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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艺”的怀念

纪云龙

周扬同志作为一代文艺界领导人，不仅为党和人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无私地给予了我们很多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永远忘不了的。尤其是在今天，文艺的发展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千百万群众疾呼着伟大的作品，企盼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它们的产生鸣锣开道的时候，大家很自然地想起了周扬同志，引起了对他的深切的怀念。 　　周扬同志的一个重要的功绩，是从1940年到1945年，呕心沥血主持了延安鲁艺的工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他运用鲁艺这块强大的阵地，领导组织了空前没有的新型的艺术实践，创造产生了大量表现群众时代的作品，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文学艺术优秀人才，尔后他们从延安出发走向全国，成了新中国各项文化事业的基本骨干。 　　周扬正是在领导这些崭新艺术实践中，写出了很多文艺评论的名篇。当时他就住在我们文学系上边那排窑洞中，大家都爱听他和我们谈论一些问题。他谈话时虽然轻松自然又随便，细细品味却总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纵观全局，研究问题。他的这些言传身教，给了我们很深的感染。 　　我成为文学系学员，还与周扬同志另有一段缘分。 　　我原是来自沦陷区的一个爱好文学青年，早就对鲁艺文学系充满了炽热的向往。1943年，我历尽千难万险，从敌占区经过二战区、蒋管区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就是为了要进鲁艺文学系学习。谁知，正赶上甄别阶段，却被分配去了行政学院。正当我的愿望快要破灭的时候，真是天缘巧合，鲁艺和行政学院宣布并入延安大学，由周扬同志任延大校长兼鲁艺院长。毛主席、朱总司令都出席延大开学典礼，作了讲话，一个重新学习的新时期开始了。接着，周扬同志到行政学院来，宣布为鲁艺招生，并由他亲自主考。这对我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立即报了名。 　　我清楚记得，那次面试时，他问了我过去的生活经历和写过哪些作品。他坐在我对面，细心地倾听着我的叙述，有时也用他特有的益阳口音提个问题，让我补充，使我感到十分和蔼可亲，毫无紧张之感。当我谈到我在天津时，就听地下工作的同志讲过鲁艺的革命生活，读过茅盾先生在鲁艺讲学的报道，为了追求这个理想，怎样闯过了日寇把守的津浦、德石、石太、同蒲四条铁路和阎锡山、胡宗南两道封锁线，他当即给我命了文题：《最难忘的一段经历》。他亲切地对我说：“你的这段经历很丰富，希望你把它写好，要写好它，就要善于提炼生活素材，所谓现实比艺术更伟大，艺术比现实站得更高。”在他的启迪鼓励下，我憋足了劲头，很快交上了这份答卷，又做了《文学的作用是什么》的问答题，最后终于被录取了。这次考试，在周扬同志不过是一桩寻常事，然而，他的那些亲切教诲却对我长期发生了作用。 　　那时，整个鲁艺进入了第六期，任务就是为迎接抗战胜利和解放全中国，准备大批文化艺术干部。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周扬同志花了大量心血，进行了不懈地努力。拿文学系来说，就荟萃了各方面人才，扩大了教员阵营，连同研究工作人员达到了三十多人，学员包括从前方、大后方和陕北来的共六十人，戏剧系音乐系美术系也是如此，当时整个鲁艺集中人才之多，达到了鼎盛时期。除了加强专业学习，在大课方面，周扬同志组织我们听了几次冀中代表关于游击战争和扩大根据地的报告，差不多每月都请《解放日报》的吴冷西来报告欧洲战场和苏联红军反攻的战况，“七大”开过后，他更亲自向全院传达了“七大”精神，激发我们为大反攻加紧学习，刻苦实践，提高自己。 　　每逢这种场合，全院学员围坐在戏剧系的排练场上，静听周扬的讲话。尤其是系里几次派我去做记录，我得天独厚，就坐在他身旁，靠着八仙桌子，听得一清二楚。我的印象，他讲话从来不用什么提纲，但却出口成章，逻辑性很强，很多重要道理在他讲来，游刃有余，深入浅出，而且随时举些生动事例，谈笑风生，给我们很大的感染。他的记忆力惊人，在谈论艺术问题时，时常引用毛主席、鲁迅或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论述的原句，可谓信手拈来，恰到好处。 　　当时，延安文艺运动正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上的讲话》的指引下蓬勃兴起，鲁艺大批人员下乡，深入生活，搜集创作素材。就在这个时候，周扬同志发表了他的著名文章《<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马克思与文艺》一书，以五个部分选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鲁迅和毛泽东同志有关文艺理论的意见。周扬同志在《序言》中，第一次明确地阐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很好地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文艺思想，另一方面，他们的文艺思想又恰好证实了毛泽东文艺理论的正确”。当时，我们这些年轻学员都把它当做学习《讲话》的最好的辅导。这篇《序言》的发表，不仅阐释了很多文艺理论问题，而且对于那些后来成为传世作品的问世，起到了催产引产的作用。 　　曾经轰动陕北的歌剧《惯匪周子山》，就是鲁艺同志实践毛主席文艺方针的一大成果，而这个成果的取得是和周扬同志分不开的。首先是在他的领导下，下了最大决心，成立了由四十多人组成的鲁艺工作团。他们深入到绥德分区五个县的农村去，历经四个多月时间，配合各地的减租运动、生产运动、劳动英雄大会，演出秧歌七十三场，搜集民间小调三百多首、剧本十四个。特别是搜集了土地革命时期农民斗争的生动材料，又请申红友现身说法给他们上了课，就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创作出了这出有声有色的歌剧，成功地塑造了代表党和农民利益的英雄人物马红志，通过他与叛徒周子山之间的斗争，反映了陕北边区艰苦的创建过程。它的首场演出就在我们鲁艺礼堂，院内外和周围的老乡把礼堂挤得水泄不通，我那时是有生第一次看到这样壮观的演出场面，王大化、张平、于蓝、林农、刘炽涂着浓彩所扮演的形象，至今还活生生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在西北局文委召集各艺术团体负责人的会议上，周扬同志从理论上总结了这场艺术下乡是具体实践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充分肯定了《惯匪周子山》等剧目表现了新的群众的时代，同时深刻地论述了艺术与群众相结合的新特点，民间形式的继承改造和提高艺术水平问题。周扬同志注重在群众艺术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探求，是他一贯的学风。 　　给我印象较深的另一件事情，是他对独幕话剧《把眼光放远一点》所灌注的心力和感情。这出话剧在延安演出，曾使我着了迷，而“八·一五”后一进沈阳，我还有幸参加过此剧由东北文工团的演出，亲身感受到了它激发群众的力量。它的原剧本是由冀中火线剧社集体创作，胡丹沸执笔，后由西北战地服务团集体讨论，牧虹修改的。他们在晋察冀边区的游击区、敌占区开展政治攻势时，就拿着这个本子，利用当地农村的自然景，演出过十多次。这次他们回到鲁艺来，把剧本拿给周扬、张庚等同志看，周扬同志看后认为此剧非常难得，并提了一些重要意见，他们又做了认真修改。接着，在中央办公厅组织的欢迎西战团的晚会上和陕甘宁边区职工代表大会上，做了隆重的演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周扬同志就是这样，以其敏锐的眼力发现了这块艺术的璞玉，又在他的悉心指导帮助下，提炼成了艺术的精品。而当它出版印行时，他亲自撰写了序言，满腔热情地评价这出反映敌后人民生活和斗争的话剧，“以它所描写的内容的新鲜和它的艺术力量，以及它的大众性和艺术性的结合程度来说，它在抗战以来产生的剧本中，算得是最特殊的，非常优秀的一个”。 　　到了1944年末，邵子南把流传在河北民间的传奇故事“白毛仙姑”带回鲁艺来，曾几次在文学系给我们做过动人的讲述。那时他已写出诗剧的初稿，有了一个雏形。又是在周扬同志的主持下，集中全院最强的力量，讨论研究主题，进行集体创作。最后终于诞生了我国第一部大型歌剧《白毛女》。1945年春拿到党的“七大”会场上演出，演到喜儿被救出山洞，台上响起“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歌声时，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都抑止不住，起立鼓掌。从此，这部不朽的歌剧就从延安演遍了整个解放区，配合新区发动群众，迎来了大反攻的胜利。《白毛女》本身则为后来我国歌剧的发展开辟了崭新的道路。 　　我还记得，在这个期间，文学系办起了一个《文艺》墙刊。第一期是讨论文艺形式问题的特辑，刊有舒群、陈荒煤、严文井、公木、邵子南所写的文章，另有一部分短篇创作，反映了文学系同志收获的成果。我们突击了两三天，把全部稿件抄写在四大张淡紫色的马莲纸上，做了精致的编排。这个墙刊张贴出来后，引起了轰动，也受到了周扬同志的表扬。 　　“八·一五”日寇投降后，周扬同志所培育的鲁艺人员纷纷奔赴前方了。我们文学系的同志在舒群、艾青率领下，分两路走向了东北和华北，送行时，他的种种殷切叮咛和伫立在桥儿沟沟口的高大的身影，很长时间都令我们不忘，当他把我们一一送走后，他自己也奉命出发了。 　　在今天缅怀周扬同志的时候，常有一件憾事萦绕在我的心头。就是八年前，我和冷冰、萧彦、林冬受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委托，给鲁艺文学老教师拍摄录像时，沙汀、卞之琳、舒群、艾青、萧军、严文井等同志都拍了，唯独周扬同志由于沉疴已使他成为植物人而未拍成。然而，他的文集作品都在，大量的历史文物都在，尤其是深深铭记在人们心中的记念，是任何录像代替不了的。可喜的是，现在进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他的劳绩、思想和品格的风范，必将鼓舞新一代的文学艺术战士，为创造更辉煌的成果，前进! 　　 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