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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人运动中

于吉楠编著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出版《劳动周刊》，积极发展全国的工人运动。张国焘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主要从事工人运动。 　　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和参加编辑《劳动周刊》的，除了张国焘外，还有包惠僧、李启汉、李振瀛、董锄平等人。他们起草了一个“组织大纲”，并以“张特立等二十六人”的名义，发表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这个宣言，揭露了资本制度对劳动者的剥削，指出：“只有把一个产业底下的劳动者，不分地域，不分男女老少，都组织起来，做成一个产业组合”，“劳动者才能用他们的组织力，做奋斗事业，谋改良他们的地位”；同时宣布：“他的事业是要发达劳动组合，向劳动者宣传组合之必要，要联合或改组已成的劳动团体，使劳动者有阶级的自觉，并要建立中国工人们与外国工人们的密切关系。”这对于上海和全国的工人运动，确有相当影响。 　　张国焘领导工人运动，除了统筹计划外，直接活动的地方是在上海。他在上海搞了几个月，没有取得显著的成绩。这一方面是由于封建行帮势力和旧工会头头的干扰、破坏，造成许多阻力；另方面，也同张国焘不深入工人群众、高高在上的大少爷作风有关。目睹这种情况的李达说：“组织工作由张国焘主持，当时所谓组织工作，是专指工会的组织说的。他在北成都路设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找了十多个人，在办公桌上工作，一共搞了三个多月，却不曾组织一个工会。”每当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找张国焘听取工作报告时，他只能“把每星期所接触的两三个工人的经过，用断续而拮屈的英语，作冗长的报告”。②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认为： 　　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它出版新的周刊，与各个工人团体接触，但青红帮之类秘密团体立即给它制造困难。书记部在一些要求增加工资的局部性的罢工中支持了工人，但上海却没有成立重要的现代化工会组织，而共产党也只能非法地进行工作，因而，没有显著的成就。③ 　　那时，工人运动比较有成绩的地方，不是上海，而是京汉铁路的长辛店、郑州和汉口的江岸，其次是长沙、安源、唐山和广州。 　　一九二一年十月，张国焘离开上海，前往苏俄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去了，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的工作，主要是秘书李启汉等人做的。还在党的“一大”以前，李启汉就在沪西小沙渡主持开办劳动补习学校，成为上海最初搞工人运动的起点。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他除了参加编辑《劳动周刊》外，又同李震瀛一起在叉袋角办了一个工人夜校。他们经常住在那里，讲课，对杨树浦一带的烟草工人、机器工人和印刷工人做组织发动工作。张国焘走后，李启汉代表劳动组合书记部，参加领导了十月二十四日开始的上海英美烟厂一万多工人的大罢工。 　　在党的领导下，由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和陆续成立的北京、武汉、湖南、广东、济南各分部的积极工作，各地工会组织蓬勃发展，罢工斗争风起云涌，中国工人运动掀起了第一个高潮。一九二二年一月，香港海员大罢工首掀怒涛。接着，上海罢工工潮日盛一日。在李启汉等人的领导下，四月十六日，上海日华纱厂三千八百多工人罢工；二十四日，上海七百多邮政工人罢工；五月，日华纱厂再次罢工，都取得了胜利。这时，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议决在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以前，先设一全国总通讯处，委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担任。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十分震惊，视劳动组合书记部为“洪水猛兽”，急谋镇压。六月初，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便以“唆使邮差工人罢工”，“鼓吹劳动界革命，宣传过激主义”为借口，查封了《劳动周刊》，将李启汉逮捕入狱。④七月十六日，又借口“对于租界治安，大有关碍”，悍然下令查封了北成都路十九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⑤李启汉被判处徒刑三个月后，永久驱逐出租界，实际是递解中国官厅。上海护军使何丰林仰承帝国主义意旨，把李启汉长期监禁起来。 　　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劳动周刊》被查封和李启汉被捕入狱，使张国焘十分震惊。张国焘自一九二二年春从苏俄回国后，即去广州出席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然后，又去北京活动，六月间返回上海，参加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东奔西跑，忙于开会的张国焘，对劳动组合书记部被查封事件，事前没有应变的精神准备，事后又束手无策。他自己这样表白说： 　　劳动组合书记部遭受摧残，当时中共中央曾企图反抗。但我们估计到当时还没有充分力量发动一次向租界示威性的罢工，即使勉强发动，也不会获得预期的结果，因而忍了下来。又为了不愿使正在蓬勃发展的工会运动和罢工浪潮受到这不利消息的影响，因而只轻描淡写的宣布将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移往北京，并未将被封事件大事宣扬。⑥ 　　据李达回忆，张国焘听到消息，慌忙连夜把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招牌烧毁，把一些工作人员遣散了，他自己跑到北京，要邓中夏在北京主办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新的波澜。在北方，一九二二年六月，直系军阀吴佩孚打败了奉系军阀，独据北京中央政权，发出“武力统一”的叫嚣，向南方进兵。在南方，广东军阀陈炯明勾结吴佩孚，发动兵变，炮轰总统府，推翻了孙中山的广东政府。一九二二年七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宣言，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形势，在全国人民面前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指明了争取解放的正确道路。同时，肯定“国民党所组织的广东政府，更是中国开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运动。广东政府现在虽然倒了，但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在中国是不会消灭的。”⑦号召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援助孙中山和国民党。蔡和森也发表文章，主张重建孙中山的广东革命政府，指出：“现今复建革命政府乃为全中国被国际帝国主义和军阀两重压迫的人民个个应负的责任。”⑧张国焘却公开反对蔡和森的主张，强调“广州最靠近香港，英国侵略者捱住广东的咽喉，把持广东的经济命脉，英国海军几个小时内便可占据广州；福建被日本势力包围着，和广东的形势毫无两样。在这样英日势力威压之下，如何能组织一个自由活动的革命政府，完成他为自由和独立而革命的任务呢?”⑨他认为，人民群众“只有要求改良的动机，还没有真觉悟革命之必要。”⑩ 　　张国焘对革命形势感到悲观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不相信广大工农群众的力量。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张国焘在《响导》第十二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责任》的文章，系统地说明了他的错误观点。他写道： 　　在素来缺乏政治活动的中国人民中间，那极少数的知识阶级是最彻底最有革命精神的成分，占政治上的重要地位。那极少数的知识阶级为什么很重要呢?这是极容易解释的。稍微明了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五六十年前中国完全是个农业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农夫，农夫没有政治上的兴趣，简直是全世界的通例。特别是中国的农夫——因为都是“小地主式”的农民——没有政治的兴趣，他们只要求一个真命天子，还要求太平和丰年，除此以外，简直什么都不管。因此造成一种士大夫阶级，这阶级几千年来都是以做官为专利的职业。近代工业虽然逐渐发展，但是欧美式的资本家简直只能在上海香港等处数出几个，所以资产阶级的势力还是很小。新式工人自然也占少数，在这几百万的工人中间，熟练工人尤少，近一二年间才开始组织他们的工会，为增加工资的争斗；虽然他们将来在政治上的势力会不可限量，但是现在却不能不说是幼稚。……因为农人资本家劳动者都还没有势力，所以这极少数的知识阶级在过去十几年间便为革新势力的先锋，而且他们仍然在政治上占有重要地位。……。 　　……那时常被土匪杀戳，军阀蹂躏的农民，正等着知识阶级去率领他们出火坑；那些压迫在外国人之下的上海唐山等处的工人们，现在是不断的向他们呼救的；他们自己也天天在压迫之下；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又造成他们在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切实参加解放被压迫的民众的运动，是他们——中国人民的重要成分——不可摆脱的责任。 　　在张国焘的笔下，工人阶级不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农民不是革命的主力军，资产阶级没有力量，工农群众更是幼稚无知，只有把希望寄托在“知识阶级”身上了。这样分析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错误的。五四运动的历史已经证明：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份，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方面军，然而它还不是主力军，更不是革命的领导力量，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要达到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张国焘的这些错误观点违反了刚刚闭幕的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二大”的宣言，明确指出：“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已能结合全国的力量，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北京卖国政府”；“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那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中国劳动运动已是在第一个阶段中发展起来”，“足够证明工人们的伟大势力”，“发展无已的结果，将会变成推倒在中国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军。”这篇文章说明，张国焘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分析中国社会的各阶级，看不到广大工农群众的力量，因而在观察政治形势的时候，作出悲观的估计，是不奇怪的。同时，张国焘把“知识阶级”置于“率领”工农群众的地位，也是他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的一种表现。 　　同张国焘的错误分析相反，当时的工人运动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在党的领导下，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继续向前发展。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迁到北京后，总部主任为邓中夏，干事为朱务善、何孟雄、范体仁、李骏等。邓中夏等同志领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首先在全国发起劳动立法运动，提出十九条《劳动立法大纲》，作为罢工高潮中的斗争纲领。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劳动立法事向众议院议长请愿书上署名的有：总部邓中夏、武汉分部林湘浦、上海分部阮大时、湖南分部毛润之、广东分部潭平山、山东分部王尽美。一九二二年八月，邓中夏等人领导了著名的长辛店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取得了胜利，进一步掀起了全国铁路罢工的高潮。九月，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又取得巨大胜利，在罢工高潮中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十月，开滦五矿工人联合大罢工爆发，充分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特别能战斗的革命精神。一九二三年二月爆发的京汉铁路工人政治大罢工，把工人运动从改良生活的经济斗争转变到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 　　但是，由于张国焘在党中央是分工管工人运动的，他的错误思想就不能不在领导工人运动的工作中表现出来。 　　一九二三年一月，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会议，决定二月一日在郑州正式举行成立大会。党中央派张国焘出席指导。他于一月下旬赶到郑州。这时，北京和武汉两方面党和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有关负责人罗章龙、史文彬、吴雨铭、陈潭秋、项英、林育南、李震瀛等和各地代表也纷纷到达。一月二十八日，吴佩孚突然下令禁止开会。在工人运动猛烈发展的形势下，直系军阀大为恐慌，吴佩孚决计撕下“保护劳工”的假面具，实行武力镇压。郑州城内，军警密布，气氛紧张。一月三十一日晚，中共京汉铁路总工会党团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会议决定，不向吴佩孚的武力威胁屈服，总工会成立大会，一不换地点，二不改日期，按原定计划召开。 　　二月一日，郑州全城戒严，反动军警荷枪实弹，沿街排列，如临大敌。工人代表不畏强暴，高举红旗，从五洲大旅馆整队出发，走到距会场不远处，被反动军警举枪威吓，阻止前进。工人们群情激愤，奋不顾身，冲破封锁线，闯进会场，遂遭反动军警重重包围，张国焘被反动军阀的其势汹汹吓昏了头脑，慌忙提出：“为避免流血起见，总工会的成立仪式和全体大会可以改时改地举行，现在不必坚持。”(11)企图改变党团紧急会议的决定，压工人代表屈服。张国焘的错误主张，立即遭到工人们的强烈反对，他们不顾张国焘的阻挠，宣布大会正式开始，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的欢呼声，震撼屋宇。 　　当天下午，反动军警更包围监视代表驻地，各团体所赠匾额礼物也被捣毁一空，甚至不准饭馆向工人代表出售饭菜，强迫工会代表离境，总工会会址亦遭封闭、占领。是日深夜，京汉铁总党团召集各地代表举行全体会议，代表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一致决定从二月四日开始，举行京汉铁路全路同盟罢工，提出“争自由、争人权、争工人的切身利益而战”的斗争口号。 　　据罗章龙回忆，这次罢工的公开指挥机关是京汉铁路总工会，由郑州移到江岸办公。其成员有，委员长杨德甫、秘书李震瀛、法律顾问施洋；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秘书项英。实际负贵人是项英和李震瀛。党的领导机关是京汉铁路总工会党团，其成员有，中共北方区委和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负责人罗章龙、王仲一和京汉铁路总工会副委员长兼党的支部负责人史文彬。秘密机关设北段长辛店。 　　二月四日，京汉铁路大罢工爆发了。张国焘跟总工会一起由郑州移江岸活动。二月七日，吴佩孚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对罢工工人实行血腥屠杀。这天清晨，曹锟的直属军队首先包围袭击了长辛店的工人区，把罢工领导人史文彬、吴雨铭等人逮捕。当罗章龙和纠察队长葛树贵带领工人群众，前往军营要求释放被捕人员时，反动军警肆意开枪，当场死伤工人三十多人。是日下午，大批反动军队包围江岸总工会机关，实行血腥屠杀，工人死三十多人，伤二百多人，造成震惊中外的流血惨案。林祥谦、施洋宁死不屈，表现了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员的英雄气概。 　　在这生死搏斗的关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表《为“二七”惨案告全国工人书》，号召工人阶级“组成一个极大极强的团体，再联合农民商界学界，同心努力，打倒大家的公共敌人军阀，建设真正的民主共和政治来代替军阀政治”。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和许多铁路工会纷纷举行同盟罢工。毛泽东在长沙成立“湖南全省工团援助京汉铁路委员会”，通电全国声讨军阀吴佩孚的罪行，并领导长沙两万多工人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军阀暴行的声浪遍及全国。 　　张国焘在反革命的屠杀面前，惊慌失措。二月七日下午，在大屠杀开始前的五分钟，当项英、林祥谦、曾玉良等同志领导工人纠察队坚持斗争的时候，张国焘却不顾广大工人的死活，自己离开江岸总工会办公室，躲入汉口法租界。第二天夜里，他又借口向党中央“汇报”，从汉口上船，绕道跑回北京。 　　张国焘走后，大量的“二七”惨案的善后事宜，主要是由中共北方区委负责处理的。罗章龙回忆说： 　　当时所发生的对外对内各项问题，头绪纷繁。集涌而至，同时得悉京汉沿线军队集结益多，敌人势将继续运用武力扑灭工会，如坚持、扩大罢工，其结果必致战线扩大，造成更严重牺牲，于是经北方区委扩大会议反复讨论，会上虽有人主张绝不复工，坚决与敌人斗争到底，但是区委考虑到，这样做事实上是办不到的，会招致更大的损失，遂决定忍痛复工。 　　复工通电发出后，区委会议继续讨论善后方略，会议决定：一、京汉铁路总工会迁往天津办公，由各路加选委员以加强工会组织。汉口江岸京汉总工会办事处立即撤销，原有罢工委员会委员一律齐集天津开会。二、各铁路同盟罢工一律停止。三、组织“二七”善后委员会，立即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办理抚恤伤亡，慰问在狱诸工友，登记失业，安置烈士墓葬及家属生活等事务。四、在北京及其他城市，工矿区举行追悼“二七”烈士大会，编印“二七”斗争的小册子等。会后即派人到京汉沿线各站，京汉以外各线路传达上述决议。(12) 　　事后，张国焘竟以领导“二七”罢工的“英雄”自居，前往共产国际报告京汉铁路大罢工的斗争情况。毫无疑问，“二七”罢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历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诗篇，中国工人阶级的这种革命斗争精神将永垂史册。然而，张国焘并不是“二七”罢工的正确领导者，他在罢工斗争中的表现，同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恰恰是背道而驰的。 　　① 《共产党》第六号(一九二一年七月)。 　　② 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大”前后》。 　　③ 《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④ 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二年六月三、九、十日)。 　　⑤ 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八、二十三日)。 　　⑥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 　　⑦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⑧ 蔡和森：《福建人民当助革命军复建革命政府》，《响导》第8期。 　　⑨ 张国焘：《国民党应否复建国民政府》，《响导》第10期。 　　⑩ 张国焘：《革命党的“否认”病》，《响导》第15期。 　　(11)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 　　(12) 罗章龙：《谈“二七”大罢工》，《文史资料选辑》第66辑。 　　 张国焘和我的回忆/于吉楠编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