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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出使共产国际

路海江

1928年5月中旬，邓中夏会晤张国焘。邓中夏告诉他：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决定于6月在莫斯科召开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邓中夏、罗章龙五人是由共产国际直接邀请出席的。①张国焘接受邀请，由邓中夏为他办好旅行手续，就结束了在上海8个月的地下生活，于5月下旬抵达莫斯科。从此，他在莫斯科一直住了两年半时间。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张国焘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前后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分析了中国革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和政治形势，制定了基本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策略方针。张国焘作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在会上受到了批评，同时也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在本次大会上，张国焘仍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在六届一中全会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是，“在六大会议上是有山头倾向的，不能完全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特别是与自己有关的问题，把反对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看成是人身攻击。那时机会主义的代表是张国焘，盲动主义的代表是瞿秋白同志，两个争论不休。后来布哈林出来讲话，说就是你们这两个大知识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干部提拔起来代替你们。”②张国焘在回忆中也承认在讨论大会报告和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时，有几种分歧意见。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也“曾约我恳谈，开门见山的向我说，共产国际希望我和瞿秋白能化除成见，互相合作。”③大会结束后，张国焘和瞿秋白、邓中夏、余飞等人被留下来，组成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瞿秋白任团长，张国焘任副团长，其中，瞿秋白和张国焘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邓中夏、余飞、黄平任中华全总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王若飞任中国农民组织驻农民国际代表。④ 　　1928年7月17 日至9月1日，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苏兆征、瞿秋白、周恩来、张国焘等有发言权的9名中共代表出席了会议。张国焘和瞿秋白、苏兆征还当选为大会纲领起草委员会委员。7月28日，在第十四次会议上讨论布哈林的报告时，张国焘主要就“中国问题”作了发言。他说；“为了使中国共产党成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必须使党的领导能保证利用每个时机去动员和组织广大工农群众。”⑤大会结束时，张国焘和周恩来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而后张国焘担任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 　　1928年11月初，斯大林召见中共代表团的瞿秋白和张国焘，与他们商谈中国问题。从晚上9时开始，一直到12时才结束。⑥斯大林问陈独秀是否会有条件来办一份报纸，张国焘回答说陈独秀办不起一张有力量的报纸。 　　张国焘在中共代表团实际上并没有做多少事，“我在莫斯科住了一年，大部分时间都用在阅读方面。莫斯科的中文出版物主要是中大的教材，我都全部阅读过。”我要利用流亡在外的机会，锻炼我自己，以便我将来返国，重振旗鼓。我日以继夜的阅读，既要研究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资本论》，又要对国际动态、苏联真相以及中国近况等等多方探讨，老是觉得头绪纷繁。我的生活简单朴素，也持身严谨。⑦ 　　1929年暑假中，张国焘干脆打算到列宁学院旁听，以“避免参预共产国际的会议与斗争”。他就进入列宁学院英文班，与董必武为同学。这是一所由共产国际直接指导的高级党校，当时学生有300人，都是各国共产党选派来的，其中中国学生有十余人。课程主要有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俄共党史、列宁主义、党的建设、军事学等。⑧ 　　可是，中共代表团的工作和生活却不是风平浪静的，它很快就受到了米夫支持的王明等人的挑战。王明原是中山大学的学生，由于得到米夫的欣赏和重用，很快成了莫斯科中山大学支部局的负责人。王明自以为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自封为理论家和“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看不起中共原有领导人，想取而代之。当时，王明等同中共代表团之间在理论上的争论，主要有四个问题：(一)关于农民问题。是联合全体农民反对地主，还是联合中农、贫农，以反对地主、富农?(二)关于自由资产阶级和改组派的问题。承认不承认中间势力的存在，应联合改组派，还是把它当作最危险的敌人?(三)关于工人运动的策略问题。是取消赤色工会，还是坚持赤色工会?(四)关于党内倾向问题。“左”倾是主要危险，还是右倾是主要危险？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瞿秋白等中共代表团同志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而王明等人的观点则是“左”倾的。⑨但是，王明等人的“左”倾观点却被共产国际认为是正确的，而瞿秋白等人的正确观点受到了打击。 　　王明那一套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作风很不得人心，遭到中山大学学生中大多数党员和团员的反对，陷于孤立。为了把反对者压制下去，王明等人无中生有地捏造学生中有一个以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明三人为首的所谓“江浙同乡会”的“反动组织”。米夫还找来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人员进行调查，硬说这个组织是存在的。被激怒的中大学生，向中共中央和中共代表团申诉，要求彻底调查这个问题。瞿秋白等人经过调查，作出了较为正确的结论，认为“江浙同乡会”属于经济互助性质的，而不是什么“反动组织”。 因此，中共代表团于1928年8月15日写信给联共中央政治局，对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根据国家政治保卫局提供的材料对“江浙同 乡会”作出的错误结论提出了不同意见。1928年秋，经共产国际监委、联共中央监委和中共代表团，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的审理，作出了结论，指出并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的反动组织。 　　然而，王明等人又把中山大学中工人出身的学生李剑如、余笃三等人，打成“工人反对派”，继续进行排斥异己的宗派主义斗争。对此，中共代表团进行了干预，认为这两位都是好同志，批评了王明等人的做法。在这个问题上，开始，张国焘同瞿秋白、邓中夏等人采取一致的立场，反对米夫和王明等人的宗派主义活动。张国焘回忆说：我们“这个代表团对于米夫在中大的措施，曾一致表示不满。”“我和瞿秋白、王若飞都不愿多过问中大的事，也很少到中大去，以免卷入是非漩涡。邓中夏与余飞两人经常到中大去，在那里进行考察。因此，邓中夏与余飞曾与中大当局发生过许多次的争执。主要争执之点，是关于学生的甄别问题。如工人出身的李剑如、余笃三等，领导过大部分学生，反对中大支部局的措施；在邓中夏、余飞看来，他们都是好同志，而学校当局则认为他们是反党分子。”“九月间，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库西宁似听到一些消息，和我谈到关于中共和中大的一般问题，我向他表示：共产国际中国部部长和中大校长由米夫一人兼任，并不是件好事。”⑩ 　　尽管如此，张国焘的出发点与瞿秋白、邓中夏等人却不完全相同。王稼祥曾说：“张国焘早年在莫斯科读书的时候，为了个人争权和王明是有矛盾的。张国焘眼见王明在莫斯科受到共产国际米夫青睐，比自己更加突出，十分嫉妒。”⑾陈修良也说那时“张国焘态度很圆滑，对米夫的态度较好，所以支部局派不去攻他，还拉拢他。张有时讲些好话，以求支部局派的谅解。”⑿ 　　1929年底，苏联开始大“清党”，这股风很快波及到中山大学。在中山大学的“清党”中，米夫及其追随者乘机对李剑如、余笃三等人再次进行打击迫害，给他们加上了“派别活动”等莫须有的罪名。米夫他们还收集、整理“材料”，公开点名指责瞿秋白、邓中夏、张国焘等人是“机会主义”，要对李剑如、余笃三的“派别活动”承担责任。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瞿秋白、邓中夏等继续坚持原则，张国焘则见风使舵，倾向米夫那一边去了。 　　1930年春，根据联共的要求，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通过了因中大派别斗争关于中国代表团行动问题决议案，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完全错误的结论。一天，米夫把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余飞叫到他的办公室里，板起面孔，以极傲慢的神情宣读了共产国际谴责中共代表团的这个秘密决议：⒀指责中共代表团不去帮助完全消灭派别，他自己反而实际上帮助了“中大”学生中间的派别战争。中共代表团得负担李剑如、余笃三派别行动的部分责任。这一派别在“中大”内部进行无原则的斗争。中共代表团的多数（瞿、邓、余）领导了李剑如、余笃三派的活动。其中少数（张国焘）不是在当初，而是后来才对“中大”内部派别的斗争，表示与其他代表立异。最后，决议宣布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以坚决的态度谴责中共代表团的代表对于“中大”派别斗争的行动。并请中共中央以必要限度刷新代表团的成份，并与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商立新的成份。⒁这样，瞿秋白、邓中夏、余飞等便被解除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张国焘继续留任。⒂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周恩来任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于1930年4月到达莫斯科。 　　1930年6月，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但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11日通过的决议案，共产国际是不同意的。8月，周恩来和瞿秋白先后回国，于9月24日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张国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写信给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要求将张国焘立刻派回国内，参加实际工作，以便改正错误。但是，共产国际认为张国焘还是不满共产国际，有点不放心。张国焘“也不作回国的请求”。⒃ 　　1930年10月中旬，共产国际秘书长柏金斯基询问张国焘回国与否的意见，张即答：回中国战场上去与我的伙伴们一同奋斗，实属义不容辞。柏金斯基进而说，你对共产国际的不满由来已久，迄今没有看见你有什么回心转意的表示，像现在让你回国，希望你有明确的表示。张国焘“本着愿付代价的心情回答他：我决在适当的场合，表示我拥护共产国际的立场。”⒄1930年12月，已经有了这样的“场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召开讨论立三路线的会议。在李立三作了检讨之后，张国焘向共产国际宣读了承认错误的声明书，表示：“自然承认错误不应当只是口头上的，应当在实际工作上来证明。中国党现在正在最紧急的时机，要巩固党必须实行坚决的两条路线上的斗争，反左反右，反对一切国民党式的纠纷小团体斗争。这样才能实行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我昨天和立三谈了7个钟头。我们互相批自己的严重错误。我同立三决定要彻底抛弃小资产阶级的无原则的斗争。我们有很重大的任务，要看得明明白白。我们党现在有危机。这是很严重的，要救党，要纠正错误，要服从国际路线。”⒅共产国际对张同焘的这次发言“表示满意”，他“回国的问题因而也获得决定。”⒆ 　　1931年元月初，张国焘办好手续，与杨子烈一道踏上回国的列车，于1月20日前后抵达上海。 　　注释：  　　①《我的回忆》第2册，第366页。 　　②《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81页；《党的文献》1988年第1期，第40页。 　　③《我的回忆》第2册，第381页、第424—425页。 　　④ 向青等《中共代表在共产国际的活动介绍》（三），《党史丛刊》1981年第4期。 　　⑤《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393页。 　　⑥《我的回忆》第2册，第424—425页。 　　⑦《我的回忆》第2册，第445页、第403页。 　　⑧《我的回忆》第2册，第405页。 　　⑨ 于吉楠：《张国焘和<我的回忆>》，第94页。 　　⑩《我的回忆》第2册，第395页。 　　⑾王稼祥：《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红旗飘飘》第18辑。 　　⑿陈修良：《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革命回忆录》增刊 　　⒀《我的回忆》第２册，第110页。 　　⒁ 于吉楠《张国焘和<我的回忆>》，第97页；《我的回忆》第2册，第410页。 　　⒂ 一说，张国焘也被解除，见《共产国际的中国革命人物》第167页。 　　⒃《我的回忆》第2册，第412页、第447页。 　　⒄《我的回忆》第2册，第447页。 　　⒅《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3期，1931年5月1日出版。 　　⒆《我的回忆》第2册，第449页。 　　 张国焘传记和年谱/路海江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