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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篇 第三章 清党与宁汉对立

张国焘

武汉南昌间建都之争迅即转化为军权与党权之争；接着又激荡成为蒋氏所领导的反共阵线，与武汉所领导的反蒋阵线的对垒。这个剧烈的斗争形势演变的结果，是蒋氏逐渐占了上风，武汉则相形见绌。因为蒋氏不仅握了兵权，而且获得旧社会保守势力的支持；南昌克服之后，显然又得着外力的支援。而武汉的反蒋阵线却具有先天的不稳定性，意志又不统一，因而易为蒋氏的反共旗帜所击败。 　　武汉方面因建都问题展开反蒋攻势时，声势原是颇为浩大的。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四日，武汉三镇国民党组织举行代表大会，董必武任大会主席，致开幕词。联席会议主席徐谦莅会发表演说，强调维护党员，军事领袖必然服从党的领导等等言论。会议通过下列决议：一、加强中央权力；二、统一党的领导机构；三、立即召集中央全会解决党的问题；四、欢迎汪精卫复职；五、昏庸老朽之辈站开；六、拥护国府外交政策，反对党内反动分子与帝国主义妥协的企图。会场并高呼“打倒张静江!”“反对军事独裁!”“反对反动派!”等口号。这一动人的举措，不用说，自然是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协同进行的杰作。 　　武汉南昌双方，都曾主张召集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以解决党内纠纷；但对会议的地点，则各坚持要在本身势力范围内举行。换句话说，蒋氏主张在南昌，联席会议则主张在武汉。此外，双方又都标榜着以“救党”为己任，互责对方违反党纪。蒋氏曾指徐谦窃据党权，漠视他的国民党中常会主席的职权。 　　对于会议地点的争执，胜利属于武汉。因为当时大多数国民党中央委员都荟集在武汉，而且一致主张在武汉举行；使蒋氏觉得如果坚持己见，无异自招独裁之讥；同时，他正锐意经营东南，已有实力第一的想法，根本就瞧不起甚么会议的决定；而且南昌的国府主席谭延闿从中百般疏解，力劝蒋氏不必走向极端。因此，这一次争执乃告解决。谭延闿终于在三月七日偕陈果夫等到达武汉，蒋与张静江则留驻南昌，未出席这次大会。 　　从莫斯科回来的谭平山于二月底到达武汉①，他积极支持鲍罗庭的反蒋政策，并成为中共参加国民党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他对中共与国民党左派的合作，抱乐观态度。他曾描述斯大林对于中共中央那种脱离国民党自谋独立发展的倾向，是不赞成的；而对于他与国民党左派的友好合作关系，则极为重视。他拥护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党员参加国民政府工作的主张。因此，在这一阶段中，他与鲍罗庭是志同道合的。 　　三月十日到十七日举行的国民党三中全会②，很明显是左派胜利了。会议中曾首先根据徐谦的报告，批准联席会议的工作；追认该会议一切决议的效力。这无异是对蒋氏否认联席会议的一个直接答复。会议又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案》和《中执委会下的军事组织大纲》等重要决议。根据这些决议，选举汪精卫、谭延闿、蒋介石、顾孟余、孙科、谭平山(中共党员)、陈公博、徐谦、吴玉章(中共党员)等九人组织中央常务委员会；汪精卫、顾孟余、邓演达、陈公博、陈其瑗③、何香凝、彭泽民分任国民党中央组织之宣传、农民、工人、商民、妇女、海外各部部长；这样一来，蒋介石、张静江、陈果夫等人在国民党中央的原任职务就被取消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增加了宋子文、陈友仁、邓演达、林祖涵(中共党员)、王法勤、宋庆龄等六个左派人物；并选汪精卫、谭延闿、孙科、顾孟余、徐谦、宋子文、谭平山七人为政治会议的主席团。军事委员会委员定为十五人，蒋介石等当选为委员，蒋介石与邓演达等为该会主席团主席。国民政府委员定为二十八人，汪精卫等当选为委员；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宋子文、徐谦五人当选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 　　这些决议显然是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国民党二中全会决议的翻案文章。主要是打破了蒋氏所培植起来的个人军事独裁的局面。除上面所说到的这些人事更易之外，还制定了一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组织条例，其中规定总司令应对国民党中央负责，这是将军权置于党权之下的重要表示。蒋氏虽仍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之一，但与过去他所建立起来的权力相较，是大为削减了。 　　国共关系的调整，也是这次会议主题之一。这次会议所通过的《统一革命势力案》，其决议内容是：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组织开联席会议，讨论合作办法；并应第三国际的邀请，派代表三人，参加共产国际会议，商洽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④。这与过去蒋氏一味限制中共党员活动的办法，有了显著的不同；不过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部长职务，仍是没有中共党员参加，多少还是不能摆脱国民党二中全会党务整理方案的羁绊。 　　国共关系由国民党党内的合作，进展到了在国民政府中的合作；这似是鲍罗庭首先提出来的。他在到达武汉之初，即曾向我提到；后来共产国际便有中共党员应参加国民政府工作的指示，用意是要加强中共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国民党的左派同意这种主张，徐谦在二月二十四日的演说中，即曾提到这一点。会议又决定国民政府增设劳工、农政、教育、实业、卫生五部，中共党员苏兆徵和谭平山因而被任为劳工农政两部部长。此外，会议也决定容纳中共党员参加各省政府工作，并批准湖南民众团体所提召开省民会议的提案。 　　这都显然是国共关系的重要演变。在国民党左派要人们看来，为了巩固反蒋阵线，这些措施都是必要的。在中共中央方面看来，这是国共合作的进展。中共中央的一些文件中，有时说到“团结”左派，有时又说到“领导”左派；实际上仍将中共党员参加国民政府工作一事，看作是实际支持左派的行动。中共的作法是要捧着左派去反蒋，并没有逐渐代替左派的意向。也可以说，这些办法是使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合作，演化为两党在政权中的合作；同时，中共历来为国共关系伤透脑筋，似乎也可以借此得到一个解决办法。 　　毫无疑问，导演这一幕的人是鲍罗庭。他的目的是要将国民党左派和各军首领以及中共的工农势力，组合成一个反蒋阵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是煞费苦心的。如中共党员参加国民政府工作这一点，他曾向国民党领袖们反复解释，强调中共党员担任劳工农政两部，可以将工农势力纳入国民党领导的正轨之内，也可以达到纠正工农运动的过激发展。但当他向中共的负责人方面解释时，却着重说明中共党员参加国民政府工作，可以逐渐增加中共在政权中的分量，以影响国民政府左倾，并且是无产阶级获得领导权的一个途径；从此，中共可以不再做革命的苦力了。 　　国民党三中全会是武汉反蒋运动最精彩的一幕。可是，事情也并不可能仅凭会议解决，还须有实力作后盾。做漂亮文章似乎是武汉的特长，会议的决议案固然是多彩多姿，宣传工作也是做得有声有色，但不免空言多于实际。实力的不够充足和意志的分歧，都不是一时所能弥补的。因此，在三中全会以后，武汉方面就表现出力不从心的迹象了。 　　蒋百里⑤誉为“有决心的军人”的蒋介石将军，却是最重视实干的；他的独裁意志甚为坚强；对于如何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也是胸有成竹。在他行动的时机未成熟以前，他多少还能忍耐；譬如，他曾否认反对汪精卫；也根本不反对联俄容共政策；更否认他有联奉⑥联日⑦等等意图。他还是以秉承孙中山先生遗志的国民党正统自居，并表示他所反对的只是武汉的异端。这些姿态，显然是为了维系他当时在革命阵营中的威望。 　　到了国民党三中全会举行的时候，蒋氏便开始他的行动了。他再也不掩饰他的反共决心；而且一起始就用非常手段来对付中共和鲍罗庭。“反共”这一面旗帜，确是他在这次斗争中，获得胜利的重要关键。他不仅借此团聚了国民党内外的保守势力，也对武汉阵营起着重要的分化作用，更能由此而争取到列强的援助。反之，武汉的“党权”旗帜，却是黯然失色的。在一般人看来，这只是国民党党内之争，与他们并无切身利害关系。在一般国民党员看来，武汉的反蒋救党运动，无论是否正确，总是受着共方势力的影响。 　　蒋氏的反共行动由江西开始。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一日，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被枪决了；这是中共党员在反蒋运动中被牺牲的第一个人。三月十六日，蒋氏命令解散拥护武汉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另行由他指派亲信重新组织党部。三月十九日，蒋氏又以武力解散左倾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和九江总工会。此外，福州安庆等地蒋氏势力所及的地方，都先后发生过杀害中共党员的事件。蒋氏反武汉赤化的旗帜，就这样由他以命令和铁血公开举起来了。 　　革命阵营内部起了激剧的分化。不赞成反蒋的人们纷纷离开武汉，左倾的人们也因长江下游难于立足，开始向武汉集中。譬如，第十师师长陈铭枢就因不赞成反蒋，在三中全会举行的时候，辞职走了。他后来在上海一带活动，对于拉拢蒋介石、李济深、李宗仁等实力派共同清共的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邓演达属下在长江下游的政治工作人员和一些被驱逐的党部工作人员，又纷纷逃来武汉，在那里诉说他们本身被蹂躏的经历。 　　双方对垒的形势已成，再也没有转圜的余地了。和蒋氏一起工作的加仑将军那时也带着他的助手离开了蒋氏的总司令部，来到武汉，继续任国民党政府军事顾问的职务。中共方面在蒋氏身边工作的蒋先云同志也于辞职后，由南昌返回武汉。原随谭延闿来汉参加会议的陈果夫等则于会议结束后，返回南昌向蒋氏复命去了。这样，武汉南昌间的各种联系宣告断绝。 　　蒋先云这位青年军人值得在这里特别提一下。他的苦闷心情，似乎是当时一般青年所共有的。他是黄埔第一期的高材生；在他就读黄埔以前，在湖南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成为中共的正式党员，领导过湖南水口山矿工罢工运动。他为当时我们一般同志所敬爱，也与我有很深的友谊。他又是蒋氏所喜欢的学生，被任为总司令部秘书，在蒋氏身边工作。蒋氏与中共间的联系，往往都是经由他办理的。 　　蒋先云同志是一个真诚的共产党员，爱护中共的一切；同时，是一个有抱负的青年军人，敬佩他的蒋校长，并爱护黄埔的一切。他一直有一种天真的想法，认为中共与黄埔都是革命的精华，如果彼此间能够消除误会，合作下去，中国革命前途是灿烂的，否则将不堪设想。他那时曾多次奔走南昌与武汉之间，企图挽救双方的破裂。他不仅曾多次向我说明与蒋氏合作的重要性，也曾多次向蒋氏进言，要求他继续联俄容共。但他究竟太天真了，没有深切了解蒋氏的意向所在，同时，毕竟是人微言轻，敌不过张静江等人将蒋的包围。 　　剧烈斗争的火花使蒋先云同志陷于苦恼的境地，他由南昌回到武汉以后，总是表现得有些怅惘若失。他要求实地作战，决心以鲜血来贡献于革命。不久，他被任为第四军的团长。后来在河南与奉军的激烈战斗中，奋勇冲杀，对那次战役的胜利，有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可是，他自己就在那次火线上，怀着怅惘的心情阵亡了。 　　蒋氏的反共行动立即引起了武汉方面的反击。三月十五日，湖北全省总工会为了抗议陈赞贤的被杀害，发表宣言，指摘蒋氏的行为为反革命。三月十六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发表支持三中全会的决议的通电，强调党权不容为蒋氏所篡窃。三月二十五日，国民党机关报武汉《民国日报》，发表题为《民众联合起来，推翻蒋介石》的社论，宣告蒋氏再不是总理的忠实信徒，而是反革命；并列举他的种种罪状，要求罢免其职务，并予以惩处。 　　武汉南昌间的破裂，与当时的军事发展是密切关联着的。在南昌克复以后，蒋氏在浙江各省的军事行动获得了可观的成绩，这也是他坚决反共的一个有力凭借。蒋氏一直不理会鲍罗庭加仑等人的反对意见，全力向东南各省进军。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浙江省长夏超宣布浙江独立，保境安民。这是蒋氏分化孙传芳势力所收到的初步效果。第一军军长何应钦所统率的东路军于十二月十八日攻克福州，继续向浙江进兵；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又占领了杭州。该年一月间，第二、六、七等军沿长江东进，直指南京。孙传芳所辖安徽督办陈调元宣布投靠革命，这又减轻了北伐军东进的阻力。 　　国民党三中全会举行的时候，北伐军正由浙江和安徽两路向上海南京挺进，这是依照蒋氏军事上计划的行动。当北伐军进攻到上海附近的龙华时，上海工人于三月二十一日发动了总罢工，与驻在上海的直鲁联军进行巷战。二十二日直鲁联军狼狈退出上海。北伐军因于三月二十三日顺利的占领了上海。同日，程潜所统率的二六两军攻占了南京城外的雨花台等高地；城内的敌军向长江以北的蒲口退却。二十四日清晨，革命军进占了南京。革命内部斗争的中心也就随着转到上海南京去了。 　　武汉当局深信蒋氏以南京上海为据点，展开反武汉的行动，因而决定不让蒋氏有完全支配上海南京的机会。具体办法是派宋子文为中共财政特派员，赶往上海，直接掌握上海这个经济中心的财权；并命令程潜所部巩卫南京，阻止蒋氏在那里建立反武汉的中心。 　　三中全会结束后的一两天，林祖涵告诉我，国民政府已有一个俟机逮捕蒋介石的秘密命令，交给程潜执行。他向我说明连日少数要人集议的结果，决定责成二六两军控制南京地区，不使蒋氏在南京另建中心的阴谋得逞。如蒋氏违抗，江右军总指挥程潜便可根据国民政府的密令，将蒋氏逮捕起来。 　　林祖涵还说到这个重要措施，似是鲍罗庭所授意，为各主要人物所一致同意的。他因为是程潜军的党代表，才知道了这个机密。他认为程潜即将出发前线，对反蒋颇具诚意，表面上虽然满口答应要完成这个重大任务，但暗中也流露出身当其冲、踌躇为难的神情；所以将来能否执行这个密令，还是有问题的。我虽事先未与闻其事，但对于即将偕同程潜驰赴军旅、肩负重责的林祖涵同志，仍予以鼓励。并立即用机密方法，通知上海中共中央，请就近予程潜以协助。 　　程潜这个江右军总指挥，指挥他本人的第六军和鲁涤平的第二军(军长系谭延闿，因任国府主席留驻武汉，由副军长鲁涤平代理)，配合江左军李宗仁部和苏杭右翼蒋氏第一军的一部分，向南京挺进。结果，攻占南京的任务是达到了，控制南京的任务却失败了。 　　三月二十四日凌晨，直鲁联军褚玉璞部向长江以北退却，北伐军前锋开进南京城内的关头，敌军的一些残部，乘机抢劫，城内秩序大乱，并发生了袭击外国领事馆及外人住宅的情事。英领事等一些外人受伤，泊在南京江面的英日兵舰乃开炮轰击南京城，死伤多人。程潜部大队进城后，忙着重建秩序，镇压抢犯，并护送外国领事及外侨出城，安全登上兵舰。 　　外舰炮轰南京事件的发生，使程潜陷于不利的地位。当时列强的政策，正利用蒋介石以反对武汉的赤化，日本在这一政策中，起着主导的作用。三月二十六日，蒋氏乘舰由安庆抵达上海后，立即得到在上海的国民党一部分中央执监委员的支持，江浙财阀经济上的援助⑧和外人方面的助力；同时他与李宗仁李济深等实力派的反共联合阵线也在酝酿成熟之中。他利用了这些优势和一七两军的实力，压迫程潜部退出南京。四月上旬，程潜部不得不向南京上游撤退。从此，南京便在蒋氏控制之下，武汉的反蒋计划也就受了第一次的大打击。 　　这些演变，彭述之有一段曾亲历其境，他向我作过清楚的叙述。在程潜向南京进军时，他就奉着上海中共中央的使命，于三月二十四日赶到南京，协同林祖涵李富春(当时任第二军政治部主任)等同志，主持那方面的工作，以期实现控制南京的目的，后因程潜部撤出南京，他便于四月上旬来到武汉。他向我追述他在南京的经历时，首先说到南京发生的侵犯外人住宅和领事馆的行为，是尚未退却的敌军残部，在抢劫混乱中所干的。 　　他描述南京惨案发生后，立即引起反帝的怒火。北伐军和南京民众，原受着历次反帝运动的洗礼和汉口收回英租界的鼓舞，现在复目击外舰轰击的暴行，反帝情绪自然有如波涛汹涌，随时都可能招致外人干涉。他一心忙着鼓励反帝运动，同时又要防止侵犯外人生命财产的行动之继续发生。其他的同志们和二六两军的首脑们的注意力，亦大都侧重在这一方面。 　　他又说到，几天以后，他发觉南京周围的军事要地，都已为蒋介石的亲信部队所占领及设防了。二六军的大部却散处在南京城内执行着维持秩序的任务，显然，在对蒋的军事上已处于不利的地位。后来蒋氏又续调部队向南京周围集结，加以压迫，程潜部就不得不退出南京。他也因南京的大势已去，只好来到武汉，再作计较。 　　彭述之叙述这些经历的时候，曾面带愧色的自承对于处理军事斗争缺乏经验。我也曾怒斥他的无能，指出一着之差，影响了全局；为何反帝的偶发事件，放松了控制南京地区的军事布署。其实，我当时对他的责备，不免是过分了，因为处理的权力完全握在程潜的手上。 　　程潜之所以失去南京，踌躇不决是一个重要因素。他究竟不是中共党员，不能和中共党员一样的坚决反蒋；而且二六两军的军人们多系湖南籍，他们的家属受到湖南农运的威胁，也有不满武汉左倾作法的情绪；再说他们与唐生智是不和的，对蒋又并无深仇大怨，哪里肯替人火中取栗，守着南京与蒋硬拼起来呢?鲍罗庭没有充分估计到这些情况，以致铸成大错。林祖涵也就因程潜反蒋的不够坚决，从此离开了第六军。据说他们这两位老朋友，还曾因此拍桌子对骂了一阵才分手的。 　　当时在武汉方面看来，失去了对南京的控制，是十分丧气的事，这是反蒋计划第一回合的失败。鲍罗庭对这一点尤为伤透脑筋。其实，形势比人强，双方的胜负，也并不是决之于南京的得失。 　　三月二十六日到达上海的蒋介石氏，展开了反共的激烈行动。他开始以恐怖手段来摧毁中共。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由上海发动了国民党清党运动，大规模屠杀中共党员，并迅即普及蒋氏势力所及的区域。同时他扫除武汉政府在长江下游的势力据点：如四月初，二六两军之被逼撤离南京；四月二十日，宋子文的财政部上海办事处，被蒋氏下令撤销等。他更进而在南京另建一个对抗武汉国民政府的中心。四月九日蒋氏由上海移驻南京，召集国民党中央会议，四月十八日正式在南京成立另一个国民政府。革命阵营内深刻的分裂，乃以宁汉的对立著称于世。 　　从中共的角度来看这些演变，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确是太缺乏经验和应有的警惕了。它天真的执行着国共合作的政策，对民族统一战线怀有过高的幻想。其实，军人们的独裁气质、封建保守势力的顽固性、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和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都是中国社会结构的特征，在反帝的立场上，这些成分也可能表现出民族革命的意识，但在社会改革问题上，却是革命的阻力。而且中共不免从有利于革命方面来看问题，陷于自我陶醉的境界；既看不清甚么是国民革命所能容纳的限度，也没有深刻觉察蒋氏势力的本质。 　　在上海克复以前，中共曾领导上海工人举行过三次暴动。第一次是为了响应夏超在浙江的独立，发生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旋因夏超的失败而中止。第二次又为了响应北伐军的占领杭州，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举行暴动，惟以北伐军未能即时向上海挺进，再告失败。到了三月二十一日，也就是北伐军占领上海的前夕，中共才成功的组织了第三次由工人暂时占领上海的大暴动⑨。 　　上海工人的这些暴动都是国共合作政策的产品。暴动的时间是由蒋氏的代表钮永建根据军事进展情况所决定的，实际组织暴动则完全由中共负责。当时，国共双方在上海所组织的联席会议的参加人，国民党方面是钮永建、吴稚晖等，中共方面是罗觉、汪寿华等。他们合作得很圆满，因为国民党需要得着上海工人的助力，极力对中共和上海工人表示好感。中共则以为上海工人多卖一分气力，将来就可多获一分权力，中共所企求的是克复上海后，能由上海市民大会，选举出一个市政府；而工人在市政府中能获得适当的地位。在这个问题上，钮永建、吴稚晖等欣然同意，并曾予以保证。 　　上海被占领后，市民大会是召开了，市政府的委员也选举出来了，可是国民党的态度也改变了。首先是国民党方面的主要负责人钮永建称病不与中共代表见面，拒绝任何协商。接着上海工商界选举出来参加市政府的代表，也托词不参加市政府的会议。中共则仍根据联合战线的想法，在敦促那些不出席的代表们，积极参加市政的工作。谁知蒋氏到达上海以后，不问国共双方联席会议的协议，声言市政府并未经过他的委派和批准，是不合法的，并禁止市民会议的集会。 　　这些事并未使中共发生足够的警惕。武汉方面反蒋的作法是中共中央所已知道的；同时共产国际也曾电令上海中共中央将工人的武装埋藏起来，当然是料定蒋氏将有压迫上海工人的举动，而工人是无法抵抗正规军的压迫的。可是，中共似是认为事情还不致恶化到这样的地步，因而不仅没有遵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也没有足够的戒备。 　　恰恰相反，蒋氏的反共行动迅速而坚决。四月二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在上海集会，由吴稚晖提出检举中共案，要求各地军事领袖，采取非常紧急处置办法，将中共党员分别看押监视。同时，蒋介石、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等在上海总司令部举行军事会议，商讨具体办法，以实现吴稚晖所提出的清共方案。三日，福州便有拥党大会的举行，通电主张肃清跨党分子等十六条。五日，蒋氏下令封闭总政治部的上海办事处，并逮捕其中工作人员多名。八日，蒋氏所任命的国民党上海政治委员会正式成立，掌握了上海市的统治权。九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蔡元培等发表救国救党通电，公开反对武汉。同日，国民党南京市党部被捣毁；市党部委员侯绍裘等同志被捕。在在都证明，蒋的反共攻势是剑及履及的全面展开了。 　　当时，汪精卫与陈独秀联合发表的宣言，对中共中央还发挥了一些催眠作用。原在法国养病的汪精卫经由莫斯科回国，恰于四月一日抵达上海。他曾与蒋氏及其老友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等协商；蒋坚持立即驱逐鲍罗庭和清共。汪则主张在南京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解决一切纠纷⑩。汪的此一主张，曾被吴稚晖等斥为拘泥于党的法统，不能认清反共应采非常手段的立场。汪乃与陈独秀晤谈，企图获取中共方面的支持，以增厚他的政治资本。因而由他们两人发布了一个联合宣言。 　　四月五日，汪精卫与陈独秀以国共两党领袖的身份，发表联合告两党同志书。其中内容阐明：中共一直坦诚而忠实的承认国民党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国民革命的基础，号召两党同志，继续密切合作，须鉴于敌人之武力压迫及流言离间，抛弃彼此间的疑忌，事事开诚布公的协商进行，政见即不尽同，亦无须强求一致。但此一宣言并未能缓和蒋氏的反共决心，吴稚晖还斥之为“汪的谬论”。 　　可是，此一文件却引起了中共的错觉，陈独秀等似在回味着过去与钮永建、吴稚晖等合作的好日子。蒋氏初到上海也曾嘉奖上海工人协助克复上海的功绩，并赠送上海总工会一面“共同奋斗”的旌旗。这使中共中央觉得蒋不会有什么压迫上海工人的异动。而且驻在上海的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薛岳(11)等人对上海工人种种同情的表示，也使中共中央抱有幻想；现在又有了汪陈联合宣言，中共中央更认为紧张的时局必将因之而缓和下来。 　　其实，汪的回国和汪陈宣言，不仅没有缓和局势，反而加速了蒋氏的行动。蒋氏到上海之初，表面上虽对上海工会表示友好，暗中却在积极准备消灭这个眼中钉。他一开始就联络上海帮会领袖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组织中华共进会，将帮会人物编成蓝色制服的队伍，准备采取破坏工会的行动。四月十二日凌晨，当中华共进会的蓝衣队向上海总工会进攻时，驻在工会里的工人纠察队尚在睡梦之中，仓促起而应战。总工会的委员长汪寿华却在几个钟头以前，被骗在中华共进会主要负责人杜月笙家中，进行友谊协商，而堕入了陷阱。同时，上海警备司令白崇禧受蒋氏密令，以平息工人内讧，解除双方武装为借口，派出大批军队，将正在应战的工人纠察队全部缴械逮捕多人。顷刻之间，上海号称八十万工人的组织和五千工人的纠察队就被摧毁了。这也就是有名的“四·一二”国民党清党的开始(12)。 　　事态发展到这样严重的地步，中共中央似仍未完全觉醒过来。当时在上海任工人纠察队副总队长的周恩来还奉命凭借他在黄埔的旧有关系，奔走于军事当局之门，企图保释那些被捕的工人们；他也因此一度被软禁，几乎丧失了生命。四月十三日中共领导上海工人在闸北举行群众大会，准备向上海警备司令部请愿，释放被捕工人。当这个队伍行至鸿兴路口时，军警即以机关枪向他们扫射，不少的徒手工人，顿时纵横倒毙于街头。这样，那些曾以热血贡献于北伐的上海工人们，转眼之间，竟又作了北伐军射击的对象。 　　至此，中共中央才认识到整个世界确实变了，可是已经太迟了。“四·一二”这一幕后果的严重性，是无法精确估计的。即以蒋氏而论，他在这一幕中，固已获得胜利；但从远处来看，究竟是获利抑或负债，尚有待于历史的判断；至少，这次事件激起了共方对他们的刻骨铭心的仇视。再以共方而论，共产国际的中共留在国民党内的国共合作政策，亦为血的教训所否定。而中共中央陈独秀先生的领导，威望从此失坠，造成了他后来的垮台。 　　上海南京一带所发生的突变，立刻引起了我们——武汉的共产同志和一些国民党左派——的各种不同程度的愤慨，纷纷研究对策。鲍罗庭显得十分焦急，他主张中共应更加约束工农运动的过激行动，以期减轻武汉内部的矛盾，同时强调用武力实行讨伐蒋介石。可是，鲍罗庭究竟力不从心，事实上无法贯彻他的主张。四月十日，汪精卫由上海到达武汉(正是“四·一二”清党的前两天)，他在盛大的欢呼声中，和过去一样发表激昂动人的演说。他曾向我表示：过去一年来紧张的革命时期，他竟出国养病去了，这次回来当负起责任，为党国效劳，不使总理遗训遭到破坏。他并未将上海方面的严重形势尽情告诉我，但显得有点神色不安，已不如从前那样的容光焕发了。 　　汪精卫的回国似是太迟了，消弥冲突的机会业已失去，也不能掌握当时局势的发展，无力挽狂澜于既倒。在他没有回国以前，人们都对他寄予莫大的希望，到达武汉的最初两天，也曾发生过振奋人心的作用。可是几天以后，他也和其他的人一样，陷于一筹莫展的苦恼境地了。总括的说，他的作用是降低了，并不能发挥团结左派的力量，甚至使武汉的阵营更加动摇。其症结所在，很显然，在刀光剑影之下，空言毕竟是无补于实际的。 　　上海南京的恶劣消息传到武汉以后，“讨伐蒋介石”和“革命的站到左边来”等等呼声，从汪精卫的口中，四向传播，响彻云霄。四月十七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蒋介石的党籍，罢免蒋氏总司令的军职。同时，反蒋的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等等行动盛极一时，但涉及到真正的行动如东征讨蒋之议，则仍是议论纷纭，莫衷一是。 　　武汉的国民党人士和一般社会知名人物对蒋氏行动的观感极不一致。有的认为蒋的行动根本破坏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确是一个叛徒。有的认为蒋氏不择手段，杀害战友，并波及自己的同志，无异摧毁革命的基础。有的侧重于反对蒋氏的另建中心，认为这是分裂国民党的行为。有的认为蒋氏与中共的冲突，是各有是非的。甚至还有些人在暗中赞许蒋氏反共的果决。可见在当时反蒋阵营内，人心也不一致。 　　蒋氏的反共行动在上海发动以后，迅即普及于其势力所及的区域。四月十五日，广东李济深的清共手段，较之蒋氏尤为残酷。当天他在广州，调遣军警，宣布戒严，逮捕了约两千名的中共党员及其同情者，封闭了二百多个工会等团体；黄埔政治教官熊雄等著名中共党员就是在那次镇压中被杀的。其他浙江福建等地的清党工作，手段的残酷也表演得淋漓尽致。而且受害的不只是中共党员，也有不少是所谓国民党左派(13)。 　　武汉方面惟一差强人意的事，是江西当局采取了支持武汉的态度。蒋氏的反共行动，首先原是江西开始的，但不久他离开了江西，由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以江西省政府主席名义，掌握了统治江西的实权。那时，朱培德是比较接近于汪精卫而不满蒋氏的跋扈的。因而他在蒋氏离开江西以后，改采支持武汉左派，打击蒋派的政策。但朱培德将军这种态度，也只是暂时性的；敌不过当时弥漫于湘、鄂、赣三省“反工农运动”过火的声势。 　　蒋氏的反共行动似乎“得道我助”。三月一日俄轮“巴来亚列宁那”号，从上海开赴武汉，道经浦口时，被张宗昌部所搜查，乘客鲍罗庭太太及其他几位俄籍旅客，均被拘押，苏俄与武汉间的交通由是被截断了。四月六日，张作霖得到北京外国使团的允许，派军警进入东交民巷，搜查俄大使馆及苏俄的远东银行和中东铁路办事处，逮捕藏匿在俄大使馆内的李大钊等六十余人。四月二十八日，李大钊、路友予等二十个北方国共领袖，被处绞刑。这件事对武汉有重大影响。在俄顾问方面说来，是丧失了联系他们的总机构；在国共两党说来，是毁灭了它们在北方活动的首脑部；也予人心以沉重的打击。不用说，武汉方面的不利情势，使蒋如虎添翼。 　　武汉方面在财政经济上也有困难。武汉一直因军事的供应浩繁，税捐的加重，经济不景和工农运动的兴起等等，早已发生了资金外逃，物价高涨等现象。四月十七日，武汉政府不得已颁布《现金集中条例》，走上了靠发行纸币来维持开支的道路。武汉不仅不能从上海获得经济上的支援，北京上海银行界并于四月二十一日共同宣布与汉口各银行断绝来往。蒋氏所盘踞的长江下游，对武汉又实施经济封锁。五月三日，南京当局明令禁止武汉中央纸币的流通。这一连串的手段，使武汉物价高涨，纸币贬值，经济财政陷于极度混乱，无法作有效的挽救。上述情况，使武汉处于极度艰难的地位。在武汉方面看来，这都是帝国主义的毒手所直接间接造成的。武汉的一些要人们认为蒋介石、张作霖乃至北京外交使团，在那里互相配合，一致行动。蒋介石、李济深、李宗仁等实力派之能够联合反共，不仅有帝国主义者在后面撮合，而且予以实力支援。至于武汉内部的动摇和经济困难等等，也都是帝国主义者在那里作怪。 　　四面楚歌中的武汉，亟图予蒋氏以实力打击以求取出路。鲍罗庭在那几天的态度似近于疯狂，他曾向我表示，历史上任何一个革命，都要先肃清内部，现在我们内部已产生了第二个陈炯明，怎样谈到北伐?目前，应乘蒋介石立足未稳，迅速东征，除去这个心腹之患，武汉才能立足得住。鲍罗庭这种议论，至少在表面上得着了武汉要人们的热烈支持；这些支持似也鼓励了鲍罗庭的勇气。 　　加仑将军在这个问题上却抱有不同的见解。四月下旬有一天，他曾约我在他的寓所晤谈。他对着地图向我指出，现在中国有三个力量：一是北京的张作霖；二是南京的蒋介石；三是武汉。在外人眼中看来，张的势力最强，蒋次之，武汉最弱，奉张正在河南增兵准备南下，如果我们能首先消灭张作霖，武汉的实力地位就要跑到第一了。加仑这些话是表示他主张暂时放下东征讨蒋的计划，实行继续北伐。 　　我根据所知道的情况，不得不赞成加仑的看法。我曾向他说：“先东征讨伐革命内部的叛逆，在原则上是对的，但现在的问题，不是应当与否，而是能否做得到的问题。现在武汉的要人表面上虽赞成先东征，但是否表里一致，颇成问题，最主要的是谁去打硬仗。二六两军退出南京，已表现出反蒋的不够坚决，第三军守在江西，力量有限，他们会去打先锋吗?听说第四军一些将领们，认为主要的敌人究竟是张作霖，已表示不愿先行东征。唐生智口头虽硬，也不见得会与蒋硬拼起来。因此，东征难免在事实上流产，甚或会引起内部的瓦解，反给张作霖进袭武汉的机会……” 　　加仑听了我这些话，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大家都在激动的时候，你还能保持冷静，真是了不得!”他进而告诉我，昨天他会见四军的将领们，大家果然是主张先北伐，打倒张作霖再说。他们甚至说到先东征讨伐蒋介石，在一般中下级的军官看来，是自家人打自家人，士气是不易振作的。加仑继而表示他虽痛恨蒋介石，但认为东征是冒险的行动，北伐则可操胜算，且能将潜伏在潼关内的冯玉祥的势力接应出来。他要求我去说服鲍罗庭等人。 　　我走出加仑的寓所，便去访问鲍罗庭。他仍是坚持先行东征。我以轻松的口吻向他说：“先东征吗?这要看事实上能否做到，恐怕还要仔细考虑一下各军的实际情况才好。否则，二六两军退出南京的事难免不再重演。”鲍罗庭听了我这话，若有所失的不再说什么了。似是他要重新考虑一番。 　　几天之后，鲍罗庭的主意显然已经转向。他在一次中共中央(当时中央委员多数已来武汉)的会议上曾表示，现在奉张的军队正沿京汉路向信阳南下，如果此时东征，武汉有受奉张侵袭的危险。因此，武汉的军队应先配合冯玉祥部，消灭河南方面的奉军，再定第二步办法。东征之议因而暂被搁置了。武汉各报也立即大肆宣传奉张南下的威胁和继续北伐的重要。接着唐生智、张发奎等便沿京汉路向信阳集中，进行北伐。 　　四月底，南京武汉两方面同时受到张作霖的军事压迫。孙传芳及张宗昌部经由徐州向浦口挺进，张学良部则由京汉路南下威胁武汉；似是乘革命内部分裂之危，企图予以分别击破。南京方面讨伐武汉的论调虽不算得激烈，但在实际对付武汉的行动上则相当积极。四月二十五日，南京派的李宗仁军与驻在九江的朱培德军相互设防；原在津浦路南段的二六两军表示服从武汉，移师向安庆方面转进。在南京附近的程潜部第二十九师且被蒋氏缴械。这些事就给予孙传芳张宗昌部进至浦口扬州一带的有利机会。南京近在咫尺，自然受到威胁；因而蒋氏不得不高唱继续北伐。五月十四日，李宗仁在湖口与朱培德会晤，商决互不侵犯，分路北伐。至此，南京武汉间军事对垒的形势，才告缓和下来。 　　武汉方面先行东征之议，一时成为泡影。这是鲍罗庭的反蒋计划的第二次重要的失败；也表现出武汉对蒋的反共攻势，无力还手。鲍罗庭正处逆境，外表虽仍强自支持，但论调已不如前此的乐观了。他似乎已料想到，此次既不能先行去掉蒋氏这个心腹之患，将必贻害无穷，何况对奉张的作战，胜败又还是一个未知之数。 　　五月初，鲍罗庭重新提到他的西北计划，但显然已有退却的意味。他说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太大了，西北却是帝国主义势力所不及的地方。那里不会有像武汉这样的尖锐的社会阶级矛盾，又接近苏俄和外蒙，便于获得援助，因而西北是最好的革命根据地。他当时所提出的西北计划，其着眼点显系移到了陕甘一带，与在广东时所说到的沿京汉路北进，掩有西北西南的大西北主义是有分别的。这自然也有寄望于冯玉祥之意。谁知天下事真是不可逆料，后来冯玉祥除了供给他个人假道返回苏俄的便利而外，竟做了摧毁武汉的帮凶。 　　① 谭平山是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六日自俄返抵广州，再转道来武汉的。 　　② 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第二次全体会议，开幕的那一天到了三十三人，由谭延闿任主席。 　　③ 何其瑗在三月十一日当选为商民部长，继于三月十七日(即三中全会闭幕之日)被会议罢职，改选王法勤继任。 　　④ 这个决议原文见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之《东方杂志》第二十四卷第九号第九十一页。 　　⑤ 蒋百里为中国近代杰出的军事学家，曾任保定军校及陆军大学校长。其生平事迹可参阅陶菊隐著：《蒋百里先生传》——上海中华书局，民国三十七年初版。 　　⑥ 一九二七年二三月间南北各大报及通讯社均盛传蒋与奉张妥协的事，奔走其间的主要人物，蒋方为李石曾，奉方为杨宇霆。当时，彭述之曾搜集南北各大报所载这类消息，汇集起来写了一篇为《南北妥协问题》的文章，登载《向导》第一九一期。此外，梁士贻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六日曾与英驻华公使Sir Miles Wedderburn Lampson谈话，也曾说到这件事——见《梁燕孙年谱》下册，第五○二页至第五○六页。 　　⑦ 一九二七年初吴铁城由南昌赴日本，向日本币原外相有所活动，又戴季陶也于二月间奉蒋命赴日，而日本的清浦佐分利等则仆仆风尘于南昌广州之间，并公开对记者发表谈话，声言日本与中国南方稳健分子已有相当的谅解。 　　⑧ 据董显光著：《蒋总统传》(上册，第九十页，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民国四十一年初版)说，蒋抵上海后，商人与银行家多愿支持清共，一个三百万元的借款旋即成立，以供蒋的迫切需要。 　　⑨ 关于上海工人三次暴动的详情，可参看瞿景白作《上海工人第一次起义》及施英作《上海工人第二次起义》、《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三文，载北京，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一九五四年第一版。 　　⑩ 汪精卫抵港后与蒋、吴、李、蔡等协商情形，汪精卫在广州中山大学所作《武汉分共的经过》的讲演(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五日)中有相当详细的叙述，可供参考，原讲词载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出版的《贡献旬刊》第一期第三页至第十三页。 　　(11) 上海清党时蒋突令其亲信刘峙继薛岳任第一师师长。 　　(12) “四·一二”收缴工人武装及翌日屠杀工人的经过，上海总工会将经过实情，汇编了《四·一二大屠杀纪实》一文(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四九一页至第五三三页)，可以参阅。 　　(13) 陈立夫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在一次会议上追述清党的一幕。他说到清党时最大的困难，是分不清谁是共产党，谁又不是共产党，他的办法是在各地召集国民党大会，要左倾的站在左边，其余的站在右边；然后要他们相互打起来，这样站左边的受到了应得的惩罚……陈立夫的这些话当系事实。但当时站在左边的不一定是中共党员，站在右边的也不一定没有左倾分子。还有不少徘徊于左右之间，红帽子便被戴上了。 　　 我的回忆（上）/张国焘.—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