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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国际的三年

于吉楠编著

张国焘受到批评和处分后，情绪消沉，搬到上海垃圾桥附近一个旧式弄堂里闲住。同陈独秀经常秘密往来，一起发泄不满情绪，成了他这时生活的一项主要内容。 　　陈独秀被“八七”会议撤消了领导职务后，从汉口迁居上海．住在老靶子路华洋交界的一个弄堂里。他始终拒绝承认错误，对共产国际和“八七”会议对他的结论十分不满。十一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前后，他连续给中央写了三封信，表示反对盲动主义。但是，他在反对盲动主义的同时，却把“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方针，也一起否定了。这说明，他还没有根本改变右倾的错误立场。例如，他认为“农民的原始暴动和游击战争，只是反动的无政府的行动”；主张“工农运动应偏重经济的斗争”，“此时尤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鼓吹用“不缴租、不完粮、不纳税、不还债”的口号，来取代土地革命。张国焘也反对“八七”会议决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主张现在要“休养生息”，等待将来“再图大举”。他们还密谋另组“工农党”，进行派别活动。张国焘回忆说： 　　我慎重的建议，为了有效的挽救中共，和抛弃以往纠纷以及开展以后的光辉前途，应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这个党仍以原有的同志为基础，扩大其政纲要点仍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实现土地革命，但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陈先生对我的建议大感兴趣，认为是合情合理的改变党内现状的要图；但他似在遭受这许多打击之后，已无足够的勇气来负担这个艰巨任务，因而他提出了实行起来会遭遇许多困难的话。首先是共产国际不会平心静气的考虑这个建议，仅会予我们无情的打击。同时西欧各国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不重视东方问题，自不会予我们以有力的支持。再就内部状况来说，即使多数同志同意我们的见解，经费问题也是难于解决的。……组织工农党的事可以暂时搁置一下，作为我们的最后步骤。① 　　尽管张国焘和陈独秀另立“工农党”的图谋没有实现，但他们这种分裂党的派别活动，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所绝对不能允许的。 　　一九二八年五月，党中央通知陈独秀和张国焘去苏联出席中国共产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张国焘找陈独秀商议，陈独秀表示，“八七”会议的决议对他批评如此严厉，足证共产国际早有牺牲他的决心，即使出席也势难挽回，因此，他拒绝出席大会，主张张国焘应前往参加。 　　一九二八年六、七月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郊区一个旧贵族的别墅里举行了。这次大会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批评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也批评了瞿秋白的盲动主义，确定了新形势下党的路线和策略。张国焘作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在会上受到了批评，他表面上承认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从而在选举时得以重新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但是，又以反对盲动主义为名，攻击别人，进行宗派活动。大会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回忆这件事情时指出： 　　在“六大”会议上是有“山头”倾向的，不能完全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特别是与自己有关的问题，把反对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看成人身攻击。那时机会主义的代表是张国焘，盲动主义的代表是瞿秋白同志，两人争论不休。后来布哈林出来讲话，说就是你们这两个大知识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干部提拔起来代替你们。② 　　“六大”以后，张国焘被留在苏联没有回国。他同瞿秋白、邓中夏、余飞等人一起组成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瞿秋白担任团长。 　　张国焘在中共代表团内并没有多少工作好做，他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以提高对自己所犯错误的认识，经过一段自学以后，一九二九年，他被送进了列宁学院，这所学院实际上是共产国际为各国党训练干部的高级党校。 　　中共代表团的工作和生活并不是风平浪静的，它很快就受到了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支持的王明等人的挑战。王明原是中山大学的学生，由于他得到米夫的欣赏和重用，青云直上，成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支部局的负责人。王明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自以为了不得，本来是教条主义，却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看不起中国党原有的领导人，想取而代之。而米夫扶植王明等人的目的，也正是为了夺取中国党的领导权。在米夫的影响和支持下，发生了王明等人反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错误行动。 　　当时，王明等人同瞿秋白为首的中共驻国际代表团之间，在理论上的争论，主要有四个问题： 　　第一，关于农民问题。是联合全体农民反对地主，还是联合中农、贫农，以反对地主、富农? 　　第二，关于自由资产阶级和改组派问题。承认不承认中间势力的存在，应联合改组派，还是把它当作最危险的敌人? 　　第三，关于工人运动的策略问题。是取消赤色工会，还是坚持赤色工会? 　　第四，关于党内倾向问题。“左”倾是主要危险，还是右倾是主要危险?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瞿秋白等中共代表团同志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王明等人的观点则是“左”倾的。但是，王明的“左”倾观点却被共产国际认为是正确的，而瞿秋白等人的正确观点，却被共产国际认为是错误的，受到了打击。 　　王明等人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作风很不得人心，遭到中山大学学生中大多数党员和团员的反对，陷于孤立。为了把反对的人压制下去，王明等人无中生有地捏造学生中有一个以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明三人为首的所谓“江浙同乡会”的“反动组织”。米夫还找来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人员进行调查，硬说这个组织确实存在。激忿的学生们，向中共中央和中共驻国际代表团申诉，要求彻底调查这个问题。瞿秋白等人经过调查，作出了较正确的结论，认为所谓“江浙同乡会”事实上是属于经济互助性质的，其中虽有个别人与其他党派有些牵连，但不能说它是“反动组织”。因此，中共代表团于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五日写信给联共中央政治局，对联共中央监委根据国家政治保卫局提供的材料对“江浙同乡会”作出的错误结论提出了不同意见。一九二八年秋，经共产国际监委、联共监委和中共驻国际代表团，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的审理，作出了结论，指出并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的反动组织。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结。王明等人又把中山大学中工人出身的学生李剑如、余笃山等人，打成“工人反对派”，继续进行排斥异己的宗派主义斗争。瞿秋白等人又干预了这件事情，认为李剑如、余笃山等人都是好同志，批评了王明等人故意夸大事实作为“打倒”对方理由的错误做法，也批评了中山大学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样，瞿秋白等人就被米夫视为李剑如、余笃山等“工人反动派”的“后台”。 　　在这个问题上，开始，张国焘同瞿秋白、邓中夏等人采取了一致的立场，反对米夫和王明等人的宗派主义活动。张国焘回忆说： 　　我们这五个人，合组为一个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这个代表团对于米夫在中大的措施，曾一致表示不满。 　　我和瞿秋白、王若飞都不愿多过问中大的事，也很少到中大去，以免卷入是非漩涡。邓中夏与余飞两人却经常到中大去，在那里进行考察。因此，邓中夏与余飞曾与中大当局发生过许多次的争执。主要争执之点，是关于学生的甄别问题。如工人出身的李剑如、余笃山等，领导过大部分学生，反对中大支部局的措施；在邓中夏、余飞看来，他们都是好同志，而学校当局则认为他们是反党分子。……。 　　九月间，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库西宁似听到一些消息，和我谈到关于中共和中大的一般问题。我向他表示：共产国际中国部部长和中大校长由米夫一人兼任，并不是件好事。③ 　　但是，张国焘的出发点却与瞿秋白、邓中夏等人显然是不同的。当时，在莫斯科学习的王稼祥揭露：“张国焘早年在莫斯科读书的时候，为了个人争权，和王明是有矛盾的。张国焘眼见王明在莫斯科受到共产国际米夫青睐，比自己更加突出，十分妒嫉。”④这种追求个人目的的活动是经不起考验的，一遇到强大的政治压力，就要发生动摇和妥协。 　　一九二九年夏天，王明已经回国，但是，他那个宗派集团的人同李剑如、余笃山等多数学生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了高潮。不久，联共开始了“清党”。在中山大学的“清党”运动中，米夫和他的追随者乘机对李剑如、余笃山等人进行打击迫害，给他们加上了“派别活动”、“在中大内进行无原则的斗争，走到实际上与托派联盟的道路”等莫须有的罪名。米夫和他的追随者，还收集、整理“材料”，公开点名指责瞿秋白、邓中夏、张国焘等人是“机会主义”，要对李剑如、余笃山的“派别活动”承担责任。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瞿秋白、邓中夏等人继续坚持原则，而张国焘却看风转舵，倒向米夫那一边去。 　　一九三〇年春，根据联共的要求，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通过了因中大派别斗争关于中国代表团行动问题决议案，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完全错误的结论。它指责： 　　中共代表团须担负李剑如余笃山派别行动的部分责任，这一派在中大内进行无原则的斗争，走到实际上与托派联盟的道路。中共代表团的多数(瞿秋白、邓中夏、余飞)领导了李剑如余笃山派的活动。其中少数(张国焘)不是在当初而只是在后来，才对中大内派别的斗争，表示与其他代表立异，甚至在这个时候也没有在共产国际机关的面前采取相当的步骤，来阻止代表团多数解体的行动。 　　共产国际执委政治委员会有见于此，以坚决的态度谴责中共代表团的代表对于中大派别斗争的行动，并请中共中央以必要限度刷新代表团的成份，并与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商定新的成份。 　　一九三〇年四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到达莫斯的周恩来，同共产国际协商，但是，在既成事实面前，已经没有任何协商的余地了。最后，决定调瞿秋白、邓中夏、余飞等人回国，张国焘继续留在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工作。从此以后，张国焘唯共产国际之命是从，不敢稍有不同意见。 　　这时，中国党内出现了新的势态发展。“六大”以后，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逐渐发展起来，党在白区的组织和工作也有了相当恢复。随着革命潮流的复兴，党内一直存在的“左”倾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一九三〇年六月，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机关占了统治地位。党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六月十一日决议案，共产国际是不同意的，张国焘闻讯，立即向共产国际执委政治委员会写了一个意见书，表示坚决拥护共产国际路线，反对“李立三路线”。 　　一九三〇年八月，周恩来和瞿秋白先后回国，于九月二十四日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会议根据共产国际七月决议，纠正了李立三对革命形势的“左”倾估计，决定停止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从而纠正了李立三“左”倾错误，对中国革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由于张国焘给共产国际的意见书同三中全会的结论是不同的，会上有十几个同志签名要求撤销张国焘的工作。因此，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写信给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要求将张国焘立刻派回国内，参加实际工作，以便改正错误认识。 　　可是，共产国际却完全否定了三中全会的积极作用，指责它犯了“调和”错误，“没有提出并解决革命现在阶段的现实任务”，表现了“小团体的两面三刀的空气”。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王明等人掀起了反对三中全会的风潮，企图推翻瞿秋白等党中央领导人，由他自己上台。 　　在这种形势下，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开会讨论立三路线问题。会上，在李立三作了检讨发言之后，张国焘向共产国际宣读了承认错误的声明书，并表示：“自然承认错误不应当只是口头上的，应当在实际工作上来证明。中国党现在正在最紧急的时机，要巩固党必须实行坚决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反右反左，反对一切国民党式的纠纷小团体斗争。这样才能实行当前最重要的任务。”⑤ 　　为了取得共产国际的信任，张国焘完全按照共产国际的调子，去批评李立三和瞿秋白。他说： 　　立三的错误是半托洛茨基的冒险主义的性质。立三执行了反马克思反列宁反国际的路线。这些错误不但在罗明纳兹影响之下，而且在阵独秀鲍罗庭影响之下。现在党的领导在红军之中实行进攻的策略，没有彻底执行土地革命，不反对富农对于土地革命的影响，这不是左的错误，这是右的错误。……。 　　三中全会是秋白同志领导的，有了两面派的对待共产国际的态度，而对立三的错误调和。拥护他的错误，而自己没有清楚的路线。⑥ 　　最后，张国焘再三表示：“服从国际路线”，“执行国际路线”，“现在特别要国际帮助中国党”，“国际要用组织上的办法帮助中国党解决危机”。⑦ 　　张国焘的“检讨”和表态，终于使共产国际感到满意，同意他回国工作了。同时，在中国的国际代表米夫，也通过十二月十六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问题的决议》，宣布三中全会对张国焘的批评和决定是“错误”的，承认张国焘反对“李立三路线”的意见是符合共产国际路线的。这也是张国焘回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吹嘘自己是一贯反对共产国际错误领导，他之所以能够回国，是由于三中全会后何孟雄等三十几个老干部，要求共产国际派他回来担负领导中央之职责，完全是歪曲历史的无稽之谈。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 　　② 《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81页。 　　③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 　　④ 王稼祥：《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红旗飘飘》第18期。 　　⑤⑥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布尔塞维克》第四卷第三期。 　　⑦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布尔塞维克》第四卷第三期。 　　 张国焘和我的回忆/于吉楠编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