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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始终站在新的起点上奋进

何载

从1936年到1954年的18年间，是习仲勋一生中工作最繁忙、最紧张的时期，因而也是非常灿烂、辉煌的时期。 　　1936年1月，习仲勋和刘志丹蒙冤出狱之后，先参加红军的西征，后习仲勋被分配在甘肃的一个最穷困、饮苦水的环县任县委书记。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李维汉在回忆录中不无遗憾地说：由于“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带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特别是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①但金子在什么地方都会发亮，不久，习仲勋即调任到他熟悉的关中分区，担任地委书记。 　　镇守南大门 　　关中分区机关驻地在旬邑县马家堡、马栏，是陕甘宁边区的辖区之一，位于陕甘宁边区的最南端，也是边区的南大门。关中分区东临咸榆公路，西控西兰公路，南接陇海铁路，东、西、南三面与国民党统治区接壤，国民党称为“囊形地带”，像一把利剑插入国民党统治区，直逼它的战略重镇西安。 　　关中分区的边境距咸阳百余公里，而咸阳距西安仅仅30公里。国民党在咸阳有专门对付共产党的集中营，西安则是反共的大本营，利用托派叶青、张慕陶办反共训练班。国民党经常从咸阳、西安派特务扰乱边区，制造磨擦，残害人民。据统计：从1939年到1942年，国民党在关中地区制造的磨擦事件竟有64起。习仲勋针锋相对，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每次都把敌人击溃或打散。 　　习仲勋上任后主要抓了三件大事： 　　(一)巩固、收复和扩大关中分区； 　　(二)加强党和政权建设； 　　(三)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 　　关中分区是国内战争时的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由于红军北上，被国民党“蚕食”去一些地方，习仲勋到后，发动群众，进行斗争，逐步收复了被“蚕食”的地方。 　　其中影响最大的斗争是爷台山战斗。 　　1945年7月21日，国民党纠集一批军队向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淳化县的爷台山地区发动了猛烈进攻，企图侵占关中分区。中央调动边区部队成立了“爷台山反击战临时指挥部”，并调去已经就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习仲勋为政委。经20多天战斗，一举粉碎了敌人进攻，收复了失地。 　　毛泽东曾深情地说：“不久以前，国民党调了六个师来打我们关中分区，有三个师打进来了，占领了宽一百里、长二十里的地方。我们也照他的办法，把在这宽二百里、长二十里地面上的国民党军队，干净、彻底、全部消灭之。我们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绝不让国民党轻轻易易地占我们的地方，杀我们的人。”② 　　关中分区的马栏，曾是当年地下党陕西省委的所在地，在组织隐蔽斗争、保存和培训干部方面，得到习仲勋多方支持和帮助，很多老党员认为习仲勋对陕西地下党组织建设，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1938年为了解决粮食困难，中央决定把陕北公学从延安迁到关中分区辖区的看花宫。习仲勋以极大的热情帮助解决近万名师生的校址和食粮，以及来自全国各地师生进入边区的通道问题。学生在这个安谧、欢乐、多彩的环境中，学习了本领，对抗日战争作了重要贡献，许多同志后来走上了重要领导岗位。 　　习仲勋在关中分区再一个显著成绩，就是响应毛主席关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大力发展生产，做到了“耕三余一”，使各个县粮食产量增多，群众形容说：“前囤子凸堆，后囤子满”，人们歌唱： 　　谷穗长又长， 　　牛羊满山川， 　　有吃又有穿， 　　人民喜洋洋。 　　坐镇北大门 　　绥德历史上是州府所在地，素有“天下名州”、“旱码头”之称，1940年王震将军率359旅从华北回师陕北，绥德成为边区的警备区。 　　1943年2月，习仲勋调任绥德地委书记兼警备区政委。 　　绥德分区，地区辽阔，人口50多万，人民生活比较富裕，文化程度也较高，是边区最大的一个分区，是陕甘边区的后方，也是延安联系晋绥、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通道，又是边区的北大门。但在它的背后却是国民党的榆林地区，国民党经常派特务、民团来骚扰磨擦，所以，榆林是国民党和边区斗争的前哨阵地。 　　中央决定派习仲勋去任书记时，毛泽东特意找他谈了话，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就没那么敏感了，到新的地方去也是锻炼嘛!” 　　习仲勋一上任就抓了几件大事。 　　(一)肃清特务和国民党指使潜藏下的暗杀队、石头队、棒子队、板子队(妓女)，加强社会治安，维护了社会稳定。 　　(二)巩固和发展了统一战线。绥德、米脂历来文化氛围浓厚，设有师范和中学，人们也重视学习，出现人才较多。仅米脂县的杨家沟，抗战初全村就有8个大学生在北京上学。 　　有影响的开明人士也比较多，习仲勋很重视他们的作用，调动他们抗日救国的积极性，拥护人民政府，参加民主建设。 　　陕甘宁边区政府实行三三制政策，副主席李鼎铭、参议会副议长安文钦、财政厅副厅长霍子乐、教育厅副厅长贺连成都来自绥德地区。 　　但是习仲勋还嫌统战工作做得不够，提出了具体要求，展现出他认真负责的精神面貌和工作作风。 　　习仲勋说：“对于每一个人、每一个派别、每一个社会团体、每一支武装队伍，都根据它们不同的情况，在抗日救国的总方针下，同他们接洽、协商、谈判，以订立各种地方的、局部的、暂时的或长久的、成文的或口头的协议，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一些单位，建立起各种不同程度的统一战线关系。”③ 　　(三)习仲勋1943年正在全力以赴地狠抓民主建设时，康生利用整风审干发动“抢救失足运动”，在机关、学校整出了许多假特务、假叛徒，弄得人心惶惶。习仲勋以他政治上的敏感和鉴于1935年陕北错误“肃反”时血的教训，认为席卷全分区的审干又在搞主观主义罪恶。他一方面派地委秘书长安子文向西北局汇报情况，请求纠正，同时，向各机关领导提出，要坚决反对“逼供信”。对广大群众采取大会报告和个别谈话的方式，反复提醒大家： 　　“一定要实事求是，对党要忠诚，要说真话，不要说假话。谁要是乱说，就会起到特务所起不到的作用。” 　　又说：“实事求是就是党性。” 　　接到毛主席九条方针和甄别平反的指示后，习仲勋立即组织开展甄别工作，彻底平反审干中扩大化的人和事。据统计，绥德分区错打的“特务”在各分区中最少，甄别工作做得扎实认真。 　　据曾在绥德主编《抗战》的梅行回忆： 　　毛主席表扬习仲勋“在整风审干中能掌握党中央的政策，比陕甘宁边区的其他地区稳妥。”④ 　　①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37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7页。 　　③《习仲勋文选》，第291—292页。 　　④《习仲勋革命生涯》，第194页。 　　 红旗漫卷西北高原 缅怀习仲勋在西北/何载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