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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硕果仅存的陕甘革命根据地 |
| 何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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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世闻名的中央红军粉碎了蒋介石的四次“围剿”，经过广昌恶战，湘江失利，巧取遵义，四渡赤水，翻越皑皑雪山，穿越人迹罕至的沼泽草地，攻克天险腊子口，终于摆脱蒋介石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开创了人类战争史上突破重围的奇迹。但到哪里落脚，到哪里去发展和开辟新天地的问题，尖锐地摆在中央红军首脑面前。
时任中央机关第二纵队(即红章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李维汉有一段描述：
俄界会议后，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一九三五年九月中旬突破天险腊子口，接着就过岷江，……向甘肃哈达铺前进。在到哈达铺前，在河边的一个圩场上，我看见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等同志在一起休息。毛泽东向我打招呼：罗迈，你也来休息一下!我就下马休息，看到他们正在翻阅一张国民党的地方报纸，上面登了蒋介石派大军“围剿”陕北“共匪”刘志丹的消息。我们才具体得知有这样大的红军在陕北苏区积极活动。党中央随即决定到陕北苏区与陕北红军会师。这时才正式宣布成立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毛泽东。①
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从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年1月，党的领导机构在王明“左”倾路线操纵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白区党的组织几乎丧失了百分之百。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但长征途中遇到张国焘分裂中央，使红军又遭到了损失，因此陕甘根据地成为“硕果仅存”的根据地。陕北人民以极大热忱欢迎中央红军的到来，陕甘根据地就成为红军长征理想的落脚点。
陕甘红军和陕甘边根据地的革命斗争，是全国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拿起枪杆子回击蒋介石的反革命“屠刀”。
正如毛泽东所说：“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②
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也汲取了教训。陕北党组织坚持不懈的斗争，为创建陕甘根据地，经过无数次的浴血奋战，残酷斗争，先后发动70多次兵变、暴动，在血的教训中，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坚持走井冈山道路。
创建巩固的根据地
刘志丹、习仲勋等人深刻地总结了几年来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决定把武装割据和农民运动结合，先在耀县的西北创立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
照金位于渭北高原的山区地带，地处耀县、三原、淳化、旬邑、宜君、同官(今铜川市)六县交界，属于“三不管”的地带，境内沟壑纵横，山峦叠嶂，地势险峻，进可夺取渭北，威胁西安，退可据险固守，是建立根据地的理想之地。1932年2月，刘志丹率陕甘游击队抵达照金，消灭了当地民团，并帮助当地党组织建立起游击队，打开了局面。
由于有了根据地，1933年3月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成立，习仲勋任军委书记，同时成立了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随后又建立了十多支游击队。
1933年4月5日，陕甘边特委在照金召开了陕甘边工农代表大会，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选举周冬至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兼党团书记。
至此，东起铜川香山寺，西至淳化县塬畔，南抵耀县高山槐，北至旬邑县马栏，东西50余里，南北80余里，形成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陕甘边根据地的建立，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和恼怒。当年4月下旬，国民党军队以4个正规团、6个民团的兵力，兵分四路进犯陕甘边根据地。陕甘边特委为了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决定由红2团到外线打击敌人后方，游击队坚持当地斗争，暂时放弃了照金。但是，经过20多天的激战，部队在原有基础上扩充到5000多人，游击队获得了锻炼，迫使敌人退出了陕甘边根据地，首次显示了根据地的威力。
红日照高原，革命红旗迎风展。刘志丹、习仲勋根据形势变化很快决定在南梁建立根据地。
甘肃省华池县的南梁，位于陕甘两省交界处，地处桥山山脉中段，大梁山的南麓。东距延安，西翼庆阳，北邻保安(今志丹县)，南与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相邻。特别是能驰骋平定川、豹子川、林镇川、王皇庙川、白马川、二将川、大风川等，纵横百余公里。而且这里重峦叠嶂，梢林密布，沟壑纵横，易守难攻，也是开展游击战建立根据地的绝佳山寨。
1933年11月3日，陕甘边红军和特委决定以南梁为中心，正式建立工农民主政府，习仲勋任政府主席，同时以“狡兔三窟”的谋略，建立三处游击区：
第一路陕北，以安定(今子长县)为中心的游击区；
第二路陇东，以南梁为中心的游击区；
第三路关中，以照金为中心的游击区。
在这个战略布局下，红26军东西征战，游击队南北策应，把陇东、关中、陕北逐步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革命根据地。
总结陕甘边创建根据地的经验，主要有三：(一)选在两省及几个县的“三不管”地带；(二)地形险要，易守难攻；(三)离大中城市较远，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便于开展游击战。
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对陕甘宁根据地说过一句至理名言：“陕甘宁边区从过去到现在，都是敌人统治的空隙，几个军阀互有矛盾，所以刘志丹同志率领的工农红军才能在这里存在。”③
政策很得人心
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在建设中不断探索，逐步形成和完善了一套切合实际的方针政策，例如：
土地政策：没收地主、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地主参加劳动，可以分得土地。
财政政策：(一)鼓励农民生产，增加粮食；(二)成立牧场，养猪、养羊，大力发展畜牧业；(三)不强行征购农民粮食，靠购买农民余粮供养部队；(四)成立集市贸易，保护商人合法交易，允许做生意。
对土匪政策：受反动当局操控的土匪，欺压残害百姓的“惯匪”，坚决消灭；因生活所迫，与反动当局“结成死对头”的土匪，采取争取和改造的办法；对“哥老会”、“扇子会”、“红枪会”等封建色彩浓厚的组织，采取分化瓦解的政策。
毛泽东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陕甘边对地主、富农和工商业的政策，与那种“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扫地出门”，以及“没收一切工商业”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陕甘边工农政府在实践中还探索了肃反政策，对违法犯罪的人实行“感化政策”、“保释政策”。处决主犯和重犯，必须经群众大会讨论决定，公开执行。
对俘虏采取教育、争取、改造、使用的政策，红26军后期的排长、连长很多是从敌军俘虏人员中改造过来的。
陕甘边另一个成功的政策，是大胆起用知识分子。1943年10月成立的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习仲勋为主席，秘书长就是外来的知识分子蔡子伟，以后是张文华。途经南梁的马文瑞先任红军军政干校的教官，后被派去开辟东部地区并任主要领导。当地知识分子杨亟生，因家庭出身是地主成分，想参加红军怕“人家不要”。刘志丹、习仲勋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消除了杨亟生的疑虑，杨亟生最终参加了苏维埃的建设，解放后成为民政部的一位领导。
陕甘边苏维埃特别重视教育，吸收使用了一些知识分子教书育人，兴办了列宁小学，派张景文任校长；还办了《布尔什维克》报和《红色西北》周刊。这些最初的文化教育事业虽带简陋、贫乏的缺陷，但培养了大量干部，在根据地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更为后来陕甘边区文教事业蓬勃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在极其艰苦、紧张的环境中，工农民主政府还抓了社会管理工作。颁布法令，严禁毒品交易和使用，严禁设置赌博场所和从事赌博活动，废除对妇女“缠脚裹足”的封建陋习。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和工作人员，保证这些法令的落实。
有了切合实际的政策，贵在落实。习仲勋对以南梁为中心的根据地的工作曾提出两项要求，一要制定一系列开明的政策，使群众看到希望和光明；二要组织实施，使明令公布的一系列政策得到落实。
跟习仲勋一起战斗在南梁的黄罗斌(后为甘肃省顾问委员会主任)回忆：
红二十六军消灭了照金民团后，转战北上，刘志丹同习仲勋谈：“要跟农民打成一片，就能做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队伍走了，你们会遇到很大困难，但只要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习仲勋按照刘志丹的意见，深入到一村一户作调查，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开展斗争，先后在荔园、秀房沟、高山槐一带组建了农民联合会和农民游击队。为了解决群众疾苦，开展了规模空前的分粮斗争。照金山山川川的分粮热潮，影响到耀县、正宁、富平、旬邑、淳化等县的部分群众，他们也参加了分粮斗争……习仲勋趁热打铁，又组织开展了分配土地的斗争热潮，农民分得了土地，极大地激发了革命的积极性。为了保卫斗争取得的果实，巩固发展革命根据地，群众自愿报名参军，壮大了地方武装力量。④
当年，陕西关中地区有十多个县也闹分粮斗争，但因没有武装力量支持，都失败了。时任红2团团长的王世泰(后任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深有感触地说：“没有红军，就创建不了根据地”，而“没有根据地作稳固的后方，红军也难以生存下去”⑤。
坚持红旗不倒——陈家坡会议
当年陕甘边红军和苏维埃领导来自四面八方，有来自西安的，有来自北平的，也有从上海来的，大多是参加过当地武装起义的。把这些人团结起来形成统一的意志，统一行动，坚持正确的道路，是件不容易的事。
陕甘边苏区从1930年到1935年，运用个别酝酿、协商、开会、讨论、表决这种体现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排除“左”、右倾干扰，开过近十次会，坚持走井冈山武装割据的道路。其中，1933年8月14日在耀县召开的陈家坡会议具有决定性意义。
虽然没有文字记录，但从习仲勋、秦舞山、张邦英、张秀山、王世泰等人回忆录看，陈家坡会议召开具有一定的历史背景。
一方面，是游击队、苏维埃迅速发展的形势需要。
当时，王泰吉起义后，和张邦英、陈学鼎、陈国栋、张仲良、封正宝等组织了耀县游击队，由渭北游击队改编的红4团，都相继来到照金。而照金的游击队也发展为1、3、5、7、9、11支队，加上淳化、旬邑12支队，游击队和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迫切需要成立新的红军指挥部，形成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另一方面，耀县起义遭到重大损失，渭北苏区沦陷，中共陕西省委受到破坏。国民党陕西警备三旅孙友仁的部队和张彦宁的民团向陕甘边根据地发起联合进攻，游击队和苏维埃政府面临巨大危险。
特别是红26军主力第2团(当时就只有这一团)被“左”倾机会主义者杜衡强行拉去西安附近建立根据地，途中全军覆没，红军领袖刘志丹流落终南山，下落不明；游击队员中产生了厌战和怕战情绪，提出“掩埋枪支”、“卷起红旗”、“回家务农”的错误主张。
为什么刘志丹流落终南山?
简略地综合张秀山、王世泰、习仲勋、秦武山、黄罗斌、张邦英等人的回忆录和文章，大致情况是：
1933年12月24日，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26军2团后，先建立了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随后又建立了十几支小游击队。4月下旬，粉碎了敌人4个正规团和6个民团的兵力的进攻，部队扩大到500多人，迫使进入照金地区的敌人撤出了根据地。人民和战士兴高采烈，欢欣鼓舞，革命形势很好。
形势的好转却使“左”倾路线的执行者、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冲昏了头脑，他不顾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王世泰等人的坚决反对，不但强行撤换了红2团领导，而且强令红2团乘胜南下，要在西安近郊创建渭北新区。结果，部队在抵达蓝田县张家坪时，遭遇强敌伏击。指战员虽经血战，但仅有不足百人突围(杜衡也叛变)。团代政委汪锋负伤流落山中，王世泰和刘志丹被冲散，各自东西。王世泰在终南山辗转两个多月找到刘志丹，后经历各种艰险，才回到照金。
在刘志丹返回照金之前，战士在这种形势下产生了悲观厌战情绪不足为奇，反映出主要领导之间发生了矛盾和分歧。
果然，在陈家坡会议上，这些畏战厌战情绪和不同意见集中表现出来，突出形成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主张红旗不倒，恢复红26军，创立红4团；立即将游击队集中起来，成立统一指挥部，统一行动；高举红旗，拉起队伍，坚持扩大陕甘边新区。另一种意见反对集中领导、统一指挥，主张把游击队分散，把义勇军调回老家渭北地区分散经营。
显然，第二种意见不符合实际，是错误的。如果让其走下去，哪有什么“硕果”可言?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秦武山、习仲勋、杨森、高岗、李妙斋、张秀山、张邦英、黄子祥、王伯栋、陈学鼎及一些连队指导员等。秦武山时任特委书记，习仲勋时任军委书记兼党团书记。会议的执行主席就是习仲勋和秦武山。
陈家坡会议，在习仲勋、秦武山主持下，从当日下午开到第二天天亮，中间表决后仍有不同意见，于是，又辩论，再表决，最后大多数人同意第一种意见，终于统一了认识，形成了决议。
参加当年会议的同志，若干年后津津乐道，者以为陈家坡会议具有历史意义，是关乎陕甘边生死存亡最关键的会议。
会议成果，体现在五项重大决定：
(一)政治上，坚决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坚持了红旗不倒，恢复红26军，创建红4团。
(二)组织上，对各路游击队、义勇军统一集中，统一领导，统一行动。
(三)军事上，成立陕甘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统一指挥。
(四)战略方针，决定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力量，深入陕甘边腹地活动。
(五)拓宽游击战地带，决定分三路建立游击区，第一路开辟陕北，以安定为中心；第二路开辟陇东，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开辟关中，以照金为中心。
陈家坡会议，不仅作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军事战略决策，而且展现出红军战无不克的威力。
陈家坡会议后，新组建的陕甘边区的红军主力在特委的直接领导和临时总指挥部率领下，以崭新的战斗阵容展开游击战争，首先歼灭驻让牛村、庙湾的雷天一、夏玉山民团各一部；继而突袭柳林民团，首开胜利纪录，迫使苏区周围反动民团纷纷后撤。九月中旬，红军主力转入外线歼敌。二十五日在旬邑县底庙地区歼灭国民党地方民团一部，该民团中共地下党员宋飞率部分团丁参加了红军。旋智取旬邑县城张洪镇，击毙民团团总，处决国民党县党务指导员及一批恶绅。次日，返回照金休整。⑥
许多健在的老同志认为：
陈家坡会议为恢复和扩大红26军奠定了坚实基础，对陕甘边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关键作用，这是习仲勋同志的一大贡献。
陈家坡会议的成功，还彰显了陕甘边特委和习仲勋在政治上日益坚强，具有排除万难、坚持正确路线的领导能力。
(一)要把当时聚集在照金的几路游击队组织起来，通过一个服从统一组织、统一领导、统一行动的决议，是一件艰巨而紧迫的任务。据说，习仲勋与大家坦诚相见，谦虚而恳切地讲道理，终于使绝大多数人达成共识，通过了决议。
(二)在红军、游击队失利，省委被破坏，特别是红军领袖刘志丹“下落不明”，人心惶惶，干部忐忑不安的情况下，习仲勋挺身而出，知难而上，通过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力挽狂澜，扭转了危局。
(三)会议中争论的三个问题，尖锐而复杂。在敌强我弱的形势面前，要不要坚持红旗不倒，恢复红军的主力；义勇军的首领王泰吉能不能担当红军总指挥；陕西省委派来的高岗能不能当政委。作为会议主席的习仲勋，从革命形势的迫切需要，王泰吉、高岗的战斗经历出发，真切而耐心地进行了解说，终于取得了一致认可。
(四)会议从14日下午开到15日上午，通宵达旦。中间曾表决通过。但有人又提出不同意见，于是再讨论、辩论，再表决、通过。这在一般的会议中是罕见的，不允许的。但主持会议的主席领着大伙却这样做了。这使我们感到他善于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善用策略。
两个月后，刘志丹和部分将领，战胜极端艰险和困难，先后回到照金。对于蒙受大难的刘志丹和昼夜祈盼同志归来的习仲勋的会见，王世泰做了记述：在一场激动而兴奋的拥抱之后——
志丹和我听了仲勋同志的详细介绍，非常兴奋。志丹说，这个会议开得及时，开得好，只有统一的思想，才会有统一的行动，我们坚决拥护会议的决议。仲勋同志说，你回来了我们就有了主心骨。在谈陈家坡会议经过时，仲勋虽然没有说他个人的作用，但我深知仲勋作为陕甘边特委领导人之一，其功不可没，只不过他一贯谦虚谨慎，不愿突出个人罢了。正由于他有这种谦虚谨慎的品德，平时对志丹同志和我们都非常尊敬，而我也打心眼里支持他、爱护他、敬佩他。⑦
在以后的许多场合，有人谈到陕甘边的方针、政策和作风，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习仲勋微笑着说：我们只是朴素的唯物论，和其他根据地一样，就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走了井冈山的道路。
不久，召开了周家硷会议，再次强调要严格落实陈家坡会议的各项决定，会议补充决定刘志丹为陕甘边红军副总指挥兼参谋长。
牢牢扎根在群众之中，扩大统一战线
陕甘边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有赖于切实扎根在群众之中，与群众建立了密切的鱼水关系，同时广泛地进行了统一战线工作。
当年陕甘边一带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生活极其艰苦，但群众中蕴藏着强烈的革命愿望。习仲勋十分了解群众的心情和愿望，他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有步骤、有区别的方法开展工作。主要是：
(一)首先是面对群众，深入到每个村落、每户人家，逐村逐村做调查，一户一户做宣传，开展深入浅出的解说工作，启发群众的觉悟和热情。“此后组织武装，开辟苏区，建立政权。”⑧
(二)把开展游击战与“三分五抗”相结合。三分，就是分地、分粮、分财税；五抗，就是抗税、抗债、抗租、抗粮、抗款。农民通过有组织的“三分五抗”，看到了好处，获得实际利益，认为“共产党好”，是劳苦大众的“救命恩人”，在最困难的时候给他们发放“救命粮”，心甘情愿跟党走，积极参加游击战。
(三)红军、游击队和群众结合成“三位一体”。陕甘边在刘志丹、习仲勋领导下，经常采取主力红军到外线作战，游击队在根据地与敌周旋，工农民主政府则组织群众，利用熟悉地形的特长，配合红军和游击队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这种“三位一体”的战术，把来犯之敌搞得像瞎子、聋子，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得不到喘息，到处挨打，只好退缩。在斗争中，游击队和根据地得到发展，红军队伍得以扩充和壮大。
例如：1933年10月上旬，敌人调集4个正规团和6个县的民团共6000余人，向照金地区发起大规模的进攻。面对强敌猛攻，王泰吉、刘志丹冷静分析了敌情，认为敌强我弱不宜在狭小的根据地内与敌人周旋，必须跳出敌人包围，转战到外线。于是，总指挥部决定，主力红军转到外线，待机歼敌；游击队坚守内线。18日红军主力一举攻克敌人守备薄弱的甘肃合水县城，击毙敌人200多人，缴获枪支百余支，使部队声威大震。紧接着，部队又在合水县毛家沟重创敌赵文治团，该团惨败，大伤元气，不敢再战。
(四)广交朋友，孤立敌人。当时还没有统一战线工作这个名称，但刘志丹和习仲勋一开始就做了大量统一战线工作。据刘志丹侄女刘米拉调查说：
刘志丹很注意统战工作。26军和陕甘边特委一贯采取对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都要争取过来，反对主要的敌人蒋介石。
刘志丹经常告诉干部：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如：陈国璋部队里刘保堂；黄陵县小石崖的民团团总罗连成；合水民团团总贾生财，这些团结的朋友都给与红军物质上的援助，或帮红军看护伤员。黄龙山的郭宝珊，刘志丹多次派人去做郭宝珊的工作，1934年底他带一个营起义，参加了红军，在陕北粉碎敌人第二次和第三次“围剿”的战斗中，他的部队打得很勇敢。郭宝珊入了党，为党做了许多工作(肃反被关押)。
陕甘边地区哥老会的势力很大。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张秀山这些同志都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哥老会的头子苍沟的马大爷，南梁的郑大爷，太白的白大爷，这些人都对红军有很大的帮助。给红军送信，侦察敌情，买子弹，掩护我们的同志，做了很多工作。⑨
麻雀虽小，肝胆俱全。当年初建根据地时，百废待兴，但有一件不可或缺的事就是统一战线工作，这是“硕果仅存”的重要因素之一。办好这件事，对于习仲勋可能是牛刀小试，却是往后在全国范围大规模地组织雄伟的统一战线的伏笔。
习仲勋回忆说：
陕甘边的斗争史，是统一战线的又斗争又联合的历史。对于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我们总是努力争取。凡同情、倾向革命的都热忱相待，一些哥老会头目、民团团总、保安团、红枪会，经过我们的团结争取，他们都为革命做过许多好事。对于某些土匪，能不能改造他们成为游击队呢?庆阳杨丕胜领导的游击队，开始是有土匪成份的，后来经过长期改造把土匪成份洗刷了，吸收一些新的农民成份，就成为游击队了。黄龙山的“大王”郭宝珊，经过刘志丹等的多方面工作，终于把他引上革命道路，从红军时代直到解放战争时期，立了许多战功。⑩
磨练一批能征善战的虎将
陕北红军和苏维埃的巩固和发展，是与残酷斗争中涌现和锻炼出一批勇于打仗、善于打仗的优秀军事人才分不开的。在陕甘宁千山万水的游击战中，在长城内外的沙漠中，在战火纷飞的搏斗中，在被强敌“围剿”的浴血鏖战中，在断粮缺草、饥肠辘辘的艰苦岁月中，涌现出一批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勇猛善战的优秀指挥员。从能找到的资料上看，陕甘边除刘志丹外，主要有“二王”(王泰吉、王世泰)、黄子文、张仲良、张邦英、张学鼎、李妙斋、黄罗斌、秦武山、杨森、杨琪、黄子祥、王伯栋、陈学鼎等。陕北红军除谢子长外，主要有贺晋年、张达志、崔天民、马佩勋、何育仁、马万里、王兆祥、杨文谟、路文昌、惠世良、刘洪飞等。
在西北高原成长起来的优秀军事人才，有的善于打游击战，有的善于打运动战，有的会潜入敌营“借水养鱼”，有的善于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冲锋陷阵、不怕牺牲，足智多谋、英勇善断。
王泰吉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王泰吉原来是杨虎城部队的骑兵团长，秘密党员，1932年7月21日率1000多人在耀县起义，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原准备率起义部队向三原进发，想争取杨竹荪团参加起义，不料途中被敌人打散，王泰吉只好带领余部撤到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
1934年初，他先后任陕甘游击总指挥和红26军42师师长。期间，提出要去豫陕边界动员他的朋友刘桂堂参加革命，不幸中途被叛徒出卖，英勇就义。
习仲勋对王泰吉英勇善战的事迹，有一段生动的回忆：
1933年深秋，部队在庆阳三十里铺消灭了敌民团后，敌杨子恒旅的赵文治团和谭世麟的庆阳五属民团骑兵营跟踪追击，一连几天，咬住不放。我军因长途奔袭，接连作战，非常疲劳，在庆阳毛家沟门村宿营时，突然遭到赵文治团产的袭击。在情势非常危急的时刻，总指挥王泰吉临战不慌。他首先带领身边的警卫人员从指挥部的北山坡冲下去，趟过小河，顽强出击，顶住了敌人的凌厉攻势，掩护指挥部和部队向北山转移，然后他又赶到山顶上组织部队反击。他命令骑兵连全部下马注意隐蔽，准备冲杀；命令义勇军和各路游击队坚守山头；又命令把手榴弹全部收集起来送上前线，集中使用。
当敌人一窝蜂似的向山上涌来时，王泰吉手提盒子枪高喊：“敌人不到跟前不许乱放枪!”随后他又喊道：“敌人已经追击我们好多天了，今天我们一起冲锋把这一股敌人消灭掉!”在王泰吉的号令下，密集的步枪、机枪子弹和手榴弹打得敌人不是倒地一片，就是抱头鼠窜；后面的敌人不战自溃。在冲锋号中，王泰吉身先士卒带部队直冲山坡。顷刻间将多于我军三倍的赵文治团完全击溃，敌人四处逃跑，尸横遍野。谭世麟见势不妙，带着他的骑兵营仓皇逃遁。(11)
正确坚强的领导核心和领袖
陕甘边根据地在长期斗争中，形成了坚强领导核心和久经考验的领袖。这个领导核心，在和中央中断联系时，经受了无数次挫折和失败的考验，饱尝了艰难困苦的磨练，多次克服了“左”和右的干扰，力挽狂澜，转危为安，始终坚持红旗不倒的正确道路。
在艰难曲折的斗争中，锻炼出坚强领导核心，主要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王泰吉、张秀山、马文瑞、王世泰、张邦英等同志，他们的共同点：(一)都组织过兵变和暴动；(二)都坐过敌人监牢(刘志丹被戴上12斤重的枷锁)；(三)除马文瑞外都受过重伤，都在老百姓家中得到保护、治疗、休养，都与群众建立了血肉关系；(四)都遭受过“左”、右倾的排斥和打击。他们形成了百折不挠、愈挫愈坚的优良作风。
其中最受敬仰的是刘志丹，他是这个核心中公认的领袖。
刘志丹是百炼成钢的革命英雄。1925年末受党指派入黄埔军校学习后，随军东征，后任国民军联军第四路军党代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刘志丹回到陕西，与谢子长参与领导了“清涧暴动”、“渭华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刘志丹毫不灰心，坚韧不拔，多次投入兵变战斗。1928年冬担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从此，刘志丹就一直战斗在西北，特别是在陕甘一带成为率先高举红旗的领军人。
刘志丹既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又有卓越的军事领导艺术，对党赤胆忠心，对战士亲如手足，善于团结干部，密切联系群众，胜利时不骄不躁，能冷静正确地分析判断形势，失利与挫折时毫不气馁，受到错误排挤和打击时胸襟开阔，顾全大局，从容应对，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品德上的高尚，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干部称呼他“老刘”，群众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老刘哥”。
毛泽东称赞刘志丹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周恩来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朱德称刘志丹为：红军模范。
①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67-368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6页。
③《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39页。
④《习仲勋革命生涯》，第85页。
⑤《习仲勋革命生涯》，第57页。
⑥《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56页。
⑦《习仲勋革命生涯》，第58页。
⑧《习仲勋革命生涯》，第25页。
⑨刘米拉在陕北苏区座谈会上的发言。
⑩《习仲勋革命生涯》，第26页。
(11)《习仲勋革命生涯》，第1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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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旗漫卷西北高原 缅怀习仲勋在西北/何载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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