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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第四章 我对这次大会的观感

张国焘

这次远东劳苦人民大会只是一个宣传性质的会议，它有失败的一面，也有成功的一面。 　　上面说过，中国代表目击俄国革命后的各种混乱状况，曾表示各种不同程度的不满。代表们原都是向往于俄国革命的，未到俄国以前，对俄国革命都有一种美妙的幻想，而实际观察之后，就都觉得事实远不如理想了。而且这些疑问都是俄国人所不能解释的，除了说他们的革命是胜利了以外，也确实不能有其他的夸耀。 　　尤其是代表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如黄凌霜等，对俄国实况最感不满，他们很注意无政府主义者在俄国革命中所受到的压迫情形。那时莫斯科虽然仍有无政府主义者的出版物，但当局仍对无政府主义者拘禁、杀害，打击不遗余力。如一九二一年二月间，克鲁泡特金去世的时候，列宁曾批准暂时释放在狱的无政府主义者去参加殡礼，但事后仍须入狱，这件事可为明证。 　　俄国的新贵们虽对中国国民党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寄予颇大的希望，却又把张秋白当作资产阶级的代表人。“资产阶级”这个名词在俄国的“老布”们看来，是一切罪恶的代名词。代表中多数都是知识分子，在俄国“老布”们看来都是一些小资产阶级，言外颇有不信任的意思。即以我来说，虽是中共的一个创始人，可是在他们看来，也不过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者，至多只能算是半个共产主义者。在俄国的“老布”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虽然也不少，但自命经过十月革命的洗礼，已经无产阶级化了。而“无产阶级”这个名称和一般所谓“阶级”观念是相当神秘的。由这种神秘观念的演化便产生了俄国共产党人的自傲，也形成我们与他们之间的许多隔阂。 　　我们这些中国代表基本上多是赞成武装革命的，也佩服俄共组织的健全和革命后的若干措施，但总觉得俄国革命有类于法国革命，过于倚赖暴力，与中国的革命传统有些不合。中国历史上的革命，都以“拯民于水火”，行“仁政”“布王道”等为标榜。中国革命者的观念多在于革命后一反已往的暴政，与民更始，减粮免税，休养生息，以奠太平盛世的始基。而俄国革命中的阶级斗争观念，却是无止境的斗争，推翻了这一批人，又反对那一批人。一场斗争和内战未了，那一斗争和内战又继续起来。这使我们很有反感，认为破坏范围既广且深，无穷无尽，总不能算是好事。 　　这些问题盘踞在我的心中，一时无法解答。我虽保持对俄国革命的同情态度，也曾充当过俄国革命的卫道者，但自觉说不出为它辩护的强有力的理由。回国以后，我从未发表过有关这方面的讲演或文章，其原因也就在此。同时其他代表回到国内以后，多对俄国情况不说好话，甚至公然发表反对的言论。后来中国职工运动和革命势力发生若干分化，与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对俄国实况发生不良印象这一点大有关系。 　　虽然如此，远东劳苦人民大会也有它的重大收获。经过这次大会，远东各国的代表与共产国际首脑们的广泛接触，使亚洲革命的理想增加了若干具体的内容。在一般苏俄人民和各国共产党看来，共产国际在远东已展开了实际活动，这无异是一帖兴奋剂，尤其战后欧洲各国共产运动叠遭挫折，一时不易有所作为，苏俄本国也陷于岌岌可危的孤立状态中；如果能发动十亿以上的亚洲人民起来反殖民主义，予各资本主义国家以打击，乃成为扭转共产革命不利形势的一个新希望。 　　这次远东劳苦人民大会对远东各国的革命究竟发生了甚么影响，我不能一一予以确切的说明。单就中国革命运动来说，它的影响确是相当重大的。最主要之点是：这次会议在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商讨中，确定了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换句话说，反帝国主义被视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 　　反对外国侵略的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本就继续不断，这是中国遭受外国压迫的自然归趋。不过当时中国朝野上下的爱国心理并不一致，也还有一种盲目排外的顽固心理存在。即一般爱国主义者和革命人物在意识上往往只是反对某一侵略事实或某一个侵略国家。在反对的方法上，也只是利用民气来力争外交上的胜利，并没有发展到发动全国人民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略，并进而反对帝国主义的本身。 　　中国革命思想导源于自强的要求，但革命的目标始终是对内而不是直接对外，而且极力避免对外。革命人物多以为如果内部革命成功，列强侵略是可以被遏止的。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也以对内为主。这次大会把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反动势力联结在一起。我们讨论的结果，确认中国的反动势力只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中国革命运动要能有成就，必须从反对帝国主义下手。这一点认识，连国民党代表张秋白也宣称是大会的重要阐明。 　　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社会革命是它的主要任务，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只是一个附带的要求。经过这次大会，确认了反对帝国主义是应该立刻开始的主要活动。我觉得在这个新看法确立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政纲就易于规定了。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这种理论，我们初时也还弄不清楚；在反帝国主义这个主题确定之后，我们才真正赞成“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句著名的口号。由此出发，多数代表都觉得应该承认共产国际的领导。 　　“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这个新观念也在这次大会中形成。中国各政治团体过去也常有为某一活动或政治上的共同利益而实行暂时联盟，但没有觉察到它们能够在一个共同的革命任务上建立起一个长期性的联合战线。反帝国主义既被视为中国各政治团体的共同要求，而且须经过长期的奋斗才能冀其有成。这个看法的确立，无异奠定了国共合作的基石。 　　上面所说的这些谅解，当时并没有一一形成具体的决议，有些地方显得模糊不清，各代表也并非毫无保留的予以接受，主要的原因是有些代表并非是全权性的，如张秋白即曾表示他不能代表孙中山先生接受约束。虽然如此，这些成就曾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传达到了中国。 　　我回国以后，曾将这些成就报告中共中央，并为中共中央所欣然接纳。中共中央在一九二二年六月十日所发表的时局主张和七月间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就是根据这次大会的结果所拟具。从此，中共也由一个共产主义研究性质的团体进入政治活动的性质，国共合作的理想也第一次由中共中央正式提到中国革命的议程上。 　　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回国以后，对苏俄情况不满表示，使国民党人觉得苏联新政权与当时国民党所领导的广州政府相较，也不过是鲁卫之政；但他对国共合作反帝国主义一点，也作了适当的介绍，使孙先生和他的信徒们更加注意国共合作的问题。 　　其他代表们回国以后，对反帝国主义这一点意见是一致的。当时一般中国人还不知帝国主义为何物，甚至像胡适这样著名学者也还认为反帝国主义是海外奇谈。后来经过中共的宣传和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们的多方介绍，“反帝国主义”这个名词，不久就成为人所共知。不管后来中国革命起了一些甚么变化，但这把“反帝国主义”的火，放得确实不小，它烧遍了中国，也蔓延到了东方各地。 　　 我的回忆（上）/张国焘.—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