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政府领导人 > 周扬 > 缅怀纪念

周扬对戏曲改革的贡献

刘有宽

周扬同志对于戏曲改革是有很大的功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周扬同志即担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职务。他在负责使党的政策方针能够在文化工作中保证得以贯彻的重任中，对于戏曲改革工作分出相当大的精力，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955年以后，他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仍然对戏曲改革工作给予了热情的关注。他依靠田汉(曾先后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等同志的协同帮助，团结欧阳予倩、张庚、马彦祥等著名戏剧家和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常香玉、袁雪芬、红线女等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动员起全国的广大戏曲工作者，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和推进戏曲改革工作。从新中国成立，到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十五年间，我国戏曲舞台上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这与周扬同志的具体领导是分不开的。从以下数例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出周扬同志对于戏曲改革工作所倾注的心血和所起的重要作用。 　　1950年7月11日，文化部邀请戏曲界代表人士、专家及文化部戏曲工作负责人组成“文化部戏曲改进委员会”，这是一个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顾问性质的机构，由周扬、田汉、欧阳予倩、洪深、杨绍萱、马彦祥、李伯钊、赵树理、阿英、翦伯赞、老舍、艾青、曹禺、马少波、阿甲、刘芝明、李伦、马健翎、张梦庚、王亚平、伊兵、郑振铎、周贻白、焦菊隐、王瑶卿、尚和玉、萧长华、王风卿、马德成、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谭小培、金仲仁、鲍吉祥、高百岁、袁雪芬、刘南薇、龚啸岚、韩世昌、连阔如等43人组成，周扬同志任主任委员。委员第一次会议上，周扬同志说明委员会的工作任务是：一、审定戏曲改进局所提出的修改与改编的剧本；二、对戏曲改进工作的计划、政策向文化部提出建议。会议回顾了1949年到1950年来的戏曲剧目审定工作情况，在肯定成绩的同时，认为无论是单纯的行政命令禁演，或是采取放任自流的政策，都是不对的；必须坚持提倡有益、允许无害、反对有害的原则。这是周扬同志在进京之前即已提出的原则。1948年11月间，华北人民政府在石家庄成立了“华北戏剧音乐工作委员会”，当时周扬同志任中共华北局宣传部长，在他组织领导下，该委员会及当时聚集在石家庄的部分文化艺术工作者对应当如何进行旧剧改革工作进行了讨论，并在《人民日报》上刊发了《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旧剧改革工作》专论，就在那篇专论中阐述了这一原则。根据这一原则进一步提出，对下列情况之剧目，应当加以修改，其少数最严重者应予停演：一、宣扬麻醉与恐吓人民的封建奴隶道德与迷信者；二、宣扬淫毒奸杀者；三、丑化与侮辱劳动人民者(包括语言与动作)。同时指出，审定工作必须注意神话与迷信、爱情与淫乱的区别。根据上述标准，会议对当时各地提出的认为应当停演的剧目逐一进行了慎重的讨论，认为：《杀子报》、《九更天》、《滑油山》、《奇冤报》、《海慧寺》、《双钉记》、《探阴山》、《大香山》、《关公显圣》、《双沙河》、《铁公鸡》、《活捉三郎》等12出戏应予停演；北平军管时期文化接管委员会所宣布暂时停演的《四郎探母》应作重大修改后再作演出。这次会议，在周扬同志具体地组织领导下，明确了应当如何对待传统戏曲剧目的方针、政策以及如何剔除传统戏曲剧目中的封建性糟粕的原则、标准，并且树立了禁演坏戏的标杆。 　　1950年11月27日至12月10日，文化部召开了全国戏曲工作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有中央及各大行政区、各军区、各省、市、自治区的戏曲改革工作干部和戏曲音乐工作者、各戏曲剧种的主要演员和曲艺演员219人。在这次会议上，周扬同志作为主要主持人之一，在会前、会期以及会后，做了大量的组织领导工作，并作了大会总结报告。会议期间，各地代表汇报了各自所在地的戏曲改革工作情况，热烈地讨论了戏曲改革的方针、政策，并对剧本的创作、修改、审查、交流，对旧的戏曲班、行会、师徒、养女等制度的改革，对戏曲艺人的团结、教育等项工作进行了认真的研讨，交流了情况，总结了经验，统一了认识。讨论中，有的代表提出，在旧社会，国民党只注重京剧，称京剧为“国剧”，轻视甚至蔑视和压抑各种地方戏曲，而今是新社会了，是不是应当一视同仁，百花齐放?周扬同志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这个意见。毛主席说，是要百花齐放。从此，“百花齐放”同毛主席提出的“推陈出新”合在一起，就成了广大戏曲工作者所遵循的戏曲工作方针。会议期间，还请周恩来总理到会作了重要讲话。周总理提出，戏曲要歌颂人民，反映人民的真实生活；戏曲工作要以教育人民的戏曲来教育人民为主要任务。会后，文化部根据代表们提出的《关于戏曲改进工作向中央文化部的建议》向中央作了报告。这次会议，为周恩来总理于1951年5月5日签署发布的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作了充分的酝酿，为促进戏曲改革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全国开展作出了贡献。 　　1952年10月6日至11月14日，在周扬同志和田汉同志具体组织领导下，文化部在京举办了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三年来我国戏曲改革成果的一次大展览和大检阅。参加会演的有京剧、评剧、河北梆子、晋剧、豫剧、秦腔、眉户、越剧、淮剧、沪剧、闽剧、粤剧、江西采茶戏、湖南花鼓戏、湘剧、汉剧、楚剧、川剧、滇剧、曲剧、桂剧、蒲剧、昆曲、黄梅戏等27个剧种。37个剧团、1600多位演职员，荟萃京华，群芳竞艳，姹紫嫣红，共演出了经过整理加工的传统戏曲如《西厢记》、《白蛇传》、《宇宙锋》、《甘露寺》、《三岔口》、《秦香莲》、《打金枝》、《蝴蝶杯》、《杜十娘》、《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和新编的历史故事剧《将相和》、《花木兰》等和现代戏《白毛女》、《小女婿》、《罗汉钱》等大小剧目82个；其中大多成了至今上演不辍的保留剧目，有的如《三岔口》还多次出国演出。会演结束时，周扬同志作了题为《改革和发展民族戏曲艺术》的总结报告。对于这次会演及其所展示的戏曲改革的初步成果，周恩来总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周总理说，这次会演，“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标志着戏曲工作前进一大步”，“看出了毛主席所指示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远景”。 　　1956年6月1日到15日和1957年4月10日到24日，文化部曾先后两次在京召开戏曲剧目工作会议。召开这两次会议的时候，周扬同志已经离开文化部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他仍应邀到会讲话。第一次剧目工作会议的主旨是打破“清规戒律”，扩大和丰富传统戏曲的上演剧目。会后，各地进行了挖掘传统戏曲剧目工作。到第二次戏曲剧目工作会议召开的时候，据不完全统计，会国共挖掘出51867个剧目，记录了14632个，整理了4723个，上演了1052个。第二次戏曲剧目工作会议交流和总结了挖掘传统剧目的情况和经验，着重讨论了开放剧目问题，认为，必须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开放剧目。周扬同志在这次会议闭幕会上讲话指出，不相信群众和艺人的判断，只相信行政手段，看起来有政治原则，实质上是没有政治。他提出，对传统剧目，应采取“全面挖掘，分批整理，结合演出，重点加工”的方法。周扬同志的这些意见，既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的观点，又体现了毛主席关于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的方针，既总结了关于传统剧目工作中的分散的零星的经验，又为传统剧目工作这一系统工程提出了具体可行的操作方法。 　　为了交流戏曲现代戏创作经验，提高现代戏质量，巩固和发展戏曲表现现代生活的成绩，文化部于1958年6月13日至7月15日在京召开了有部分省、市代表30余人参加的“戏曲表现现代生活座谈会”。为配合会议探讨问题，除中国京剧院演出《白毛女》外，还选调上海沪剧团、河南豫剧院三团等剧团展览演出了《母亲》、《朝阳沟》等质量较高的现代戏，供与会者观摩。会议着重研讨了“什么是我们要创造的社会主义民族新戏曲”，以及现代戏创作、演出中的经验和问题。周扬同志在座谈会上讲了话，指出，八年来在挖掘、整理、改编戏曲艺术遗产方面已做了很多工作，使得戏曲艺术能够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使它得到发展，受到群众欢迎；但是，前一时期的戏曲改革，只能说是戏曲艺术的第一次革新。现在要进行的是它的第二次革新。现在提出的戏曲艺术要表现现代生活，就是要进一步运用戏曲艺术的传统形式和技巧来表现新的时代，表现新时代的人民，完成戏曲工作的第二次革新。这样戏曲艺术的革新才算是彻底完成。 　　周扬同志所说的“戏曲艺术的第一次革新”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几乎是每个戏曲剧种都有一些，有不少剧种甚至是有一大批由戏曲工作者本着弃其封建性糟粕，取其民主性精华的原则整理、加工或改编出来的传统剧目上演和出版。 　　戏曲艺术的“第二次革新”，也取了很大成绩。文化部于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在京举行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就是有力的证明。那次会演，有19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29个京剧演出团参加，共演出了大小剧目35个，其中像《红灯记》、《芦荡火种》(后改名《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杜鹃山》等，不仅思想性强，而且在艺术上也达到了很高的成就。虽然只是京剧革新的部分成果，却也可以见出戏曲艺术“第二次革新”之一斑。标志着京剧这种古老艺术在“第二次革新”中已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它们雄辩地证明，京剧艺术至整个戏曲艺术不但能够表现现代生活，而且能够表现好现代生活。 　　那次会演，江青开始插手，她颐指气使，俨然主宰。其实，广大戏曲工作者心里都明白，这些戏曲改革成果的取得，都是戏曲作家、艺术家在毛主席文艺路线指引下，深入生活，沤心沥血，精心创造的结果；同时，与周扬同志的具体领导也是分不开的。 　　说到这里，我想要说的题中之义的话，基本上都说了。忽然又想起了一件“小事”，也是很值得纪念的。——1952年9月1日，北京石景山区工人剧场落成开幕，周扬同志也赶去表示祝贺，并为之剪彩。设若他不去，我想大约也不会发生非议，因为知道周扬其人者都清楚他并非赋闲之人。可是他去了。像他这样的高层领导干部去祝贺，与一般人去凑凑热闹相比，其意义和影响就大不相同了。更须对今天的读者说明的是，他去，是祝贺后看过演出就走，绝无像今天有些人，要吃过演宴，拿上“纪念”包包上才走。那时可是没有现在这些歪风邪气的。他去，只是因为历来受压榨的，而今刚刚翻身做主的工人阶级弟兄，终于有了以工作名义命名的剧场! 　　1996年12月7日 　　 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