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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第三章 莫斯科与列宁格勒

张国焘

一九二一年底，伊尔库次克远东局得到莫斯科方面的电报，指示远东劳苦人民大会改在莫斯科举行。代表们得到这项消息，能离开这个住腻了的城市而到赤色首都去观光，当然非常高兴。一九二二年初，一辆专车载送我们西行，虽然仍是普通的旧车厢，可是后面挂了一节施玛斯基专用的花车，使这一列车增光不少。而车中又初次出现了蒙古代表团，他们中有穿着大红袍子的革命王公喇嘛，也有穿着花花绿绿蒙族传统服装的女子。这些人从游牧地带走入新时代，一切生活都要由俄国人指导，与我们这些人言语不通，格格不入。这一列驰骋在西伯利亚荒原上的专车，真是五光十色，仿佛一个东方民族的陈列馆。 　　沿途所见到一切现象，使我们感觉到与伊尔库次克以东的情形渐渐不同。沿途各地在内战中的破坏痕迹仍然到处可见，但已稍作整修，车站和工厂的烟囱多数仍依旧没有冒烟，但在克拉斯罗亚尔斯克(Krasnoyarsk)地方看到了一些大煤堆，据说这里的煤矿已开始修复了。新经济政策的影响，愈往西走愈明显。各车站上的小贩逐渐加多，只是面包、牛奶等食品的价格都是天文数字，而且，他们显然对纸币不感兴趣，所欢迎的乃是物物交易。过了乌拉山以西到达欧俄境内后，这是当时饥荒较严重的区域，车站上到处麇集着面黄肌瘦的男女老少饥民，纷纷向火车上的旅客乞求食物，如果给予一些面包皮屑，便使他们如获至宝。小贩们最希望能从旅客中换到一些盐或一盒火柴，如愿以偿后便喜形于色，叹为奇遇。我们的专车，就在这种饥荒紊乱的现象中，在俄国人的惊奇羡慕眼光中，在沿途各站仪仗队的军乐与敬礼的口令声中，大约走了九天的时间，到达了世界革命的大本营莫斯科。 　　在巍峨雄伟的莫斯科车站，我们受到盛大的欢迎。从国际歌的激昂声调中，我们被拥进了迎宾的大卡车。欢迎的行列是些甚么团体，当时根本来不及注意，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些甚么；只能从他们的各种表现上领会主人的一番盛意。只有那位在东方极负盛誉的日本老社会党党魁片山潜所致的欢迎词，予人较深的印象，且因早闻其名，这次见到后就更觉亲切。在莫斯科的招待所中，一切供应都比伊尔库次克好得多，除了三餐有更好的食品外，并有香烟、糖、内衣、毛巾和肥皂等等配给。代表们享受着这种特别优待，几乎不相信当时的莫斯科正在粮食物资极端缺乏的艰苦状态中。 　　其实，过惯了东方刻苦生活的代表们，对于衣食住行等等的艰苦倒不甚介意，最关心的却是大会将于何时举行及如何举行。大家又都想趁此机会多作考察，可是又苦于无从找到适当的翻译人员。例如在五四运动中与我同时充任学生代表的瞿秋白，原系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的毕业生，任北京晨报特派记者到俄国已经一年多，俄语虽尚欠流利，但已可应付，他当时患着严重的肺病，住在医院里不能常出来。此外在东方大学肄业的刘少奇、彭述之等八个青年，原是上海外国语学校学生，由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派到莫斯科还只一年，俄文程度尚差。华侨中也有少数的布尔什维克，但只能说些“洋泾浜”俄文。即整个共产国际中的俄国人，也找不出一个中国语专家。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身在莫斯科，却无法对于俄国一切情形作广泛而深入的了解。就我个人来说，确是感到非常遗憾，譬如当时由瞿秋白译成中文后油印分发的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文字既不通顺，且有许多不妥当与费解之处；我虽用英译本对照着来读这个重要文件，也不敢自信已全部读懂了。 　　我们这些代表，就像一批半聋半哑的学生，由那些招待人员带领到各处去参观。其实，与其说是我们到各处去参观，倒不如说是让各处的俄国人参观我们。我们似乎已成为最新鲜而富有鼓励性的活动宣传模型，因为这一批形形色色的代表出现在莫斯科的公众之前，可以象征共产国际在远东的活动已经有了成绩，而它的前途是很有希望的。我们参观了克里姆林宫的历代帝王的陈迹，莫斯科的革命的及其他的各种博物馆，和革命时代的地下工作纪念处所。至于工厂则多数没有复工，学校的秩序也没安定，当时还不足以成为参观的对象。此外，我们有时坐在大剧院的俄皇御用的包厢中欣赏大场面的歌剧，有时出席各种欢迎会并登台讲演，无不受到群众热烈的欢呼。还有一件事令我感觉到异常亲切，留下永久不忘的印象；那是当时东方大学的八位青年中国朋友，用长时间省俭下来的马铃薯，款待我和其他几位中国代表。这一小盘马铃薯非任何贵重物质所能换到，是同胞同志的深情与友爱的象征。 　　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终于在一间不很宽敞的会议厅中开幕了。来自远东各国的代表，以及列席的和旁听的，远东各国在俄侨民代表和学生，一齐计算在内，约有一百六十余人。由共产国际主席季洛维夫(Zinoviev)宣布开会以后，大会旋即推举列宁、托洛斯基、片山潜、季洛维夫及斯大林五人为名誉主席。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沙发洛夫(Safarov)，美、印、匈等国的共产党代表和远东各国的主要代表等十六人被推为主席，我也是其中之一。 　　大会议事日程是：一、由季洛维夫报告国际形势与华盛顿会议结果；二、各国代表报告；三、由沙发洛夫报告共产主义者对民族和殖民问题的立场以及共产主义与民族革命政党的合作问题；四、宣言。从一月二十一日到二月二日，共举行了十二次会议，除按议程进行外，还有苏俄各机构的代表和一些西欧各国共产党代表莅会发表演说，致祝词或集体献旗等等，点缀得全场空气颇为热烈。 　　开会后几天的一个晚上，施玛斯基偕同共产国际一位英文翻译爱芬(此人后来任斯大林秘书)，邀请张秋白、邓培和我三位中国代表以及朝鲜代表金奎植一同去克里姆林宫。经过两次卫兵岗位的查询，由施玛斯基出示通行证件，向之说明来意后，我们的车子就停在一座办公大厦的门口。约九点钟时，我们被引到一个小客厅里，施玛斯基这才说明此来是应列宁的约见。 　　须臾，列宁就从隔壁的办公室过来接待。他出现时朴实无华，毫无做作，完全是个普通人，很像中国乡村中的教书先生，绝对看不出是手握大权的革命最高领袖。经过施玛斯基的一番介绍之后，谈话便在轻松的气氛中进行。 　　张秋白首先要列宁对中国革命作一指教。列宁很直率的表示，他对中国的情形知道得很少，只知道孙中山先生是中国的革命领袖，但也不了解孙先生在这些年来做了些甚么，因此不能随便表示意见。他转而询问张秋白，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张秋白并未多加说明即作肯定表示：国共两党一定可以很好的合作。列宁旋即以同样的问题问我，并希望我能告诉他一些有关中国的情形。我简单的告诉他，在中国民族和民主的革命中，国共两党应当密切合作，而且可以合作；又指出在两党合作的进程中可能发生若干困难，不过这些困难相信是可以克服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正在学习着进行各项工作，当努力促进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势力的团结。列宁对于我的回答，似乎很满意，并没有继续问下去。 　　接着他又询问金奎植有关朝鲜革命运动的情形。金奎植的英语比我们说得较为流利，作了一番相当详细的陈述。列宁也对他表示一番鼓励。继之，列宁与施玛斯基用俄语交谈；我们从旁观察，看出他们的情态十分亲切。据我所知，施玛斯基还是在一九○五年以前见过列宁，此后就再没有会过面了。此次相逢，他们畅谈着别后境况，以及西伯利亚远东一带的和这次大会中的许多重要问题。那位自命不凡的施玛斯基对他的领袖极其尊敬，但也极其自然；而列宁对施玛斯基似也充分流露着友爱神情。这种亲密的同志关系，在列宁逝世以后的俄国，再也不易发现了。 　　那时，列宁似患重听，也许由于我们的英语说得太坏，更使他难于听懂。他在谈话时，总是倾斜着头向发言者靠近，眼睛里充满自信的光芒，全神贯注，一个字也不肯轻易放过。爱芬的翻译如果有一个字不甚恰当，他就和气地加以点明；如果我们说话的意思不够清楚，他也要问个明白，看来他的英文程度比在座者都要高明些。 　　告辞的时候，列宁以亲切的态度双手紧握着邓培的手，用英语向我说：“铁路工人运动是很重要的。在俄国革命中，铁路工人起过重大的作用；在未来的中国革命中，他们也一定会起同样的或者更重大的作用。请你将我的意思说给他听。”邓培这个朴实的工人领袖，听了我的翻译后张口大笑，点头不已，作为对列宁盛意的回答。列宁睹此，也露出乐不可支的笑容。 　　这次谈话因为翻译的费时，花去两小时以上的时间，谈话的内容却很简单。我们一行四人，对于这次晤谈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晤谈时那种友爱亲切的气氛，使大家事后称道不已。在中国共产党中委中，我是惟一见过列宁的人。我就觉得他是俄国革命的象征，是一位纯正的教主。我从未在其他的苏俄领袖身上看见过和列宁同样的品格，好像他们都染上了一些其他的味道，如官僚气、俄国味之类。 　　列宁一开始就向我们提出国共两党能否合作，显然是他所注意的一个关键问题。在远东劳苦人民大会上，中国问题的中心是各派革命势力的团结；不用说，国共两党的合作，就是这一课题的主要内容。张秋白和我都觉得列宁的问话是表示了他希望国共两党能够合作的意向；我们也都认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确应从国共两党合作做起。 　　但张秋白指出，我向列宁表示“国共两党在合作进程中可能发生若干困难”的话是易于引起误会的。他认为国共合作绝无困难；如果说有困难或可能发生困难，这无异对国民党表示不信任；尤其是径向列宁表示，会引起他对国民党发生反感。我虽向他解释并无对国民党不信任的意思，我只认为两个不同的政党，要能水乳交融地合作，必须彼此相互努力，克服一些可能发生的困难而已。但他的疑虑仍未破除，后来他将这一点报告孙先生，作为我曾向列宁批评国民党的明证。其实，我的疑虑不特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而且当时把我这种根据常理就可以推断的话认为是恶意批评，也未免是节外生枝。 　　在这次大会中，远东各国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合作的声浪很高，一般发言的旨趣都在确立这原则；不过由于准备尚未充分，还未能进一步的作出合作的具体计划。在中国方面，国民党和孙先生所领导的南方政府是具有实力的；它所领导的民族的民主的革命，也被视为有成功希望。因此，张秋白所代表的国民党在大会中受到各方的重视；国民党与中共的合作问题更成为注视的焦点。季洛维夫和沙发洛夫在发言中都对国民党提出一些批评和希望。张秋白也以突出的姿态，针对他们的批评为国民党作了一些辩护。这些针锋相对的发言，可以说是大会中较为精彩的场面。 　　大会的闭幕式在列宁格勒举行。共产国际主席季洛维夫正兼任列宁格勒区俄共党部书记，因此有意使远东各国代表与列宁格勒的民众发生一些接触。我们从莫斯科坐着用木材作燃料的专车，花了一日一夜的时间，于二月二日才到达列宁格勒，下车后，即赴列宁格勒的大剧院举行大会闭幕式。会场中挤满了约二千群众，首由季洛维夫发表闭幕演说，接着就是列宁格勒的各机关代表纷致祝词；我们这些远东代表也相继发言，表示对大会成功的贺意，和对首先发动革命的列宁格勒市民表示敬意，最后宣读了大会宣言。至此，大会就在如雷的掌声中宣告闭幕。 　　我们在列宁格勒只耽搁了几天，就原车回到莫斯科。我们也曾利用空余的时间，在列宁格勒作了一些走马看花的访问。看来，列宁格勒的粮食问题比莫斯科还要严重，市容也显得萧条，许多工厂都没有开工，商店多数闭门谢客，马路上的行人也十分稀疏。我们参观了俄皇的冬宫，就是克伦斯基政府的所在地，也访问了富有历史意义的斯摩罗大厦，这是十月革命时俄共指挥暴动的总部所在地，现在则是列宁格勒苏维埃和俄共的总办事处。 　　我们回到莫斯科以后，开始计划秘密回国。大会的文件不仅没有能译成中文，而且根本不能携带，只好让它留在莫斯科的档案室里了。我们是分批起程回国的，几乎每天要送一些同伴上车归去，我自己则在莫斯科卢克斯旅社住了一个短时间，为的是等候回国的适当时机。 　　这一段时间，我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要人们有过一些接触，知道了一些他们工作的情况。当时俄共工作人员似乎特别缺乏，许多工作都堆集在一些要人们身上，因此他们都忙得不可开交，每次开会往往因等候一二要人的到场而耽误一两个钟头。有一次共产国际的主席团在卢克斯旅社会议厅开会，我被邀去列席。到了原定开会的时间，德国资格最老的女党员蔡特金和德国共产主义理论家台尔曼、号称“匈牙利列宁”的柏拉昆、日本的片山潜等都陆续到了，会议厅里坐满了人；而担任主席的季洛维夫迄未到来，因而不能开会，大家等得不耐烦，议论纷纭，连那些老头子都说要对迟到的人加以必要的处罚。等了两个多钟头，季洛维夫、布哈林、拉狄克等俄国要人才挟着公事包匆匆赶来。大家也不再提起处罚迟到者的话，赶紧言归正传的开会。在我看来，这样的会议使人在会前就已经感觉疲劳，等到正式开会，自不免匆匆议事，草草了结。 　　托洛斯基的照片是与列宁的照片到处平排挂着的，一般人说话时也将这两位领袖并称。但我所遇到的俄国要人都对列宁特别推崇，对托洛斯基则只就他的特长加以称许，如说托洛斯基有演说天才、赫赫功勋和英雄气概等。我虽几次遇见托洛斯基，但没有机会与他详谈。有一天我见他在马路上停下车来与正在步行的片山潜拉手为礼，两人就杂在包围的人群中畅谈，表现了他那种无所顾忌的平民化的精神。他没有参与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的会议，我却不只一次听过他的演说，并曾在一次群众会议主席上与他握手互道敬意。他的演说确是娓娓动听的。当时俄国的风气，在要人们演说之后，听众还可以即席提出疑问。有一次在托洛斯基演说之后，一个青年登台发言，说他现在还只十七岁，参加过三年红军，在战争中受到五次枪伤，现在流落街头，饥寒交迫，无人照顾；因而他质问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托洛斯基，对他这一种人的问题，有何办法解决。托洛斯基立即对这位青年恳切安慰，但对于这种战后的严重问题，似乎也说不出通盘解决的办法。 　　斯大林当时担任苏俄政府民族委员会委员长，很少人提起他的名字。他虽是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的名誉主席，但没有在会场上露过面，我也与他无一面之缘。在开会间，他曾与日本代表有过接触，据说还向日本代表手舞足蹈地大发议论。据一位共产国际的要人说，斯大林是一位满腹经纶的神秘人物，素不参加国际活动，这次与日本代表畅谈，表示他心目中的远东问题的决定性关键是在日本。 　　在莫斯科，各种各样的会议是永远开不完的。这些会议所花的时间也冗长得可怕，尤其是赤色职工国际的主席洛卓夫斯基爱长篇演说，动辄三四小时之久。少年团总书记席勒虽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也摆起要人的架子，动不动就发表冗长的演说。这些长篇演说，除表现苏俄要人们那股宣传鼓动的劲头外，似不易有其他的收获。 　　和我接触较多的沙发洛夫则是个学者型的人物。据威金斯基说，他是俄共党内出色的东方问题专家，曾担任中亚细亚区党政全权代表，其地位恰如在西伯利亚的施玛斯基。但他没有施玛斯基那种官僚气味，很像一个性情古板的教师。他虽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但与我们这些懂马克思主义不多的东方代表交谈起来，总表现出一些不耐烦的神情，有时还要出言讥讽。 　　那些苏俄要人们看来都是些三山五岳人马，他们多数服装不整，蓬头散发，甚至年轻的人也蓄着很长的胡须，他们不仅生活没有规律，对各项工作也缺乏起码的修养。但他们多数为革命胜利而骄傲，充满了一种自信，以为革命既然胜利了，就不难克服革命后的一切困难。也许这个新兴的政权就是靠这种富有活力的革命精神支持着，能够不顾一切地与饥荒及其他数不清的困难进行奋斗。 　　二月下旬，我为避免人们的注意，以一个普通旅客的身份购买了一张三等票，搭上直开赤塔的火车。我也和其他旅客一样，在莫斯科领得了九磅质料很坏的黑面包和一些白糖和茶叶，作为我九天旅程的食粮。这份食粮使我每天都在饥饿中，使我因此患了肠胃病。同时老在担心万一火车不能在九天之内到达赤塔，将不免有“在陈绝粮”之厄了。幸好，这时铁路交通状况已有改进，火车竟如期到达了目的地。 　　在赤塔，我住在一所驻着一小队红军的屋子里，等候乘车赴满洲里的适当机会。在这段时间里，我和这些红军士兵们共同生活。这时在赤塔分配粮食的办法比其他的地方有些不同，每个士兵每天也只分得一磅面包(而不是两磅)，不过每天可以吃到一次菜汤，每十天还可以一尝肉味，这种生活已经比一般人民好得多。几天后，我便乘车去满洲里，毫无阻碍的通过了中俄边境，转车回到上海，结束了我这四个月的访俄旅行。 　　 我的回忆（上）/张国焘.—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