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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的文学*

周扬

新文学诞生了还不到二十年，在这个并不算长的生命历史中，它经验了量和质两方面的巨大的成长。沿着中国社会解放运动的基本的道路，反帝反封建的道路而前进，作为历史现实之真实反映的文学，也就是一系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充满生气色彩丰富的图画。 　　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不断地遭受了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种种侵略，这构成了中国人民大众的苦难的源泉，引起了他们的要求民族解放的无止境的运动。但是在半殖民的中国，民众的压迫者和剥削者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另一方面也就是封建势力。为了压迫和榨取勤苦大众更为便利的缘故，帝国主义和它的一切财政上军事上的力量就在中国维持并且推动封建残余以及他们全部军阀官僚的上层建筑。封建势力就这样结托于帝国主义，比帝国主义更直接地来压榨勤劳大众，使得中国民众的反帝的斗争必然地要和反封建的斗争相联系。“五四”时代的作家一开始就带着极端深刻的对于封建势力的痛恨，当时最初发表的一篇鲁迅的《狂人日记》，就充满着痛恨吃人礼教的辛辣激烈的思想。 　　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在中国保有不可分离互相依附的关系，因此，反封建的文学常常包含了反帝的意义。而且一九三○年前后，以勤势大众的思想和情绪为主要内容的革命文学更是明确地发扬着“五卅”反帝传统的精神。但是反帝文学的高潮却发生在“九一八”“一二八”以后。巨大的社会事变不能不在文学上找出它的反映。不管高踞当时文坛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家”怎样闭合了他们的“血盆大口”，变成了“寒蝉”，革命作家们大部份都亲身地参加了反帝运动，并且在作品上有力地回答了敌人的炮火。以沈阳事变，上海战争中士兵工农和小市民的生活和斗争为题材，当时辈出的新人，如张天翼，沙汀，艾芜，李辉英，耶林，葛琴等都送出了他们有意义的新鲜的作品。具有浓厚煽动剧性质的田汉、适夷的抗敌剧本，在当时反帝的实际运动上也曾发生了非常巨大的作用。 　　华北事变以后，中国的形势起了一个新的基本的变化。远东帝国主义并吞了整个华北，又在准备并吞全中国，亡国的危惧把一切不愿做亡国奴和卖国贼的中国人逼上了一条唯一的道路，就是一致向侵略者展开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全民族救亡的统一战线正以巨大的规模伸展到一切的领域内去，文学艺术的领域自然也不能例外。 　　国防文学就是配合目前这个形势而提出的一个文学上的口号。它要号召一切站在民族战线上的作家，不问他们所属的阶层，他们的思想和流派，都来创造抗敌救国的艺术作品，把文学上反帝反封建的运动集中到抗敌反汉奸的总流。 　　对于国防文学抱着怀疑的人大都是不同意于国防文学的这个全民族的性质。他们看不见在民族危难中各社会层的相互之间的关系的急遽的转换，也不了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民族革命中可靠的同盟者。他们以为只有工农大众文学才是民族革命的文学，而忘记了如现代一位伟大革命家所指出的：“中国的一切反帝斗争将明白地带有民族的和真正人民的性质。”因此，凡是站在民族的和真正人民观点上的文学在现在都有它充分的积极的意义。宗派的自满对于我们是毫无姻缘的。我们要承认革命文学之外的广大的中间层文学还拥有着大多数读者这个事实。所以要完成文学上抗敌救亡的任务，我们不但要创造自己最尖锐的革命作品，同时也要联合那些在思想和艺术上原和我们有着不小的距离，但由于一种民族共同的利害而和我们日益接近，愿和我们站在一起来反对我们民族的最凶恶的敌人的作家，和他们取得密切的合作，通过他们的媒介，把民族革命的影响扩大到革命文学还没有侵入的读者层去。 　　国防文学的反对论者的错误的中心就是不了解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徐行先生的“胡言”，“梦呓”，且不去说它，这里我要指出的是胡风先生在他的《人民大众向方学要求什么》里面对于民族革命的形势的估计不够。他认为民族革命战争只在“失去了的土地”上“存在”和“奋起”，而忘记了民族革命战争的主力在全国范围内不平衡的发展和它的巨人般的存在。他也没有认识促进全民族革命战争之实现的是人民救亡阵线的实际活动，而决不只是象他所说那样的空空洞洞的“热情”“希望”等等，他抹杀了目前弥漫全国的救亡统一战线的铁的事实，所以对于“统一战线”，“国防文学”一字不提，在理论家的胡风先生，如果不是一种有意的抹杀，就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基本认识的错误。 　　实际，文学上的统一战线的形成，已经不只是一种可能，而是一种存在。许多有着不同的艺术好尚和人民信仰的作家，在笔端和口上，由宣言和行动，都一致地表现了为民族的自由解放而努力的共同决心。文艺界已有了新的大团结。这是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值得大书特笔的事件。这个团结不一定马上能够收到国防作品的成效，但无论如何，使国防文学的创作实践有了更广大的动员基础。在这里，不妨把国防文学创作的标准放低一些，重要的是动员大家都去写。李健吾的《老王和他的同志们》和靳以的《离散》，不管它们意识上和技巧上的缺点，应当以那主题的意义而得到较高的评价。 　　这并不是说这一切作家之间已经有了意识形态上的完全一致，为最前进的立场和思想的斗争从此可以终熄了。不，斗争并未终熄，只是斗争的形态改变了，它必需适合于民族革命的总的斗争，同时也要顾到各阶层的作家的政治认识和意识成熟的程度上的差异。这就使得最前进的作家在这文学战线上的作用成了多方面的，广泛的而且困难的。《夜莺》上的一位作家(恕我忘记了他的名字)所说的“八九年用血染出来的我们这‘主体’所由来的正确而光辉的那个巨人的人格”，也只有在斗争中才能达到更光辉的发展，如果固守着自己的“纯洁”，怕沾染了“多元的混乱场面”，那才真是“自己取消”! 　　国防文学的号召，在今天有着它的特殊意义，就是革命文学已经有了不少优秀的反帝作品。革命作家大都和反帝的主题结有很深的姻缘。“九一八”以后，他们作品的大部份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称为“国防文学”。以描写东北失地和民族革命战争而在最近文坛上卷起了很大注意的《八月的乡村》，《生死场》以及旁的同类性质的题材的短篇，都是国防文学的提出之作为现实的基础和根据。 　　由《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我们第一次在艺术作品中看出了东北民众抗战的英雄的光景，人民的力量，“理智的战术”。两位作者都是生长在失去了的土地上，他们亲身经历了亡国的痛苦，所以他们的作品表现出在过去一切反帝作品中从不曾这么强烈地表现过的民族的感情，而这种感情又并非狭义的爱国主义的，而是和勤苦大众为救亡求生的日常斗争密切地联系着。这两篇作品的出现，恰恰是华北事变以后，民族革命战争的新的全国规模的高潮中，民众抗敌的情绪分外昂扬的时候，它们的很快获得了广大读者的拥护，正说明了目前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是甚么样的作品。 　　失去了的土地，没有祖国的人们，这种种的主题在目前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最近露面的新进作家舒群，就是以他的健康而又朴素的风格，描写了很少被人注意的亡国孩子的故事，和正在被侵略中的为我们所遗忘了的蒙古同胞的生活和挣扎，而收到了成功的新鲜的效果，成为了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期待。 　　在救亡运动广泛地开展，民族革命战争火花一样地到处爆发的时候，现实的发展是这样地急剧猛烈，作家们不能从容地把这大时代的事件和人物熔铸到他的艺术形象和典型里。而民族革命的斗争又比甚么时候都更迫切地要求文学上的表现。于是能够很敏捷地直接地反映社会事变、日常生活和斗争的小型作品，如速写，报告文学等，在文学的民族战线上演了它“轻骑兵”的角色。我们已经看见了一二既成作家以抗敌救国为题材的优秀的速记，和许多新人的关于学生运动，上海示威游行等等救国行动的报告文学和通信。后者虽然大部分都是在艺术上不成熟的东西，但是由于他们所反映的生活自身的迫力，他们对于读者群众发生了很大的鼓动和教育的效果。在这里，美学主义的饶舌是没有用处的。在这火热的民族革命战争中，都够成为美学者，那不过是高尔基所说的“冷淡的犬儒”罢了。 　　但是对于一个进步的优秀的作家，我们应当非常看重，我们有向他们预约国防作品的权利，却不能以这样那样的题材强求他们。我们要了解创作过程的几微和复杂，以及每个作家的特殊的生活经验，特殊的作风，而且要考虑到作家对于现实运动，从抽象的把握到用卓越的形象去具体表现，还须得有相当的过程。同时，国防文学的范围应当放得更广大一点。一看好象和国防主题无关的作品，仔细一检讨，也往往可以在那里面掘发出国防的意义来。因为国防问题在全中国民众已是一个实生活的问题。以沙汀那样的作家来说吧，他选的主题虽不是在国防前线，他虽没有描写大众抗敌反汉奸的斗争，但是他的作品却告诉了我们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压迫下的大众是在过着怎样黑暗和惨苦的生活，更由于他世界观把握的明确，艺术技巧的熟练，使读者在落后的事件和人物上获得了明确的时代的概念和展望。这样的作品，在前进的运动中不会失去它的重要性，它在国防文学中自有它的地位。只有傻子和疯汉才会因为作者的主题还停留在民族战争的侧面的壕沟里，就认为他的作品是属于“汉奸”的文学。当然，我们也并不是以他的这样的作品为完全满足，相反地，我们希望他采取积极的国防的主题，因为我们确信这样的主题被一个不轻于选取新的主题的作家描写出来的时候一定会有更辉煌的成就。但是这只在作家对于民族革命斗争的实践的实际的参加和他的艺术的创造结合起来了的时候才有可能。 　　把一切作家引到国防的主题，有的人就要怀疑，这不是将要使文学的题材单调化了吗?不，相反地，这不但没有缩小主题的范围，反而使之扩大了。在这个主题里面无限多样地包藏了革命文学的其他一切主题。在社会发展的主流上把握广大现象和复杂情形，不局限于民族革命战争的激化的场面，而触及在帝国主义汉奸压迫下的一切民众的日常生活和斗争，这就是国防文学的内容的境界。在这普遍全国的民族革命的高潮之中，人民的无际限的多角形的生活现实将要和国防主题趋于一致。一个小小的劳资争论，一个小小的农民纠纷，一个学生的行动，和甚至一种个人的悲剧，都可能带着民族革命的意义，因为民族革命的斗争已经伸入了全中国人民的一切生活领域。 　　而且同一个主题可以从多种多样的角度去接近。恩格司①曾经指出，以一个西铿金(拉萨尔戏曲中的人物)为主题可以写成几十篇不同的戏曲，而伊里奇②也曾分析，托尔斯泰所表现的并不是甚么新的东西，而是十九世纪农民俄罗斯知识分子共同反复说过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惧怕题材的单调，重要的倒是在学习怎样处理一切有意义的主题。 　　历史的主题大部分都还在未经掘发的状况里。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民族有多少胜利的和失败的英雄事件，有多少从不曾被人描写的民族英雄。这些丰富的过去的题材使国防文学的主题有了一种历史的阔度。民族革命不但有它的现在，将来，同时也有它的过去，我们要从过去的再评价里引出于民族革命有益的教训。《赛金花》作者夏衍在这一方面的继续的努力给国防剧作开辟了一个新的园地。 　　从现实的主流出发的国防文学无疑地是最现实主义的文学。现实提供了我们以各种各样的材料，但要表现现实的真实，就决不能无差别地描写一切生活现象，而必须把握时代的中心内容，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和方向。国防文学不但要描绘民族革命斗争的现状，同时也要画出民族进展构前面的远景。有一位古典作家说，眼睛看不到鼻端以外的现实主义比最疯狂的幻想还要坏，因为它是盲目的。国防文学就同时应当以浪漫主义为它的创作方法的一面。 　　和最广泛的内容相照应的是形式风格的最大的自由。从长篇叙事诗到短的速写，以及报告文学，等等都是国防文学的形式。各种倾向的艺术家的多样的手法，在他奉仕民族解放的条件之下，不但应当被容许，而且应当保证它们的广泛的运用。只有这样，才能使国防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都丰富起来。 　　* 本文原载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光明》半月刊第一卷第二号。 　　① 即恩格斯。 　　② 即列宁。 　　 周扬文集 第一卷/周扬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