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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大革命中

路海江

张国焘出狱后，仍负责全国铁总的工作。1923年11月10日，孙中山表发了北上宣言。中共中央为支持孙中山北上，并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以召开国民会议为中心内容的运动。①12月4日，孙中山抵达天津。12月中旬，张国焘率领由10人组成的铁路工会代表团前往天津探视孙中山。12月31日，孙中山抱病到达北京。他因病重已不能接见宾客和处理事务，便指派在北京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组成—个临时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代替病中的孙中山处理一切政治事务。李大钊和张国焘等参加了这个会议。12月20日，中央决定建立北方局，李大钊任书记，张国焘等为委员。②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会议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张国焘当选为中央委员，并任中央工农部主任。中共中央要张国焘从速辞去在北方的一切职务，到上海就任新职。但张国焘正在积极筹备召开第二次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2月7日，铁路工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秘密召开。张国焘向大会致开幕词，并宣读了《追悼“二七”殉难烈士词》。会后，张国焘辞去全国铁总总干事一职，而由张昆第继任。 　　张国焘的工作，引起了段祺瑞政府的嫉视。在办完全国铁总的工作交接后，张国焘即于3月8日悄然出京，途中在郑州停留了几天。3月16日，张国焘和杨子烈抵达上海。张国焘重返中央工作，在担任中央工农部主任初期，主要进行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主持筹备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并于5月1日在广州胜利召开，张国焘代表共产党致贺词。中共党团在大会上起了核心作用，张国焘则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在幕后指导中共党团。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等决议，宣告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 　　二是参与领导了五卅运动。全国总工会成立后，会址设在广州，因不便指导其他地区工作，便决定在上海设立一个秘密办事处，由张国焘任主任。这是考虑张国焘在上海工作，又担任中共中央农工部主任，便于指导，二则是上海交通比较方便。五卅惨案发生的当天下午，张国焘经香港返回到上海。当日晚上，中共中央召集紧急会议，决定首先发动反对外力压迫的罢工、罢市、罢课运动，并立即组织上海总工会，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作为领导三罢运动的中心。③5月1日，张国焘以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主任的名义，与李立三、刘少奇筹备成立了上海总工会，由李立三任会长，刘少奇任总务处长，张国焘则驻会指导。这期间，中共中央经常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住所召开会议，讨论形势，确定相应政策。张国焘和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等都是会议的参加者。⑤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五卅运动的狂飙迅速席卷全国，各地各阶层群众积极起来参加反帝爱国运动。中共组织在五卅运动中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面对迅猛发展的群众运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十分恐慌，对各地群众运动进行了镇压。在听到社会上传闻军阀将封闭上海总工会时，中共上海区委于9月12日召开了紧急会议，张国焘出席了会议，作了目前政治状况的报告。张国焘和中共上海区委决定：在当前情况下，“采取退守政策，以保守储蓄既得之势力与阵线，同时积极努力于基本的秘密组织工作待时而动。”⑥9月18日，奉系军阀邢士廉果然将上海总工会封闭，并通缉会长李立三。 　　三是张国焘已开始考虑组建党领导武装的问题。1925年10月，直系军阀孙传芳发动战争，把奉军赶出苏皖两省，并占领了上海。张国焘曾对党内同志说：“下次上海发生战争，我们应有准备，把败退兵士的枪械缴下来，自己武装，再同得胜的军阀说话。”⑦11月2l日，张国焘在《向导》周报第136期上发表的《反奉战争与革命民众》一文，也指出：“五卅运动还没有完，我们要利用这次战争的机会，成为武装民众的机会，使示威游行的五卅运动成为武装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并使向军阀要求自由的运动成为民众武装保障本身自由的运动。” 　　此后，由于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中共中央的干部相对紧张，张国焘就回到中央，协助陈独秀工作。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左右派分化。11月，国民党老右派分子邹鲁、谢持等10余人公开地从国民党内分裂出去。他们在北京西山非法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会后，又在上海自行组织“国民党中央”，同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对抗。12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联席会议，斥责西山会议，并决定在1926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后各地选出的国民党二大代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很大优势。⑧中共广东区委的陈延年、周恩来等主张通过大会严惩西山会议派，并开除戴季陶等的党籍。还主张在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时，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争取共产党员达到三分之一。但这个计划未被中共中央接纳。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陈独秀、张国焘等生怕西山会议派的活动会造成国民党的全面分裂，生怕广东的革命局面会陷入孤立以至失败，而主张实行让步，以缓和国民党内的矛盾。为此，12月下旬，“在维经斯基的协助下，中共中央陈独秀、张国焘等与孙科、叶楚伧、邵元冲在上海苏联领事馆商议国共关系，会议达成七项协议，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以国民革命为中心任务，继续与国民党共同努力，但不包办国民党事务，不排斥国民党忠实党员，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领导机构中不超过三分之一”。⑨张国焘在解释这个政策时说：“中共没有掌握政权的经验，更没有掌握军事实力，因此在这种情形下，即使我们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多占了一些席位，除了引起国民党人士的反感以外，我不信真能增强中共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⑩ 　　会后，陈独秀派张国焘去广州，代表中共中央在国民党二大上指导中共党团的活动，说服广东区委的同志服从中央指示。 　　1926年1月1日至19日，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张国焘以一届候补中央委员的身份出席了会议，1月7日还被推选为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⑾虽然这次大会代表中革命分子占很大优势，但由于陈独秀、张国焘退让，在选举中产生了不良影响。在大会选举前，汪精卫曾约张国焘会谈，提出了—张他预拟的二届中央委员名单，征求张国焘和鲍罗廷的意见。名单中中共党员除第—届委员全都在内外，还增加了吴玉章、董必武、恽代英、杨匏庵等人。张国焘则提出中共党员如瞿秋白和他本人“没有在国民党内担任职务，不必再当选，其余中共党员也可以斟酌减少几个。”⑿结果，大会选出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36名委员中，共产党员只占7名，中央监察委员会的12名委员中，右派占绝对优势，“左派反而比右派少了，这就使左派势孤而右派得势了。”⒀为以后的国共合作留下了后患。 　　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舰长李之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员，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面对这个突发事变，中共事前毫无精神准备，也缺乏应付的经验。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人主张给蒋介石以回击。但是苏联顾问季山嘉认为左派力量不足以同蒋介石对抗，不赞成反击，当时在广州的苏联视察团团长布勃诺夫也主张对蒋介石让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则认为事变同广州同志工作上的错误有关，不是“当进攻而没有进攻”，而是“当退让而没有退让”，⒁认为蒋介石有军事力量，又有资产阶级的支持，只有退让才能团结蒋介石，⒂稳定广东局面。陈独秀又派张国焘为代表到广州执行这一妥协政策。 　　4月上旬，张国焘到广州后，立即召集中共广东区委紧急会议，要求大家执行中央政策。“对蒋应表示让步，同志们对外的言论和行动不可再有参差”。⒃就这样，接受蒋介石的无理要求，撤回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然后，张国焘又跑去看望蒋介石，与蒋介石直接谈判，中共始终支持他，希望彼此仍能精诚无间的合作。张国焘还与谭延闿等国民党人保持了经常的接触。5月25日，国民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提出了《整理党务案》，主要内容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⒄中央采取了妥协态度，张国焘在指导出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时，强要大家接受。⒅使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得以顺利通过。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誓师北伐。在短短3个月内，就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击败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吴佩孚，席卷湖南、湖北两省。8月上旬，张国焘辞去了中央农工部主任的职务,担任中共中央首任军事部长，负责动员中共组织和工农民众团体参加北伐战争。⒆军事部刚建立时仅有两个人，只能做些从报纸上搜集军事情报的工作。不久，又组织了—个由8人组成的暴动队，余洒渡任队长，任务是与湖北地方党组织配合，扰敌后方，发动兵变和暴动，夺取溃军的武器来武装自己。9月上旬，北伐军占领了汉口和汉阳后，张国焘率领中共中央军事部的同志，赶往汉口。 　　随着北伐战争的不断胜利，革命群众运动也出现了高涨。中共中央指派张国焘为中央代表，担负指导湖北区委，发展工农革命势力，团结国民党左派，争取北伐胜利等任务。当时，湖北党组织比较软弱，与它所担负的繁重任务不相适应，区委书记彭泽湘“复多政治活动，难专理党务，一时颇呈混乱现象，幸有中央张(国焘)同志驻鄂，几成事实上的书记，工作渐就条理”。⒇中央指出“目前主要的问题还是要使区委相当健全，才能应付这个广大的局面。”(21) 　　12月中旬，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后，任命张国焘为湖北区委书记。张国焘任区委书记期间，还兼任两湖党校校长、《群众周刊》主编、汉口地委书记。他建立健全了区委领导机构，汪泽楷、项英主管组织工作，陈潭秋、蔡以忱主臂宣传工作，李立三主管职工运动，陆沈(即卢斌)主管农民运动，董必武主管国民运动，聂荣臻主管军事工作，蔡畅主管妇女运动，湖北区委一时人才济济，工作有声有色。”（22）各工作机构日益健全，“各方面工作均极紧张”，而“有秩序”，（23）受到了中央的表扬。到1927年4月，张太雷接任区委书记时，湖北区先后在黄梅、通城、武昌、汉口、襄阳、黄石港、黄安、枣阳、罗田等县建立了党的地方委员会，在16个县建立了支部委员会，除武汉三镇外，全省各地支部增至400多个，党员由1926年11月的2500人增至13000人。（24）但是，在发展党员中也存在着忽视质量的问题。郑超麟回忆说：“张国焘一开始工作就拼命增加党员人数，同志介绍的不够，还在群众大会上公开征集。”(25)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4月13日至1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讨论了今后革命去向问题。陈独秀、张太雷、彭述之赞同鲍罗廷的主张——继续北伐及向西北发展，张国焘和谭平山则建议南伐广东的李济深，瞿秋白主张先东征讨蒋，然后北伐。（26）同时，武汉国民政府内部对于是东征讨蒋还是北伐讨奉也是举棋不定。最终，中共中央还是采纳了鲍罗廷的主张，而放弃了东征讨蒋的机会，决定同武汉国民党一道继续北伐。可是，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在这时却“一天一天地受到大资产阶级影响，走向反动，走到敌人方面去。”（27）于是，一系列限制工农运动的条例和法令便陆续制定出来了。 　　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央五大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10日在武汉召开了。大会虽然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批评，但对全党最关切的如何挽救革命却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张国焘出席了这次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委员，还与陈独秀、蔡和森组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28）但他们已无法改变愈来愈恶化的局势了。张国焘此时，“只就其所主管的业务，寻找个别的解决方案。”(29) 　　5月13日，夏斗寅发动叛乱，攻击武汉国民政府。5月21日,反动军官许克祥又发动了“马日事变”，实行反革命恐怖，汪精卫集团也日趋反动。6月下旬，张国焘向中央提议中央机关立即从汉口移驻武昌，并说：“事到如今，我们与国民党要人还有甚么接头之余地(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我们的武力都在武昌方面，现在如何集中我们势力于武昌，整军经武，准备后事”。（30）但是，张国焘的这个提议并未受到陈独秀的重视。 　　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31），并由张国焘主持（32），调陈独秀去共产国际。从而“开始改变了右倾投降主义统治我党中央的状况，改变了向汪精卫反动集团一味退让的政策。”(33) 　　张国焘主持五人中央常委会期间，主要决定了三件大事：第一是同意举行南昌起义，第二是决定发动秋收起义，第三是决定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即后来的八七会议)。(34) 　　注释： 　　①《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10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②《北京党史研究》1994年第2期，赵秀德文。 　　③《中国产党历史》上卷，第117页。 　　④《我的回忆》第2册，第33页。 　　⑤《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480页。 　　⑥《五卅运动》第—辑，第8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⑦《郑超麟回忆录》，第112页。 　　⑧《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132页。 　　⑨《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18—119页；《我的回忆》第2册，第67页。 　　⑩《我的回忆》第2册，第79页。 　　⑾ 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文件汇集》(上)。 　　⑿《我的回忆》第2册，第85页。 　　⒀吴玉章:《国民党改组前后和大革命的失败》，《中共党史资料》第10辑第69页 　　⒁李立三：《1925年至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教训》，1930年1月。 　　⒂《我的回忆》第2册，第99页。 　　⒃《我的回忆》第2册，第105页。 　　⒄《整理党务第二决议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233页。 　　⒅《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23页。 　　⒆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及《我的回忆》第2册第137页。 　　(20)《中央局报告》(十、十一月份)，1926年12月5日 　　(21)《中共湖北省组织史资料》，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2)《中共湖北省组织史资料》 　　(2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311页。 　　(24)《中共湖北省组织史资料》 　　(25)《郑超麟回忆录》，第14l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 　　(26)《罗易赴华使命》，第162页。 　　(27)《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10页。 　　(28)《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94页、第95页、第102页。 　　(29)《我的回忆》第2册，第235页。 　　(30)《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95页，第102页。 　　(31)《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199页；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158页。 　　(32)《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95页，第102页。 　　(33)李维汉：《会议与研究》（上）第159页，第160—161页。 　　(34)李维汉：《会议与研究》（上）第159页，第160—161页。 　　 张国焘传记和年谱/路海江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