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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篇 第六章 分裂 |
| 张国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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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在蒋介石和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围攻之下，内部又矛盾百出。如我在上面所说到的劳资间的冲突，地主与农民间的斗争，中共与国民党左派以及军人间的意见分歧，和中共内部的混乱等等，逐渐走到了分崩离析的地步。于是，国共全面分裂，工农运动普遍遭受镇压，所谓武汉左派政权不久也在宁汉合流的运动中，宣告瓦解。这一切在中共看来，是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国民革命，因蒋介石的叛变而遭受失败。中共从此也就走上了以武装暴动来反对蒋介石统治的道路。
武汉的左派政权，本极脆弱；作为左派领袖的汪精卫，更是一直动摇不定的。他反对蒋介石的军人独裁，也畏惧中共的革命锋芒。他愿遵守孙先生的遗教，但自欧游归来以后，似又觉得苏联在国际上的势力，究竟脆弱，不足以凭借取胜。他也许对鲍罗庭和中共在“三二○”事变中，没有坚决支持他一事未能忘怀。他的这些心境虽未向我透露过，但我的同志中确有人是如此推测的。他自己后来所说他“一直陷于左右派的夹攻之中”这句话，似乎就是这种心情的写照。
汪精卫自该年四月十日到达武汉以后，态度逐渐右转的迹象，是非常显明的。最初他确也高举过“党权”的旗帜，坚持反对蒋介石的异动。四月十七日开除蒋介石党籍的决议，就是由他任主席的会议所通过的。他在陈独秀先生到达武汉之后(约在四月二十日左右)，积极促成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的举行。国民党方面参加这个会议的是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徐谦、顾孟余五人。中共方面是陈独秀、谭平山和我三人。由汪任主席。汪那时似是热心团结国共两党，解决武汉内部纠纷，以稳定此反蒋阵线。可是，不到几天，他在两党联席会议上的言论，就开始有了变化。这大概是由于他了解了武汉的情况以后，觉得反蒋的前途未可乐观，不能不预留地步。因而他的论调，已不是甚么“东征讨蒋”，而是倡言“纠正工农运动的过火”了。这样一来，此一会议同样也流于谈话会的性质，往往是汪精卫在那里叙述一些工农运动过火的事实，再由健谈的陈独秀先生起而唱和一番，加以若干轻描淡写的答辩而已。
中共方面最初确实希望联席会议能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我在会议上曾提出要确定工农运动的方针，分辨何种行为谓之过火，何种行为则否，以便国共两党在领导与纠正两方面，有共同的步骤。但汪精卫对之颇为冷淡，认为具体问题应由有关机关详细拟定；而所谓有关机关又是始终没有提出过具体的规定。当时我们就觉得汪不是要认真解决问题，也不能负起责任领导一切；相反，他根本反对工农运动的意向，却逐渐表现出来了。
国共两党联席会议，“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恶劣情况，自然不能收稳定局势的效果。等到马日事变发生以后，汪的论调便转而专门指摘和讥讽中共了。两党联席会议的举行，也就由逐渐减少而终于停顿下来了。汪精卫态度的转变，在中共看来，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的表现，根本不能领导革命的。可是，当时所谓武汉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权，并不是由中共领导，根本就是由动摇的小资产阶级领导的。中共当时既明知小资产阶级具有动摇性，另一方面又想凭借小资产阶级的领导，而追随莫斯科的意旨，美其名为“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这似有点欺人自欺了。
其实，所谓武汉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左派政权，就是建筑在地主资产阶级和工农势力相互冲击的基础上，并以地主们所领导的军队为其主要支柱。这些军人，有些为了某种原因，能够暂时容忍工农势力的兴起，但多数则早已对之有不安之感。那些特别厌恶工农势力的军人，则早有俟机推翻这个政权的企图；同时，他们也看出了这个政府缺乏重心，软弱无能，一切机构和会议，都像两党联席会议一样，是议论多而少效率的；他们以为假若有所行动，这个政府亦是无力应付的。
夏斗寅的军事叛乱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发生。他所统率的国民革命独立第十四师，原驻在长江上游宜昌一带；军官们多系湖北籍的地主出身；也是当时湘鄂一带地主土劣们受了农运打击的一个避难所。他在唐生智、张发奎的主力正在与奉军苦战、胜负未分的关头，以为武汉防务空虚，潜师径袭武昌，企图一举推翻武汉政府。
夏斗寅的行动，无疑的也是蒋介石瓦解武汉内部的杰作。宁汉双方虽在分途北伐的原则上有所协议，暂时各不相犯①；但蒋介石从武汉内部来倾覆武汉政府的工作，一直是在加紧进行。当时武汉盛传夏斗寅接受了蒋的委任和经济上的支持。五月十三日，南京方面又曾兴高采烈的宣布夏斗寅反共讨伐武汉的通电，表示寄予莫大的期望。
夏斗寅所发动的行动自然不是单独事件，而是背后有较广泛支持的。湖北境内的杂牌军队，如驻在沙市的第十五军刘佐龙部，驻在鄂北的张联升、于学忠等部都为之暗中助威；四川的二十军杨森部更向宜昌移动，为其后盾。他和唐生智的部属也有联系，譬如与在河南前线作战的唐部师长何键以及驻守长沙的唐部许克祥团长等，似早有共同反共的密谋。不过他的行动，似尚未为唐生智所预知，因为这与唐生智那时维持武汉局面，贯彻反蒋目的的政策是相违背的。夏斗寅大概是想以他所造成的既成事实，来逼唐让步。至于张发奎的第四军则被夏斗寅视为支持武汉的基本部队，是他要打击的目标。
五月十七日，夏斗寅部占领了武昌以南汀泗桥一带的险要阵地，向武昌附近的纸坊进兵，负责防守武昌的叶挺同志，正在作应战的初步准备，他于当日下午二时左右，匆促的来到汉口找我，告诉我国民政府要他立即去参加会议，商讨讨伐夏斗寅的事。他那时已升任第四军第二十四师师长。这个师成立还不满两个月，四分之三以上是新兵，装备尚不齐全，中下级干部尤感不足(我曾协助他办了一个教导营，调集一些工农积极分子，在那里受班排长的训练)。当张发奎军长率领第四军主力，包括原由叶挺率领的独立团在内(团长已由周士第同志继任)，出发到河南前线的时候，叶挺这个新成立的师则以战斗力尚待充实，而留驻武昌。
我当即向叶挺表示，他应坚决的担负起反击夏斗寅的任务。因为夏斗寅的叛变是整个反动派阴谋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能将夏部迅速消灭，其他的同谋者也许不敢轻于响应。现在潜伏武汉三镇的地主土劣们，都为夏斗寅而欢呼，他们散布谣言，说夏斗寅的占领武汉，不过是指顾间事。国民政府的要人们已有些张皇失措，他们想到驻守汉口的唐部李品仙师，是否与夏已有默契，固不能断言，但似不能指望他去抵抗夏斗寅的进攻。而且二、六两军远在九江安庆一带，救不了近火。只有他能负担这个作战的任务。所以我鼓励他应向国民政府要人们表示有削平夏的叛变的信心。
五时，叶挺又来将国府会议的结果告诉我。国府已任命他为讨伐夏斗寅的前敌总指挥，立即率第二十四师全部和驻在武昌的军校学生约一千五百人，开赴前线作战，并急电调二、六军回师武汉靖乱。他还说到出席会议的要人们多感忧虑，大概是想到夏斗寅的兵力较为优厚，甚至有人说到万一不胜，后果如何的问题。我告以现在有进无退，非打垮夏斗寅不可，我将动员一切力量，为他作后盾。
叶挺旋即过江去执行作战任务。我即往陈独秀先生寓所，找到我所能找着的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告以这种紧急情况。我指出我已通知在汉口的一些同志，从速动员工人纠察队应变，请他们立即查明湘鄂赣等省的情况，通知各地的同志，严防各地反动势力乘机蠢动，并要求中央派我到武昌去负起支援叶挺的责任。我这些建议为他们无异议接受了。
我在六时左右到达江边，发现过渡的小轮已经停航了，所有江边的小轮电驳一只也看不见了。查询之下，我才知道一部分被军队征用，一部分则被某些机关和要人们扣留为逃难之用，不知藏在那里去了。这种情况大概就是近两三个钟头内，因前线紧急的谣传所造成的。我和一位随从同志只好找着一艘小舢舨，在广阔湍急的江面上，好不容易摆渡到了武昌的下游，舍舟登岸，急步赶进武昌城，已是下午八时。武昌城内商店纷纷关门，街头行人毫无顾忌的在说：“夏斗寅明天就要进城了。”
我决定以湖上园为我的临时指挥所，立即驰往那里发号施令。湖上园，是面临着一个大池塘的园林，周围绕着高墙，建筑类似城堡，原为俄军事顾问的办公处所，军事通讯设备，相当齐全。那时俄顾问都分往河南前线和各部队去了，园内只有一排卫兵驻守；而这卫队排长又是一位中共同志，可以由我指挥的。我得到当时代理邓演达总政治部主任职务的章伯钧(邓到河南前线去了，章系总政治部组织科长)和湖北省政府属下各机构中的中共同志们的协助，立即实施戒严。我向我的同志们指出，现在军队正纷纷开往前线，武昌防务空虚，人心动摇；据说还有不少夏斗寅的策应者，因此，设法巩固武昌后方，是当务之急。我要求武昌城内各党政军机构和民众团体，一律听我指挥，分区严防夏斗寅的同路人的破坏活动。我的这些话立即为我的同志们所采纳而严格执行起来。
留驻在武昌城内一支最大的武装部队，是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队伍，共有学生四百余人，每人都有步枪。我立即去找任这个讲习所主任的毛泽东，要求他的协助。我向他指出他所掌握的部队在武昌城内是人数最多的，应以一小部分担戒严任务，大部集结为策应各方的机动部队。毛泽东最初还以农运学生的枪支破旧，子弹缺乏，训练不足为虑。等我告诉他，现在战事紧急，不特农运学生要参加战斗，连我们自己在必要时都要到前线去拼命。他知道事态严重，也就欣然负担起我所交给他的任务。
接着，我还和他谈起夏斗寅的叛变，对湖南有甚么影响的问题；据他看如果夏斗寅能够迅速的被解决，湖南大致不会出甚么岔子的。后来，事实竟出乎这个以熟知湖南情况自命的毛泽东的意料之外，而有马日事变的上演。即此一端，足见当时我的那些青年朋友，聪明如毛泽东者，看法都是何等的天真?
我一整夜都在不停的工作，情绪的紧张，使我忘了疲倦。我对那些连夜赶往前线的军官们和政工人员们予以鼓励；我要求他们将能调动的力量，都集中到前线去，不必顾虑武昌后方防务，并要求他们一致听从叶挺的指挥，争取全面的胜利。我率领着那个湖上园的卫队排和一些临时给我调动的少数部队，利用着汽车，亲自巡逻各处，考察各要道的戒备情况。这样，秩序渐告安定下来了。风声鹤唳笼罩下的武昌之夜，也就渐趋于安静。
十八日，我继续忙碌着，不停的利用军用电话分别与在前线指挥的叶挺等人密切联络。我告诉他们武昌城及周围戒备坚强，土豪劣绅们已不敢乘机蠢动，其他各方的情况，也是与我们有利的。借以鼓励他们坚决作战。通往前线的各交通线，我也督促着工农群众，竭力维持其畅通无阻。所以前线所需要的供应和人力，因得着源源不绝的接济，是不虞缺乏的。
十九日清晨，叶挺在武昌以南二十余公里的地方，用全力击溃了夏斗寅部。夏部狼狈向鄂东逃窜。叶挺部因武汉防务空虚，遵国府命令，停止追击，集结在武昌以南的要地，准备应付其他可能发生的叛乱。由于夏斗寅部的迅被击溃，他的同路者均暂时偃旗息鼓。武汉又恢复了兴高采烈的气氛。
我这个并无任何名义的自动投效者，一时被武昌的同志们认为是武昌的临时总司令，对这次战事有过重大的贡献。十九日傍晚，有些国民党籍的军官从前线归来，向我祝贺；认为如果没有我居中策应，前线的胜利，也许不会这样迅速的。我结束了我在武昌所建立起来的战时布署，中共中央也催我返回汉口出席政治局会议；恰巧此时，我的太太带着我们的第一个男孩子，由莫斯科取道海参崴，经过恐怖的上海，回到了汉口，我也需去照料一下。二十日上午，我就离开了湖上园到汉口去了。
我首先到国府大厦去访汪精卫，想将我在武昌的措施向他补报一番，以了手续。他没等我开口，就问：“这几天为何不见你，上那里去了?”我觉得他的语气可能含有责备我越权行事的意味，因而向他说明：“我在来不及请示的状况之下，到武昌去协助同志们作战，现在那里实施过的权宜办法，都告结束恢复常态了，今天就是特地来向你报告的。”他这才很高兴的握着我的手说：“谢谢你的努力，你似几天没有好好睡眠，等你休息好了，我们再详谈罢!”当天下午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鲍公馆举行会议。我的同志们大致都为这我几天在武昌城的努力表示高兴。我们商谈到夏部并未被歼灭，可能还有续发事件，我们可以利用这次在武昌作战经验，通知各地同志，提高警觉应变。但这样大的一个刺激，也并没有抑制住鲁易的空论。他仍是大谈他的那一套陈腔滥调，对于现实的战斗，轻轻搁置一旁，说不上有甚么乘机扩大自身实力，继续打击反动派的实际想法。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长沙发生了有名的“马日事变”；这是湖南军队镇压工农运动获得成功的行动。在河南前线作战的唐生智部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曾于五月十九日通电指摘湖南工农运动捣乱北伐后方；而临湘益阳等县的团防局及驻军也已开始行动，占领工农团体的会所，逮捕和杀害其负责人，解除工农的武装②。二十一日凌晨，驻守长沙的何键部许克祥团采取军事行动。长沙城内的湖南全省总工会和全省农民协会及其他重要民众团体均被军队占领，上千的工农武装尽被缴械，中共党员和工农团体的负责人被杀害者达百余人。
许克祥等军人的行动，是地主们的反击。据说许克祥在发难之初，曾感自身兵力单薄，以之对付有雄厚势力的工农团体，不免惶恐。中共湖南区委事先也曾听到许克祥即将行动的风声，但未严加戒备。他们似认为唐生智是不会破坏他自己所支持的反蒋阵线的；而唐生智的部下许克祥等也不会违反唐的意旨而行事；因而不相信这种风声的真实性。这些天真想法使许克祥轻而易举的获得意外成功。
长沙所发生的事，立即震动了武汉。当时许克祥曾截断湘鄂边境岳州一带的交通，使我们在武汉的人得不着真实的消息；而陷于混乱中的湖南区委在被封锁的情况下，也无法立即向中共中央报告。武汉纷纷传出消息，都说许克祥如何节节胜利，甚至说湖南给他全部控制了；工农势力虚有其表，不堪一击云云。这些夸大性的风传，使武汉当局不敢贸然有所决定，我们这些中共同志们也不敢对扭转湖南的局势存有甚么奢望。
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这件事感到十分悲愤，有的捶胸蹬足的说，湖南有四百多万有组织的农民，三十多万有组织的工人，五千支枪以上的工农武装，还有几十万的农民梭镖队，竟会束手待毙。难道湖南区委这样缺乏警觉性，没有想到夏斗寅的叛乱给予湖南的影响吗?难道他们没有接到中央要他们提高警觉的通知吗?长沙城内也有上千支枪的工农武装，只要有戒备，还可乘势解决许克祥，现在应严令湖南区委迅速削平许克祥部。有的则觉得在许克祥先发制人的举动以后，反击恐已难操胜算；不如先弄清情况，再决定行动的步骤。
国民党的人士，从汪精卫一直到下层的干部，多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甚至不少人认为这是中央闯出来的祸。他们埋怨中央，不及早切实纠正工农运动的过火行为，不约束他们侵犯军人家属的行动，以致激成这次的事变。他们批评湖南工农组织虽然庞大，究竟是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他们不赞成国民政府出而制裁许克祥，以免失去军人的支持。这确是一个关键所在，使所谓国民党左派暴露出其向右的倾向；他们似觉得除随着代表地主利益的军人们走以外，是别无选择的。
对于鲍罗庭，马日事变无异是一颗正中要害的炸弹。他十分震惊，而又无可奈何。他向中共中央政治局表示，现在事情是弄糟了，许克祥已经占了上风；如果我们发动反攻，这将是一场战争；既无胜利的把握，又将增加武汉局势的危机。幸好唐生智还不赞成许克祥的行动，许也表示仍然服从唐生智，因此还有转圜的余地。他提议由他会同国民政府的代表，前往长沙先行调查，以期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俾能维持武汉的大局。我们的中央在无办法中，也就只好接受了鲍罗庭这个建议。
鲍罗庭大约是在事变发生后的翌日，向国府要人们表示，长沙的事变不过是一个地方事件，国府似乎要派大员前往调查，他愿偕同前往，设法平息双方的争执。国府要人们在无办法中，认为这是一个差强人意的办法。于是武汉各报大肆宣传，“鲍顾问愿亲往湖南，调查长沙事件”，成了安定人心的一帖药。可是许克祥表示拒绝，使鲍的长沙之行，也无法实现。不到几天，武汉政府派往长沙去的调查团谭平山陈公博等，行至岳州，也被许克祥挡驾了。
许克祥这个实干军人，不理武汉政府那一套；以一不干二不休的精神，继续展开他的攻势。他乘势联络了留驻湖南的五个团，一致反共。他进而占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另行组织了一个“护党委员会”，实行清共③；其做法与蒋介石在上海等地的行动如出一辙。他指派大批土豪劣绅为清乡委员，协同军队，分赴各县，实行清乡，用比农民协会对付土劣还较残酷的手段，来实行报复。
中共湖南区委在马日事变后，曾通令各县农民协会率领农民武装，向长沙反攻，声讨许克祥；后因接到中共中央“应由国民政府和平解决”的命令，临时又发出停止进攻的指示。平江浏阳一带的农民队伍因没有接到停止进攻的命令，依原计划向长沙逼进；但因步调不一致，致被许克祥部所击溃。这件事后来成为中共内部的一个大争论。湖南区委说他们原持坚决斗争的原则，但为中共的命令所阻止。而中央有些同志则指摘湖南区委书记李维汉等，没有事先防范马日事变，是机会主义的表现。
五月二十九日，唐生智公开发表了转变态度的通电。他表示反共，电文中指出“湘省党务悉为跨党暴徒及本党不良分子所操纵”。他一改向来容忍中共在湖南活动的态度，表面上是受部属要求的压力和马日事变既成事实的影响；实际上似是大势所趋，他个人蕴藏于内心的真意，到了可以表面化的时候。他仍希望捧着汪精卫反蒋，他的反共态度的表明，是否事先得到汪的同意固是疑问；但汪从此采取向右转的态度，则是明显的事实。武汉整个局势的转变，也以此为标志。唐生智再不是鲍罗庭的支持者，而是汪精卫门下“被夹攻中”的健将了。
正当中共遭受到严重的打击陷于被围攻的时候，共产国际的一份有名的电令，于六月一日到达武汉了。这个电报是根据斯大林的意旨，打给鲁易和鲍罗庭的。其内容是：一、实行土地革命，从下而上又从上而下的来没收和分配土地，但不要侵犯军官的土地；二、由党的权力机关，纠正工农运动的过火；三、消灭现有的不可靠的将领，武装两万共产党员，和从两湖挑选出来的五万工农分子，组织新军队；四、将新的工农分子安排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去代替原有的委员；五、组织革命法庭，由一位著名的国民党员任主席，来审判反动官吏④。
这份电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读的时候，所有到会者都有啼笑皆非之感；一致觉得这是无法执行的。有的表示莫斯科太不懂武汉的情形了；现在如何谈得上制裁不可靠的将领和武装工农?有的表示要实现这个电令中所说各节,那就非中共单独干起苏维埃不可。可是莫斯科仍希望国民党左派和国民政府能干这些事。有的表示这个电报是太迟了，是在“放马后炮”，为推卸共产国际的责任预留余地，其实，莫斯科对于湖南农民正在流血一事是应当知道了的。我也曾表示现在武汉局势整个在右倾，国共合作的政策快要完蛋了，还幻想武汉政府能干出这些伟迹出来，真是海外奇谈。鲍罗庭和威金斯基都曾确切表示，这个指示一时无法执行。鲁易也在这个会议上表示了难于实现的看法。因此，会议一致决议，回电莫斯科，告以无法立即付诸实施。
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想法，大致是依据共产国际维持与国民党左派合作的政策之下，企图挽救已经笼罩着武汉的右倾危机。唐生智那时还采取两面派的态度，一面通电反共，一面又向武汉国共两党要人表示不满许克祥的越轨行为；他自己要继续遵守孙总理的三大政策。冯玉祥的态度还没有明朗化，我们还希望冯玉祥能支持武汉的左倾路线，汪精卫等人似也还未完全走到反共方面去。因此，我们觉得莫斯科的调子唱得不合时宜，现在如果能做到维持反蒋阵线，武汉不致公开分共，中共就只有在工农运动不继续受到摧残的条件之下，付出相当让步的代价；来维持这个国共合作的局面。否则，只有根本改变这个政策，中共单独干起来；不仅反蒋，而且反对武汉的动摇分子。
不料正在这个紧急关头，鲁易的一个不可理解的行动，使时局更形恶化。他事先没有与任何人商议，将共产国际的机密电报，交给汪精卫看；并依汪的要求，送给他一个副本。莫斯科这个电报似是没有明了马日事变已使中共处于四面受敌的地位，以为鲍罗庭等还能左右时局，所以电令鲁易和鲍罗庭指导中共奋起反击，以夺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不用说，这个电报是不能向外公开的。鲁易本人并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电报，明知已复电暂不执行，竟反而将这个电报交汪阅看，使人殊难理解其用意所在。
究竟鲁易为甚么这样做，当时我们觉得他是太过于“书生”了。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一直无法贯彻他的主张，不免使他苦闷。可是汪精卫老是敷衍他，同时汪的诚诚恳恳的外貌和慷慨激昂的革命言词又是具有吸引作用的。鲁易本着他贯彻共产国际指示的天真愿望，很可能没有看出汪的态度的转变，因而希望在汪的身上创造一些奇迹出来。他似也想在这个单独的行动中，证明他主张的正确和鲍罗庭等人看法的错误。
可是汪精卫的反应却出乎鲁易意料之外。汪曾向他指出这个电报的内容违反当年的“孙越宣言”；因为孙越宣言明确指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而这个电报却是要中国走向共产。汪并将他所持有的副本，交给他周围的要人们传阅，并表示这证明不是国民党不联俄容共，而是共产国际违反它的诺言，别具“消灭国民党之阴谋”。
鲁易这种异动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时候，我们都非常愤慨。有的责备共产国际，为甚么派鲁易这样不懂事的人来指导中国革命。有的指出一切事都被鲁易弄糟了。有的认为鲁易这种行动不是极端糊涂，便是有意的叛行。我们觉得如果我们对外为这个电令作辩护，那将是猝不及防的决裂；这绝不是共产国际所希望发生的事。
自此事件后，鲁易和威金斯基等人立即在武汉消失了。大概是莫斯科急电他们迅速离开武汉，一切交由鲍罗庭应付。可是鲍罗庭也显得垂头丧气，声言要到庐山去休养；并告诉我们莫斯科将另派代表来指导中共工作。
中共中央受到这个打击，实在穷于应付；悲观失望的情绪随着增长起来，莫斯科对于我们暂缓执行六月一日电令的要求，并未置答；对于鲁易的异动如何向外解释，也无任何指示；似乎明白了它所寄望于武汉左派者，无论在理论上或在实践上，都成为笑料；它的代表鲁易更幼稚得可怜的授人以柄，以致一切都难于措词了。中共中央既摸不清共产国际作何决定，又不好贸然对外作何主张，显然处于动辄得咎的窘境。当时瞿秋白以健康为理由，也表示要到庐山去休养。陈独秀先生认为莫斯科把事情弄糟，又无法善后；露出了消极的意向。其他委员也有“屋漏偏逢连夜雨”之感。
至此，国共的分裂似乎只是时间问题了。马日事变和唐生智等人的态度使汪精卫等倾向于分共，鲁易的怪行又供给了分共一个很好的借口。那时汪精卫虽尚未喊出分共的口号，但文章的路数已是显明了；事实上也在逐步布置。他抓着真凭实据，振振有词；他似乎不是蒋介石的尾巴，也不是唐生智的应声虫，而是为了挽救国民党而奋斗。
冯玉祥表明他联蒋反共的态度，使武汉政府的地位，更形不利；也逼使武汉的要人们步蒋介石的后尘，实行分共。汪所标榜的和平分共和蒋的清共，在作法上与解释上虽有不同，但其为反共则一。国共关系的破裂，在国民党看来，是对中共篡窃国民党的一种制裁；在中共看来，是国民党人违反孙中山先生的遗训，背叛国民革命的行为。无论双方的看法如何，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后的第一次国共合作，至此是已成尾声了。
国共关系的全面破裂，紧随着军事形势的演变而发生。这个时候，南京武汉和由陕西出动的冯玉祥军三方面对奉联合作战，节节胜利。五月十六日，张发奎铁军首先在河南上蔡击溃奉军的左翼，奉军向黄河以北败退。五月二十七日，冯玉祥部占领洛阳。六月一日，唐生智部占领郑州，张发奎部占领开封。六月二日，蒋介石部占领徐州。
在对奉作战中，武汉的军队唐生智张发奎部出力最多，尤以张发奎的第四军，冲锋陷阵，以极大的牺牲，开创出对奉战争胜利的形势。张部中共党员较多，在这次战役中牺牲甚大。受张发奎指挥的贺龙部因有中共党员周逸群等从事政治工作的协助，也在这次战役中卖了相当的气力。可是，战争果实的收获者，竟出乎鲍罗庭和加仑的预料，不是武汉，而是反武汉的蒋介石。
河南战役的作用主要是将冯玉祥军从潼关接应出来，而冯玉祥这注砝码此后竟然加在蒋介石那方面，使宁汉这架天平更失去了平衡。曾在北京煊赫一时的冯玉祥，原视奉张为寇仇；主张革命内部合作，继续北伐，消灭张作霖。等到他已出潼关，握有河南等省地盘；他就觉得赤化之嫌，会不利于他的政治前途；军事实力，才是可靠的凭借。因此，他在政治上的选择及偏向于蒋介石，这是意料中事。
在冯玉祥看来武汉已是一个朝不保夕的穷亲戚。六月一日，四川军阀中实力最雄厚的刘湘，宣布就任蒋介石所任命的第五路总指挥之职，以杨森为前敌总指挥，声言出师讨伐武汉；并获得贵州军阀周西成等的支持。而武汉方面自夏斗寅叛变后，长江上游的防务已是非常空虚，现在又受着刘湘的军事威胁。六月六日，江西的朱培德因蒋介石的压力和汪精卫态度转向的影响，实行遣送中共党员出境。在中共影响下的南昌国民党市党部、总工会、农民协会、学生会等团体均遭军队检查；中共党员主办的南昌《民国日报》亦被封闭。武汉政府和中共遭受这些纷至沓来的打击，更使善观风向的冯玉祥觉得，没有为人分担痛苦的必要。
反之，蒋介石的势力却如日方中。譬如盘踞山西多年的阎锡山一向在北方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北伐军光复武汉以后，他的代表即奔走于宁汉一带，接洽投靠革命的事。六月六日，阎锡山接受南京政府的任命，就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职，通电服从三民主义，这自然大大增加了蒋的声势。而且阎锡山在冯玉祥看来，是一个最具实力的邻舍，如果他与他的邻居唱起反调，可能会有严重的后果。
冯玉祥在未出潼关以前，并未表明他的态度，他在武汉和南京都派有代表，一视同仁的进行联系。他在武汉的代表是熊斌，在南京的代表是李鸣钟。当时熊斌在武汉就向人表示过：“我们同南京要甚么有甚么，可是向武汉要甚么就没有甚么。”他的用意主要是指蒋能供给冯所需要的金钱，而武汉则无力供应。
冯玉祥在出潼关以后，口里喊的间或仍有“共产国际万岁!”的口号，但实际上则已倾向于反共了。他曾到达莫斯科求援；也在困难中直接得到了苏俄的实际帮助；这自然是为了实现他个人抱负之故。但时移势易，他又觉得苏俄的帮助，不仅已非必要，且将因此对外受到打击，对内自讨苦吃。抛弃革命理想，改弦更张，是现实主义者必然的归趋。在这一点上，蒋介石是先进，他和汪精卫不过步其后尘罢了。
河南战役胜利之后，武汉政府要人们与冯玉样约定于六月十日在郑州举行会议。会议结果又促进了武汉的分共。汪精卫的反共理论与冯玉祥的反共需要，就在这次会议上汇成一股洪流，冲垮了国共合作。再由冯玉祥与蒋介石接触，形成了宁汉合流的趋势。那时，中共中央鉴于形势险恶，对郑州会议已不感乐观。汪精卫等人的趋向已经显明了；冯玉祥的动向如何则还没有表明。因而我自己仍想作一次最后的努力，试图挽救。我向中共中央政治局要求，准我到郑州去。我说明：“我的任务是到河南去布置一下，使中共的河南组织能在地下生存；并设法查明郑州会议的情形；如有可能，希望能影响郑州会议，不致过分损及我们。”政治局认为我的任务是艰巨的，但不妨一试。
六月八日，我搭上了京汉铁路总工会为我特备的专车。京汉路当时受着战火的破坏，沿途阻碍甚多。但我因与京汉路工人们是“二七”罢工的老战友，得着他们的特别协助，以较快的速度，于九日下午到达了郑州。铁路工人们预先借妥陇海路的办公大楼，作我的临时行馆，并为我布置警卫。
我的专车和冯玉祥的重要将领所乘由洛阳来的列车，同时到达郑州车站。在只有一张长台子的郑州车站的大厅中，张之江、鹿钟麟、孙良诚、韩复渠等十余将领都围着坐在这张台子上，从武汉来的却只有我一个人。冯部将领中有人说到：“咱们总司令真有办法，你瞧，我们在西北受够了苦，现在又到了郑州，看来，准可打到北京过年!”也有人特别向我提到冯总司令是国民党的忠实信徒，遵行孙先生的联俄容共政策和服从武汉政府。看来，他们似还不知道冯玉祥葫芦里卖的是甚么药。
我在行馆里，忙着设法找寻中共郑州组织负责人，了解当地的情况。很快我就见到中共河南区委中新由洛阳来的同志。他转来刘伯坚同志(那时任冯的政治部主任)的口信；大致是说，冯玉祥对武汉的态度不好，倾向于南京的蒋介石；并说到冯玉祥禁止他的部属(包括刘伯坚等人)对外作任何单独活动。因此，刘伯坚等不便与中共河南组织经常接触，托他将这些情形转告汉口中共中央。
刘伯坚的情报证明情势已十分不妙了。我估计如果我径去访问向未谋面的冯玉祥，不会有甚么好结果。如果我去找刘伯坚邓小平(任冯的政治部副主任)，对他们又有不便。我乃设法托人转告加仑邓演达等人，要他们和我联系。
十日上午，我访问汪精卫，适逢来郑州参加会议的谭延闿孙科等人在座。谭孙看见我进来，就托故走开了，这也表示出当时国共人士之间的关系，已经有点不自然。汪精卫仍是客客气气的接待我；他告诉我冯玉祥尚在从洛阳来郑州的途中，他们准备到车站去接他。
我径向汪说明我的来意，指出郑州会议关系党国安危和他个人的政治前途。我主张极力争取冯玉祥对武汉的支持，否则前途将不堪设想。至于武汉内部问题如国共关系工农运动等，都是可以获得适当解决的，似不必多所顾虑。如果冯有甚么要求，我们应当适当的满足他。希望汪能作有力的发言，使冯玉祥明白支持武汉政府的正统；其方式，可由郑州会议发表文告，或者由汪召集国民党四中全会，请冯到武汉参加；表示他支持武汉政府的诚意。
汪对我的提议表面上热烈赞成，尤其是关于争取冯玉祥的支持这一点。我向他重新保证中共支持武汉政府，他似也颇感兴趣。不过他的措词有些地方模棱两可；他不敢相信冯会支持武汉，曾说到不少俄顾问长期在冯左右，应该可以影响冯的态度；假若俄顾问不能影响冯，那就表示冯已另有打算，他再多说些话，恐怕也是徒然。但他明白答应我，他还是愿意试试，并允将我的意见与谭孙等人商谈。
郑州会议的参加者，除冯玉祥外，由武汉来的有汪精卫、谭延闿、徐谦、孙科、顾孟余等；前方将领有唐生智、张发奎、邓演达和俄顾问加仑将军等。会议一开始，情形就不可乐观。武汉的要人们，包括汪精卫在内，都在向冯诉苦，无非是诉说一些武汉财政困难，中共和工农“捣乱”等类故事；无形中就把冯推到了仲裁人的地位，似乎武汉这群苦孩子在请求这位冯大帅解救他们的苦难。这那里是在争取冯来支持武汉政府的表现呢。
当时在河南前线各处奔走的邓演达，是国民党内一位杰出的左派人物，他不满汪的最近言论，认为汪指共产国际六月一日的电令是意在消灭国民党，未免小题大作了。他极力想维持武汉现存的局面；曾向汪进言，要求维护孙总理的三大政策；但未为汪所重视。他目击郑州会议的情势，更感失望。十一日，他的一位亲信秘书告诉我，邓说到汪精卫在会议上为了迎合冯玉祥的意旨，大发其反共的议论，只希望冯能尊重武汉和他个人的地位；可是，冯除欣赏那些反共议论而外，对武汉则意存轻视。至此，分共是必然的了。邓就要回武汉去料理后事。
我与汪精卫最后一次的政治谈判是失败了，我对郑州会议已无任何期望。我除了为中共河南区委工作略作紧急安排以外，在郑州已无事可做了，因而我没有等到郑州会议闭幕，十一日晚，便匆匆赶回武汉。我在归途中，回味着我与孙中山先生的接触和这几年国共合作所遭遇的悲喜经历；我更惋惜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已为号称孙先生的忠实信徒的人们所唾弃。
我回到武汉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席上根据我在郑州所知道的情况，指出现在是退出国民党的时候了。所应考虑的是和平式的退出，抑或是决裂式的退出。我觉得对于左派的上层分子，我们再不能存有幻想；对于众多的左派中下层分子，仍应设法联络，以赢得他们的支持。鲍罗庭和其他委员们，对于我的这种主张，虽未表示反对，但认为应俟郑州会议结果完全判明和征得莫斯科同意以后，再作决定。
汪精卫等一行约于六月十三日返回武汉。他们散布乐观的空气，说郑州会议的结果很好，冯玉祥支持武汉政府等等。所公布出来的是唐生智张发奎部回师武汉，河南由冯玉祥部接防，河南陕西甘肃等省省政府组织和人选，经武汉政府明令发表，统由冯玉祥以豫陕甘北方政治分会主席名义节制。至于这次会议的详细内情，则秘而不宣，我们也无法洞悉全貌。但事实上汪精卫等的分共工作在暗中积极进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解除鲍罗庭顾问职务的消息传出来了⑤。自该年三月间蒋氏明白表示要驱逐鲍罗庭以后，鲍罗庭将被解雇或者他将辞职等等传说，至此见诸事实。鲍罗庭对这件事倒也处之泰然，他对外以营救其尚被扣押在北京的夫人为理由，声明不能立即离开中国；实则他是以莫斯科代理人的地位，在作一些最后的安排并等候另一位莫斯科代理人的到来。
我们知道了冯玉祥与蒋介石将于六月十九日在徐州举行会议，就觉得这也许是郑州会议所秘密谅解的项目之一；很可能汪精卫等是经由冯玉祥这个仲裁人与蒋谋妥协，至少汪精卫等事先是知道这件事的。可是汪精卫等却讳莫如深，甚至说到冯玉祥竟与蒋介石会议，是想不到的事。
不到几天，徐州会议的实情传到了武汉，冯玉祥给武汉政府的电服，也隐约为外间所知悉；后来证实冯在二十一日有一个电报致武汉政府的要人们⑥，其内容大致是：综合郑州会议时之意见，极不满意于武汉共产派之行动，经决定令已解职之鲍罗庭归国，在武汉之国民政府委员除愿出洋休息者外，余均可合而为一，此情已告之南京方面诸人，一致赞同；请汪谭诸人速决大计。并请唐生智将所部调郑州，协力北伐等语。这是蒋氏的胜利，武汉的投降，也是冯的反共态度的明显表示。
莫斯科获悉了郑州会议的经过以后，曾电令鲍罗庭采取适当的退让步骤，来挽救武汉的分共危机。六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曾发表一个包括十一点的政治声明⑦。其中要点是：承认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中共党员参加各级政府工作者，都是本着国民党员的身份；为了减轻政局的困难，中共党员可以随时退出政府；工农组织应受国民党的领导和管理；工农要求不得超出国民党的决定和法令范围之外，但国民党仍应保护工农组织及其利益；根据国民党的原则，民众得有武装，但工农武装应由政府训练和管理；武汉纠察队可以减少或编入军队；工人纠察队不可干涉司法和行政，对任何人都不得擅自逮捕审判与处罚游街等等。这个声明就是由鲍罗庭根据莫斯科的电令所草拟，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这是莫斯科纠正六月一日电令的表示，似也是退让政策的最后限度。中共中央要求党员切实执行这个声明，并劝告工农群众遵守革命纪律。但这些努力并不能扭转国共破裂的命运。
汪精卫忙着召集军政要人们会议商讨分共的具体步骤。孙科等人发表言论，径行攻击工农运动侵犯工商界的利益，是反革命的行为，似乎工农群众任何一个改良要求都是不应当的。武汉政府对于湖南工农被摧残的事，除交由唐生智全权处理外，采不闻不问的态度，并严禁工农的不法行为。唐生智部由河南回师武汉以后，军队将径行制裁中共和武汉工农团体的声浪，也愈唱愈高起来了。
六月二十八日，汉口汉阳酝酿着另一个马日事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上，鲍罗庭首先指出，现在局势万分严重，武汉工人纠察队是自动缴械抑或准备抵抗，必须择一而行。而他的意向倾向于自动缴械。蔡和森发言，反对工人自动缴械；认为这不是共产主义者所应做的。周恩来则认为武汉工人纠察队的一千多条破旧枪支值不得过分重视，主张自动缴械。其他委员也觉得除自动缴械外，别无良策，因而成为定案。
周恩来旋即指导工人纠察队总队长陈赓将队里的武器缴交汉口卫戍司令李品仙；于是李品仙的部队便和平占领了汉口各重要工会的会所。这件事后来中共中央被共产国际斥为“可耻的机会主义”。其实这是莫斯科代理人鲍罗庭的提议，而他又是根据莫斯科要他尽量应付这个指示原则而行事的；中共中央的多数委员当时对此举的不满，虽不若蔡和森那样愤慨，但为势所逼，内心的沉痛则很显然。
七月初，鲍罗庭又转告中共中央，谓共产国际要苏兆征谭平山二人以示威的姿态，退出国民政府。这似是莫斯科觉得，在武汉政府摧残工农运动日甚一日的情况下，中共党员再留在这样的政府里，和摧残者负联带的责任，未免太不成话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接受了这个指示；我们大多觉得这样做，才是差强人意的表现。
至于这两个人退出政府所应采取的方式，中共中央并未详加讨论；以为退出行为的本身即足以对国民党表示抗议。不料谭苏二人的辞呈在措词上竟发生了参差。谭是称病辞职的，在辞呈并提到“未能纳农运于正轨”的话；而苏兆征则坦率表示是未能为工人谋福利，因而不愿再干。我们当时即觉得谭的措词未免过于软弱；后来共产国际也指摘谭没有完全遵照指示去做，是机会主义的表现。
七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⑧，指斥武汉当局。这是中共的退让政策走到了穷途，转而奋起反抗的信号。这个宣言指出：“最近数月来的政局，使中国一切革命人士大为失望了!……国民党中央暨国民政府只是服从那些由土劣出身的反动军官……反对中国人民最大多数利益与孙中山的根本主义和政策。”因而郑重声明中共“永远为工农兵学小资产阶级的广大民众利益而奋斗，对于国民党中央现在这种政策绝对不负责任。”
中共发表这个宣言的另一原因，也是由于共产国际曾责备过谭平山的辞呈未能表达中共的真正意向；所以发表这一宣言，以资补救。其实，这个宣言所起的实际作用，只是提早了国共全面破裂的到来。
七月十五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召集中央全会，讨论分共，同时通过制裁中共党员违反国民党主义之言论和行动。七月十六日，国民党中央发表声明⑨。指六月一日共产国际的电令“不啻对本党生命，予以根本之危害。”并谓中共党员退出国民政府和中共在七月十三日发表的宣言是破坏国民党的“容共政策”。十八日宋庆龄宣言，反对武汉排斥中共的举动，认为违反孙总理的主义与政策，声明不负联带责任；宋的这种表示，对于以后中国政局的发展，也许不无作用，但当时却未发生缓和分共的效果。
接着，国共分裂之幕，便由汪精卫揭开了。二十三日，武汉国民党发表政治委员会之决议案：(一)凡列名本党之共产党员，在本党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及国民革命军有职务者，应自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二)在国民革命时期以内，共产党员不得有妨碍国民革命之活动，并不得以本党名义作共产党之工作；(三)本党党员未经本党中央许可，不得加入他党，违反者以叛党论。二十四日，汪精卫复电冯玉祥，大意是“中共与鲍罗庭已加处置，愿意迁都南京实行宁汉合一。”
这一连串的事实，是以郑州会议为发展的关键，国共关系趋于全面破裂的主要经过，也是汪精卫投靠蒋介石，武汉左派政权丧失其存在的原委。
在武汉国民党分共的剧变中，中共内部受了沉重打击，顿呈分崩离析之状，几频瓦解。六月一日共产国际的电令被鲁易向汪精卫公开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鉴于事态严重，不愿内部稍有参差；无论事之大小，概遵共产国际之指示进行。但我们又都是各有所见的人物，在国际的约束之下，殊不无郁抑难伸的痛苦；于是，有人消极失望，有人积极挣扎，有人另找出路等等，都表现出来了。
在国共关系濒于破裂的关头，共产国际却一直要中共留在国民党内。六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所发表的声明，只说中共党员可以随时退出政府，并未提到退出国民党的事。七月初，中共党员实行退出国民政府时，共产国际还是坚持中共留在国民党内；但对于万一国民党径行分共，中共应如何应付，则并未有任何指示。共产国际为甚么要如此?是要中共伙同一些剩余的左派打着国民党和孙中山的旗帜，反对汪精卫等叛徒?抑或是要中共付出更多的让步代价，以阻止汪精卫的分共行动?亦从未加以说明。
我们觉得共产国际这些指示，其用意是要中共不计成败留在国民党内，使汪精卫等不便立即分共。但我们认为这只是单相思，汪精卫决不会因此而罢手，我们中有人觉得共产国际要中共这样做，是为了使苏俄人不致完全退出中国，避免苏俄的国际地位更加恶化，此一目的即使办不到，也不要使那些俄顾问不能够安全回国。由这种推测出发，就会觉得莫斯科主要是在为苏俄的处境着想，而不是单纯为着中共前途的利益着想。
当中共中央不得已于七月十三日发表宣言的时候，我们都预感到暴风雨即将降临。汪精卫那时虽已放任那些反动军官，到处摧残中共和工农团体，但他口头上的调子，还是“和平分共”。中共现在发表这个反抗的表示，汪很可能立即改采公开的压迫手段。因此，我们采取紧急步骤，但中共中央组织能安全的转到地下去。至于此后应当采取何种方针的问题，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鲍罗庭已不肯贸然有所主张，这就增加了中共中央的徬徨。
七月十三日晚，鲍罗庭和瞿秋白悄然由武汉到庐山去了。他们这次的行动，我事先不知道；他们似也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十四日早上，我到鲍的寓所，见着铁罗里，才知道鲍罗庭和瞿秋白已经走了。这时铁罗里正为鲍罗庭收拾各种文件，结束这个顾问办事处。铁罗里原是我很熟识的，他一直任总政治部邓演达的顾问，也是鲍罗庭和加仑将军的主要助手；因此，在此紧急时期，他能为鲍罗庭料理未了事务。
铁罗里是个富有文人气质的军人，这时也显得有些意乱心烦，六神无主了。他以急躁的口吻说到他个人的看法，他主张现在应该拥护邓演达做国民党左派的领袖，公开反对出卖革命的汪精卫。我告以我已好几天没见着邓演达了，据说他要离开武汉；因此，我觉得他此时似不会挺身出来硬干。我还说明从策略角度来看，我们正在转入地下，能影响第四军的，已不是邓演达，而是汪精卫；如果我们立即公开反汪，不仅我们的安全有问题，在第四军中的中共党员更可能遭受到猝不及防的打击。
铁罗里听了我们的话，很不耐烦，竟质问我：“你还是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只得向他解释：邓演达是我们公认的一个有作为的左派人物，汪精卫也是我们所共同唾弃的。现在的问题是奋斗的步骤，换句话说，是中共独立的干，还是拥着一个国民党左派领袖来干的问题。但无论环境如何险恶，邓演达愿不愿出面硬干，有没有国民党左派人物和我们一同奋斗，中共总是要继续奋斗的。铁罗里这才没有话说了。但他的这种表示对我当时的情绪，确是相当重大的刺激。我在设想：我们已往这一段披荆斩棘的努力，因莫斯科的政策以及其他主观和客观的因素，而致失败；难道领导我们的莫斯科，会将这一失败的责任，一古脑儿套在我们的头上吗?我有些怅惘!
鲍罗庭的匆促离去，是表示他已不能影响武汉的政局，要去办理返国的各种手续；似也是有意避开国共分家的风潮。与鲍关系最密切的瞿秋白，是为了健康不佳，需要休养，而偕同前往庐山。但人们总觉得他在紧急关头，不辞而去，不免有逃避责任之嫌。后来事实证明，他主要是与鲍罗庭计议今后中共领导的改组问题。
鲍罗庭在鲁易、威金斯基等人走后，对莫斯科的指示特别显得奉命惟谨。他在这一段时间里，联络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等，企图形成新的左派，来阻挡汪精卫等的分共行为。他也明知这时要邓演达等取汪精卫的地位而代之是不可能的，如果有此可能，他也许不惜再来一次冒险，所以他联络宋邓陈等的目的还是偏于消极性的。他显得心情苦闷，没有已往放言高论的豪气。他的走，也使中共和莫斯科的关系一时中断了。
七月十四日，陈独秀先生也在一个秘密寓所躲藏起来，不再露面了。我和铁罗里分手以后，曾去看陈先生，也已找不着了。他的秘书任同志(恕我已记不得他的名字)告诉我，陈先生不宜再出面，一切可由他联络。这种曲终人散的景况，使我难过万分。我曾愤慨的说：“难道中共就这样散伙了吗?我是绝不甘心的!”
七月十五日，陈独秀先生曾有一封简单的信，向中共中央表示无法继续工作，要求解除他的书记职务⑩。据任同志告诉我，陈先生认为国共分裂已使国民革命完蛋；共产国际一直不准中共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他个人心力交瘁，只得引咎辞职，希望我和其他的同志继续奋斗下去。我曾托任同志转告陈先生，在这危急关头，他采取消极态度，是十分不宜的。
我们觉得陈先生这种行动，无异是临阵脱逃，但也多少同情他的痛苦。在六月二十日我们讨论发表那个十一点声明的时候，陈先生即提出了中共党员不仅要退出国民政府，而且要退出国民党的主张。鲍罗庭曾表示他个人非常赞成，但恐共产国际不会允许。瞿秋白根据鲍的这种看法，表示与其自动退出，不如让国民党开除我们(11)。因此，陈先生的主张，虽能代表我和多数中共同志的想法，但仍不能贯彻。
中共自动退出国民党，应采何种方针，从未详加讨论。陈先生所提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并非与托洛斯基一样论调，要中共径行组织苏维埃；也不等于说退出国民党，就是退出国民革命。那个时候，也没有改采党外合作的想法。主要是他鉴于国共分裂已不可避免，如果自己作有步骤的退出，可以留下自由活动的地步，不致完全听人宰割。
从陈先生当时及以后的一些表示看来，在七月十三日前后，他的苦恼已达顶点(12)。他鉴于国民党那些所谓左倾的军政领袖，一个接一个的反起共来；工农群众和同志们大批的被杀害了；中共内部意见的分歧，愈演愈烈；这一切的一切，似都是中共留在国民党内以期集中国民革命力量这一错误政策所酿成。现在中共在忍受许多屈辱以后，除了发表一个宣言泄泄积愤以外，并无实际办法来挽救被摧残的厄运。这无疑的使他觉得中国革命是完了，中共是难于翻身了，他的前面是一片漆黑。因而他个人只有出之于让贤的一途了。
当陈独秀、瞿秋白、鲍罗庭等几乎同时离开他们的工作岗位的时候，我觉得责无旁贷的应该支撑这个危局。我召集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等中委，举行政治局会议。我沉痛的宣称：在此生死关头，让那些不能支撑的人们去休息一下；我们应当继续奋斗；即使共产国际没有代表参加我们的会议，或者不再理会我们，我们也不要灰心，依然要独立干下去。我的这些话激起了所有参加者的同感。我们立即决定：中央政治局暂时移到武昌办公，因为武昌是左倾的第四军的防地，办理紧急疏散。当时我们的首要工作是使各级组织加速转入地下，加紧党员的撤离工作，将群集在武汉的同志们分别派到各地去，掌握工农力量，准备对抗国民党的反动压迫。
当时武汉的政局十分微妙。在徐州会议以后，蒋介石一面经由冯玉样向武汉施压力，一面从南京调集部队溯江而上，表示武力解决武汉的姿态。汪精卫面对这种形势，除了锐意分共以外，又为了维护自身在国民党内的法统地位，乃高唱东征讨蒋。因此，武汉的军队向长江下游移动，第四军(包括叶挺部)任讨蒋军的江右军，正向南昌集中。武汉各军执行汪精卫所标榜的和平分共政策，也是宽严不一的。唐生智部属多用残酷手段反共，第三军朱培德实行“欢送共产党员出境”，第二六两军表示不危害中共党员的安全，至于第四军则有保护中共党员不使受害的暗示。
七月十五日的武汉分共，使国共两党内部发生更显著的分化。汪精卫企图瓦解中共：用和平分共的调子来发挥分化中共的作用。国民党左派多与汪精卫同调，他们利用平日与中央党员的友谊关系，极力劝诱中共党员脱离中共，做一个单纯的国民党员。左派中也有少数人觉得抛弃总理遗教，实行分共，究竟是不利于革命的，因而表示消极失望，其中甚至有愿意以个人身份仍与中共继续合作革命者。至于中共方面，中央的领导既已动摇，于是有些党员就显得惶惶无主，有消极者，有逃避者，也有投靠国民党者。
然而中共究竟是经过锻炼的。多数党员，尤其是党中的骨干分子，不会在压力之下低头。他们鄙视汪精卫的行径，斥之为出卖革命的伪君子。他们早已不满共产国际的政策，也埋怨中共中央的无能，他们是真诚的革命者，以能为国民革命卖过一番气力而自傲，也为吃力不讨好而自伤。他们并没有气馁，不少的人还要求不计成败，必须硬干一番。我和周恩来等当时之所以能够在组织业已支离破碎之际，置安危成败于度外，继续奋斗，维持中共中央的命脉，也就是受着这种精神鼓励所致。后来，瞿秋白的盲动主义也是渊源于这种硬干的精神。
我们策划如何继续革命的方法。武汉的工人运动是被摧毁了，发动总同盟罢工已不可能，更说不上在武汉领导起一个足以推翻汪政权的政变。湘鄂赣等省农民运动受着反动军队和土劣地主的联合进攻，也已支离破碎。剩下的农民武装，都向较偏僻的地区集结，从事微弱的反抗。我们剩下的可靠资本只是叶挺所统率的一师和周士第的独立团，这个部队正开往南昌。我们很珍视这点资本，希望以此为主干再配合各地的农民武装，竖起反抗的旗帜。
暂时移到武昌办公的中共中央，因人手的分散，显得相当零落。实际主持工作只有我和周恩来两人。蔡和森是病了，不能任繁重的工作，而且准备潜赴上海。李立三、谭平山、林伯渠、恽代英、吴玉章等重要党员先后到南昌去了。大批的中共党员乃至一些仍与中共合作的国民党左派，都向南昌汇集。他们有的是借着第四军的掩护，由南昌转地潜伏工作；有的是暗藏在叶挺部队中，准备必要时实行反抗。
我们的工作紧张而繁重，困难重重。当时经费缺乏，我们在忙着督促那些在政府任职务的同志们，不择手段，张罗一些款子来，作为我们疏散党员之用。众多的中共同志们都要在几天之内，依据他们的自己选择、工作的需要，和他们自己能在地下生存的条件，分别驰赴各地。这些人的任务和交通问题，都要一一具体为之解决。
毛泽东当时表现了他的奋斗精神，自动选择回湖南去，担负领导农民武装的任务。我们原分配他到四川去，这是为了他的安全着想，亦由于四川也是大有可为的地方，尤其是关于农运的发动。他这个湖南籍的“共产要犯”却要冒险到湖南去，不甘心让他所领导起来的农运就此完蛋。我们当时很高兴的接受了他这个到湖南去的要求。这也许就是他后来被逼上井冈山的起点了。
周恩来是一个不多发表议论而孜孜不倦的努力工作者。他很镇静的夜以继日的处理纷繁的事务，任劳任怨，不惹是非。所有同志们的疏散工作，多半由他经手。他之获得一般同志的敬重，地位的日形重要，也是从此开始的。
我的大部分时间则花费在与一般同志的谈话方面。当时，紧急疏散，不免使一般同志有逃亡的感觉。振奋他们的精神，乃属十分必要。我分别向我的同志们指出，中共虽然暂时挫败，仍有胜利的前途。国民党抛弃了孙先生的革命理想，将会四分五裂；将来可能有汪记胡记蒋记等国民党出现，国民党的军人仍将如北洋军阀一样，混战如故；统一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解除人民痛苦等革命任务，他们是负担不起的。我们只要接受失败的教训，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继续努力，是可以肩起革命的重任，而底于成的。
就由于我们这几天不懈的努力，党内的一般情绪逐渐趋于安定；中共的生机似乎又蓬蓬勃勃起来了。两三天之后，中共中央的工作更有秩序；一切都可以顺序推进。
于是周恩来提出了一个进取的建议。他指出现在大批同志都随第四军行动，万一第四军的将领张发奎等受环境所逼，转而反共，那我们在四军中的同志们将被一网打尽。他觉得与其受人宰割，不如先发制人。他说刚才接到李立三等由九江来信，主张在南昌九江地区发起暴动。周恩来因而赞成在南昌由叶挺部等首先发难，联络湘鄂赣一带工农群众，形成反武汉反南京的中心。他估计南昌为四战之地，不易立足，主张移师广东东江。以广东东江为根据地是周恩来提议中的要点，这一点也是他始终坚持的。他曾在潮汕一带工作过，对那里情况较为熟悉。他认为那里敌军军力较少，海陆丰一带农运又很得力，而且有汕头这个海口，可以与苏俄联络。他要求中央，从速确定南昌暴动的名义、政纲和一些重要策略，特别是获致友军和国民党左派合作的策略，切实计划发动湘鄂赣和广东东江一带工农势力，要求共产国际经由汕头迅速予以军火和物质的接济等等。所有这些似都是争取胜利的必要条件，在周恩来看来，尤以莫斯科的接济最为重要。
时机紧迫，不能多所讨论；我们两人因以中常委名义决定周恩来迅即赶往九江南昌，组织一个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叶挺等为委员，根据周恩来同志提出的上述计划，相机处理一切。周恩来约于二十日起程到南昌去了，中共中央由我看守。这也是中共中央没有事先取得莫斯科同意所采取的一个重要行动。
当时的局势，微妙而不易捉摸。大约在二次北伐胜利后，唐生智、张发奎等由河南回师武汉的时候，左派人物中，特别属于广东籍的，就暗中酝酿返回广东去的想法。以第四军中一班将领而论，心情大都苦闷，有点类似当年太平天国内哄时的石达开。这班将领大多是广东籍，参加革命较早，深受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传统影响。他们在两次北伐中出力最多，战功最大，因而使第四军获得铁军的称号。他们目击革命阵营闹得四分五裂，冯玉祥、唐生智等军阀气味很重，蒋介石、李济深等的作为又太离谱，一切的一切他们都有点看不顺眼。他们自己好像是革命中的孤臣孽子，飘流在外，无所依托，抑郁难申。返回广东的想法，除了思乡和消极情绪外，还有脱离污浊气氛，先将广东情况改善，再图发展之意。这也就是当时南伐之说的根源。
第四军是否会反共，说来似乎也是多余的。第四军将领中有一小部分人有共产党籍，如叶挺、周士第等，大多数是老四军出身，置身其间，与众多的国民党籍将领，同系老战友，一向并肩作战，从未显露出他们共产党人的特殊色彩。第四军一向都获得两湖工农运动的协助，工农运动的过火，又与广东籍的军人家属毫无关系。因而第四军并不热心分共，甚至有些人会觉得分共只是削弱革命势力，特别会损害第四军的战斗力，实无平地搅起风波的必要。
张发奎氏为第四军首领，他对时局的态度，极受一般人的重视。北伐前，他原任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第一次北伐后，即升任第四军军长，第二次北伐后，又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他那时年轻有为，没有军阀气味，当得起模范军人，既是革命正统，又英勇善战。因此人们崇拜他为铁军英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对他都甚为敬爱。他爱护他的袍泽，不分共产党员或非共产党员。他曾明白表示，第四军将保护中共党员，在武汉分共的紧急关头，他表明拥护汪精卫，并因此与仍然主张容共的邓演达疏远下去。这似是时势所迫，不得不赞成和平分共，但反对或不愿纵容那种杀害共党的行为，因强调保护之说。可是汪精卫虽标榜和平反共，人们都觉得和平其名，纵容杀害则为其实。因而人们纷纷猜测张氏究竟会追随汪精卫到甚么地步。当时与张氏关系较密的俄顾问们，如加仑将军，即对这位难得的革命军人颇为信任，认为中共可以而且应该与之保持友谊，不应彼此闹翻。
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等所策划的南昌起事，是由叶挺的第二十四师，周士第的独立团从四军系统中分裂出来为骨干的，这就意味着与张发奎氏直接冲突。周恩来所持的先发制人之说，也是不计成败，不顾后果的孤注一掷，铤而走险的做法。加仑将军对之虽没有正面反对，但他总觉得与张发奎氏所统率的整个第四军一同返回广东，或进一步实行所谓“南伐”(13)，胜算将会多些。我和瞿秋白等对于加仑的意见也从未反对过，只对能否实现一点颇有疑问，并认为叶挺等部能和整个四军一同返粤是上策，在南昌起事是中策(如果能减轻与张发奎氏的冲突更好)，束手待毙，将是下策。这就是南昌暴动一触即发时，加仑将军还向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和张发奎的整个第四军一同返粤的由来。
七月二十一日，瞿秋白从庐山回到武汉，立即提出了改组中共中央领导的问题。在汉口法租界他的那所新布置的秘密寓所内，他告诉我鲍罗庭可以经过冯玉祥的西北区回莫斯科去，共产国际派了一位新代表来，名叫罗明那滋，一两天内就要到达。据罗鲍庭告诉他，罗明那滋是少共国际出身，不懂中国情形，素以左倾著称，要我们好好的和他打交道。
接着瞿秋白又表示他这几天在庐山与鲍罗庭冷静的研讨，认为中国革命是失败了，责任问题要有交代。中共一切，虽然事实上是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这个失败的责任，因为莫斯科威信的丧失，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洛斯基派攻击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为了使共产国际今后能够领导世界革命，中共中央只有挺身出来负担起这个责任，才是避重就轻的办法。
瞿秋白更具体的表示，如果这一失败责任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来担负，中央的领导就会破产，损失也太大了。陈独秀在这次失败中，原有重大过失；现在又采取了不正确的消极态度，那我们不如把全部的失败责任，推在他一人身上。而我们自己应站在拥护共产国际的立场上，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样才能稳定中共中央的领导。他还告诉我，鲍罗庭希望他和我能继续领导中共中央，由他主持理论的研究，要我主持实际工作。
瞿秋白这些话引起了我极大的反感。我觉得在这个紧急关头，不去实际努力挽救中共的危亡，却在责任问题上勾心斗角，未免太不成话。因而我向他愤怒表示，共产国际的政策是这次失败的主因，不真诚的去检讨，反而推卸失败责任，是不足为训的。中共中央全体本应负连带的责任，如果我们推在陈独秀一人身上，是不公道的；且将被一般同志们视为违背道义，哪里还有甚么威信来继续领导。
我们就这一问题作竟夕之谈，除了大事发泄积愤外，今后究竟怎样办是急待解决的大事。我确是显得激动，大有不再理会共产国际，中共自行其是的想法，秋白则较为冷静，往往乘机提出些难题，指出我们力不从心，不可能脱离或疏远共产国际。秋白强调他和鲍罗庭的协议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不能拘泥于道义。我则不以为然，主张实际政治需要与真理和道义同时兼顾。
我似难于自我抑制，积愫不吐不快，也顾不得说出的话会产生甚么后果。我们当时所谈及的事是很广泛的，不好听的话自然也不少，事隔多年，我所能大致记忆的，约有下列各要点：
共产国际的指导错误无论如何是洗刷不掉的。中共同志们常说：“共产国际不懂中国情形，”这句话对极了；本来整个共产主义乃至社会主义圈子内，从马克思直至现在，对于遥远的亚洲，一向就感生疏。莫斯科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是急功近利，投机冒险的急就章。它从世界革命的观点出发，总想在中国拼凑起一个大革命，打击帝国主义，声援苏联，自然不易恰如其分的了解中国，甚至忽略了中国革命所需要的是甚么，所能做到的又是甚么。因此“盲人瞎马”、“闭门造车”、“削足适履”和“揠苗助长”等等毛病就都发生了。
共产国际这种错误指导，主要表现在中共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上。我们不满共产国际的指导，向来不愿多所牵涉。共产国际不应当轻率的废弃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因为这决定是既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原则而又富于中国情调的。其次不应当利用孙中山先生笼罩和统率中共的意图，乘势强迫中共全面加入到国民党去，企图混水摸鱼。等到这个政策之实行发生了毛病后，仍然一而再，再而三的不顾一切，硬要中共留在国民党内，因而弄到不可收拾。
国民党的领导人物汪蒋胡诸人，大致说来，干国民革命都颇起劲，而且是有深厚传统的。他们和苏联做朋友，甚至“以俄为师”都可以，但不会让莫斯科牵着鼻子走。在国民革命道路上，他们抱着提携后进心理，大概会容许中共党员为革命卖力，但不会容许中共在国民党内兴风作浪。这些道理，说穿了，是极其明显的。可是莫斯科的好汉们硬是不安分，抹杀一切，一厢情愿的企图使“国民党革命化”、“联左反右”，进到“拥汪倒胡”，“黄埔中心”，“革命专政”，事情弄糟了，还要“迎汪反蒋”。这一切不是自讨苦吃的画蛇添足之举，便是损人不利己的胡闹行为。
这些错误的性质从实行的角度看是左倾蛮干，大都源自莫斯科，它派赴中国的代理人，更是先后做了许多笨拙和胡闹的事。错误的结果是牺牲了中国革命，整个国民党都先后反了，国内外反动势力气焰万丈，中共是血肉模糊一片，而且处在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形势下，要图重振，还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何日!而且图穷而匕现，反动派的反击已打到苏联身上去了。这就是瞻前不顾后，一味左倾蛮干的报应。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如果还不光明磊落的自我检讨，寻找出错误的根源作为鲜血换来的教训，真是没有天理!
我们不能说共产国际指导错了，似乎中共中央就没有错，更不可有推卸责任的想法。主要之点是幼稚的中共无论哪一方面也不够成熟，它一直是从错误中学习而长大起来。由于幼稚，发生了错误是不能过分原谅的，因为这会妨碍学习；不能正确的学习失败教训，那是错误之尤。有人说过，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指导，中共根本就干不起来，中国革命不会这样轰轰烈烈，而且错误也会更多些。这种说法也对，但不能因此就不去检讨共产国际的错误。应站在国际立场上，严正检讨共产国际和中共的错误，注视在中国所获得的教训，不再重蹈覆辙，而走向成熟之途。
中共中央的错误领导，同样是严重而又是多方面的，我们身历其境，知道得更清楚。它同样对中国革命认识不够，不能提出自己的主张，更不能影响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的决定，在奉命惟谨的执行指示时，也不能迅速发现错误；即使我们自己有了独立主张，也不敢自信，更不能据理力争，老是服从指导。在国民革命和工农运动中，我们犯过很多左倾幼稚病，中央老是多少予以原谅，马马虎虎，积累下来，酿成武汉时期工农运动的过火。在紧急关头，即是上海清共和武汉反共的时候，又表现软弱无能，形成凌乱溃退之局，以至不能支撑，这确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充分暴露。
我们尚可引以自豪的是中共一般党员对党和革命的忠诚以及英勇奋斗的表现。这是我们重整旗鼓的资本，应当珍视和爱护。譬如陈独秀，表现出的错误最多，不能执掌中共的领导，而且应当受到指责；但他那种奋斗精神和对中共的劳绩，却是不可抹杀的。我们严格检讨中共领导错误的时候，绝不可损伤中共的光荣。轻微的不辨是非，玩弄手段都会大大危害中共。中共是部队，共产国际是司令部，如果牺牲了部队，保留了司令部又有甚么用处，因此，牺牲中共是最大的损失，绝不是甚么避重就轻。
环绕着上述论点，我作了一次尽情奔放的谈话，瞿秋白虽并不完全赞成我的主张，但也觉得理直气壮，颇有义愤难当之感。他那阴沉而惨白的脸上有时虽现出一些勉强的神色，但大致仍似同意我的说法，有时也说到他自己的某些错误。我们议论激越，不免有情绪作用，但由于局势危急，无形中对我们有所约束，走回到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上来。
我们首先决定将中共中央极度秘密的迁回上海，在适当时机，召开一次中央紧急会议。当时，中共中央在武昌的党员之紧急疏散工作，已经渐次就绪，第四军正向长江下游开拔，城防即将让给积极反共的唐生智部，因再无留驻武昌的必要。我们决定此时将中共中央搬回汉口，既可乱人耳目，又便于向上海搬迁。先作紧急布置，随即举行中央紧急会议，因为改组中央的事是刻不容缓了。
我们两人在主要政治问题上，也获得一些谅解。我曾声明革命失败的责任由中共中央挺身出来负担，决不要损伤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良好关系，在中共党员中维持共产国际的领导威信。瞿秋白也曾保证共同要求共产国际在检讨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时，说明在国共合作的具体政策上发生了偏差，策略运用也不够灵活。这样，既减轻了中共中央的责任，也可鼓励中国同志的英勇奋斗精神。关于中共中央改组问题，我们都认为陈独秀确是消极了，不能再任书记。其余中央委员应沉重的引咎自责，誓愿戴罪图功，才能继续担负领导的职责，才能汲取失败的教训。我们觉得这样的态度和决定，才能兼顾到道义和现实。这也是我们和即将到来的罗明那滋打交道的共同立场。
不料这次谈话竟掀起了极大波涛，影响我和秋白的政治生涯，以及中共此后的一些动向。后来罗明那滋从秋白口中知道了我的意见，因而我被他视作眼中钉——即是除陈独秀以外的中共第二号右倾机会主义者。瞿秋白是应当将我的意见翻译转知罗明那滋的，但他究竟如何说法则不得而知，至少他没有表明和我共同负责之意。更有甚者，我和瞿秋白的关系从此恶化了。瞿秋白在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政策上，一向与我意见相左，也许我那强调道义的说法妨碍他的现实作为，因而他主动的和我背道而驰。从此中共这两位仅次于陈独秀的人物大倒其霉，我成为共产国际最不放心的反对派，接连不断的受着打击，被逼不得不脱离出来。瞿秋白虽然一时得势，究竟有点出处不清白，何况又被逼盲动起来，不仅不能赢得信任，也从未解脱掉被人怀疑的眼光，即此一端，也可见独裁确是害尽苍生的。
七月二十三日，罗明那滋来到了汉口。当晚他和我及瞿秋白晤谈，这是我有生以来印象最坏的一次谈话。罗明那滋首先表示他是共产国际的全权代表，奉命来纠正过去共产国际人员和中共中央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种种错误，并指导中共工作。接着他并不询问我们目前的实际情况，立即宣称：中共中央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现在共产国际决定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陈独秀不能再任书记，甚至要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你们两人如能摆脱机会主义，仍可参加领导工作。现在如不首先反对机会主义，别的事情是谈不上的。
我问他中共中央究竟犯了那些错误，他大致是这样回答的：中共中央主要是放弃了在中国革命中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例如它否定了共产国际六月一日武装工农的指示，又自动解除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这种错误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中共中央为一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所盘踞，缺乏阶级意识和革命的坚定性，对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很久以来都是机会主义的加以曲解。现在共产国际不能信赖那些动摇的知识分子，要大胆的提拔一些坚定的工人同志，担负中共的领导工作，并使他们在中共中央占多数。
罗明那滋这番话，激起了我胸中的怒火。我觉得他的指责是与事实不符的。至少这种错误的责任，不应当完全落在中共中央身上，共产国际和它的代表也应分任其咎。在我看来，也许是他太年轻了，他的气质似是十月革命后的纨袴子弟，态度有类于沙皇的钦差大臣。他太轻视中共的知识分子，我们这些人并非完全经不起革命的考验，更不能被看作是沙皇治下的农奴。
我抑制住我的愤怒，向他说：这样说来，机会主义的错误应由整个中央政治局负责，我们这些委员都应引咎辞职，或者推出辕门斩首，另行物色一批新的人物，来组织一个新的中央。我们的谈话陷于僵局。瞿秋白在那里说些调解性的话，似乎是希望我们不各走极端。
于是我撇开这个问题，另提出一个须要紧急处理的事件，请立即讨论。我向他们报告，据刚才从九江来的人密报，周恩来同志等认为我和他所拟议的在南昌举行暴动的计划可以实现。参加暴动的，预计为叶挺部贺龙部和第三军中的朱德的教导团等。他们要求我们立即指示暴动的方针，如领导暴动机构的名义、政纲、组织和应采取的策略；并要求中央动员各地工农力量，响应南昌的行动。他们要知道苏俄是否会予南昌暴动以实际的支持，他们急需苏俄军事顾问们的协助，和一笔大数目的款项，以及到达东江后希望获得苏俄方面军火和物质的支援。
罗明那滋那个青年(据说那时是二十九岁)对这个实际问题却显得茫然了。他在那里记录我的报告，声言一切要请示莫斯科。经我再三说明这是不能等待而要立即决定的事。我们不妨预拟出一些办法，一面告知周恩来，一面请示共产国际。他才简略的说到可以叫周恩来等积极筹备，各地工农力量的发动则由他们根据实际情况处理；至于其他各点，则须请示莫斯科作最后的决定。
谈话结束后，瞿秋白也颇感失望。他曾向我表示，共产国际为甚么派这样一个少不更事的人来当代表，只会反机会主义，提起南昌暴动就没有主意了。我也向他表示：看来中共的厄运未已，在受到蒋介石汪精卫的摧残之后，现在又要受罗明那滋的摧残。我的这句话，后来证明不幸而言中；罗明那滋的盲动作风，几乎把我们艰难缔造的中共，整个断送了。
罗明那滋与瞿秋白单独长谈之后，他似对中共情形有了一些了解。瞿秋白曾将我的意向告诉他，并劝告他不要与我闹翻。第二天我们会晤，他虽仍不满我的见解，但态度已较客气了。他重提要绝对拥护共产国际，立即召集会议，改组中央；其口吻已不似昨天那种“宣读上谕”的神情。我则主张先解决目前纷然杂乱的紧急问题，特别是南昌暴动的问题，至于反机会主义与中央改组的事，可稍迟召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来解决。罗明那滋对我的主张，莫可知何，也不再作声了。
由于罗明那滋的发动，中共常委会于二十六日下午四时在汉口一所住宅里秘密举行会议，参加的有中常委我和瞿秋白二人，李维汉、张太雷两中委，罗明那滋和另一少共国际代表，俄顾问加仑及范克，另外还有两位翻译人员。
会议开始后，由加仑将军首先报告，他大致说今天他会见张发奎将军，与他研讨军事问题。张氏已同意将他所统率的第四军，第十一军和第二十军三个军集结在南昌和南浔线上，不再东进，逐渐转移，返回广东。加仑认为张如同意回师广东，并不强迫叶挺等退出CP，在此两条件下，我们可以和张氏一同回师广东。他根据军事情况说明，指出与张同返广东，在军事上极为有利，如在南昌与张氏分家，参加暴动的兵力不过五千至八千，在优势敌军阻击之下，恐难到达东江。除非张氏不同意上述两条件，那就只有在南昌行动起来。
接着罗明那滋发言，首先说到目前没有经费可供南昌暴动使用，莫斯科已有电令禁止俄顾问们在任何情形之下参加南昌暴动。除了这两件不如意的事外，他更进而报告共产国际的回电，其内容是：倘若这暴动无成功希望，最好不要发动，张发奎部的共产党人可全部退出，并派他们到农民中工作。
罗明那滋那个蛮干的小伙子，也学会了一些官僚手法。他说：看来这两件事及国际电令不能用信件通知在前线的同志们，我们只有派一位得力同志去当面告知。他说话时望着我，并问是否可以派我去。罗明那滋说这些话时态度有些尴尬，大概他想到从来没有人以为南昌暴动会获得成功，大都认为是不得已的和不计成败的反抗行为。这是汉口南昌间的负责同志们都赞成的，他也明白表示过支持。现在莫斯科不准俄顾问参加又不给经费，这些都是前线同志们等得发急地事，还来电阻止，更令人为之丧气。这位素来反机会主义的英雄，现在又要阻止暴动的举行，究竟有点不够味。因而含混其词，不肯明白说出前线同志们须遵从国际电令立即停止发动的话。
我看清当时情况，立即回答：这任务既然是送封信，那就不必派我去。何况中央扩大会议快要举行，我离不开，最好也不要让我舍弃中央工作而去，王一飞同志可以负担这一使命，请他去好了。(王一飞当时在中央秘书处担任重要工作)。罗明那滋有点着急地说：派去的人今晚就要动身，如何能找到一飞同志。即使找到他，并使他了解使命，立刻起程，仓促间是不易做到的。罗明那滋这种口气是要催促我去。于是瞿秋白与李维汉都向我说，还是你去好，这个责任不只是送封信，而是考察情况并参与决策。他们两认这种轻描淡写的语调，与罗明那滋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当时的心情异常尴尬，首先，我觉得现在要奉命去停止我赞成过的事，究竟有点不合适，再者我实不愿此时离开中央和不能参加中央扩大会议。我一直认为南昌暴动没有成功的希望并为此苦思焦虑，现在共产国际显然欲置身事外，不仅要俄人勿卷入漩涡，而且不肯暗中在经济上有任何支援，这就使南昌暴动陷入绝境。何况莫斯科还有此一阻止的电令，将来南昌暴动惨败了，中国同志还要负担违令蛮干的罪名。如此一想，我深为中共前途和在南昌九江一带苦干的多数同志们担忧。我又想到加仑将军的提议大致是行得通的，也只有照加仑的提议做，才能多方面关顾到。老实说如果我当时辞绝任务，实在也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负担此一重任。因而我又觉得义不容辞。
为弄清我去的任务，我曾向罗明那滋以质问式的口吻说到，共产国际老说我们是机会主义，不能坚决革命，现在南昌暴动准备成熟了，又来电阻止，这是甚么意思，是不是对国民党左派还抱有希望，或者幻想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陈友仁等还能表演出一些新花样。
罗明那滋听了，显得有点丧气的说：这的确是一封阻止南昌暴动的电报，是一个严重的训令，是斯大林亲自决定的电报由布哈林具名拍来的。我们如何能不遵行，我个人也认为事出意外，不过即使这个指示错了，我们还是要执行的。他又语峰一转，板起脸孔说：我们在汉口是根据我们这一地方的情况来看问题，共产国际是根据全部国际情况来决定行动。它所考虑的，有国际关系，中苏关系，以至许多我们不知道的因素。如果我们不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不仅会遭受失败，我们还有违反纪律的罪名。过去中共中央的错误，就是对这一点认识不够，今后不可再如此了。
罗明那滋明白表示了遵令阻止南昌暴动的意向以后，瞿秋白和所有到会者都表示对他支持。在讨论中又一致认为，加仑的提议是可行的，应尽量争取其实现，如果做不到，那就只有将第四军中的同志们和聚集在南昌九江一带的同志们分派到农村中和各地方去工作。会议当即决定一切由我会同前敌委员会相机处理，处理好后，我仍须尽快赶回中央。这样我才答应当晚赶赴前线。我并提出万一因时间或其他原因来不及阻止南昌暴动，又应如何。罗明那滋等除表示应坚决阻止外，不愿对这一问题作负责的表示。
后来南昌暴动并没有被阻止住，而终于爆发了。在共产圈子里，谁也不好再说南昌暴动不应当举行，更不愿提到曾经被阻止过的事。共产国际和其代理人以及中共中央的首脑瞿秋白等，都觉得曾经阻止过南昌暴动，究竟是不够体面的事，如果在共产国际各支部中宣场出去，更要引起许多是非。因此他们再不愿提起这件事了。笨拙的瞿秋白等还曾颠倒是非，予以否认和强词夺理的予以曲解，硬将我这个奉命行事的人陷害一番，诬指我假传圣旨，私自阻止南昌暴动的举行。这是中共内部从未有过的一次大黑幕，下文我还要说到的。
我于七月二十六日晚(即会后)匆促搭上了长江轮，离开了这个有过“赤都”之称的武汉，这也正是武汉政府快要落幕的时候了。“分”共已进到“驱”共的阶段。各级党政军机关里的中共党员都已陆续退出，中共的组织也已转到地下去了。这个“赤都”的街头，仍有一些中共秘密散发的传单和工农群众一些抗议性的零星行动，在那里点缀着革命的余波。
曾是武汉时期主角之一的鲍罗庭，迟我一日在武汉要人们有礼貌的欢送声中，从大智门车站搭上了京汉车，向西北驰去。他这次从庐山经武汉西行，并未与中共要人谋面，似也未再与闻武汉政府和中共的事。其心情恐怕是够凄凉的。他这个锋芒毕露的策略家，在中国革命中确曾煊赫一时，但他口袋里的“草”究竟有限，莫斯科的“紧箍咒”不容他自由施展，中国人又把他看作是一个身份不明的“洋鬼子”，这一切就使他有些形格势禁，终于不能不锻羽而去。
此外，国民党左派中几位佼佼者，如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等也都悄悄的离开了这个褪了色的城市。其中尤以邓演达，为了安全起见，化装汽车司机，随着铁罗里，偷过冯玉祥的辖区，是最富有戏剧性的一幕。他们事先并未预闻南昌暴动，他们的名字都被列入南昌暴动中的革命委员会，事先未征得他们的同意。不过他们在政治上很显然已是南京和武汉的反对派。
国共合作至此宣告结束，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的大浪，就在分裂声中退潮了。当这艘江轮载着我离开汉口的时候，我站在船头，回首这个城市的灯火，不禁感慨万端，我在默念着：“黄鹤一去不复返，此处空留黄鹤楼!”这诗句。
① 宁汉双方在这一点上早有通电表示，五月十四日李宗仁并曾由芜湖亲赴江西湖口，与朱培德会晤，商决互不侵犯，一致北伐。
② 直荀《马日事变回忆》有较详细记载。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三八一至三八四页。
③ 许克祥等五团长于五月二十七日在长沙推选所谓真正国民党仇亦山等从新组织省市党部，通令改组。
④ 这个文件大部分原文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问题》，什之译，第一七二页，上海时代出版社，一九四九年。
⑤ 鲍罗庭被解职的时间，多数书刊记载是六月五日，但东方杂志第廿四卷第十六号记载，南京方面到六月十七日才传出“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免鲍罗庭及各俄顾问职”的消息，我也记不清楚正确日期。
⑥ 冯玉祥《我的生活》中说，这个调停纷争的电报是吴稚晖自告奋勇替他拟的稿子，经他修改后发出。
⑦ 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曾引用这个声明的一部分。告党员书见胡华主编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一九一、二二三页，不过八七告党员书说这个声明是在六月三十日中央扩大会议所通过的，这又与我所记忆的日子——六月二十日——有出入。
⑧⑨ 宣言全文见雷啸岑著《卅年动乱中国》。
⑩ 陈先生辞职书的理由是：“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工作。”
(11) 陈独秀先生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发表的“告全党同志书”中也曾提到这次会议的情形。
(12) 见前注。
(13) “南伐”似从未有过具体计划。因为事属秘密策划，其大要是第四军回师广东，首先进到广东北江东江一带地区，再驱逐驻在广州的李济深，形成另一左派中心，与南京武汉相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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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回忆（上）/张国焘.—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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