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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第四章 建立新苏区以后

张国焘

一九三三年初，田颂尧部开始向川北苏区进攻，当时田颂尧仍坐镇三台，他的全部兵力扫数调到前线来了，由他的副指挥孙震任前敌总指挥，孙所统率的兵力约三十余团，由南江巴中的西南面向我军驻地挺进，为整个战局的主攻部队。此外，我军的南面，有杨森部十余团驻扎；东面则为刘存厚部、廖震师的九个团，配合田颂尧部牵制我军。在北面汉中区又有杨虎城部的孙蔚如师监视；驻守天水的胡宗南师一部进至广元昭化，作为田颂尧的后盾。 　　我军当时的人数略有增加，入川后两个月约增五千新兵，但缺乏地方武装的配合行动。我们又必须保卫这个苏区的四周地区，兵力因而相当分散。第四军驻守东疆，第三十军驻守南疆，分别对付刘存厚杨森两部，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又须各抽一小部监视汉中方面的敌人。因而与田颂尧部作战的就只有第九军第三十一军两部——六个团不足的兵力。 　　我们暂避与田部决战，但在每一道防线上，都给敌军一些挫折，然后再缓缓向后撤退。我们这样做，目的是逐渐消耗敌军的实力，战事愈拖得长久，敌军的创痕愈深，而且敌军的补给线也愈拖愈长，然后在一个适当的时机和地点，再行反攻。 　　战争开始后不到几天，我军即放弃了巴中县，敌军兴高采烈，夸耀胜利。事实上，巴中县的弃守确也是我们的一个重大损失。当地人民看见我军退却，人心也就不免动摇，即使是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也不一定了解我军的策略，心中总有点七上八下。甚至有人杞人忧天，准备着红军万一退出川北以后的打算。 　　在人心动摇的情况下，我们动员当地人民支援红军的工作就更感困难，在这个高山峻岭的区域作战，粮食往往要从相距百里的山路远处运到前线去，伤病兵又要从前线百里山路运回后方来。因此，我们经常需要一个强大的运输队——经常的和临时的共约五千人，来担负这个艰巨的任务。运输队既如是庞大，本身困难也是不胜枚举。即以疾病一项而论，有时就使我们感觉穷于应付。 　　总之，为了动员运输夫，使他们能够轮班休息，供应他们的给养，医治他们的病痛等等，已使各级苏维埃政府人员忙得不可开交。 　　敌军步步进逼，我军节节后退，战争是长期性的。到一九三三年七月间，我军又撤出通江县城，向苦草坝退却。这时敌军估计我们将从两河口的来路，退往汉中，于是田颂尧的前线总指挥孙震，集中他的主力，由南江的板桥口向两河口挺进，企图进攻我军的左翼，截断我们的后路。刘存厚的廖震师，也由万源县的竹峪关出动，与孙震部形成一个箝形攻势，威胁两河口右侧。可是，敌人的估计完全错了，他们忽视了一点重要事实：半年来战争损失最大的其实是他们。另一方面，又没有料到我们诱敌深入的手法。 　　表面上看来，我军是在退却，但实际上，我军驻地愈缩小，便愈能集结更多的兵力来返攻。我军首先以一部打击右翼的廖震师，敌军立即败退到万源县境内去了。接着，我们集中全力从两河口抄袭孙震部的左背。攻击的那一天，我军分由巴山茂林密竹的小路突然冲出，首先是占领孙部左背上的高地，控制着孙部后部的总口，敌军在我军机关枪扫射之下，全部乱窜，溃不成军。 　　我们乘势攻击，不到几天，尽复通南巴失地，并扩展了一大片苏区。南江方面我们追击到广元附近，巴中一路我军追到了阆中境。我们沿广元至阆中组成一条防御线与敌人隔嘉陵江相持。田颂尧部在半年的战役中，损失了他们实力的大部分。我军前后虽只俘获人枪三千左右，但田部的损失则约为这个数字的五倍(士兵以伤亡疾病居多数，枪枝大多抛弃于山崖深谷中)。至于我军损失，则约为田部的十分之一，而且立即获得补充，实力较前更强。 　　这一次胜利，使四川军阀大为震动。他们感觉此后要想对付红军，必须集合全川的力量，尤其是负指挥责任的孙震，对于自己失败的原因，表示大惑不解。其实，在这样险要地区作战是不能使用大兵团的，孙震将约三十团的兵力集结到一个崇山峻岭的窄小地区，已是兵家大忌，何况他所指挥的部队战斗力极弱，我军数量虽少，却极精锐，胜败之数，自然不是偶然的。 　　军事的胜利，奠定了这个苏区发展的基础。四周的敌人暂时已不敢向我们进攻，遂成短时休战的状态。当地人民为这次胜利而鼓舞，兴高采烈地积极活跃起来。我们迅即在占领区域内，到处组织苏维埃，并准备召集一次全区苏维埃代表大会，建立川北苏区的苏维埃政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这是省级的苏维埃)。 　　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在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典章法制，只有根据当地情形，参照鄂豫皖区的经验，进行一切。为了争取时间，遇事都是迅速进行，工作自欠精细，我们很迅速的组成中共省委机构，开始在各地征求党员，并成立分支机构。在这里原没有中央分局的组织，由我个人以军委会主席的身份指挥军队，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指导省委工作。党政军事务，纷集一身，殊感忙迫。所以有很多事，我都酌交各方负责同志相机处理，以不失时机为第一要义。 　　川北苏区始终是被隔离着的。四川在中国地理形势上，偏处一隅，而“通南巴”地区更是全省的偏僻地方。当时日本侵略中国，由东三省扩展到华北，一般四川人仍然懵懂的在过活，反日运动的浪潮，也还没有泛滥到这里来。存在于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更是人们闻所未闻。在四川人看来，四川就是一个国度，他们所注意和谈论的都是关于四川的事。甚至“国民党”、“三民主义”和“蒋介石”这类的名词，究竟内涵是些什么，不仅一般老百姓弄不清楚，就是当地的军阀，也不甚了然。 　　记得一九三三年底，四川一个“很能干”的军阀王陵基，受任为剿共军第五路总指挥，率刘湘部向我军进攻，曾发布一篇剿共的洋洋檄文。其主要的内容大意说：“三民主义主张节制资本”，是救国救民的大道，共产主义则主张“平均地权”，显然是共产公妻的邪说。这样将孙中山民生主义中的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主张，割裂为二，张冠李戴，简直荒谬可笑! 　　四川这种闭塞的情形，对四川的中共组织也有影响。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在我们打垮了田颂尧之后，由成都潜行来到通江，一时成为我们大家欢迎的对象。他到处发表演说，着重指出田颂尧虽然被打垮了，但较田部实力为强的其他四川军阀，正计划动员所有力量围攻我们，因此，我们要准备应战。可是他也告诉我们，四川省委组织单弱，党员人数很少，工作还未展开，他并不知道中华苏维埃政府的详情和中共中央对反日运动的态度，因为他与中共中央之间，早已失去联系。他虽立即成为川北苏区省委的常委，是一个参与决策的要角，然而，这个新血，并没有能将四川省外的新变化，带到这个偏僻地方来。 　　仅仅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川北苏区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于八月下旬在通江开幕。到会代表在千人以上，都是由各乡村选举出来的农民，我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的身份，向大会致词。为了使代表们能够懂得这些问题的意义，并另行分组讲解和讨论，我花了半天的时间，用极浅显的词句，讲解有关苏维埃这类名词的内容及我们所推行的政策的大要。这些代表们的知识水准很低，要使他们懂得大会所讨沦的问题，是很费力的事情。 　　这里的乡下人没有直接受过革命的洗礼，根本不知道共产党和苏维埃是什么回事。他们不像鄂豫皖区的农民受过革命风云的锻炼，他们不知道一九二七年有过国民革命，也不知道农民协会是怎么一回事。鄂豫皖区的农民大体还知道有一个中共中央领导他们革命，而这里的农民就不知道这一点。前者还知道有苏兆征这样的人物，因此会联想到苏维埃与苏兆征有关；而后者除了知道四川几个军阀的名字以外，对于苏维埃，是完全陌生的。 　　他们多数仍受神权命运等旧观念所支配，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一支与四川军队迥然不同的红四方面军，而这支军队竟又会到通南巴来。在他们的意识中，外省军队到了四川，总是胡作非为的，为什么红四方面军竟能一反其他外省军队所为，专为穷人打抱不平。他们不理解共产党和苏维埃这样抽象的名词，总希望找出一个具体的“人”来，用他们脑中的神权命运观念来牵强解释一番，这样，就发生过一个可笑的故事。 　　我这个领导人自然是一般乡下人所注目的，对我就有许多牵强附会的解释。他们联想到民国初年(二十年前)苦草坝地方，曾有一位姓张的青年农民，领导过一次劫富济贫式的暴动。不久暴动失败了，那位张某也就不知下落。最初是苦草坝附近的人，认为现在的“张国焘”，就是二十年前苦草坝暴动领袖张某，他们说两者之间身材年龄不相上下，那一定是苦草坝的张某流亡在外，经过神仙指点，现在脱胎换骨回来了。他们认为如果不是苦草坝的张某，为什么红四方面军竟会来到通南巴，视通南巴如家园，爱护备至，足证此张某即彼张某了。这种讹传迅即传遍了整个川北苏区，为一般乡下人所深信。他们以为共产党、苏维埃这类名词，大致都不外是替天行道的“法语”而已。 　　这个讹传曾风靡一时，一般人觉得通南巴出了一个“真命天子”，这与通南巴的风水和人民命运大有关系，甚至那位农民暴动领袖张某的妻子，都曾来看看我是不是她失踪了的丈夫。可是我们不愿助长乡下人这种愚昧观念，我和其他同志们都极力否认这是事实，积极向人民解释共产党和苏维埃的起源，说明红军是由共产党创造出来的，而张国焘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共产党员，并不出生于四川。经我们多方解释，人们才渐渐了解到共产党和苏维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原有的讹传也逐渐消沉下去了。 　　这个故事说明共产主义的理想和当地人民的旧观念，其间的距离不可以道里计。我不想多耽误读者的时间，去发掘此中的详情。简单的说来，川北苏区后来虽然也产生了一些革命人物，但论到当地的中共组织，最多只能说是一个农民革命的团体。 　　这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建立了川北苏维埃政府，和鄂豫皖苏区政府一样，这个新政府进行着同样性质的工作。在工作进行中，所遭遇的困难有异于鄂豫皖区，表现了这里的特点。分配土地是首要任务，在这个区域内积极执行，一般说来，通南巴一带地广人稀，禁种鸦片之后，粮食耕种的面积增加了，但还有些山地，因为无人耕种荒废在那里。土地多于人口，在分配上就比较容易进行。我们分配的办法是：原有自耕农的土地不动；佃户耕种地主的土地，即归佃户所有；然后截长补短，富农土地多余的或佃户耕种面积过大的，都匀出一部给土地不足的，此外还搭配一些山地给土地不足的。我们同样发给土地使用证，但认为现在的分配，乃是初步性质，将来仍可查田重分。 　　这个区域内红军战士家属，多分得较多较好的土地。因此，他们可以用半雇佣劳动或部分雇佣劳动，来代替耕作，没有发生像鄂豫皖区代耕制度的问题。这一带山区常发生妇女招“上门汉”①的事，甚至红军的逃亡士兵，有些也被山里的妇女招去当上门汉去了。这是过去苛捐杂税的压迫以及鸦片的毒害，加重了壮年男丁不足的现象，在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为了红军家属的土地不致荒废，也只有任他采用雇佣劳动的办法了。 　　当地穷人对绅粮们极其痛恨，报复心理十分浓厚。在各乡村的群众大会上，都充满了报仇雪恨的事情。一个土豪劣绅往往被几十个乃至上百个的苦主控诉；甚至一个只是当过甲长的人也难免被农民控诉。苏维埃政府的政策是希望农民分清主从，辨别轻重，不要将土豪们的小爪牙，也算成土豪。各乡村农民往往发生对土豪劣绅直接行动的事，苏维埃政府则要求群众应将这类案件，交县政府政治保卫局或革命法庭法办。 　　红四方面军的政工人员不直接惩办土豪，往往还纠正一些当地人民处罚土豪的偏激行为。拘押土豪追缴罚款的事，在这个苏区内并不常见。我军政治工作人员会同当地人民征发土豪劣绅的粮食的时候，也没收他们所储藏的鸦片，其价值即足以供应我军。在禁烟高潮中，没收鸦片是天经地义，不会引起人们的反感。 　　分土地和打土豪这两项工作的进行，逐渐引起地主土豪们的反抗，也使苏区的人民发生阶级分化。地主土豪们最初也曾赞扬红军废除苛捐杂税的章程，但他们惧怕当地穷苦人民的报复行为。他们用请客等办法，联络当地与红军有关的新兴人物，希望少作些有关他们的报告和不要乘机报复。这些补救的努力失败之后，他们才认清穷人与红军原来是一体的，乃采取反对苏维埃政府的立场，暗中活动，造谣挑拨，离间苏维埃政权与人民的关系。 　　当地穷苦人民革命情绪虽然很热烈，但究竟缺乏组织力，特别在地方武装方面完全表现出来。这里也和鄂豫皖区一样，组织过人数众多的人民自卫军和少数的独立连等。可是自卫军往往不容易集合行动，独立连的战斗力也极薄弱，缺乏得力的干部是地方武装脆弱的主要关键。一九三四年夏季，巴中南区少数地主纠合了约百余人的武装力量，占据鲜家寨，发动反苏维埃的暴动。我们的地方武装竟无力抗拒，结果还是借助于红军的力量，才把叛军敉平。 　　这个区域内的经济，本可自给自足。除了食盐要取给于外埠，其他的日用必需品大致本地都可以生产。工业产品如兵工器材缝衣机医药等，则感十分缺乏。市场情况和商品价格，当然随着战局而转移。当地人民普遍要求物价降低，往往任意限制市场价格，使市况趋于萧条。 　　我们的经济政策，不赞成限价，而是奖励贸易，繁荣市况；只对那些高抬市价的投机商人，予以打击，不准他们任意兴风作浪。我们在这里也建立了苏区的银行，发行货币并征收农业税和商业税等。在各个集镇上却没有商业指导人员，往往由各区乡苏维埃政府的经济委员担任，主要任务是掌管标准的度量衡，废除商业上的许多陋规和中间剥削等等。这些设施有相当的成效。 　　各项紧急工作，始终耗费了苏区政府主要的力量，除我在上面说过的动员运输队协助军事行动外，还需与疾病作斗争。这是个疾病流行的区域，痢疾、皮肤病、感冒非常普遍，性病、眼病、伤寒等症也是很常见。一般人缺乏卫生常识，疾病的流行更为猖獗。川北苏区政府自成立之日起，即在各处设立医院。这里原是医疗人员和医药两缺的地方，人们又习于求神问卜和依赖鸦片，我们反对这些迷信和偏见，提倡卫生和医疗。这样做的结果，中医师成了人们尊敬的人物，各集镇中药铺的生意也随着十分兴隆了。 　　一九三四年秋，痢疾大肆猖獗，苏维埃政府属下的医院，简直无法收容所有的病人。川北苏区政府的总医院，住院病人多至二千二百人。其余各县医院每院普通也在五百病人左右，各乡区医院所收容的病人少则四五十，多者也达百人。医院里的病人，因痢疾而死亡的，以日计的最高纪录曾达一百七十余人。在各医院服务的近两百名的中医师也因传染了痢疾，死亡超过了三分之一。这次痢疾的侵袭蔓延约两个月之久，造成了恐怖状态。据当地老农们说，这一带近十年来就曾发生过两次这样严重的传染病，因为没有像苏维埃政府这样照料人民的政府，所以上次的情形还要可怕得多。 　　这个区域的妇女们特别活跃。她们组织了妇女联合会，不仅可以做些女红军工作，有些参加运输粮食，有些担任防御性军事工作。她们的坚强，往往不亚于男人。她们不仅是戒烟的急先锋，而且积极参与苏维埃各部门的工作。为了满足妇女们的要求，我们曾组织一个妇女独立团(后来这个团还有一部分到达了延安)。这个团成立的时候，报名参加的为数极多，经过精选的结果，这个团还是有一千多人。这是我们第一次有了单独的女子军。她们在救护伤病兵方面，起过很大的作用。 　　这个区域内的最大困难，是缺乏干部，因为缺乏教练，我们始终没有建立起军事学校，也没有办过长期性质的党校，我们只得由各军务团自行训练干部。省委只能举办一些短期性质的训练班。苏维埃政府虽在各区乡都办有学校，但因师资缺乏，执教鞭的人大多还是三家村的老学究。 　　一九三三年九月，正是秋高气爽的季节，我们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工作，已经有了相当的头绪，便移师东指，去进攻刘存厚部的防地。盘踞绥定垂二十年的帝制余孽——刘存厚，就在这次战役中，被我们打垮了。接着又展开了我们与四川全省军阀的战争。四川军阀虽叠次受着我们的打击，但他们有蒋介石的力量做后盾，战争纠缠不已，我们终于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是年七月，田颂尧部败退之后，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即调兵遣将，准备对付我们。这些军阀之间互有矛盾，因而他们的行动特别迟缓。刘湘为了保存实力，就不愿将直系部队，迅速调到最前线与我军硬拚，老在与其他军阀商谈各部“齐头并进”的计划。杨森部因实力不足，缩回营山去了。田颂尧已受沉重打击，防地朝夕不保，更是垂头丧气，内部意见又极纷纭。据说田颂尧深悔当初没有接纳我们所提避免战争的建议，以致弄到如今的惨，暂时自然不敢和我们接触。汉中的杨虎城鉴于我们打垮田颂尧的声势，暗中径行与我们联络，协议互不侵犯(杨虎城与中共军事方面的联络就是从一九三二年八月开始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单独对付刘存厚了。 　　我们不敢怠慢，决定先发制人。我们很讨厌刘存厚，因为他不特一直没有接受我们所提互不侵犯的建议，并曾乘我们被田颂尧进攻之危，出兵竹峪关。他在绥定颇有积蓄，而兵力却是不堪一击。我们的目的是夺取刘存厚的军火，以增强我们对全川军阀作战的实力。 　　我们集中过半数的兵力，袭击刘存厚的防地，一经接触，刘部即闻风披靡。不几天，我们就席卷了他防地的大部分。他所有的绥定宣汉和万源三个县城也先后被我军占领。刘存厚统治的残暴比之田颂尧，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地人民纷纷协助红军，解决刘存厚的残部。打土豪、分粮食等等摧毁旧势力的群众行动风起云涌。刘存厚从此也就湮没无闻了。他的残部改由廖震率领，转隶刘湘麾下。 　　这是红四方面军入川以来一次最重要的胜利。我军缴获近万破旧枪枝，上百万发的土制子弹。刘存厚在绥定城内所建立的兵工厂、军火库和被服厂等，以及积存的金银物资，除被破坏损失者外，悉数成为我军的战利品，可算是我军一次最丰富的补充。 　　由于这一胜利，红四方面军也获得极迅速的发展。刘存厚防区内的人民成群结队涌到红军里来，我们也放宽收容的尺度；不问仍吸鸦片与否，只要身体不坏，就可入选。这样，每天都有成千人参加红军。不到两星期，全军战士人数已由两万增至五万，每军人数由四千增至一万左右。不过新兵大量增加，训练力量极感不足，使部队的水准一时大为降低。 　　我军乘胜由绥定宣汉向刘湘的防地梁山进逼，曾使重庆万县为之震动，也促成了四川军阀的联合行动。刘湘就任四川全省剿匪总司令，以邓锡侯为第一路总指挥，由广元昭化向苏区进攻；田颂尧为第二路总指挥，由阆中向我们推进；杨森为第三路总指挥；李家钰罗泽南分任第四路正副总指挥，分向我们的南面进袭。刘湘的直属部队正当梁山的正面，由王陵基以第五总指挥的名义统率，这也就是此后战争中敌方的主力部队。此外，蒋介石也立即在四川设立了一个“剿匪”行营，派贺国光为行营主任，准备调遣在天水的胡宗南部和在汉中的杨虎城部，以配合刘湘的军事行动。 　　十月间，王陵基的第五路军集中梁山之后，即向我军反攻，战局开始逆转。刘湘直属部队的战斗力较田颂尧为强，尤以王陵基的第三师最为精锐(这个师约有普通两个师的实力，装备也都是来路货)。我军则因新兵过多，在最初两次接触中，即遭受重大的伤亡，乃决定采用逐步后退的策略，以图整训。 　　当我军由梁山前线退守绥定河北岸防线时，王陵基部旋即全力攻击，强渡绥定河。在“柬林河”②地区阵地，王陵基部开始受到我军的沉重打击，他将在万县历年所扣留的四川其他军阀由长江下游运川的军火，大部消耗掉了。他虽达成了渡河的目的，但较之他所付出的代价则有点得不偿失。他的攻击力从此也就逐渐转弱了。 　　我们退到绥定河北第二道防线后③，知道王部的攻击力也有限了，立即抓紧时机，紧急展开了训练工作。这项工作相当复杂，首先是射击技术和战斗技术，再则是军制军纪以及文化卫生等等常识教育，再其次是戒绝新兵的烟瘾。戒烟的办法是说服与强制并用，由各连的政治指导员，控制着戒烟丸子，逐渐减少供应量，以期有烟瘾的新兵在限期内戒绝。我和徐向前陈昌浩等都亲自督导这些训练工作的实施。 　　我们这项训练工作，收效很大，也曾引起敌方的惊异。我军在阵地附近演习实弹射击时，王陵基误以为我们发生了内乱，准备乘机进攻。但旋即发现我军的工事做得又快又坚强，前线士兵的战斗动作极敏捷，显然又不像有内乱的样子，似乎有些大惑不解。 　　在王陵基继续不已的攻势压力之下，我军被逼退却三次，退到了绥定以北约一百里的地区。但敌军的攻势所付出的代价，是一次比一次重大。王陵基在最后一次对我军的攻势上，损失兵力近三千，而我方的损失则不及敌人的十分之一。这就挫折了王陵基的锐气，他不得不承认“共匪”虽在退却之中，战斗力并不稍减。 　　我军与王陵基部相持了约三个月，已是一九三四年一月下旬了。王陵基觉得他已不能迅速解决“共匪”，但低估了我们的反攻能力。到了快过阴历新年的时候，王陵基的太太姨太太和亲属，纷纷电催他返万县渡岁，并料理私人财产账务。他于二月上旬私自返回万县，他的秘密行动，上自刘湘下至他的部属都不知道。他只嘱咐他的参谋长，暗中代理总指挥的职务。我们团能译出他们的电讯密码，对他的行动了如指掌，乃积极计划乘机反攻。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四口清晨(阴历元旦)，我军开始反攻，袭击王陵基的右翼，驻守那里的一个旅，经我军猛攻后即告瓦解，旅长亦阵亡。其第二道防线上的守军，也因之溃乱。我军乘胜推进三十里，直抵王陵基的总部。王的参谋长仓皇率部急退，这时王部各师旅长始悉王陵基已在阴历年前私离防地，为之大哗。幸赖王部左翼指挥将领，尚能沉着应战，坚守防地，才挽回了王军全部崩溃的命运。王本人闻讯急返前线，从事补救并策划反攻；但刘湘再也不信任他了。 　　王陵基就这样被刘湘解职，并软禁了一个时期。刘湘与王陵基之间原有罅隙，主要是王陵基私通蒋介石并扩充实力，使刘湘觉得王有取而代之的野心。王似乎为了讨好于蒋介石，所以这次与我军作战，相当卖力，这又使刘湘觉得王陵基是在任意消耗他的实力。这次王陵基私离防地，触犯军纪，正给刘湘处罚王陵基的一个好机会。 　　我军自一九三三年十月与王陵基部接触以来，至一九三四年二月间，可说是与川军作战最激烈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除了正面的王陵基部以外，其他如邓锡侯、杨森、田颂尧、李家钰、罗泽南等部，配合着王陵基的行动，纷纷向苏区进逼，也曾发生过一些激战。在这几方面的我军，为了缩短防线，也逐渐退到南江巴中两个县城附近。等到王陵基部受挫后，战局便暂呈胶着状态。 　　刘湘在无可如何之中，抬出了一个“刘神仙”，这是川军与我们作战中的一个有趣插曲。“刘神仙”原名刘崇云，是刘湘的算命先生兼“诸葛亮”。刘湘曾拜他做老师，四川大大小小的军阀，也跟着拜他做老师，因而权重一时，已能替刘湘做些纵横捭阉的工作。刘湘本人是孜孜计较四川各派军阀势力的消长的，遇有风云变化，不愿自己的实力受损，但求他人能为自己在火中取栗。刘神仙之被抬出，似是为了便于调动各派的军队。 　　紧接着王陵基的被撤，刘湘的阵容实行改组，刘湘本人仍坐镇成都，另在南充设立一个前敌军事委员会，指挥全盘战局，以刘神仙为委员长。原王陵基第五路总指挥的职务，则改由刘湘的亲信第一师师长唐式遵继任。军事委员会之设于南充，其目的显然是要刘崇云就近督促邓、田、杨、李、罗各部为进攻我军的主角。 　　三月间，这个妖言惑众的巫师——刘崇云，大摇大摆的进驻南充。他模仿诸葛亮出师表的口吻，发布了一篇誓师的洋洋大文，前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打气电令如雪片飞出，无非是催促各军前进。事实上，杨森部也就向巴中通江的南部挺进。 　　我军的策略是要破坏刘湘这种计划，不让四川的军阀真诚合作，而以打击刘湘的直属第五路军为主要目的。我们集中了约三分之一的兵力，先给冒进的杨森部一点打击，杨森部在我军的攻势下，向营山败逃。我军进围营山县城，并以一部直捣南充，刘神仙只得仓皇逃回成都。我们于是向杨森等宣称，我军无意占领杨森的防地，只是不让刘妖怪猖獗，我们所要打击的是刘湘，希望四川其他军人不受刘湘的利用。事实上，我们也将军队撤离了杨森的防地。 　　刘神仙从此再也不露脸了；前敌军事委员会也被撤销了。刘湘这位剿匪总司令，虽仍不敢离成都，但刘神仙这个工具既已失灵，一切只好亲自处理了。 　　唐式遵任第五路总指挥之后，所表现的作风与王陵基显然不同，唐为人似较敦厚，更能团结部属，对刘湘则奉命惟谨，一切措施多向刘湘请示办理，第五路所辖部队之调来前线者续有增加。王陵基指挥时，其第一线的兵力，最多不过四万人，而唐式遵则使用到六万人。唐在指挥上似乎有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意味，所有作战命令均为例行公文，只是四平八稳。各部所担任务，只求平均分配，不敢有所轻重。 　　一九三四年四月起，唐式遵也曾组织过几次规模较大的进攻。我军仍用诱敌深入之计，步步后退，双方都没有甚么重大的伤亡。正月间，我军退到了最后防线，左翼以万源县城为最后据点。刘湘以为他的军事计划着着成功，因严令唐式遵迅速夺回万源县城，企图由万源抄袭我军通江北路的后路，这样就爆发了为时三个月的万源争夺战。 　　万源附近地形特别险要，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我军希望在这里消耗敌军的实力，所以坚强抵抗。刘湘这时在梁山建立了飞机场，蒋介石也调来了几十架飞机，供刘湘指挥。唐式遵每周平均总发动一次攻势，每次都受到严重打击，最后，他终于不能支持了。 　　唐式遵的例行公事大致有如下的特点：他将他的部队轮流担主攻，每次攻势都是在拂晓时发动，等到八九点钟梁山的飞机(多为九架的编队)飞到前线的时候，乃蜂拥前进。进到山腰地带之时，就为我军的火力所抑制，进退两难，到下午四时左右，敌机不能再来的时候，我军就开始反攻。在肉搏中，敌军以手榴弹为主要武器，不过手榴弹抛出后至少要经过十秒钟才能爆炸，我军手榴弹较少，乃即拾起敌人抛出的手榴弹反投过去，正好爆炸。这样，敌军在手榴弹和我们的机关枪扫射之下，受到惨重的伤亡，败回原阵地去了。在这一段期间内，敌军每次伤亡至少三百，好几次超过一千。 　　敌军的实力是衰落了。这种情形不仅表现在战场上；唐式遵的部属都纷纷要求补充整理，唐本人也致电刘湘诉苦，说明伤亡惨重，请求停止攻击。我军的损失远较敌方为少，士气仍极旺盛，这就造成了我们反攻的良机。 　　八月间的一个拂晓，我军从万源竹峪间的地区，开始反攻，迅即冲垮了敌军的防线。我军主力转而包围万源正面敌军的后路，这是一个长距离的包抄。敌军没有等到我军抄到敌人后路的要害所在，就纷纷向后逃跑，溃不成军。我军加速猛追，显有全部歼灭敌军的可能，惜因大雨如注，山洪暴发，阻延了我军追击的速度。追击至绥定宣汉时，敌军大部退过绥定河，控制了渡河工具，我军因水深无法渡河，敌军才得着喘息的机会。 　　这一次胜利又恢复了我军与全川军阀作战以来所失去的地区，我们原保有通江、南江、巴中、万源四县全部和绥定、宣汉、广元、苍溪、阆中、仪陇六县的一部分。当唐式遵进攻万源县时，西线的敌军乘隙占据南江巴中两个县城，唐式遵的第五路军被击溃后，西线的敌军，在我军压力之下，也向嘉陵江西岸退走。这样，川北苏区，北枕巴山与汉中为界，东达绥定河，西凭嘉陵江，南与杨森的防地——营山渠县相接。 　　刘湘所部各路先后败退后，战局又暂呈间歇状态。此时刘湘又重新调整阵容，以其第二师师长王钻绪继唐式遵为第五路军总指挥，积极整编部队，一时无力反攻。我军经过长期的战斗，也要整补。 　　在这种山岳地带长期作战，对敌我两方都造成了极严重的灾害。不过敌方组织力较差，损害也更大。以梁山为后方的唐式遵第五路军，经常要使用八万名左右的运输夫始能供应全线需要④。这些运输夹却是强拉来的瘾君子，沿途死亡者，不计其数。绥定万源宣汉一带，唐式遵部所占领过的区域，遍地都是死尸，到处遗弃着伤者病者，其中自然有不少士兵，但还是运输夫占多数。当地村庄，经敌军骚扰后，居民多已逃亡，物资更是十室九空。 　　川北苏区的领土，也是一片荒凉景象，尤其是曾被敌军蹂躏过的地方。耕作受着战争的妨碍，田地不是杂草丛生，就是荒废了。居民的粮食和其他积蓄，一部分被红军消耗了，另一部分则为敌人所糟蹋。疾疫流行，我在上面说过的一九三四年秋季的痢疾，就是在这时猖獗的。苏区内各集镇上，冷淡萧条，赶集的人大大减少了，市场上的货物，更是寥寥无几，人民的呼声，不是疾病和死亡的哭泣，便是物质匮乏的呻吟。 　　我们集中精力挽救这些灾害，一面是追击敌人，一面是清扫战场，掩埋敌方遗弃的尸体，收容伤病，到处消毒。敌人败退时，竟将万源境内仓库的存粮，浇以火油，使我们无法利用，可是那些从山林中逃回来的人民，因饥饿难抵，竟抢食那些浇了火油的米粮，因此又增加了一些疾病。战争一告结束，我们即动员当地人民，抢救和补种晚秋农作物，调配粮食，救济灾害严重区域。经过了这次战斗，食盐尤为缺乏，我们甚至将老盐店地下的泥土挖起来煮，以期能够得着一点盐。我们到处作预防疾病的宣传，动员全力扑灭痢疾，红军战士们从各方面协助人民；军医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照顾生病人民。 　　我们各项抢救工作正在紧张展开的时候，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江西红军脱离瑞金根据地，向西行动，不到几天我们就知悉了。这是使我们十分震动的事。七八月间，当唐式遵向万源进攻的时候，中共中央从瑞金叠次来电，对我们的处境表示忧虑，却没有一字提到江西苏区的情况。到了八九月间，我们将敌军先后击溃，中央来电表示十分欣慰。从这些电报的字里行间，我们就感觉到了中央苏区处境不佳。 　　我们举行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中央红军(即第一方面军)退出江西苏区所引起的问题。他们这次行动，我们事先毫无所知，根据我们直接获得的资料，认为中央红军这次行动是在敌人的压力之下，不得已的退却行为。我们不敢断定他们是否能阻止敌人的追击，是否能在西南地区立足，但确认中央红军不能在江西立足，是整个苏维埃运动受着严重打击的表现。 　　根据这些估计检讨红四方面军今后的方针，我们都主张今后应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力求向外发展，不必死死守住这个川北苏区。川北是挤掉了汁的柠檬，单凭这里要求发展是不易的。这种看法，有两个主要理由：一是我军的枪枝弹药，质素愈来愈低，兵力人数虽在五万左右，但实际能作战的枪枝不到两万，其中多半是土制货，是从四川军阀作战缴来的次等货色，而且枪枝在作战中损毁极易。因而，同志们多引以为忧，认为只有与蒋的嫡系部队作战，才能缴获较好的枪弹来补充自己。二是川北苏区经过战争的蹂躏，粮食及其他必需品均感不足，到了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可能发生饥荒，如果红军死守在这里，不仅不能为人民解决粮食问题，恐将与民争食。 　　这次会议并未形成具体决议，只是由会议授权首脑部相机处理一切。我们为未来的行动开始作些准备。四川军阀受着江西红军被逼离开老根据地一事的鼓励，又蠢蠢欲动，到处发动规模不大的进攻。我军主力则集结在离前线较远的战略要点上，仅用少数兵力在前线与敌周旋。我们抽调中级以上的干部，组成军事高级训练班，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全国各地的军事情况，特别是较广阔的西北地区的一般情况。 　　这个训练班最初是由负伤病愈的干部组成的，后来陆续从军队中抽调干部参加；直到我们与中央红军会师之后，才改组为红军学校。担任这个训练班主任的，就是负着重伤的原第九军军长何畏。他原系香港的洋服工人，参加过一九二五年的省港大罢工。在苏维埃运动时期，参加过广西越南边境的游击战争，留与越南革命党人一起在越南与法国军队作战，一九三一年他被调到鄂豫皖苏区任红军的团长，先后负伤十一次。这多次的枪伤，使他成了残废。因此，这个训练最初还带有点休养的性质。 　　我们事实上放松了对四川军阀作战。仅有的侦察电台，日夜不停的工作，只有小部分时间用在侦察四川敌情，多数时间用来侦察中央红军行进所在及其四周敌情。中央红军行进到广西贵州边境地带时，我们即开始供给中央红军情报。这是一件相当繁重的工作，侦察电台每天都译出敌军大批密码电讯，再由参谋人员扼要作成通报，经我鉴定后拍发给中央红军，我们的电台须守候中央红军电台出现，有时从晚七时余守候到翌晨三点左右。有时我自己也守候在电台旁，解答对方的疑难。 　　至少约有两个月的时间，中央红军是完全依靠我们供给情报(特别是他们由遵义向云南方面行进时)。他们日夜在行进中，因而电台没有时间做侦察工作。每当他们宿营或休息的时候，立即与我们通报。根据我们所供给的情形，决定行动，发布命令。而我们这种行动，对于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极尽了耳目的作用。 　　当中央红军退却到贵州境内时，所有消息，一天一天不利于我们了。追击的国民党军队所发出的电讯，夸耀他们胜利。蒋介石的部队，正从各方面移动，有些已经进到四川的重庆，有的经西安向汉中天水移动。四川军阀，一面表示恐惧，他们估量到达贵州的江西中央红军，将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境内会合；另一方面，蒋介石的部队也已大批的涌进到四川来，因此四川军阀觉得本身防地已不易保持，于是叫嚣先解决红四方面军，以免南北两路红军互相策应。 　　我们配合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是一九三四年十二月间开始的。估计中央红军将与红四方面军在川北西地区会师，我们义不容辞的要策应他们。我们设想未来的根据地以川陕甘边区地带最为适宜，但驻守天水广元线的敌军胡宗南部，却是我们实现这个计划的最大障碍。 　　十二月间，我军主力进至汉中的宁羌地区，这是我们入川后第一次向川外的军事行动。驻守汉中的杨虎城部因此大起恐慌，派代表质问我们，为何违反原已达成的互不侵犯协议。我们告以违反协议的不是我方，而是杨虎城自己，因我军与刘湘部在万源相持的时候，陕军曾越过巴山，骚扰我北面的后方，近来陕军又积极布置，有响应蒋介石剿共的迹象。但我们也安慰杨虎城派来的代表，说明我们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并非占领汉中，而是别有所指。 　　的确，我们的第一个目的是在找寻胡宗南部队，相机予以打击。可是胡宗南部的主力，远在天水，在川甘边境的碧口和四川的广元只各驻有一个旅。我们曾派小部兵力向碧口广元两处的胡部作试探性的进攻。敌军据险凭借优越的火力抵抗，不轻易出动。因此，我们没有获得在野外打击胡部的机会。 　　我们另一个目的，是找寻徐海东部的行踪。当时徐海东部也从鄂豫皖区西进到陕西地区，我们从敌人的电讯中，侦察得关于徐海东部行踪的一鳞半爪，不久又音讯杳然。我们估计徐海东是在追寻我们，因而我们想派点部队去接应他。但我们在汉中侦察的结果是失败了，不特不知道徐海东部的确实所在，即这支部队是否存在，亦未得到可靠消息。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我们在宁羌地区按到中共中央来电，告诉我们遵义会议决议的大要。其内容是确认中共中央苏维埃运动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军事路线却犯了严重的错误，主要是中央红军在江西苏区，误用保卫苏区的口号，采取了保守性的军事防御策略，放弃了游击战争的优良传统，因而招致了军事上的失败。此外，这个电报还告诉我们，中央政治局增选毛泽东为委员。 　　我们举行会议研讨这个电报，从最迫切的军事眼光来看问题，觉得红一方面军在江西苏区和此次西行，大致都遭受重大的损失，因而严重的批评了军事路线的错误。我们旋又得到消息，红一方面军由遵义正向西北方向的川黔边的赤水地区行进。我们判断他们正在设法偷渡长江，到川北来和我们会合。于是我们放弃了在川陕甘三角地带与胡宗南部角逐的计划，仍回到川北苏区。是时四川军队已重占绥定万源一带地区，主力则由南面向仪陇巴中地区挺进。为了保卫这个苏区，我军也不得不迅速南撤。我们根据当时情况，决定了由苍溪地区渡过嘉陵江西进，实行策应红一方面军的军事计划：徐向前率大部对付我们南面的敌人，陈昌浩驰返通江对付东面之敌。在我军渡嘉陵江后，通江自不易守，应先行部署当地游击战争的工作，我则驰往苍溪地区为渡江战作准备。 　　这是影响川北苏区存在的一个决定。我们曾向一般干部和苏区内人民预先解释，红四方面军主力必须执行策应红一方面军的军事计划，这个苏区因此可能暂时要忍受敌人的骚扰。我们不敢宣布红一方面军处境艰难的消息，只强调红一方面军是较四方面军为强大的部队，它将与四方面军会同夺取成都。这个军事计划的实施，为我们与一方面军在懋功地区会师提供了可能的条件，也是川北以通江为中心的苏区事实上归于结束的标志。 　　① “上门汉”即是男子入赘女家。 　　② 柬林河系一地名。 　　③ 这道防线距绥定河约有三十华里。 　　④ 这个数字系唐式遵部当时的公报所载，可能有些夸大；但即使以半数计，也是骇人听闻的。 　　 我的回忆（下）/张国焘.—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