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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 25岁

路海江

1月至2月 共产国际主持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和各革命团体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张国焘被推为16名主席之一。会议明确了远东民族殖民地国家的革命任务。 　　1月下旬 在会议期间，列宁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中国代表张国焘、张秋白和邓培。列宁询问了国共两党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张国焘表示，国共两党应当密切合作，而且可以合作，但在合作叫中可能发生某些困难。 　　2月下旬 离开莫斯科，于3月回到上海。 　　3月 向陈独秀汇报出席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及会见列宁的情况。 　　3月 与陈独秀、李达、张太雷、刘仁静等同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在上海座谈，讨论了即将举行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问题。 　　4月 出席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的会议。①会议讨论了党在即将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应遵循的路线问题及国共两党合作的问题。 　　6月1日 李启汉被捕，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引起反动当局注意。没过几天，张国焘离开上海。② 　　6月中旬 受陈独秀派遣携带《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抵北京，与李大钊等同志谋取政治上的协调，统一思想。 　　7月16日至23日 在上海出席中共二大，并向大会作出席远东各国劳动人民大会的报告。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高君宇五人当选为中央委员，并任组织委员。 　　8月9日 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被捕。 　　8月10日至12日 出席在郑州召开的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议。③会议讨论决定了总工会章程，人员分工、工作方式方法等，并决定1923年2月1日，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 　　8月28日至30日 出席中央召开的第二次西湖会议。经过两天的辩论，会议接受了马林的与国民党进行合作的建议。 　　8月中旬 抵北京，与苏俄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驻北京政府外交代表越飞会谈。 　　9月3日 与李大钊、沈雁冰、杨贤江、高尚德等，应上海青年讲演会之请在中华职业学校讲演。 　　9月24日 与蔡元培、李石曾、邓中夏、李大钊等14人联名在《晨报》刊登《为陈独秀君募集讼费启事》。 　　9月 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编委会成员。 　　本月 在上海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主盟，加入中国国民党。 　　10月初 陈独秀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四大，中共中央机关迁移北京，张国焘代理中央书记。 　　10月11日 在《向导》周报第5期发表《国庆日裁兵运动》一文。 　　10月18日 在《向导》周报发表长文《中国已脱离了国际侵略的危险么?——驳胡适的“国际的中国”》。 　　11月2日 在《向导》第8期上发表《中国人民是驯熟了的奴隶吗?》，用接连发生的事实，提醒人们要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武力，莫做“驯熟了的奴隶”。 　　同日 在《向导》第8期发表《还是赞助新蒙古罢》一文。 　　11月8日 在《向导》第9期上发表短文《庆祝海参崴工人》。 　　11月15日 在《向导》第10期发表《向导周报与珠江评论》一文。号召“广东的工人、青年、社会主义者应该从速觉悟，要即刻向陈炯明下攻击，跟着向导所指示的道路前进。” 　　11月20日 在《向导》第9期上发表《国民党应否得复建革命政府》一文。认为“历来国民党组织做军事行动，只图占领一二省组织一个所谓革命政府，第一个结果，便是使人民与国民隔离，第二个结果，便把全中国的革命变城南方局部的享命，第三个结果，造成只是消极的否认对方势力的政策。”而现在“国民党与群众早隔离了”。所以如果“没有人民的同情做基础”，国民革命“是绝不会成功的”。 　　12月6日 在《向导》杂志发表《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责任》一文。他认为“在素来缺乏政治活动的中国人民中间，那极少数的知识阶级是最彻底最有革命精神的成分，占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农夫没有政治上的兴趣，”“新式工人自然也占少数”，“那一班旧官僚”“只是以做官发财为目的，”“所以这极少数的知识阶级在过去十几年间便为革命势力的先锋，而且他们仍然在政治上占有重要地位”，这“是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造成的”。号召知识分子不能满足于学校教育，要到民众中去活动，得到书本上找不到的知识。“我们现在正当的道路是要到群众中去做政治宣传，组织他们做政治的奋斗”。“以打到军阀官僚和外力，建立和平、独立、自由、统一为共同目标，向个个乡村，个个工厂，个个商店，个个学校，个个营盘去宣传，并组织他们来进行这迫切的政治奋斗。” 　　同日 在《向导》第12期上发表《不要忘记了山东问题》文章。说：山东问题，不仅仅是山东人民的问题，而是全中国人民的问题，提醒人们：一定要监视那些日本外交家和浪人的活动，注意我们的青岛，一刻不放松为好。“我们反抗日本强盗，夺回青岛的奋斗方法，当要和劳农俄国，日本劳动群众，高丽人民一致进行。” 　　12月23日 在《向导》第13期上发表《我们对于小资产阶级和平派的劝告》一文，指出“所有温和的改良运动、立宪运动，是会毫无结果的。目前，解决政治的唯一方法，是革命的民主派和各派社会主义团体联合的革命运动。”“一个革命党一定要有两个计划，一个是高度的计划，一个是最低度的计划。最高度的计划便是由革命而建设一个理想社会的原则，最低度的计划便是目前奋斗的方略。” 　　同日 在《向导》第13期上发表以“特立”署名的《劳工局与劳工局》一文，说陈炯明掌握广东政权后就想组织一个劳工局；而北洋政府也想组织一个劳工司。这两件事的出现，说明了几个问题，一是表明工人的势力增大了，已使官僚叛贼们不得不注意了；二是表明他们正想用新的办法压迫劳动运动。“现在的工人阶级已有相当觉悟，已是社会上的有力分子，将来在改造中国上还能尽很大的力量。” 　　注释： 　　① 一说召开的是中共广州支部会议。 　　② 董朗：《董锄平传》。 　　③ 天津《益世报》，1922年8月26日；包惠僧回忆。 　　 张国焘传记和年谱/路海江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