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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 35岁

路海江

1月10日—20日 出席中共鄂豫皖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当选为省委委员。在所作的报告中提出：“估计国民党主力只剩下七师人，其余的都是杂色部队，”“红军有这样力量，已经不论多少敌人都不怕了。” 　　2月17日 鄂豫皖省委作出《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提出“国民党政府的迁都路线，一方面表示国民党由于进攻苏区与红军的失败，已成为帝国主义所斥逐的走狗”，“因此从此在进攻苏区与红军的战场上主要的火线将由帝国主义者所直接担负，而国民党的洛阳政府和其他军阀政府只担任偏师的职务。” 　　3月6日 中共中央为反帝问题致信鄂豫皖中央分局。指出鄂豫皖省委在2月17日的决议中“有许多原则的、政治的错误。”第一是不正确的市侩式的曲解苏联的和平政策；第二是不了解帝国主义间矛盾的增长，不能够减轻反而只有增加它们对于苏联共同的敌视和反苏联的反革命战争的准备；第三是关于国内政治状况分析更危险、更错。指出：“以为国民党政府及其他军阀政府在进攻为苏区红军中只担任编师的任务，这是不顾事实的胡说。” 　　3月26日 张国焘和陈昌浩、徐向前在苏家埠向中央报告：红四方面军打下了黄安、商城，活捉了敌师长赵冠英。四方面军已率四、二十五军，共五师十二团兵力向六霍方面行动，决心拿下六霍。并向中央要求派高级军事干部来。 　　3月31日 在苏家埠红四方面军军部，与陈昌浩联名给中央政治局写信，报告红四方面胜利情况，“现我们不但以打破敌人‘包剿’、推翻国民党统治为主要口号，并在三月前即提出准备与帝国主义作战为中心口号。”“我们尽量发展自己苏区内部力量，但非有中央之直接指示与帮助，仍不能很容易的克服一切困难。”“请中央多给我们政治、军事、医生及各种人才与书籍材料。” 　　5月22日 蒋介石正式出马，亲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 6月22日，他在庐山召开会议，确定了第四次“围剿”的整个战略步骤，首先集中主要力量消灭鄂豫皖、湘鄂两区红军，然后全力进攻中央苏区。 　　6月5日 中共中央发出的军事训令要求：“鄂豫皖红四方面军，除以二十五军巩固皖西北新发展苏区外，主力应向西行动，扩大与巩固鄂东苏区，以一师以上兵力过京汉路，配合红四军行动，消灭徐源泉、肖之楚等主力，造成京汉路两旁孝感、武胜关间比较巩固的新苏区。” 　　6月18日 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把潢光战役歼敌8个团夸大3个师，认为：“目前已根本消灭‘围剿’。” 　　6月19日 夜，在新集市各机关团体党、团活动分子联席会议上作报告。 　　7月初 中央分局在夏店召开会议，讨论军事行动方针。徐向前在会上提出暂时停止进攻作战，建议将主力集结于适当地区休整待机。张国焘等拒绝了这个意见，而根据沈泽民的意见决定南下夺取麻城，以实现其威逼武汉的计划。 　　7月18日 在鄂豫皖省委第30次常委会上，提出了对加强苏维埃领导，改造巡视制度的意见，主要是：党要加强苏维埃工作的领导，积极提拔干部，耐心地培养干部，建立苏维埃工作的完善健全制度，切实更进一步地改善苏维埃同群众的关系，切实使苏维埃充分代表群众的利益，改善群众的生活，领导广大群众积极参加革命战争。这些意见为省委常委接受。 　　8月29日 张国焘给中央的电报中对敌人的部署和革命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称陈继承纵队业已溃退，并说敌军“已无斗志，军阀内部又起冲突，敌经济恐慌急剧，全国群众革命情绪更为高涨”，提出“全国红军应趁此时机起来消灭‘围剿’，迅速完成一省数省首先胜利。” 　　8月底 红四方面军总部刚达新集以北，敌陈继承部4个师即由西面赶来。张国焘令方面军在浒湾西北至西南的扶山寨、四面山、金兰山一线迎头堵击。 　　9月上中旬 独山、麻埠、新集、英山、商城、金家寨先后被敌攻占。 　　9月13日 向中央致电告急，要求“紧急动员各(苏)区红军及工农群众急起策应”鄂豫皖根据地。 　　9月14日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鄂豫皖分局，指示：“红四方面军目前应采取相当的诱敌深入到有群众工作基础的，地形便利于我们的地方，掩蔽我主力目标，严格的执行群众的坚壁清野，运用广大的游击队，实行四面八方之扰敌、截敌、袭敌与断绝交通等等动作，以疲劳与分散敌人力量，而不宜死守某一点，以便利敌之分进合击”。这样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分，猛然打击与消灭敌人一点后，迅速转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四次“围剿”。 　　9月24日 苏区中央局转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给中央的电报，称：“敌以重兵分路合进，我军已安然退出汤家汇、金家寨，现集结于燕子河、西界岭一带，英山敌正向西界岭开进，我军侦探工作异常困难，请经常告我敌情，并迅速运用各种方法扰敌后方，令各苏区红军配合我军行动。” 　　9月27日 红四方面军到达燕子河，张国焘主持召开会议，提出“出潜(山)太(湖)打游击”的计划。会议最后决定先取英山，再向黄麻地区转移。 　　10月上旬 在红四方面军转战途中，张国焘致信郭述申，让他与东路游击司令员刘士奇、第二十七师副师长徐海东等组成鄂皖工委，留皖西坚持斗争。 　　10月9日 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徐向前致电中央：“四方面军由西界岭急行西向，经英山、罗田境攻克团陂、新洲、李家集，抄敌后方，获军用品甚多，武汉震动。……我主力军从未打过败仗，而且我四方面军经过此次锻炼，战斗力更为坚强，击败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可以完全把握。” 　　10月10日 鄂豫皖中央分局在河口以北的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张国焘提出要红军向外线转移。会后，率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第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和少共国际团，共两万余人，越平汉路向西转移。 　　10月16日 红四方面军在鲍家店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讨论是否南下同红三军会合问题。张国焘认为，若与红三军会合，大兵团行动笨重，加以湖北大水灾，粮食困难，决定到鄂豫边原红九军活动地区，休整待机。 　　11月19日 红四方面军主力进抵陕南商县西50余里之杨家斜。此间，将鄂皖革命军事委员会改称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国焘任主席。 　　11月27日 中央致电张国焘，前红四方面军“在豫鄂陕边建立新的根据地……继续向西入陕与长期行动是不适当的”，要“迅速与红二军团取得联系与行动的呼应”，“帮助领导鄂豫地区，恢复鄂豫边苏区”。但在敌军紧迫下，已远离鄂豫边深入陕境，张国焘决定部队南进汉中。 　　12月7日 红四方面军主力抵达秦岭南麓的小河口，部分高级干剖商议同张国焘斗争，推举曾中生书面向张国焘陈述大家对领导和当前行动方针的意见：停止退却，争取迅速在陕鄂一带创建新的根据地；希望张采纳大家意见，改正错误，并将这一意见转报中央。 　　12月8日 张国焘在小河口主持召开部分师级以上干部会议，讨论行动方针。会上，宣布成立前敌委员会。随后，又委任曾中生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任命张琴秋为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 　　12月12日 在陕南城固县的上元观主持召开了红四方面军党、团活动分子会议，检查总结了西征途中的政治工作，并指示部队一面休整，一面就地发动群众。 　　12月14日 上海中央局转发鄂豫皖分局关于未能破敌的原因电，称张国焘、陈昌浩给上海中央局电报：“中央分局此次在黄安时，敌军主要是采配置较我军占优势之兵力分路合击，从两翼迂回，正面配置纵长较深之策略，行动亦颇迅速坚决。……我军缺点不但发动游击战争不够，兵力虽原已集于一点，但因补充不易，战前尚有空枪万只，以至到紧急关头没有消灭敌人之一路，牵制其他一路之足够兵力，若不能事先精密准备比敌占优势之一路精锐部队之于主动地位，以极大决心首先消灭敌之一路，将大为敌所逞。” 　　12月15日 红四方面军在钟家沟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和讨论了进军川北、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决定立即翻越巴山，首先占领通江、南江、巴中地区。 　　12月24日 红四方面军解放通江城。 　　12月29日 在通江成立了以旷继勋为主席的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 　　 张国焘传记和年谱/路海江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