打击不力的问题。惨案发生后，党中央给山东分局发来了关于消灭汉奸秦启荣等问题的电示，指出：“山东方面过去退让太多，如接受取消北海行政公署及北海银行。……秦启荣形同汉奸，多次向我攻击，未能给予有效还击。如上述情形不加改变，山东创造根据地与坚持抗战是要受挫折的。”当时，罗荣桓正在山东分局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议。为了贯彻中央的指示，严惩制造太河惨案的反动派，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研究了反击秦启荣的作战计划，决定集中3、4、1支队主力讨伐王尚志，夺回太河镇。在讨论作战部署时，有些同志提出，如果沈鸿烈掌握的新编第四师和于学忠部出兵援秦，将会使局势复杂。参加讨论的罗荣桓当即表示，为配合反击作战，在鲁西的115师可向津浦路靠拢待命，如果沈、于出兵，115师就开过来参战。4月4日，我军各部队同仇敌忾，向秦启荣部发动了攻击。经过激战，夺回了淄河流域这块山区要地，解救了大部被俘同志。在我军沉重打击下，秦启荣部逃窜去了安丘县。 　　1939年8月9日，秦启荣率所部9个支队袭击我驻莱芜以北雷野村的山东纵队第4支队后方机关，我干部、战士死伤20余人。经山东分局及山东纵队决定，由张经武指挥山纵1、3、4支队对秦启荣部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再次给予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打击，逼使秦启荣率部逃窜到张(店)博(山)路以西的胶济路以南地区。 　　为了扩大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我们采取了打击秦启荣、孤立沈鸿烈的方针。当时，沈鸿烈的省政府驻沂水北面的东里店，其所属的吴化文旅驻鲁村一带，为使沈部不敢轻举妄动，张经武、黎玉和我商定。让已从胶东调回鲁中的8支队移驻沂蒙，增强我们的武装力量。在沈部的北面南麻悦庄有我8支队驻防，南面的沂水县城也是我部驻防，沂水的夏蔚、王庄和蒙阴的坦埠，由山东分局、山东纵队司令部及直属部队占据，这样布局就对东里店和鲁村形成了包围形势。并对沈鸿烈的无理要求，如废除防区，企图逼我军全部集中邹县、滕县、泗水汉奸地区，取消地方武装，不准筹给养，禁止我军进行民运与干政，限制扩军等，我们坚决拒绝。我军各部队仍驻原来地区，供给自筹，从而使我山纵1、2、4、9支队坚持在沂蒙山区各地活动。以后115师也到达鲁南，增强了我军对沂蒙广大地区的控制力量，有力地打击了沈鸿烈的反共气焰，促进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 　　除了沂蒙山区外，我党我军在其他各个地区，对于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孤立顽固派，打击反动派，都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六、继续打击日寇和粉碎日寇对鲁中的第一次大“扫荡” 　　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115师东进山东。115师于1939年3月以后陆续到达鲁西、鲁西南和鲁南等地区，大大加强了我军在山东的抗战力量。115师入鲁后连续打了如樊坝战斗、陆房战斗、梁山战斗等大仗，取得了辉煌成绩。在帮助山东纵队的正规化、提高战斗力等方面起了极大作用。关于115师在山东抗日的巨大功绩，115师战史已有记载，我就不再叙述了。现在仅就山东各个游击队打击日寇和粉碎日寇对鲁中的第一次大“扫荡”简述如下。 　　山东各个游击部队在山东省委、以后是苏豫皖边区省委和山东分局的领导下，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如我军与石友三部、范筑先部联合进攻济南，一度攻入济南城郊，取得了胜利，鼓舞了群众的抗日斗志，增强了群众的抗日胜利信心。又如，我军3、4、6支队多次袭击炸毁敌人的列车、桥梁，拆除路轨，摧毁车站，中断敌人的运输。再如，我各个地区的游击部队，经常出击敌人，也多次打退日伪军对我根据地的进攻，消灭敌伪大量的有生力量，缴获了不少武器弹药，武装了自己。根据《八路军山东纵队》的统计，从1938年5月19日徐州失守至1939年6月山东纵队第一期整军结束的一年多时间，山东我军作战540余次，毙伤日伪军1.4万余人，俘日伪军1.6万余人，缴获轻重机枪60余挺，迫击炮12门，步枪1700余支，电台7部，及其他军用物资，击毁敌机7架，汽车170余辆，火车5列，机车18台，击伤敌舰一艘。这些战斗不仅沉重地打击、消灭与削弱了敌人，而且扩大了共产党八路军的政治影响，坚定了抗日军民的胜利信心，同时锻炼和提高了我军的军政素质，改善了装备，在全省范围内创建了初具规模的抗日根据地和广大的游击区。 　　山东我军对日伪军的有力打击，引起了日寇的恐惧。为了摧毁我鲁中抗日根据地，1930年6月初，敌第5师团等2万余人，对鲁中沂蒙山区进行了抗战以来的首次大“扫荡”。在这次大“扫荡”之前，八路军3支队杨国夫、霍士廉缴获了敌人合击沂水一带的文件；从徐州、青岛等地送来的情报中也证实了敌人的企图。为此，山东分局发出了紧急动员的通知，要求各个游击队并动员群众积极投入反“扫荡”战斗；部署主力部队跳出合击圈，在外围打击敌军。当日军2万多人沿胶济、津浦、陇海铁路奔袭沂蒙地区时，山东分局、山东纵队司令部及特务团，利用两个晚上由王庄转移到沂水二区梭峪村。天亮时，我军向附近小诸葛村筹粮，遭到敌人射击，我们误以为是反动分子秦启荣的部队所为，尚未在意。后来敌军向我方驻地围来，才弄明白是日伪军。分局机关的部分同志先向常庄撤退。我的马夫随史秀芸撤离，身边带的鸡蛋和水壶都被流弹打烂了。纵队司令部已撤到附近山头。我和分局的其余同志还来不及撤离该村，敌军就向分局冲杀过来，子弹纷飞，情况十分紧急。当时分局只有一个警卫排兵力，面对敌军的冲击，我们沉着应战，我命令身边的排长，必须将冲在最前面的敌人打倒，以阻挡敌军的进攻势头，争取时间，以便特务团出击敌军，转移敌人的进攻方向。这位排长是个射击能手，卧地打了一排子枪，击倒两个冲在最前面的骑兵，其他敌人吓得赶快卧倒，不敢前进了。这时在附近的特务团从侧面和敌人开了火，我们才撤退到常庄。特务团与敌军战斗了一整天，敌人五次增援，并调来飞机轰炸。这次战斗打得非常艰苦，我特务团政治部主任、老红军王永才和副团长曹洪胜壮烈牺牲，战士伤亡较多。由于我守敌攻，敌军伤亡更大，毙伤敌军200余人。天黑时，敌军向我驻地常庄的山头上爬。正在此时，东北军51军也到达常庄，该部参谋、地下党员王再天来找我，由于军情紧急，我要他领我去找了51军军长牟中珩。我告诉牟军长，如果敌军爬上山头，八路军和东北军都很危险；我们八路军与敌人已激战一整天，建议他派两个连带机枪赶上山头，投入战斗，打退敌人，以便我们转移。牟接受了我的建议，立即派出了两个连上山，用机枪猛击敌人，终于迫使敌军撤退了。我们先转移到沂水北部，后又转移到蒙阴东部。 　　徐向前、朱瑞率领的一些干部和山东分局、山东纵队司令部会合后，又与敌人在孙祖遭遇，徐向前指挥山东纵队击退了敌人的进攻。 　　这次反“扫荡”，由于事先获得了敌人的情报，做出了部署和准备，我主力帮队、机关都跳出了敌军的合击圈；尤其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山东纵队所属1至4支队和特务团，在敌军合击圈外围与敌人转战了两个多月，作战20余次，毙伤日伪军1000余人，有力地打击了日寇，终于粉碎了敌人对鲁中地区的第一次大“扫荡”，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 　　七、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1938年上半年，在掖县、蓬莱和黄县先后建立了山东最早的3个抗日民主政权。同年8月，在这3个县的基础上，建立了北海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曹漫之任专员。北海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成立，标志着胶东第一个抗日根据地的基本形成。胶东特委筹建的北海银行于10月间首次发行北海币，后又陆续扩大发行，北海币与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币值相等，在蓬莱、黄县、掖县根据地内通用。北海币发行后，币值稳定，成为根据地的主要货币，对根据地的经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后来接受了沈鸿烈省政府无理要求取消北海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及北海银行，这是错误的，正如中央1939年所指出的，“山东方面过去退让太多，如接受取消北海行政公署及北海银行；未能于省府、县长西逃时普遍委任自己的县长……”我到山东前不久，已经打掉秦启荣委派的莱芜县县长谭远村，山东省委打算委派县长，经请示党中央，中央电示：已和沈鸿烈商妥，委派可以和我合作的民主人士梁竹航任县长(梁竹航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省委并拟在几个县的边界地区成立民主抗日政府，由于种种原因，后来只在曲泗宁边成立了一个外白内红边区自治政权。 　　在1939年夏敌寇“扫荡”沂蒙地区之前，这个地区的政权掌握在沈鸿烈手里，归他指挥，这对我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的建立极为不利。山东分局对在敌后山东国民党有政权的地区，我们应采取什么政策?是否采取建立双重政权的政策?一直未定下来。在日寇大“扫荡”之前，山东分局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因而作出了重大决策：在国民党有政权的地方，凡是有条件的都要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即双重政权(中央于1939年底也发出了在山东和苏皖地区具备条件的地方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指示)。在山东分局作出的《关于山东工作方针原则的决定》中，要求各地趁国民党县、区、乡长溃逃之际，加紧建立专署、县、区、乡抗日民主政权，积极扩大山东纵队和地方武装，巩固和发展地方党。这是非常重要的决定。根据这个决定，山东分局在6月敌人大“扫荡”开始时，就派出大批干部下去组建县、区、乡抗日民主政权。7月发出指示，强调被敌人“扫荡”已瘫痪的县、区、乡政权，需加紧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经过努力，至1939年下半年在鲁中和鲁南建立了11个县级政权。我记得的县级政权和县长是：莱芜县先后为梁竹航、谭克平；新泰县先后为张克威、张种玉；沂水县为江海涛；蒙阴县为杨荆石(画家)；邹县为姜云川；泰安县为程鹏；博山县为张敬涛；淄川县为吕民三。另外，根据《山东党史大事记》记载，鲁中还成立了临淄、临朐两个抗日民主县政府。在曲泗宁边区成立了人民自治委员会，选举朱蓂阶为主任委员。段君毅还回忆，鲁西地区在这期间先后建立了六个县政权，即长清、肥城、东平、宁阳、泰安(西)和平阴。根据《八路军山东纵队》记载，清河地区建立了博兴、高苑、邹平3个县政权和胶东早已建立的蓬、黄、掖三县抗日民主政府，以上共计建立了25个县政权。还拟成立泰山专署，内定赵笃生为专员(我离开山东后改为成立泰、莱、历、章、淄、博、新联办)。此外，“在苏鲁豫边已取得鱼台一个县，并有表面系统战形式，实际执行我之政策的丰、沛、萧、砀及单县等五县”(见1939年7月山东分局给中央的报告)。 　　随着县、区、乡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扩大了抗日武装，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投入抗日斗争，对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起了重大作用。 　　八、创办干校、党校，创办《大众日报》 　　为了建立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急需培养干部，于1938年6月，省委决定建立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第一期于行军途中在费县境内开学。8月，省委机关进驻沂水县岸堤镇后，干校校址设在岸堤，称为岸堤军政干部学校，孙陶林任校长。军事教员由有丰富战斗经验的同志担任，讲述战术、战例；政治教员由省委的同志兼任，我也去讲过课。干校采取授课与讨论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对学员进行培训，效果较好。 　　在我主持省委，分局工作期间，干校共办了5期，培训学员近3000人。前4期学员毕业后分别派往游击队和基层党政机关工作。最后一期学员将要毕业时，适逢日军对沂蒙山区根据地大“扫荡”，全体学员在政治处主任徐元泉领导下，投入了反“扫荡”战斗，锻炼了学员并取得了战斗的胜利，缴获了一些武器弹药。 　　为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培训，以适应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省委决定建立党校。1938年11月，省委党校在沂水县岸堤成立，对外称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分校，由我兼任校长，潘维周任副校长。第一期学员结业后，党校移到沂水县夏蔚村，改为山东分局党校。在我就任期间，共培训了党的干部600余人。结业后，这些同志分赴各地做党的工作。 　　两校培训的学员，成了山东党、政、军干部队伍中的骨干，在抗日和解放战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坚持抗日战争不仅需要强大的武装打击敌人，还需要有强大的思想武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唤醒和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的斗志，坚定指战员抗战必胜的信心；并且揭露日寇的种种暴行和反动分子、汉奸走狗的丑恶行径。因此，经山东分局决定，于1939年1月1日在沂水县王庄创办了《大众日报》，作为分局的机关报。由刘导生任社长；匡亚明开始任总编辑，4月后任社长兼总编辑。于一川任印刷厂厂长。 　　报社成立时，召开了全体职工大会。我在会上讲了当时抗战的形势，分局筹办报纸的经过情况，并要求大家以极高的热情，认真的工作态度，努力办好这张报纸。 　　报社包括印刷厂共有50多人，先出了两期油印试刊以配合当时突击发动群众和建立各抗日团体的任务，并为1939年元旦出版四开《大众日报》作好准备。《大众日报》报头是马民写的。发刊词由匡亚明执笔，阐明办报的宗旨是：“为大众服务，成为他们精神上的必要因素之一，成为他们自己的喉舌，更成为他们热烈支持的最公正的舆论机关。”经过全社职工努力，在1939年元旦凌晨5时，4000份报纸全部印出，当天《大众日报》正式与读者见面了。我向报社的同志表示感谢，并表扬了他们的出色工作。《大众日报》越办越好，在当时抗日战争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九、湖西“肃托”重大冤案的平反 　　1939年8月，在湖西地区发生了骇人听闻的“肃托”事件，杀害了包括苏鲁豫区党委负责干部王文彬、马霄鹏、张如、赵万庆在内的各级党政干部300人，在押的200多人，矛头还直接指向山东分局机关和八路军苏鲁豫支队的一些负责干部，并且逮捕了苏鲁豫支队司令员、老红军干部梁兴初。这一事件是湖西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后枪决)和苏鲁豫支队4大队政委王凤鸣(后投敌)等人制造的一起重大历史冤案。苏鲁豫边区党委书记白子明也负有主要责任。 　　湖西“肃托”事件发生时，正值日寇对鲁中进行大“扫荡”，山东分局与苏鲁豫边区党委失去了联系，在八路军115师转来冀鲁豫支队司令员杨得志、政委崔田民的电报后，分局才得知湖西发生了“肃托”的消息，但严重程度如何不清楚。10月，收到115师转来杨得志、崔田民同志的第二封电报，才得知几百名干部被逮捕，许多干部被杀害，并牵连到山东分局一些政治上可靠的同志。我感到湖西“肃托”的错误非常严重，必须立即纠正。那时，我和张经武正准备率领山东代表团去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山东军政委员会和分局决定，我们绕道湖西，去解决错误“肃托”问题。由于湖西“肃托”牵连到115师所属部队，我电请罗荣桓一道去处理，得到了他的同意。我和张经武及山东代表团一行先到115师驻地费县，罗荣桓决定带一个主力红军营前去，以防意外；并电告王凤鸣，所有被押人员一律不得处理，待我们到湖西去审查。我们一行星夜越过津浦铁路线，过微山湖到达单县。我和罗荣桓住在一幢坐北朝南的屋里，中间是堂屋，东西两间住房，罗住东间，我住西间。按照商定的分工和谈话的内容，罗荣桓找王凤鸣谈，我和白子明谈。我问白子明：“你们抓人杀人有什么证据?”他说：“有口供。”我又问：“你们在审讯时是否用刑?”他承认用了刑罚。我对他说：“问题就在这里，你们搞逼供信，使用刑罚，他们只能按照你们的想法供认，这样多少同志受到牵连。假如找一个人拷打他，将你供出是托匪，你承认不承认?”白子明理亏词穷很惊慌，脸色也变了，承认肃托是错了。罗荣桓找王凤鸣谈的结果也如此。在分头问过白、王两人后，罗荣桓和我都认定湖西“肃托”是完全错误的。于是我们严厉批评了白子明和王凤鸣，指出：对这样重大的问题，不请示山东分局，也不请示115师，是极为严重的错误，并决定立即释放了梁兴初、李贞乾、郭影秋、郝中士等所有被捕的同志。罗荣桓和我还分别对释放的军队和地方干部讲了话，进行安慰和勉励。这些同志深为感动。 　　之后，我和张经武等一行即离开单县，前往延安，善后事宜由罗荣桓继续处理。 　　“湖西肃托事件”是一起在全党有重大影响的冤假错案。这一冤假错案，当时已认定其性质，后来又作出了处理决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冤案得到彻底平反。为纪念在这一重大冤假错案中蒙冤被杀害的同志们，单县建立了烈士陵园。 　　* 本文原载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在王庄》一书，收入本书时文字上略作改动。 　　 光辉的印记 纪念郭洪涛百年诞辰/本书编委会编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