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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农民运动

于吉楠编著

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誓师北伐。北伐战争和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相结合，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解放斗争，迅速打败了北洋军阀政府，占领了长江流域。 　　在革命胜利发展的形势下，革命阵营内潜伏着严重的危险。蒋介石在北伐路上，压制工农运动，杀害共产党员，暗中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代表往来，反动面目日益暴露。但形势还不是不可挽回的。北伐开始时，蒋介石的嫡系还只有六个师，总共八个军中，他只占一个军。第二、三、四、六军的党代表都是共产党员。但是，陈独秀、张国焘在北伐过程中，又继续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周恩来回忆说： 　　出师以前加伦曾请我转问中央，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呢，还是削弱蒋介石，这一政治问题如何解决?我到上海请示中央。陈独秀说你们开个会商量商量好了(他这时之所以这样谦虚，是因为在北伐前，他在医院里毫无调查研究。不管政治形势有了什么样的变化，竟写了一篇反对北伐的文章，因此受到同志们的批评，也受到国民党的攻击)。开会时，又是张国焘代理主席，也没有真正讨论，只由他说了两句话，说北伐中我们的方针就是：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所以在北伐战争中，一直到国民党三中全会前，对蒋介石的方针是不明确的。结果就是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而助成了蒋介石地位的提高。① 　　当然，陈独秀、张国焘等人并不是没有自己的方针，他们的方针就是继续实行右倾退让政策。 　　一九二六年七月，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等人，在上海召开四届三次中央执委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决议。陈独秀在《中央政治报告》中，虽然讲到“无产阶级政党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但是又说“资产阶级，在民族民主的革命运动中，乃站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依现时世界政治环境，中国的国民革命若没有资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必陷于异常困难或至于危险。我们应该明白了解现时中国的革命，毫无疑义的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因此，在估计革命运动之社会的力量中，便非要不要资产阶级参加的问题，而是资产阶级是否参加及是否参加到底的问题。在事实上，自‘五卅’以来，中国的资产阶级已渐渐成了民族运动中之重要成分，且有领导此运动之倾向”。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一方面指出“广州三月二十日事变，国民党中央五月十五日会议”，“实质上确是反革命的活动”；一方面，又把最危险的国民党新右派蒋介石看作是“中派”，表示“我们要联合左派并中派向反动的右派进攻，我们只能扶助左派而不能代替左派；只能联合左派控制中派使之左倾，而不能希图消灭中派。犹之在社会势力中我们现在还不敌视资产阶级，有时还需要扶助中派。”②因此，对蒋介石采取了自相矛盾的态度。 　　在北伐过程中，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日益引起广大群众的不满，也加深了同其他各军的矛盾，在国民党中出现了一个迎汪抑蒋的运动。我党完全可以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发展壮大人民力量，支持国民党左派，削弱蒋介石的力量。但陈独秀却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方针。当时的党中央指示各地党组织：我们赞成迎汪，但决不是“迎汪倒蒋”，而是为了“蒋汪合作”。为了争取蒋介石同意汪精卫回国，党中央曾派张国焘等人去劝说蒋介石。陈独秀还亲自向蒋介石的代表保证：一是蒋汪合作，不是迎汪倒蒋；二是仍维持蒋之军事首领地位，愈加充实扩大蒋之实力做更远大之发展，决不主张别的军人拥汪以倒蒋；三是不主张推翻“整理党务案”。同时，又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身上，甚至主张把革命领导权也奉送给汪精卫等人。企图用这种妥协的办法，维持革命统一战线，其结果反而助长了蒋介石的势力和反动气焰。 　　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伐军攻占武汉三镇，武汉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陈独秀派张国焘到武汉作党中央代表，后来又兼任湖北省委书记。张国焘到武汉不久，就面临着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大革命风暴。广大农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利归农会，猛烈地冲击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的基础，成为影响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 　　在这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出现一些失误或过火的行为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是，在农民运动问题上，同在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上一样，从当时党的指导思想上来说，主要的问题是右倾而不是“左”倾。还在农民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陈独秀就指责“农民运动在各地均发生左倾的毛病，或提出口号过高，或行动过左，往往敌人尚未打着而自己已受很大的损失”。③因而第三次中央执委扩大会议通过的《农民运动议决案》，百般限制农民运动的发展，规定农会组织“尚不能带有阶级色彩”；“不可简单的提出打倒地主口号”；农民武装“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不可有常备的组织”；对民团“要根本消灭这种组织是不可能的”，要“以正绅代替劣绅为团总”。④张国焘认为“这些决议，是中共意图发动农民，成为国民革命中一项重要势力的现实想法。”⑤这说明他也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对待农民运动的。 　　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召开的党中央汉口特别会议上，陈独秀更把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看成是将使统一战线破裂的最主要的原因，认为各种危险倾向中最主要的严重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倘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因此，他提出“防止党外的右倾，同时反对党内的左倾”，反对解决土地问题，主张把民众运动的领导权也交给蒋介石、汪精卫等人。 　　张国焘是完全赞成陈独秀这一错误主张的，他在《我的回忆》中坚持说： 　　武汉时期，中共在农村中的活动，是自下而上的，燃起了农民斗争的烈火，其中以湖南的火势为最猛烈。中共因为缺乏这一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在发动之初，领导的步骤颇不一致，运动开展以后，也无力予以控制。因而农民运动。竟成了摧毁国共合作、瓦解武汉政权的一个主要因素。⑥ 　　因此，张国焘不但不支持广大农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反而跟在地主、资产阶级、反动军官和国民党右派的后面，反对农民运动。他在《我的回忆》中，继续写道： 　　一九二七年初，我和因公来到武汉的中共湖南区委委员夏曦、郭亮等人商量过这些问题。我向他们指出湖南农运虽然轰轰烈烈，可是没有武力做后盾，也没有组织农民苏维埃政权的计划，现在唐生智的部下，因受着农运的威胁，日渐右倾，农运却在左倾，在这种各走极端的情势下，是会出乱子的。如果要维持农协与军队合作的话，在农运方面就要采取行动，缩小土豪劣绅的范围，并纠正其中的偏差。⑦ 　　那个时候，湖南的同民党右派头目、大地主刘岳峙，组织“保产党”和“左社”，猖狂反对农民运动。刘岳峙攻击农民运动“赤化”，污蔑农运干部是“地痞流氓”，要农民和地主“联络感情”，“注全力于农产物之增加”，鼓吹由国民党管辖农民协会，如不“服从纪律”，则“分别改组处究”。一九二六年冬至一九二七年初，毛泽东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过程中，驳斥了刘岳峙的谬论。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主体的国民党湖南省、长沙市党部，决定查办“左社”，永远开除刘岳峙等人的党籍。张国焘对这件事大为恼火，后来他攻击说： 　　二月十二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民部长刘岳峙曾在报上发表一个农运计划，主张以和平建设来解决农村的纠纷，要求各地农协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倾全力于农产物的增加和农业的改进。刘岳峙是当时的著名的左派人物，曾在国民党内组织了左派小团体名为“左社”，……照理应该予以善意的加以采纳，可是中共湖南区委对刘岳峙的这种主张，都斥之为右派的言论，予以严重的打击。并利用他们在国民党省党部属于多数派的地位，公开开除刘岳峙等人的国民党籍。这件事证明了他们是粗暴的违反了中共中央与国民党左派合作的政策，他们在领导农民斗争中，忽视了增加生产的重要性。⑧ 　　张国焘为了证明他反对农民运动的立场是正确的，在《我的回忆》中，还煞有介事地说什么，一九二七年一月间，李立三的父亲逃难来武汉，不久，拿着他儿子亲笔致湖南省委负责同志的担保信，回湖南去了，不料竟被乡农民协会当作土豪劣绅处决了。然后，他借题发挥说： 　　李立三的父亲的遭遇，尚且如此，其他不问可知了。李立三是一个湖南籍的著名共产党员，他担保他父亲的信，似也由湖南区委转到了澧陵县的农协会去了，而竟不发生效力，这不特显示出中共湖南区委会对于农协控制力的薄弱，也证明反土豪劣绅的风气已到了疯狂的程度。李立三遭逢了这个变故，一时显得甚为难过，但他咬紧牙关，再没提过这件事。我也曾为之伤感良久，并曾设想过，如果这种遭遇是落在一位国民党员或者一位北伐军的军官的身上，他对于农协的愤恨将是不共戴天的。⑨ 　　张国焘说的活龙活现，然而这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捏造。李立三的父亲李镜蓉，本来就不是土豪劣绅，他一九二七年初到武汉也不是来避难的，而是来看儿子的。当地的农民运动从来没有触动过他。他是一九四一年病死的，一九四〇年，李立三还从苏联给他来过一封家信。⑩张国焘不但无中生有地捏造了这件事，而且从中得出了反对农民运动有理、反共有理的结论，充分暴露了他的右倾立场。 　　当农民运动兴起的时候，张国焘的家乡江西萍乡县的农村，也组织了农民协会，他的祖父因为是地主乡绅，受到了农民协会的冲击和公审。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讲到这件事时还大为伤感。可见，他之所以反对农民运动，是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的。 　　同张国焘一起在武汉工作的董必武，后来在延安清算张国焘的错误时指出：“张国焘反对中央，是有其思想根源的。大革命时期他就反对农民运动，调子高得很，好象就他最革命，实际上给右派帮大忙。”(11) 　　当时，站在正确立场上，坚决支持和领导农民运动的毛泽东，为了答复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列举大量事实称赞农民运动“好得很”，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提出了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建立农民武装和解决土地问题等正确主张。但是，陈独秀等人拒绝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他们被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潮流所吓倒，为了迁就国民党，宁愿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蒋介石等人正是乘了共产党的这个弱点，公开叛变了。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支持下，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实践已经证明，陈独秀、张国焘等人放弃革命领导权，压制工农运动，向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的右倾投降主义，是完全错误的。在这种形势下，本来应当毫不犹豫地抛弃右倾投降主义，改弦易辙，找出挽救革命危机的正确道路。然而，陈独秀等人并没有这样做。 　　在四月底至五月初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独秀在《中央政治和组织的报告》中，继续坚持右倾投降主义。他对革命形势作出悲观的估计，说什么“我们现在也没有力量推翻上海的蒋介石”，提出革命应退到西北去的谬论。在农民问题上，他认为，“过去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策略太右了，可是无论如何，在目前没收一切地主底土地，也是太革命了的。我们在相当时期以内，必须保持一种折衷的中庸的路线”，“加深基础，只有在基础扩大和巩固以后才有可能”。陈独秀还为他在一九二六年的三次右倾大让步辩护，说什么“照当时中央的意见，则戴季陶主义底思想不仅有蒋介石的武装力量，而且中国整个资产阶级都在他这方面。要用我们底力量去镇压蒋介石是不够的。因此中央便通过了退守和让步的策略。”“我以为党在当时的策略是正确的。”(12)虽然会上几乎所有发言的同志都尖锐地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并且通过了斥责右倾投降主义的决议，但是仍然选举陈独秀担任党中央的总书记，这就使“五大”实际上没有解决问题。 　　陈独秀继续实行右倾投降主义，更加助长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气焰。五月十七日，驻宜昌的独立十四师夏斗寅部叛变，联合十五军刘佐龙部和川军杨森部向武汉进攻。五月二十一日，反动军官许克祥在湖南长沙发动反革命的“马日事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工农。武汉地区的形势急转直下，汪精卫集团的叛变已迫在眉睫。 　　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五月十八日至三十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四点： 　　第一，要坚决支持农民运动，从下面实行没收土地，搞土地革命，把农民协会变成乡村的政权； 　　第二，改造国民党，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里去，以替换那些动摇和妥协的原有领袖； 　　第三，动员二万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充当指挥人员，组织一支可靠的军队； 　　第四，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人民的反动军官。 　　共产国际在决议送到之前，六月一日先用电报把这四点告诉了驻中国的国际代表罗易。罗易收到电报后，不给党中央看，却拿给了汪精卫。汪精卫看了后大骂共产国际有阴谋。后来党中央也知道了这个电报的内容。当时如果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四点指示，局面不是不可以挽救的。那时，我们党已经掌握了一个军、两个师和武汉的警卫团，以军校作骨干，再加上两湖的工农武装和武汉的工人纠察队，组织五万到七万军队是有可能的。在两湖农民运动的基础上，首先解决土地问题，把农民协会变成乡村革命政权，也是可行的。有了这两个条件，我们也就有力量去实现改造国民党和惩办反动军官。可是，陈独秀、张国焘等人，却不重视这个指示，反觉得没有办法，只有做进一步的退却。张国焘说： 　　我们觉得莫斯科的调子唱得不合时宜，现在如果能做到维持反蒋阵线，武汉不敢公开分共，中共就只有在工农运动不继续受到摧残的条件之下，付出相当让步的代价，来维持这个国共合作的局面。(13) 　　同陈独秀、张国焘的右倾退却相反，党内许多同志要求实行反击。领导全国农民协会和主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东，主动向党中央提出回湖南工作。他担任湖南省委负责人后。立即组织革命群众对反革命势力进行反击。但是，只有十天，陈独秀又把毛泽东调回武汉，并且指责他的活动妨碍了国共合作。住在毛泽东家里养病的蔡和森也于六月二十五日写信给党中央，建议即刻检查自己的势力，作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这个建议，同样被陈独秀所拒绝了。 　　按照继续退却的方针，六月二十八日，党中央会议决定，将武汉工人纠察队自动解散，枪枝弹药送交武汉卫戍事宜办事处。六月三十日，陈独秀又召开党中央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武装队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武汉现有之武装纠察队为因避免政局之纠纷与误会，可以减少或编入军队”；为了“避免政局纠纷”，共产党员可以“请病假”的名义退出政府；这无异于自动向国民党投降。 　　这个决议通过后的第二天，张国焘在汉口向国民党记者发表公开谈话，宣称：“现在的形势很险恶，这大部分是我们自己应该负责任的，民众运动的发展，超过了我们主观的力量与客观的要求，弄得不易驾驭，又引起了当局的反感。现在不能不采取退却的步骤，不退却，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他攻击工农运动“过火”，并叫嚷“如果要想和国民党合作，就不应这样过火”，“昨天中央已经决定将工人纠察队及农民自卫军的武装自动交出一部分来。以后，我们的工作应该切实一些”。他还自欺欺人地说：“据我看来，武汉的局面，可以因为我们的退却而稳定下去”。(14) 　　然而局势的发展同张国焘的错误估计恰恰相反，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压制工农运动，解除工农武装。只能更加助长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了惨痛的失败。 　　① 《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24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之性委员会议决案》，《六大以前》。 　　③④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决案》，《六大以前》。 　　⑤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 　　⑥⑦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 　　⑧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 　　⑨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 　　⑩ 唐纯良：《关于李立三的父亲之死——辟张国焘的一则谣言》，《党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三期。 　　(11) 詹才芳：《难忘的教诲，前进的力量》，《忆董老》。 　　(12) 米夫：《紧急时期中的中国共产党》，《六大以前》。 　　(13)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 　　(14) 筱林《张国焘印象记》，《社会新闻》第7卷第26期。 　　 张国焘和我的回忆/于吉楠编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