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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路海江

1931年4月1日，张国焘和陈昌浩(拟任少共中央分局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的护送下，由上海杨树浦码头乘船前往武汉。路上，张国焘扮成普通商人，陈昌浩和顾顺章的另一个助手扮成小伙计，于4日下午抵达汉口。在地下交通员的带领下，张国焘和陈昌浩于7日抵达黄安苏区南边。11日到达中共鄂豫皖特委和特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17日，张国焘赶到商城与从皖西过来的沈泽民会合。① 　　这时，统一的鄂豫皖根据地早已形成，在中共鄂豫皖特委的领导下，纠正了李立三“左”倾错误，取得了第一、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主力红军红四军已发展到4个师，近2万人；根据地扩大到东起淠河，西迄平汉铁路，南达黄陂、罗田北部，北抵潢川、固始南部，东西长达300多华里，南北宽150余华里，人口近 250万。② 　　5月12日，张国焘在河南新集召开会议，根据中央决定，宣布撤销中共鄂豫皖特委，成立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和新的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分局委员除中央指定的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曾中生、舒传贤等8人外，又补充了正式委员郭述申、周纯全、高敬亭3人，候补委员15人，张国焘任书记。军委主席由张国焘兼任，曾中生、旷继勋任副主席，徐向前、郑行瑞、沈泽民、陈昌浩任委员。③同时成立中共鄂豫皖省委，沈泽民兼任省委书记。继之，红四军的领导干部也作调整。军长仍为旷继勋，曾中生调任军政委，陈定候为军政治部主任。刘英、周维炯、许继慎、徐向前分任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师师长，蔡申熙任彭杨军政学校校长。 　　5月24日，张国焘向中央政治局报告了鄂豫皖苏区的基本情况和存在的困难，并指出，该区“在反对立三主义的错误路线之下”，“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转变，”“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在实际工作中彻底转变来实现冲破敌人的包围会剿”。 　　鄂豫皖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蒋介石集中兵力对付中央苏区，鄂豫皖边区周围的敌军暂取守势，这对鄂豫皖来说是一个向外发展的良好时机。根据地内部，横亘在皖西与鄂豫边两区的商城亲区和麻城黄土岗、木子店区的反动武装，主要应是依靠正确的政策进行政治瓦解，而不是单纯的军事打击。因此，红四军领导人曾中生等便向中央分局建议，每一部分兵力结合发动群众肃清亲区等地的反动武装，集中主力向外发展。张国焘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主张主力红军集中亲区，消灭顾敬之反动民团。因顾敬之大搞坚壁清野，威胁群众，逃离家园，实行反动的游击战，红军短期内很难获胜。红四军领导人再次向中央分局和军委申明理由，希望采纳原来的建议，又遭张国焘等人的反对，他们指责红四军领导的意见是“揭开了立三路线的面具，而来了一个实际工作的机会主义。”④ 　　6月28日至30日，中央分局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38名代表在会上发了言。⑤沈泽民等人与红四军出席会议的曾中生、余笃三、许继慎等，围绕红军主力是否南下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时值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开始，红四军主力南下作战具有配合作用，曾中生等人的意见，得到与会多数同志的支持，张国焘这才“暂时放弃了原来的主张，同意部队南下”。⑥这次扩大会议通过了政治决议和对皖西特委工作的决议，决定由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周纯全、高敬亭、王平章、郭述申组成中央分局常委会。成立党的监察委员会，由蔡申熙任主席。会议全面贯彻了“左”倾的各项政策。 　　7月上旬，军委在商城西南的余家集召开会议，讨论南下的具体行动部署，不料在会上又发生了不同意见的争论。张国焘认为要援助中央红军反“围剿”，必须威胁或攻占敌人的大城市，因此提出了攻英山，出潜山、太湖，进逼安庆，威胁南京的计划，并限期一个月完成。红四军的领导人则认为，红军应当巩固地向外发展，援助中央苏区不在于攻击敌人的重要城市，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巩固扩大根据地，以牵制敌人的兵力。因此，仍主张打下英山后出蕲春、黄梅、广济地区，使鄂豫皖根据地与蕲、黄、广连成一片，同时相机出击武穴、牵制敌人，张国焘仍然按他个人意见拍板作了决定。⑦7月中旬，又对红四军的领导，原军长调十三师为师长，徐向前任军长，曾中生任军政委，刘士奇任政治部主任。 　　红四军接受任务后，立即进行了南下作战的深入动员，部队士气十分高涨。8月1日，红四军即攻下英山。根据张国焘的决定，打下英山后要东出潜山、太湖，攻打安庆，威胁南京。对此，红四军领导本来就想不通。徐向前、曾中生根据敌对态势和力量对比，觉得东出潜、太确实没有把握。认为英山距武穴仅120公里，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红军如乘虚而入先争主动，可以调动敌人加以歼灭，对于配合中央红军也易于见效。于是由曾中生最后决定红军趁势进据蕲、黄、广。他们一面行动，一面将这一决定报告分局。⑧ 　　8月3日，红四军主力向南出击，8日占蕲水，继克罗田，19日全歼敌武汉行营新编第8旅，活捉旅长王光宗以下1600余名，缴枪1200支，炮14门。⑨红四军乘胜进占了广济城，威逼蕲春、武穴、黄梅，与江南的湘鄂赣红军遥相呼应。 　　红军南下作战以来，由于坚持了正确的作战方针，指挥灵活机动，部队英勇战斗，因而在短短一个月内，以 5个多团的兵力，取得了连克英山、蕲水、罗田、广济四城，歼敌7个多团的重大胜利。仅缴获和筹集银元即达7万元，黄金10余公斤，白银800余公斤，解决了南下部队的全部军衣，大大减轻了苏区人民的负担。 　　张国焘对红四年的南下行动极为不满，三次写信批评，并催促迅速返回，红四军领导曾中生、徐向前和刘士奇鉴于和张国焘的斗争不可避免，在8月20日联名向中央写了个报告，申明南下行动的必要性，对张国焘个人专断的领导作风提出了批评。报告中说：“我们在长期斗争中深深感到红军如果不是共党领导下的军队，有广大的工农政权维系着，则如是艰苦困难的生活，任何人也带不了的。……在战略上，如果想脱离苏区几百里的阵地，如我们由英山直取安庆等，不但做不到而且要发生许多不能解决的困难，如果勉强行之，必然成为单纯军事行动，根本上却忘记了巩固阵地发展的任务了”。⑩ 　　8月27日，张国焘以中央分局和军委会的名义给曾中生、徐向前写了一封信，气势汹汹，给他们扣上了一连串罪名。说他们“不出潜太、安庆而出武穴，政治上原则上是根本错误的”；“这一行动不是与中央分局的个别策略路线的分歧，而是原则上路线上的分歧。”⑾最后命令红四军见信后火速北上根据地，不能有丝毫的动摇。 　　9月初，曾中生、徐向前才收到张国焘的信。他们当即率军北进至英山以南的鸡鸣河。曾中生在此召集开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的活动分子会议，讨论张国焘的来信。大家不同意信中的指责，绝大多数同志认为，红四军南下中已取得了伟大胜利，应继续留在现地，开展蕲、黄、广等地的工作，恢复蕲、黄、广老根据地，牵制敌人，减轻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压力；同时，老区粮食和物资供应又相当困难，调四军北上是不适宜的。会上，群情激愤，通过申明书，并决定派军政治部主任刘士奇回去，向中央分局陈述意见。十二师政治部主任吴焕先不同意这种做法。“鸡鸣河会议，在军事行动方针上坚持正确意见，无可非议，但从组织原则上来看，毕竟是下级组织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反对上级组织的指示，这是不妥当的。结果，给张国焘抓住了把柄。”⑿9月13日，红四军部队北上到达麻埠后，陈昌浩到了军部，宣布中央分局决定，撤销曾中生的职务，由他接任军政委。 　　10月上旬，张国焘在光山县泼陂河召开高级干部和积极分子会议，对曾中生开展斗争，作出了《关于红四军的决议》。⒀虽然张国焘被迫承认自己选择以安庆为目标，在战略上决定上“是疏忽的”，决定红四军“不能到黄、广一带去”也是不正确的。但是，会议作出的决议中仍坚持认为“红四军在政治上重复了已经破产的立三路线”，说红四军在鸡鸣河召开的活动分子会议“并非党的会议”，“公开批评中央分局的路线”，是“由思想行动上的离开正确路线走到用积极方式来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说红四军向中央分局写申明书，“是反党的，章龙右派所首用过的斗争方式，采用这种方式是把自己站在党外去，并且是等于向敌人公开告密”。决议还指出曾中生“竟走到了领导四军干部向中央分局对抗的地步”，“绝对不能再继续做四军的政治委员”，决定“调到后方来考察”。后来让曾中生任军委会参谋长。 　　这期间，张国焘还领导了白雀园“大肃反”。1931年5月24日，张国焘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这一苏区的活动最力的反动组织是改组派”，“改组派就是当地富农、地主的一个集团，他们利用苏区的困难和我们的缺点来造谣，反对苏维埃政府”。并认为“这是异常严重的问题”。⒁ 　　8月初，鄂豫皖政治保卫局在红军后方医院破获了一个所谓“AB团”的反革命组织。接着又在皖西破获了一些所谓“改组派”的县委、区委。同时在南下作战的红军中，也抓获前来进行反间计的特务。据此，张国焘认为鄂豫皖地区“必然有一个反革命极大组织”，而“反革命必然有一中心组织。”⒂于是在红军和地方开始了肃反。政治保卫局在肃反中脱离党的领导，大搞恐怖主义和神秘主义，采用逼供信的办法，并根据严刑逼供的材料，肆意抓人，使大批同志遭到诬陷。 　　陈昌浩接任红四军政委后，坚决贯彻张国焘和中央分局的指示，立即开始逮捕所谓“反革命”。10月上旬，移驻光山县白雀园地区。张国焘也前来“亲自审讯”。白雀园大肃反，“是鄂豫皖根据地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页。将近3个月的肃反，肃掉了2500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极大地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⒃除在红军肃反以外，根据地内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地方武装中也开展了肃反，一大批经过斗争考验，深受群众拥护的地方领导干部、群众领袖被肃反杀害。在肃反中，许多知识分子被杀害，造成了极端反对知识分子的恶劣倾向，给根据地各项工作带来困难。直到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开始，肃反还未停止。虽然在肃反后期，颁布了《改组派自首条例》，也阻止不了逼供信的狂潮。张国焘直接领导的大肃反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降低了党组织的威信，影响了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和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且影响深远。徐向前在后来回忆说：“张国焘这个人不是没有能力，但品质不好，他是借口肃反，剪除异己，建立个人统治。”⒄ 　　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剿”，鄂豫皖中央分局一面发动群众进一步武装和组织起来，一面整编和扩大红军，将红四军和刚成立的红二十五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宣告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共3万多人。面对重兵云集在根据地周围的国民党军，中央分局预计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又将来临。根据中央指示和当时的敌我态势，提出了以外线出击的进攻策略，打破敌人第三次“围剿”计划，占领一两个中心城市，与湘鄂西及湘鄂赣根据地打通联系，为造成湘、鄂、赣、闽、豫、皖六省的整片根据地打下基础。⒅由于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高潮的抗日反蒋浪潮，敌人内部矛盾加剧，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未及开始，即宣告破产。 　　从1931年11月至1932年6月的8个月时间里，红四方面军连续进行了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四大战役，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果。先后共歼敌6万余人，根据地面积扩大到 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350余万，拥有5座县城，建立了26个县的革命政权。红军主力部队组成两个军6个师，还有4个独立团，一个少共国际师，总兵力达4.5万人。这是鄂豫皖根据地发展的极盛时期。 　　张国焘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期间，忠实执行王明“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夸大了中国当时革命阶段中反资产阶级和反富农斗争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强调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在组织上，“改造”党政军群各级组织，借“肃反”之名，打击和杀害坚持正确路线和政策的同志。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执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期间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⒆这些论述对张国焘在鄂豫皖的评价也是适合的。应当承认，张国焘来鄂豫皖苏区后，在解决粮食问题，整顿和扩编地方武装，动员群众参军拥军，加强政权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开展经济建议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等方面，是做了很多工作的，是有成效的。⒇ 　　1932年五六月间，蒋介石亲自出马，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积极部署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次空前规模的“围剿”。中央给鄂豫皖苏区的任务是：“鄂豫皖红四方面军，除以二十五军巩固皖西北新发展根据地外，主力应向西行动，扩大与巩固鄂东区，以一师以上的兵力过平汉路，配合红三军行动，消灭徐源泉、肖之楚等主力，造成平汉路两旁孝感、武胜关间比较巩固的新根据地，必要时可重新进攻黄陂、威吓武汉，调动故人进攻洲鄂西力量，求得战争的解决，以造成包围武汉的形势”。(21)红四方面军经过七八个月的连续作战，十分疲劳，亟待休整。但张国焘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顾部队的实际情况，坚决令部队立即执行中央指示，西出平汉路，进逼罗山，向信阳、广水段出击，而后伺机南下，进逼武汉。 　　红军向平汉路出击不久，战果不大。徐向前和陈昌浩鉴于敌人正在加紧部署“围剿”，建议中央分局停止了平汉路的行动，(22)于 6月27日将部队东返向河口地区集结。7月初，中央分局在夏店召开会议，讨论军事行动方针。徐向前和陈昌浩认为应当停止外线进攻作战，休整训练，把主力摆到鄂豫边界，一脚踏在白区，一脚踏在根据地，为粉碎敌人的“围剿”作准备。(23)沈泽民却认为国民党军队已被红军打得溃不成军，处于“偏师”地位，新的“围剿”不会来临，主张红军应乘胜利余威立即南下麻城一带击敌，开拓南部工作，威胁武汉。在军事上实行冒险主义方针的张国焘支持沈泽民的意见，作了部队南下进攻麻城的决定。(24) 8月上旬，蒋介石命令所部对鄂豫皖根据地发起了全面进攻。张国焘发现情势严重，仓惶决定放弃围攻麻城的计划，命令红军主力星夜向黄安以西转移，迎击敌主力，试图一举打破蒋介石的“围剿”。西移途中,情况有变，红四方面军决定放弃黄安，转向七里坪击敌。敌我双方在七里坪激战，相持不下，红军伤亡约2000人，曾中生在战斗中负伤。因敌众我寡，红四方面军又决定撤离，向皖西根据地转移，新集、商城遂落入敌手。 　　注释： 　　①《张国焘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1931年5月24日，载《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以下只引文件，不注出处者，均见此书。 　　②《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综述》，见前书。 　　③《张国焘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1931年5月24日。 　　④《红四方面军战史》，第135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⑤《会议总结——1931年7月1日中央分局常委会通过》。 　　⑥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第144页，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⑦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第144页；《红四方面军战史》，第137页；《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军委会给曾中生、徐向前的信》，1931年8月27日。 　　⑧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第147页。 　　⑨《红四方面军战史》，第138页。 　　⑩见《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⑾《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军委会给曾中生、徐向前的信》，1931年8月27日。 　　⑿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第151页。 　　⒀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第448页。 　　⒁《张国焘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1931年5月24日。 　　⒂《张国焘给中央的报告》，1931年11月25日。 　　⒃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第158页，第152页。 　　⒄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第159页。 　　⒅《中央紧急通知——关于反革命进攻鄂豫皖苏区问题》，1931年12月3日；《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给鄂豫地特委信》，1931年11月24日。 　　⒆《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92—893页。 　　⒇可参见已出版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简编》，及笔者参加撰写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 　　(21)《中共为反对敌人“围剿”给各苏区的军事训令》，1932年6月。 　　(22)《红四方面军战史》，第176页。 　　(23)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第194页、第195页。 　　(24)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第194页、第195页。 　　 张国焘传记和年谱/路海江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