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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重视交通事业的发展*

郭洪涛

(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日) 　　我认识周恩来总理比较早。他是我永远怀念的一位中央领导同志。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下寺湾后，于1935年11月3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周恩来同志找我谈工作，分配我住陕北省委书记，并分配长征到陕北的干部贾拓夫任省委宣传部长，钟赤兵任省委军事部长。我当即表示一定与他们团结好、做好工作。 　　建国以后，我先后在国务院六办、国家经委工作时，周恩来总理十分重视交通工作。1958年由于国民经济总的指导思想上的错误，生产建设规模急剧扩大，交通运输出现异常紧张的局面。记得在这段时间，每半个月我向总理作一次口头报告，每一个月向他作一个书面报告。我出差到南京时，总理派他的秘书李岩同志乘军用飞机专程去南京找我，要我和他一起研究如何加大京沪、京广铁路的通过能力的方案。11月19日上午10时，我们的飞机刚在西苑机场降落，就接到通知要我们直接到国务院去向总理汇报。我提出了最紧张的区段要增加复线，才能完成运输任务。他当即指示，不仅在这两条线路上要加区间复线，其它的线路，紧张的区段也应该搞区间复线，将来这些主要干线都要全部修成复线。这样在1958到1960年这三年里，京沪、京广等铁路修建部分区段的复线就达2761公里，现在除了上述铁路外，陇海、京沈、哈大、京包等铁路主要干线都已全部建成复线了。在我汇报通往西北的物资运输紧张，只靠天水到兰州这一条能力很小的铁路，适应不了需要时，总理当即指示，可以把包头到兰州的铁路修起来，使得去西北有两条通路。由于总理的关怀，尽管当时是“大跃进”和三年的困难时期，经过铁路职工的努力，都修通了。他还指示要把铁路修到乌鲁木齐，从乌鲁木齐修到阿拉山口，增加一个国际运输通道。他问我这样可以与苏联哪一条铁路接通?我回答说：“不清楚”。周总理风趣地说：“你是中国铁路的专家，苏联铁路你就不知道了。”以后这条铁路也修通了。在国务院六办时，我和王首道同志一块向总理汇报运输工作。在向他汇报列车的牵引动力应逐步减少蒸汽机车，适当发展内燃机车，主要应发展电力机车时，他完全同意。事实证明，总理的指示是正确的。 　　使我印象很深的是周总理对形势的高瞻远瞩。为了发展我国沿海的南北航线，在总理直接关怀下，船舶直接通过台湾海峡航行，不再绕到外海航行，极大地缩短了航行的里程。为了适应外贸发展的需要，1961年4月成立了中国远洋运输公司，1961年4月28日我国“光华”轮首航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港。从此开始了新中国的远洋外贸运输。为了发展远洋船队，总理指示利用银行贷款买船，1964年还同意买“二手船”的办法。这样，我国的远洋船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我国远洋船队已超过60万载重吨。航行欧、亚、非各洲航线。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总理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在1970年2月全国计划会议期间指示，远洋船队要达到400万吨，力争1975年基本改变长期租用外轮局面。1973年2月，周总理又指示，港口问题一定要解决，要求三年改变港口面貌，提出三年建设250个深水泊位。从此开始了大规模发展港口建设的新局面。由于周总理的关怀，在交通部门职工的努力下，到1995年我国从事国际航运的远洋船舶已达到2200万吨载重吨；沿海主要港口深水泊位已达到394个。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周总理的预见和决策，要适应80年代以后的对外开放局面，那就困难得多了。 　　周总理还对交通行业的经营管理方针不止一次指示要安全、正点、优质、服务这八个大字，安全要不出事故，正点要不误点，优质要服务好，服务要为货主、旅客着想。我想这在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交通运输行业，仍然是适用的。当然，我们要继承，还要发展，现在我们讲效益，改善经营管理，要减人增效，要搞多种经营，还要讲竞争，优胜劣汰。 　　周总理对交通行业的指示太多了，确实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永远怀念的。 　　* 这是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组，为摄制“纪念周总理诞辰一百周年”艺术片，采访郭洪涛的讲话记录。 　　 郭洪涛文集/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