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政府领导人 > 张国焘 > 个人著述

第五篇 川北苏区 第一章 四次围剿与西行五千里

张国焘

川北苏区是红四方面军在敌军压力之下，不能在鄂豫皖区立足，因而突破敌军的包围圈，经鄂北豫西南陕南，到达川北后建立起来的。红四方面军这次行动，是苏维埃运动向西北转移的先声，后来，它接应各地红军，先后到达西北地区。 　　蒋介石对鄂豫皖苏区的四次围剿，是他对各地苏维埃前后五次大规模围剿中的第四次(第一、二、三及第五次是以江西苏区为目的，第四次则是以鄂豫皖区为主)。一九三二年五月蒋氏在武汉组成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旋即制定了作战计划，调集了约五十万兵力，等于我们四方面军力量的二十倍，企图围攻消灭我们。他的计划是将他的兵力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防守部队，为数约二十万人，依据苏区周围的军事要点设防，并建筑碉堡，配合进攻部队，步步为“营”，向我们逼近。另一部分为进攻部队，组成刘峙、卫立煌、徐庭瑶、陈继承等纵队。每个纵队的兵力都超过红四方面军的三倍，以分进合击的策略，与红四方面军主力决战。其余如胡宗南、李延年、李默庵、黄杰等师则为预备队。 　　那时南京政权较为稳定，日本的侵略也促进了国民党内部的团结，蒋氏更能集中全力对付中共。他调集来进攻我们的部队，是他在长江以北精锐兵力的大部分。他的“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策略，似仍在试办期间。为了使剿共军队有一致的行动，他以严刑峻罚来对待他的军队。对于苏区人民，则是安抚与镇压兼施，不过后来在实际执行中，仍表现出步调不一致的现象。 　　我们当时高唱保卫鄂豫皖苏区的口号，事实上，我们也动员了最大限度的力量，企图粉碎这一次围剿。红四军是我们的主力，那时共有枪枝九千余，新扩大的二十五军，约有五千枝枪，至于地方武装，在我们看来，只是辅助部队，类似白区的民团，只能担任游击任务，我们共有八个独立团，和其他零星的独立连，约共有枪五千枝。 　　我们自知力量薄弱，保卫苏区的任务十分艰巨。但我们绝不气馁，决心鼓起勇气，争取胜利，从各方面发挥我们的力量，如加强地方武装，动员民众配合作战等等，都做得很起劲。我们预先警告苏区人民，在四次围剿中，苏区可能暂时遭到侵犯，敌军飞机可能到处轰炸，要求大家预为准备。 　　我们的力量这样薄弱，是经不起挫折的，任何挫折都会影响全盘计划，可是我们在霍邱的第二十五军竟遭到空前的惨败，这实非我们始料所及。当年七月间，国民党徐庭瑶军开始向霍邱进攻，目的似只在占领县城，以为进攻的据点。但二十五军军长邝继勋竟违背军委会的命令，采取以主力防守县城的错误策略，使七十三师因之损失三分之二。这对我们的整个局势说来，无异是丧失了一条左臂。 　　我们的军事计划，邝继勋是知道的，我们注重在野外消灭敌军，不大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这点邝也赞成，但他大概有点胜利冲昏头脑了，因为自四月间奉命率部在苏家埠一带去行动时起，他获得不少零星军事胜利，扩展了那一带的苏区，并占领了霍邱县城。他的第七十三师成为劲旅，七十四师也大致编组完成，地方武装也有可观的发展。也许就是由于这些事情使他信心百倍，以为可以作惊人的表演，一举而吐气扬眉。 　　当徐庭瑶向霍邱进军的时候，邝继勋决定以霍邱为据点，消灭进犯敌人。他低估了敌军力量，不计算敌人的强大后援部队。他似为“保卫苏区”的口号所迷惑，强调不让敌人侵占苏区一寸土地，事实上却忽略了他的军队有被敌人包围的危险。 　　我获悉他这种决策之后，立即去电纠正，并指出他的决策会招致包围，遭受严重的损失，要求他立即放弃霍邱县城，将部队撤到霍邱湖以南地区，以便在野外消灭进犯的敌军。邝的回电谓正与敌人接火，如情势不利再行撤出不迟。 　　邝继勋的回电使我和蔡申熙参谋长大感焦急，蔡乃赶赴霍邱前线，实际执行军事政治委员职权，以谋补救。不料蔡申熙尚在途中，霍邱的失败，已成定局。徐庭瑶军以优势兵力，包围了三面环水的霍邱县城，并以飞机大炮向城内轰击，城垣多处崩陷，邝不得不乘夜率部突围，第七十三师伤亡及被俘各千余人，城内地方武装及运输队的损失更不可胜计，随邝安全脱离火线者，也不过是千余人而已。所幸第七十四师，驻守城外，尚未受到重大损失。 　　因此，蔡申熙赶到前线时，只有收拾残局了。邝继勋因这一次违令失败事件，曾经自请处分。整个苏区和红军都为这件事轰动起来，纷纷要求以军纪制裁邝继勋。军委会根据蔡申熙的建议，终于从宽处理，免去了邝的军长职务，从此邝再不是红四方面军的要角了。至于二十五军因损失过大，不得不将第七十三、七十四两师，合编为第七十三师，由蔡申熙以军长兼政治委员的名义，直接指挥。 　　霍邱的失败，影响极为重大，我们的东线，整个豫皖边区大为震动，都认为敌人不难长驱直入。而敌军竟将在霍邱俘虏我军的一千多人，迅即释放；这些人回到苏区，使苏区一般人民，感觉国民党斩尽杀绝的政策是改变了。这对苏区同仇敌忾的心理是一个不小的打击。蒋氏和国民党军队受着这次意外胜利的鼓励，士气为之一振，旋即展开了全盘进攻的行动。 　　红四军在潢川豆腐店战役以后，即针对国民党的进攻计划，展开行动。我军到处侵袭敌军的据点，切断这些据点间的联系，并着重破坏京汉铁路，阻挠敌军的调动。七月间，我军主力埋藏在麻城附近地区，这时天气炎热，部队中疾病流行。我们特别注意防止疾病的威胁，以期全军能养精蓄锐，准备敌军深入到这个苏区来的时候，实行迎击。 　　八月初我们侦知敌军正分路向苏区进犯，乃移师黄安，向河口前进。这次敌军行动亦特别迅速，与我军相遇于黄安河口间，遭遇战就这样展开了。我军击溃了敌军的先头部队约三个团，敌军损失颇大，任敌军指挥的团长阵亡。但敌军后续部队据守沿途山头，构筑工事，形成兵力一层多于一层的纵深阵地。我军攻势虽然猛烈，但仍为敌军火力所抑止。 　　大战展开了，正面敌军抑制住我军的主力，而敌方另一支主力部队则由罗山的宣化店向七里坪挺进，抄袭我军后路，宋埠李家集的敌军，袭占了黄安县城，麻城敌军也袭占了北区的张店，并出动大批飞机狂炸助战。我们的地方武装出动，到处骚扰进袭敌军。当我夜间从七里坪附近赶往前线的时候，四周枪炮声彻夜不停，似乎无一处不是战场。 　　翌日，我和徐向前等在前线一个山头上，用望远镜观察敌情，我们所望见的正面敌军数量，远超过于我军，他们正在山头上构筑坚强工事，并向我军左右两翼伸张。我们判断敌人的策略是在这里吸住我们的主力，而分兵由宣化店黄安张店三处抄袭我军七里坪的后路，我军既不能迅速击溃正面敌人，后路又岌岌可危，乃决定立即撤退到七里坪。 　　我军撤至七里坪东西一带阵地的时候，敌军卫立煌陈继承刘峙三个纵队，由河口宣化店等处进展到七里坪西面，与我军隔河相峙。黄安的萧之楚军则进到七里坪以南二十里的地方。张店方面敌军夏斗寅部则仍停留原地。刘峙所率的另一部正向新集的西北面移动。七里坪是这个苏区的坚强据点，是我们最能发挥力量的地方，便决定在这里与敌决战。 　　不两日，我们选定了七里坪南面五里路的柳林河为发动攻击的地点。开始进攻的那天黄昏，我军倾全力实行中央突破，旋即展开大规模的夜战。午夜时，我们推进了十五里，打到卫立煌的总部。敌军在一个很宽广的阵地上，陷于混乱状态。我们的地方武装也四出袭击，约二平方公里的阵地几乎同时成为战场。敌军似不习于夜战，而夜战正是我军所长。我军只派了两个游击队员，乘夜由山沟丛林中深入到敌人阵地，在敌军两师之间，放了几枪，便引起敌军两师双方互相误击，一直到天明才知道上当。 　　著名的柳林河战役是一次空前的恶战，至少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们，从未参与过这样猛烈的战局。当时陈赓就说：“柳林河战役，比任何一次内战都更为猛烈；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激烈程度，也是毫无逊色。” 　　我军方面所有能投入作战的力量，都用上了。拿红四军来说，只有我率领少数随从人员，坐镇在柳林河指挥所，其余如参谋人员，政治工作人员，以至伙夫等都托着枪上火线了。在前线指挥的徐向前，攻到卫立煌总部时，敌军坚守不迟，他鉴于天色将明，如果再继续攻击下去，敌军的优势火力，将易于发挥力量，而且我军所击溃的敌军也还只是敌军的一部分，他们仍有强大的后续部队。他判定已无完全击溃敌军的可能，乃下令退却，天明时，我军主力都撤回柳林河的东岸来了。 　　据说：当时敌军将领意见分歧，陈继承主张退却，但卫立煌反对，力主坚守以待天明，陈只好照办。如果敌军在夜间实行退却，那将是我们极大的胜利。卫立煌在这一战役中，因主张坚守，受到蒋氏的嘉许，不久金家寨被敌攻下时，蒋命令改称为“立煌县”，似乎就是为了嘉奖卫立煌在这次战役中的战功。 　　这次战役，红四军伤亡在两千以上，地方武装的伤亡也在三百人左右。敌方损失似远较我们为重，他们在夜间互相误击所招致的伤亡也相当严重。 　　翌日，天刚明，以汉口为据点的敌军飞机，对我们展开比前更疯狂的轰炸。敌机以九架至二十七架的编队，在苏区上空川流不息，不加任何选择，看见目标就炸。我们在医院所在地铺着极大的红十字标记，但敌机看见这种标记，轰炸得更为激烈。 　　我们就在敌机狂炸之下，积极整理我们的部队。红四军的战土们经过整夜作战，自然相当疲劳，他们分散在战壕里休息。我们检讨这次战役之未能获得彻底胜利，主要是由于力量不足。我开始作情况逆转的准备。我们迅速动员地方武装部队和苏区人民来参加红四军，以补充这次损失，将伤病兵分散到山林深处的村庄里去，并通令那些疏散在山林深处的苏维埃政府和地方武装，储备粮食，照顾伤兵，准备各自相机行动。 　　敌方也在积极整理部队，不敢立即向我军反攻，各处的枪战显得平静了。敌将前线已陷混乱的部队，在飞机掩护之下，向后撤退。敌方似觉得在前线布置过多的兵力，在遭受夜袭时易于引起混乱，乃将主力撤到第二线去，前线只留少数部队，执行监视的任务。正面敌军虽一时没有进攻我们的企图，但北面敌军，则向新集挺进，显然是要抄袭我们的后路。 　　我军经过两三天的休息和整理，元气又恢复了。我们考虑形势，认为敌军主力后撤之后，我们将更难于正面袭击，乃决定将红四军潜移新集以北，去消灭那一方面的进犯敌军，因为新集北面的敌军，为数较少，或许比较易于击破。 　　敌军大规模的进犯，也使红军战士的心情为之不安。他们觉得家乡被毁，家属存亡未卜，房屋庐墓成了废墟。我们针对这种情形，多方解释，指出这样强大的敌人，必须经过多次战斗才能消灭；家属遇难，田园破坏，只会更坚定我们奋斗的决心；因为除此一途外，我们没有其他出路。 　　苏区一般人民，似与红军战士的观感有些出入。当红四军潜向新集以北移动的时候，我轻骑向新集行进，沿途慰问各地农民，遇到的农民都向我们表示，这次柳林河战役，红四军英勇作战，已尽了保卫苏区最大的努力，敌军这次确是满山满谷的倾巢而来，七里坪前面群山，几乎没有一个山峰不为他们所据守，所有村庄都遭到严重的破坏。农民们觉得这个苏区的灾难，是无法逃避的，只希望能保全红四军的实力，农民将来才有翻身的一天。 　　我在新集镇外一个民房里，召集最后一次的中央分局会议。当时新集已给战火摧残得面目全非，我在那里巡视一周，全镇弹痕累累，到处是断垣破瓦，敌机狂炸程度可想而知。我的办公处所也被炸了。新集的各机构已搬到附近的乡间，不少负责人都分别到各处指挥作战，参加会议的便只有少数中央分局和省委委员，其他大多为各机关的留守干部。 　　参加这次会议的同志们，表现了团结一致、坚决奋斗的精神。他们都认为鄂豫皖苏区已不能保卫，即使红四军化整为零，打游击战，勉强担负起保卫苏区的任务，也会在军事上招致更多的损失，因而多数主张红四军在必要时，不妨转到苏区外围去行动，保卫苏区的责任可由地方武装担任。 　　就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决定委派原任第三十六团团长、负伤未愈的徐海东，为鄂豫皖整个苏区军区指挥部的总指挥，全权领导区域内所有的地方武装，采取游击战术保卫苏区。红四军则相机冲破敌军的包围，转到敌军后面去打击敌人。至于各县各区的党政机构，则就地指导和参与游击战争，中央分局和省委以及苏维埃机关实行改组，将许多重要干部分派到各县各区，以期加强各区域的指导。 　　红四军已移往新集西北四十里的晏家河，并与敌军接触。我赶往前线，视察战况。在前线的山头上，我看见敌军正在阵地上构筑工事，纵横二十华里的区域内，屯着大量敌军，似乎当地村庄的民房还不够容纳军队，因此在阵地附近支起了许多帐篷。敌军数量远较我们为多，但也不敢向我军进攻。我们看见敌军铺设的飞机符号，于是便在我们自己的阵地上，照样铺设起来。这样，敌机的炸弹，便落到无人的山林地带。 　　我们的前线阵地，一时乃成为最安全的处所，便在那里举行军事会议。这是重要的会议，团以上干部多数参加。同志们纷纷发言，检讨战局，一致认为我军在黄安河口间的遭遇战和柳林河的夜战中，并无错误。他们根据亲身经验，认为敌军兵力过于雄厚，我军既不能在黄安河口地区击溃他们，反使自己陷于被包围的危险，因而退到七里坪是必要的。柳林河夜战中，敌军虽在很广泛的战场上陷于混乱，但仍有雄厚的兵力，据守着许多重要据点，而我们的力量则已使用到最大限度。因此徐向前总指挥下令我军在天明前撤回原阵，是十分恰当的决定。参加会议的人，估计现在我们前面的敌军也是不易击溃的，即使我们孤注一掷，尽全力将当前敌人击溃，我们的后路——新集，也会被敌军抄袭；我军将在一个窄隘的阵地上，陷于进退维谷的困境。 　　因此，会议决定停止攻击正面敌军，红四军应在敌军兵力较薄弱的地方，冲开一个缺口，转到敌军的背后去，相机各别对敌军击破。各将领并表示在军情这样紧急的时候，不必再举行军事会议；一切由军委会主席和总指挥部命令决定便可。这次会议以后，我们的军事会议，一直到了川北以后，才继续举行。 　　我和徐向前、陈昌浩决定下令全军脱离晏家河阵地，向东往白雀园到金家寨去。沿途并没有遭受敌军的严重截阻，就到达了金家寨。蔡申熙军长与我们在那里会面，他完全赞成我们将红四方面军迅速移到京汉路以西去的决策。我们在金家寨部署了留守人员和地方武装的游击战任务。为了扰乱敌人耳目，我们向外透露我军将向东发展，或向南渡江到江西苏区。 　　蔡申熙所率领的第七十三师，在金家寨参加了我们西行的队伍。(西行部队有第四军的第十师第十一师及第十二师以及第二十五军的第七十三师，总共一万六千余人)我们由金家寨南向英山行进，在英山附近我们冲破了敌军郝梦麟、上官云相等师的阻隔，再由英山折而向西，经仓子埠①等地到达黄安以南的高桥区。我军就这样晓伏夜行，以最高速度绕着苏区兜了一个大圈子。 　　我在高桥区会见了沈泽民，这是我最后—次与他晤谈。他早已知悉我们决策的大概，积极支持我军迅速移往铁路以西。当时敌军全部占领了新集七里坪一带的老苏区，我们的地方武装和留守人员正与敌军展开剧烈的游击战争。我们商谈的要点，是人事配备问题。我要求沈泽民和其他重要干部随军到京汉铁路以西，但沈泽民以本身系鄂豫皖省委书记，不顾身体多病，坚持留在这个区域内打游击。不料后来他竟在游击战争中丧失了生命，为了他的职务而殉身了。 　　我们侦知河口一带敌军大部已推进到七里坪方面去了，防务比较脆弱，我军乃不在高桥区停留，移师河口附近，冲破敌军在那里的防线，直指京汉路。担任掩护任务的蔡申熙，就在这次阻止敌人截击的战斗中阵亡。他是我军公认的一位老谋深算的战略家，他的死亡使我们大为震悼。 　　我军乘夜绕到了河口东北一带地区，敌人的追击部队也就分路撵来。我军经过好几天的夜行，已大感疲劳，但大敌当前，只得占领阵地应战。敌军的一部迅即冲进我们的阵地，使我军各单位难于互相联络。但我军究竟是坚强的，立即分途截击。在这场混战中，我军伤亡逾千；但突入我阵地的敌人，也遭到歼灭性的打击，伤亡约为我们的两倍，这样才抑制了敌军的猛进。 　　我们到达离京汉路不远的夏店时，曾对鄂豫皖区的工作，作了一些最后的安排：先通知沈泽民，告诉他我们分手以后所遭遇的情况，着重指出因遭受敌军的追击压力，我军势将远离苏区，何时能再回鄂豫皖区，实难逆料。现在我们只有各自为战，留在鄂豫皖区的游击部队，不能指望四方面军的救援，在不利情况之下，可以到铁路以西来与我们会合；一部分干部可以脱离鄂豫皖区，到旁的苏区去或来找我们。这就是我对留在鄂豫皖区同志们最后一次的指示。 　　一九三二年八月下旬，我军乘夜在京汉路王家店附近越过了铁路，当敌军铁路线上的装甲车赶来截击我们时，我们已在铁路以西二十里的地区了。我军的殿后部队，亦只听到敌人追击部队的零星枪声。从这里起，我们脱离了鄂豫皖区，开始西行五千里的长途。 　　敌机一直是跟随着我们的，目的主要是侦察我军的行进路线和宿营地点。敌军的追击部队也根据敌机的情报紧紧尾追，而前进路上的驻军又在设防阻拦我们，沿途各地的民团也随时对我们作骚扰性的行动。沿途居民被逼不敢与我们接近，这使我军的给养大为困难。 　　我们虽在敌军压力之下退出了战场，但我们的目的，仍在分散敌人兵力，以便乘机反击。我们希望在离鄂豫皖不太远的地区，找到新的据点，但这只有在消灭了敌人追击部队的情形之下，才能实现。我军经由随县以南洛阳店一带地区，且行且战，向西移动。沿途安置伤病兵，以减少行军的负担(重伤未痊的刘英师长，就在洛阳店附近化装到上海去就医，后来我们再无法知道他的消息)。为了节劳，我们也尽量减少夜行军，另一方面，又因为减少夜间行军，无法避开敌机的侦察。我们经常派遣少数游击部队，沿途与敌军纠缠，使敌军疲于奔命，不能迅速尾追我军。 　　行进到枣阳县南面吴家集一带地区时，我军与敌军发生了此次西行中规模最大的一场战斗。吴家集在枣阳县城南约九十里，西距汉水与襄阳约一百里，敌人选择了这个地区，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军，企图压迫我军退到汉水边，在那里加以歼灭。 　　我们在吴家集附近宿营的时候，敌军乘夜逼近。翌日黎明，两军即开始大战。当时处境，我们陷于被动地位，非予敌军以重大打击，不易脱离火线。我军抱定有胜无败的决心，经过两天一夜的混战，终于在敌军北线，冲破一个缺口，脱离了包围圈。 　　两天的战斗在一个很大的战区内展开，正面肉搏，拼命冲击。这次战斗最惊险的一幕，是敌军攻到了我和徐向前的指挥阵地不及五十码的地方。敌军似已侦知我军的总指挥所，于第二天下午集中强大兵力，向我指挥所猛扑。由于我军正面一部约三百人伤亡过重，连排班级的指挥人员均告阵亡，无法继续作战，纷纷向指挥所败逃。眼看敌军向指挥所蜂拥而来，徐向前沉着应付，立令整理队伍，指定其中精神较强健者，担任连排班级的指挥人员。我则动员所有参谋政工以及各种直属部队约三百余人，临时编组，当敌军逼近到我们指挥所的地方，徐向前一声号令，我们这几百名临时编组起来的部队，便冲杀出去，手榴弹一齐向正在疯狂前进的敌军抛掷，烽烟起处，血肉横飞，敌人就这样败下去了。这最惊险的一幕，竟使我们化险为夷。 　　敌人最强烈的攻势，被我们抑阻住了，敌军的北线也被我们冲破，战局顿呈胶着状态，我军乃乘夜向北撤离。指挥北线作战的陈昌浩，担任撤退的先头部队，徐向前率大部推进，我则殿后。这—次撤退工作极为艰苦，撤退的行动自天黑时开始，原定晚上十时可以完成，谁知夜中在一个广阔的战场上撤兵，竟发生了一团人走错路线的事件，我们追寻这团人的踪迹，直至午夜以后才脱离战场。 　　当晚我们循小路走一百多里，才能在枣阳以西二十里的板桥店附近，通过敌人的第二道防线。我带着十余骑，成了全军的后卫。到达板桥店时，天已大明，马匹也累得走不动了，乃略作歇息，让马匹在小河沟上饮水。但从枣阳追来的敌军，这时突然出现，占据着我们左右的高地。机关枪的子弹像雨点般，从我身边飞过，我们前进的道路也给封锁了，幸好我军的后卫团迅速转头来接应，否则我们这次真是不堪设想了。 　　在后卫团的掩护下，我们下马步战，向北行进，走了二十里后，在一个山冈上与徐向前陈昌浩等会合，因连日过度疲劳，我一看见他们之后，不由自主的便倒卧在地上了。陈昌浩等大多数人也已累得不能再动。只有徐向前等少数身体特别强健的军人，还能支持得住。徐向前立即向我报告，我们向北的去路，给敌军堵住了，还有从河南来的刘茂恩部两个师，已组成包围我们的第三条防线，我们要立即击溃刘茂恩部，才算完成了突围的任务，他准备立即率部与刘茂恩部决战。我那时已累得不能说话，只有用手势表示同意而已。 　　于是，徐向前带着只休息了片刻的部队，向刘茂恩部进击，陈昌浩等休息了一会，也跟上出发接战，我则还是殿后。幸好刘部战斗力异常脆弱，饥疲交加的我军，竟没有费很大的气力，就把刘茂恩部打得作鸟兽散。我们循着北进的去路，又前进了八九十里，到达枣阳与新野交界的地方(即鄂豫两省交界处)。这一日一夜的行动，前进了二百里以上，把自吴家集追击我们的敌军，远远抛在我们的后面。刘茂恩部再也无力阻拦我们。 　　在大路两旁干燥的田亩上，我军就地宿营。此时休息第一，连吃饭都觉得是次要的了。伙夫也已无力做饭，马匹也只有任由它们在田野散荡。我的十余骑是全军的后卫，到达宿营地时，已是深夜。我一听完徐向前陈昌浩所拟翌日行动计划之后，也就倒在地上睡着了。 　　直到第二天晨曦射在我的脸上时，我才一下惊醒，起身一看，全军已经走得无影无踪。原来他们在五时前，已经出发，我身边十几个随从人员，仍在地上酣睡，我叫醒他们一问，始知那位放哨的卫士，得到出发的通知，未及叫醒我们，而自己竟又睡着了。 　　我们立即找回马匹，配上鞍子，循着我军前进的道路，快马赶去。这时人马经过一晚的休息，精神抖擞起来。走了十余里，到达路旁一所大院的门口，发现有百余人的民团，在门前的广场上武装列队，我当下判断这些武装民团的行列，是准备接应追击我们的白军。我们快马加鞭，直向民团的行列前进。那民团队长立即呼口令全队举枪向我们致敬，我们在马上匆匆举手答礼，就冲过去了。离开民团行列不久，枪声便从后面响起。也许是民团初以为我们是白军的军官，旋即发现我们是掉队的红军，因此赶上来射击，可是我们已经走得远了。 　　风驰电掣的又向前赶了近十里，我们便与大队会合，徐陈等得到后卫人员的通知，知道我们离队甚远，就坐在路旁休息，等候我们。我们会面之后，纵声大笑，叙述这三天的有趣经历。眼看敌军是绝对追不上我们了。这场战斗至此告一结束，我们准备找一个适当的地点，让全军人员能够休息做饭。 　　这场战斗，敌人虽未达到预期目的，但对我军极为不利，我们损失兵员近两千，两个团长和两个团政治指导员阵亡。敌军虽也有一个旅长阵亡，士兵死伤似亦不少于我军，但我们素来的观念和原则，认为消耗多而无所获即是失败，何况我们难于再经受消耗了。尤其是一千个以上的伤兵就地被抛弃的事情，使全军十分痛心。 　　我是全军的殿后部队，在后面亲自安置这些伤兵的时候，为之大恸。伤兵自知只有留在当地，绝不可能再随军前进了，也不愿因自身的创伤而拖累全军，然而对于即将面临敌人的危害，极感不安。我们的政工人员，只有百般安慰，要他们安心，如敌人有虐待杀害伤兵等情事，可以据理抗议。 　　遗弃伤兵的事件，迅即成为全军议论的题目，大家都极感痛心。有的检讨没有根据地作战是不智的，要求迅速脱离敌人追击，以期有喘息的机会。又有不少士兵动了思乡之念，想着不如仍回到自己家乡鄂豫皖区去打游击，就是死也希望死在本乡。 　　我们这些军事首脑，针对这种情况，修正了我们原来的策略，决定如一时没有消灭敌人的机会，又不能在鄂北一带立足，不如前进到更远的西部去。沿途如在情况不利下，应极力避免与敌人战斗。另一方面，须高度发挥我军行军的效率，使尾随敌军在竞走中疲于奔命。 　　我们向全军解释，打回鄂豫皖区既一时无此可能，便只有向西寻找新的根据地。我们要求全军人员，将平日行军随身携带的干粮袋子，装足三天的用粮，缺乏子弹或破旧的枪炮，伤病的马匹等，都须抛弃，一批受伤干部，也加以遣散(在河口附近负伤的陈赓，就是在那时离军赴沪就医的)。这样，我们的队伍就轻便得多，作战行军，两得其便。 　　我军经河南的西南——新野、邓县、淅川——向陕鄂边境进发。豫西南一带是民团势力统治的地区，各村落多筑有城垣防御，对于兵匪的骚扰，他们有抗拒的力量。我军第一次在新野境内宿营时，他们就闭门不纳，经过交涉和显示我们的射击技术之后，才获得民团的让步，和我们成立了协议。其要点是：我军可以在沿途各村庄借住一宿；购买粮食，须付现款，损坏东西，按价赔偿，不得利用村庄作战等等。民团一方则应允不勾结白军来向我军暗害。这样一来我们在鄂西南行军，就一直没有受到民团的阻挠。 　　我军由淅川到达豫陕交界的紫荆关，为敌防军所阻。我们表演了一番佯攻动作，马上即折而向西，以漫川关②为目的地。这一带是崇山峻岭地区，历来为绿林好汉出没之所，土地贫瘠，居民稀少，除玉蜀黍外不产其他农作物，交通更只凭羊肠小道，漫川关就是这块鄂陕边境上的险隘所在。 　　我军到达漫川关附近时，又为敌军凭险设防所阻，一经接触，我们就知道这是敌军嫡系主力的一部，便立即停止前进。先行查明敌情，好不容易在山林中寻着了三个老百姓，略加讯问，就发现这三个人原来就是敌探。我们予以优待，保证决不加害，只希望他们能吐露一些敌军的情况。这三名敌探中的一人，曾因欠缴捐款，在数日前被当地保甲长私自打了几十军棍，背上尚留有伤痕，我们没有费很多的唇舌，他就尽情说出了他所知道的一切。 　　据他说，敌军准备把我们遇到漫川关附近的山谷中，截断我们的出路，使我们没有粮食，然后以强大的火力，歼灭我们。他们所部署的兵力，在漫川关正面的是刚从郧阳大路来的胡宗南师，在我们后面追击的则为XX两个师，山谷南为X X两个师，山谷北是萧之楚的两个师。两天以前当地保甲长并曾严令居民带着粮食逃避，实行他们坚壁清野的办法。他又告诉我们，漫川关的右侧离这里三十里地方，有一条险要的小路，通山谷外的陕西境，如果萧之楚部尚未赶到那里布防，是比较容易通过的地方。 　　这个敌探所讲的话，证之于我们所直接获得的情报，相当可信。于是，我立即下令由陈昌浩率领一团人，迅速夺取漫川关右侧的小道。陈昌浩的行动极为敏捷，约一个半钟头，他就带着十余骑扼守住那条小路的隘口了。萧之楚部迟到了一步，那里的高地已由陈昌浩这十余骑占领，居高临下，萧部先头部队成为我军俯击的目标，乃不得不转而占领隘路口对面的一带高地，这样，他们还是可以控制这条通向陕西的险径。但陈昌浩所统率的那团人跟着赶到了，立即与萧部展开了山头争夺战，结果，所有能控制这条小路的山头都为我军所占领。 　　我们控制了这条小路，脱离了敌人的圈套，避免了一场可能不利于我军的战争。尽管敌人的包围部署并不算得严密，就是发生更大的战斗，我军也可能有其他办法与敌周旋，但循小路溜走，究竟是当时最便利的途径。敌军却白辛苦一场，毫无所获。追击我们的敌军数量显然减少了，他们经过长期的行军作战，特别是在山岳地带行进，显得疲劳不堪，掉队的极多，现在又不能如愿以偿，更显出了垂头丧气的狼狈之态。 　　我军的避战行动，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当我们乘夜通过这条小路向北行进时，因道路崎岖狭窄，仅能容一人一骑通行，前进速度极低，直至翌晨，我军的“大行李”还没有通过(“大行李”是军中通用的俗语，主要是指炊事班和炊事工具)，敌军的机关枪却已射到小路上来了。为了避免人员的伤亡，我军迫得放弃难于运输的炊事工具，让炊事人员迅速的跑过去。此后，失去了炊事工具，我军就只有借用民间的锅灶了。这样一来，引起了许多困难，而且因此降低了我军的政治纪律。 　　与我军争夺这条小路的萧之楚部，疲惫不堪，行动相当缓慢，但因奉着严令，仍积极向我掩护部队进攻。我军志在迅速通过小路，无意与敌纠缠，因此，我们掩护部队的数量很少，最前线的一排只有官兵共二十六人，不幸在这次山头争夺战中，全部阵亡。他们完成了阻拦敌人前进的伟大任务而捐躯，使全军大为感动，赐之为“英雄排”。敌军至此知道我军的英勇斗志并未稍减，便也就气馁了。 　　那时已是九月下旬，秋风瑟瑟，我军由鄂豫皖区而来一直都穿着夏服。通过高山隘路时，全军战士都感觉寒冷彻骨，乃破例准许战士在山地上烧玉蜀黍秆子取暖。添配冬服是我们燃眉之急的问题。 　　陕鄂边境的山岳地带，虽然利于与敌周旋，但异常贫瘠，粮食布匹均感缺乏。我们为了解决冬服问题，乃向较富庶的陕南地区——丹凤商县雒南等县行进。 　　我们这个大探险队在这一带过了一段流浪生涯，有时与敌军玩玩捉迷藏的“游戏”。当时敌机侦察已大为减少。敌军占据了各个县城和重要市镇，并扼守要道，拦阻我军前进。我军忽而向东，忽而向西，到处钻敌军的空隙，以小股游击队，，四出活动，出没无常，使敌军穷于应付。 　　我们要在陕南地区找寻立足之地，但旋即失望了。这一带的粮食虽然不感缺乏，盛产柿子等类水果，我军几个月来没尝水果滋味，乃大啖柿子，朵颐为之大快。但冬衣问题仍然不能解决。此地不产布匹，纺织手工业少得可怜，当地人民平素布料已经不足，自无力供给军用。而重要城镇既为敌军所占，也无法从外地补充。 　　眼看严冬就到，冬服不能补充，我们便都要冻死陕南山头，乃决定前往川北。但东面是敌人势力雄厚的地区，西面北面则气候严寒，更不能获得布料，我们必须由陕南越过秦岭，先到关中平原地区，将尾随我们的敌军吸引开去。翻过秦岭进入汉中之后，再越过巴山而到川北。这样兜一个大圈子，才能摆脱无数的追兵，在川北立下足来。 　　厘定这个计划的时候，我曾求教于一位绿林老英雄。他住在商县之北的一个村里，是一位年约六十的老者，当年是杨虎城等好汉的前辈，现时退休在家，务农为业，他熟悉这个广大区域的情况，对造反者也极为同情。 　　这位老英雄根据他的常识，再三剖析，认为到汉中地区是上策，但他说由这里向西到汉中都是险道，沿途给养不易解决，更要提防少数敌军凭险扼守通路。如果路经关中，再翻过秦岭到汉中，要谨防关中敌军据险阻拦。如果我们一停留，包围的敌军将愈聚愈多，更无法解决冬服问题。他这些看法，坚定了我们必须直到川北去立足的打算。 　　我军循着商县通西安的大道前进。经临潼西安南境，沿秦岭北麓西行。在子午镇与陕军作战，在盩厔县附近又与胡宗南部混战一昼夜。胡宗南部尾追不舍，由漫川关跟踪我们，由西安到盩厔县的途中经常拦锁我们的去路。我们一一突破了敌人的关口，最后在盩厔县西面地区，翻越秦岭，向汉中城固县进发。秦岭这座大山，崎岖雄伟，山峦重叠，翻越极为不易。我军两次宿营山中，穷山荒野，似乎都在考验我们的体力和勇气。 　　在秦岭的南麓，汉中陕军凭险设防，扼守山口，意图将我们困死山中。但我军以势不可当的冲锋，将敌人打得四散奔逃，更乘势追击到城固附近，沿途尽是敌方溃兵，大路上到处是遗弃的枪枝子弹。但当时我们已无余力去照顾这类东西，乐得做个顺水人情，要溃败的陕军，捡回他们的枪枝，赶快回南郑去，并告诉他们，我们的敌人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无意与陕军为难，亦不愿争夺陕军地盘。 　　在城固附近休息的时候，我们向全军宣布到川北去的计划。我们向同志们解释，汉中之敌虽被我们击溃，但关中之敌将接踵而来，我军仍不能在这里立足。川北情形则不同，该地由四川军阀盘踞，素不愿外省军队入境。我们一旦进入川北，敌军因对四川军阀有所顾忌，不会追击我们，他们只能停留在汉中，大致也够疲劳不能与我们纠缠了。即使他们再来进犯，我们也可凭巴山险要和他们周旋。因此，我们选定了川北作为我们休息建立基础的地点。 　　虽然我们人力马匹极感缺乏，但我们再不遗弃伤病兵了。在最近一次的战斗中，有一百名左右伤兵，及一些无法步行的病兵，要带走这些伤病兵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我们放弃没有弹药的枪炮，尽量拨出人力来抬架伤病兵。经理处用骡马载运的一部分重要财物也忍痛抛弃，抽出了三十几匹骡马给轻伤病兵乘骑。这种措施大大振奋了军心，一般战士才感到以前我们所以放弃伤病兵，确是万不得已的事。 　　这时已是十一月初，战士们的手脚多已冻裂了。在城固附近赤足涉渡汉水的时候，河水冻冷，疼如刀割，但我军除伤病兵外，没有一个人是骑马过去的。从那时起，马匹也只为伤病兵骑用，我和徐向前等都一概步行。诸如此类同甘共苦的行为，在当时至为必要，这是维系军心的不二法门。 　　这时，前无拦阻，后无追兵，由城固附近向西乡的南面行进。沿途供应也较易解决。我们恢复了政治工作，全军战士精神抖擞，为了到川北后与这里的邻人保持亲善关系预留地步。对于城固西乡一带的人民，我们极力表示好感。 　　我军在西乡南部休息两天，即翻越巴山，以川北通江为目的地。著名的巴山，须要两天的行程才能越过。第一天傍晚我们在山顶宿营，那里只有两间破屋，容纳伤兵亦感不敷。于是我将全部重伤兵安置住在那两间破屋内，其余的人连我在内，一概露宿。谁知那些重伤兵们，认为我是全军首长，军旅倥偬，心力劳悴，他们大声呼喊，我应与他们同住屋内。我在盛情难却之下，乃第一次挤住在伤兵的行列中。那天夜晚，伤兵们因要避免扰我睡眠，连呻吟声都忍扼住。今天我回忆当时的情景，觉得我的战友们，对我爱护的真挚之情，仍觉得十分感动。 　　翌日，约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中旬的某一天，我军由巴山山顶下行约一百里，到达川北通江县北的一个市镇——两河口。我军即以该地为据点，经营我们的新根据地——川北苏区。我军自八月下旬越过京汉路西行，以迄抵达两河口，为时约八十日，穿越鄂豫陕川四省，路程在五千华里以上。沿途与追击和阻拦的敌军战斗不下十次。我军人员武器的损失约百分之四十，原有一万六千余人，枪枝一万二千余；到这时只剩九千多人和八千枪枝了。机关枪原有百余挺，到川北时只剩下一半，大小炮三十余门都全部抛弃了。 　　这是一场惊人的退却战。我当时认为造成这场不可避免的退却战，是由于中共中央的苏维埃政策发生了严重的缺陷之故。我们没有完全被消灭掉，是有赖于中共组织力的坚强和红四方面军的英勇善战。基于这一认识，我与中共中央之间，在苏维埃运动的根本方针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这点，我在下文还要详说。 　　在这里，我必须声明，因为时间和材料所限，我只叙述了红四方面军西征的概要，至于许多同志无数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的搜集、整理和描述，还有待于史家的努力。至于我个人当时这一点基本看法，我想参与这次行动的和后来参与江西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同志们，也会有同样的体验，并能证明这是合乎事实的。 　　① 仓子埠在湖北黄冈县西北一百二十里，西濒武湖，接黄陂县界，东有大路，北通黄安县，亦称仓埠镇。 　　② 漫川关在陕西山阳县东南一百二十里，接湖北郧西县界。 　　 我的回忆（下）/张国焘.—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