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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拓夫的一些回忆

白 如 冰

贾拓夫同志我比较熟悉，1980年我和习仲勋、马文瑞、汪锋同志合写过一篇纪念文章，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现在，再补充一些情况。 　　贾拓夫出身贫民家庭，早年丧父，母果含辛茹苦，教养成人。1927年春他考入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学习非常用功，是学校有名的好学生。他是在上小学时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到绥师后积极领导学生进行革命活动，被学校开除。1928年学校也被反动当局查封。1929年学校重新开学，我到绥师后他已离开，我们虽是先后同学，但相知不相识。拓夫当时叫贾耀祖，在学校很出名，是团支部书记、学生会主席，学生都知道他，说他是好样的。后虽离开学校，但在学生中影响很深。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长征后到达陕北，贾拓夫也随中央长征到陕北。当时，我在陕甘晋军委供给部当部长，他是中共陕北省委宣传部部长。冬天到了，他来要一套棉衣，我们才见面相识。1936年红军西征准备打宁夏，在定边成立了中共三边特委，拓夫任特委书记。当时三边的辖区包括宁夏、伊克昭盟和定边，少数民族比较多，这时他开始研究少数民族工作。西安事变后，三边特委撤销，成立了中共定边中心县委，还成立了少数民族委员会，由高岗负责。贾拓夫就离开三边到关中，当了中共陕西省委书记。1937年又恢复了中共三边特委，我任书记。少数民族委员会也撤销，任务交给三边特委，在特委内部设立了蒙民部、回民部。1939年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成立后，贾拓夫参与领导，侧重抓少数民族工作。1940年，我从大青山回到延安汇报绥远工作，张闻天、李维汉、贾拓夫听取了汇报，认为大青山只能作为游击根据地，决定把中共绥远省委改成晋绥边区党委。贾拓夫为中央起草了《晋绥工作决定》。贾拓夫搞少数民族工作时间比较长，长征时就搞过藏族工作，三边特委时又搞过蒙、回族的工作，因而对少数民族问题研究得比较深入。 　　财经工作，拓夫在革命初期也没有搞过，他早期主要从事党的工作、政治工作、组织工作。1942年成立西北财经委员会，贺龙任主任，以后陈云任副主任。贾拓夫是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秘书长，兼管陕甘宁边区银行、土产公司(或贸易公司)的工作，参予财经工作的领导，开始搞经济工作。当时，我还在晋绥边区，1944年才到延安，成立了晋绥办事处，以加强晋绥与陕甘宁的联系。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陈云同志调东北工作，贾拓夫任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我是秘书长。拓夫同志虽然对经济工作比较生疏，但他善于走群众路线，无论是金融问题，贸易问题，财政问题，农业问题等，都能召集有关同志研究，虚心听取意见，成熟一个解决一个。同时，他平易近人，民主作风好，不懂就向别人请教。不管什么人，有什么话都敢讲，正面、反面的意见都可以提，对的就采纳。在财政经济工作方面，拓夫确实做了不少工作，费了不少心血。1947年毛主席率领西北野战兵团转战陕北时，拓夫是西北财办主任，我又到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后勤部工作，共同负责战争的供给工作。虽然我们作了很大努力，基本保证了战争的供给，但由于物资缺乏，仍不能完全满足需要，在西北局义合会议上，拓夫还受到了批评，这是不公正的。西安解放以后，他是西安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中共西安市委书记、市长，还兼西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主任，后来彭德怀主席兼了财委主任，拓夫和我都是副主任。当时，新区工作比较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很多，都要很好的解决。但他能广泛听取意见，有事就开会研究、商量，解决问题。他从不发脾气，与他有矛盾的人不多，在解放西北几省时，他调动人力、物力、财力支援解放大西北的战争，为大西北的解放作出了贡献。 　　1952年拓夫调中央搞财经工作，先后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计委副主席，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任兼轻工业部部长，国家经委、计委第一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54年西北大区撤销后我调中央任手工业管理局局长。当时，拓夫分管手工业，我经常向他汇报工作，接触比较多。拓夫在工作中，敢于坚持原则，实事求是，有独到的见解，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观点。1958年“大跃进”，出现高指标、浮夸风，贾拓夫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在当时的形势下一般人看来，他“右”一点，但以后的实践证明他的看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是正确的。 　　拓夫同志是我国经济战线上一位好的领导，他德才兼备，对党无限忠诚，为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高尚品德值得我们很好学习。 　　(1991年12月24日) 贾拓夫/中国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