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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徐特立在延安 播下文明的种子

王云风主编

文盲、迷信和不卫生习惯，在文化落后的陕甘宁边区严重地存在着。这些现象，都是愚昧的表现，要克服它们，就必须播下文明的种子。 　　为了普及文化，扫除文盲，徐特立致力于新文字的推广工作。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宁汉·韦尔斯在《西行漫记》与《续西行漫记》中，把他称为推行新文字最热心的人。 　　1936年到1937年，经吴玉章、徐特立倡导，拉丁化新文字在陕甘宁边区曾进行过一次大胆的实验，当时，徐特立先在保安办起夜校，运用新文字扫盲。取得经验后，又创办了扫盲师范。入校学习的文盲干部，在两个月后，便学会了用新文字写报告。这一尝试的成功，激起了下级干部学习新文字的兴趣，也增强了徐特立推广新文字的信心。此后，在徐特立亲自关怀和主持下创办起来的鲁迅师范，也完全运用新文字给学生上课。 　　中国的文字改革运动，从清朝末年的官话字母开始，经过简易识字、注音字母、罗马拼音，一直到拉丁化文字的出现，走过了一条漫长的道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新文字是瞿秋白1930年在苏联制定的一种拉丁化拼音文字。他在吴玉章、林伯渠的协助下，拟定了28个字母，用它可以拼出全部汉字。吴玉章和林伯渠曾用这种文字在侨居苏联的华人中进行扫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江西苏区，新文字还没有来得及正规试验，红军就被迫开始了长征。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之后，陕甘宁边区进入了一个暂时的稳定发展时期，新文字运动才在这里开展了起来。 　　1937年5月16日，延安新文字促进会成立，徐特立当选为理事。同年11月，他奉命赴湖南工作。1940年8月，他又回到了延安。11月7日，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同时新文字训练班举行毕业典礼，徐特立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当选为协会的理事，吴玉章当选为协会会长。会上，徐特立以自己的经验说明了新文字是扫盲的利器。他说道：“我对于新文字，开始是一个顽固分子，在江西的时候，秋白同志和林老告诉我新文字的好处，我是不赞成的。到陕北推行新文字，是从当时财政部长林老开始的。当时我正在试验，后来才慢慢积极起来。1936年冬，在保安我开始用新文字教育残废军人和小学教员，并用新文字办学校，这样，新文字运动就在各处发展起来。现在我万分相信，新文字是扫除文盲的最好工具。” 　　11月2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作出了关于推行新文字的决定。该决定规定从次年1月1日起，新文字跟汉字有同样的法律地位，买卖帐目、文书、单据等都可用新文字书写，各县给边区政府的公文用新文字与汉字一样有效。边区政府发布的一切布告、法令、可使新文字和汉字并用。从此，新文字运动在陕甘宁边区掀起了一个高潮。这年冬天，在吴玉章的直接领导下，新文字在延安市和延安县的冬学里得到推行。仅仅40天功夫，一千四百多青、成年学生，半数以上学会了用新文字写信读报。1941年，《新文字报》由油印改为铅印，新文字丛书也开始了编辑工作，“新文字干部学校”也开办了起来。5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施政纲领》提出要继续推行扫除文盲的政策，推行新文字。同月，毛泽东给《新文字报》写下了“切实推行，愈广愈好”的题词，为新文字运动的开展壮了声威。 　　1948年7月，山东解放区召开教育会议，徐特立给会议的负责人写了一封信，恳切地提出：“教育问题很多，消灭文盲为最要”①、而用新文字扫盲则是一条“捷径，我们应该采用。”②他还根据自己在陕甘宁边区用新文字扫盲所取得的经验，指出运用新文字可帮助学生学习汉字，并还有助于学习外文。 　　徐特立、吴玉章、林伯渠等人在陕甘宁边区推行新文字，并非试图用来代替汉字，也不是想在这里一举完成汉字的改革事业，而是把它当作扫盲、普及文化的有力工具来使用。但是，他们的工作，在汉字改革的历史上都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陕甘宁边区的广大农村迷信盛行，巫神猖獗。在一百多万人口之中，就有两千多个巫神。要改变这种状况，破除迷信，就必须进行科学教育。1941年6月，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了《提倡自然科学》的社论。社论指出：“自然科学是人类说明自然与征服自然的武器，……我们的边区在经济上、文化上都相当落后，提倡自然科学有更重要的意义。”边区提倡自然科学，“首先是为着改进边区的农业和工业生产技术，发展和提高边区的物质生产。……其次，是为着扫除边区人民迷信的、愚昧的、落后的思想和不卫生的习惯，普遍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平。” 　　对于发展自然科学，徐特立有着独到的见解。这年10月14日，《解放日报》开辟了“科学园地”副刊，徐特立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题为《祝<科学园地>的诞生》。文中，他把科学看作是“国力的灵魂”，同时又是“社会发展的标志。”他还从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出发，指出边区的民主政治，能为科学的发展扫除障碍，科学又能为民主政治提供物质基础。 　　有了科学发展的政治保障之后，下一步的问题就在于运用什么方法，采取什么方针来促使科学的发展。徐特立认为：科学的总的任务是为生产服务，它能推动生产的发展，而它的发展又“建立在产业发展的基础上”，“科学的方法应该与科学的任务一致，实际上就是理论与实践的一致。”科学教育、科学研究和经济建设，“三位一体才是科学正常发育的园地”。他还认为自然科学的发展要有计划，应力戒盲目性。在《怎样发展我们的自然科学》一文中，他指出：“前进的国家与前进的政党对于自然科学不应该任其盲目的发展，而应是有计划的有步骤的发展。” 　　除过在理论上阐明自己对发展自然科学的见解之外，徐特立还极力扶持各种科研组织，认真撰写论文，作学术报告，并亲自负责自然辩证法研究小组的工作。尤其是在自然科学院工作期间，他不辞劳苦，不避寒暑风雨，为发展边区的科学教育事业做出了不懈的努力。1940年成立的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及其下属的农学、化工、机电、生物、数理、煤业、气象、土木工程、航空、卫生等学会，大多设在自然科学院内，徐特立经常参加它们的活动，并在一些学术会议上作过《科学教育》、《对牛顿应有的认识》、《数学辩证法》等学术报告。1941年1月30日，“自然科学编辑社”成立，徐特立亲任社长，积极组织生物、化学、物理、数学等部门编译各种外国教本，活跃学术思想，吸取科学营养。 　　陕甘宁边区文化落后还突出地表现在不卫生习惯上。1944年 8月，边区政府在延安杨家岭举办了为期七天的卫生展览会，徐特立先后参观了八次。展览会反映出来的边区人民生活中的不卫生习惯，引起了徐特立的关注。会后，他写出了《卫生展览会的重要意义》一文，刊登在8月13日的《解放日报》之上。该文引用了卫生展览会的大量资料，就妇女妊娠期卫生、儿童死亡率、中西医关系，保健制度等问题，谈了自己对改善和保障边区人民健康的意见，并要求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文化教育机关以至负领导责任的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将妇女、儿童的卫生和健康引为自己的责任。文章对发展边区的医疗卫生事业、保障边区人民身体健康所提出的建议，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妇女的妊娠期卫生和经期卫生“在半数人类的健康上，在种族的继续上，都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不仅有必要拿妇女的生理卫生来教育女子，更有必要拿来教育男子。 　　第二，徐特立认为“清洁是消极的卫生，营养是积极的卫生，两者必须配合”，因此，应该把有关青菜营养方面的知识教给老百姓。 　　第三，要奖励医药卫生工作者，对于他们的哪怕是微小的发现或发明，都不可低估其价值，这些发现或发明，对于克服物质困难，解决医药问题具有特殊的意义，应该受到赞扬和奖励。 　　第四，为了克服医药缺乏的困难，可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西医有必要研读中医医案，从中发现并创造新的药物。 　　第五，卫生问题是个社会问题，有必要建立以广大群众为对象的保健制度。儿童和青年正处在发育时期，要经常给他们进行体格检查。 　　徐特立的这些建议，是根据边区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它对于发展边区的医疗卫生事业，纠正不卫生习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边区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妇婴保育、医药制造以及医务人员的培养和卫生宣传等工作迅速开展了起来。教育工作者还在女子冬学里把妇婴卫生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教学任务来完成，《解放日报》、《关中报》等报刊相继开辟了卫生宣传栏目，各种卫生知识小册子也都陆续编印了出来。 　　徐特立同志和陕甘宁边区的全体教育工作者、自然科学的工作者以及医疗卫生工作者，通过艰苦的努力，在陕甘宁边区这块文盲遍野、迷信盛行、不卫生习惯根深蒂固的土地上播下了文明的种子。如果说这些种子的外壳是语言文字和科学，那么，它所包含的硬核就是共产党人除旧鼎新、拯救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这种精神在徐特立老人的身上体现得格外生动而又十分强烈，他置身于播种文明的大军之中，既是一名普通的播种者，又是这支大军的杰出的指挥员。 　　①②见《徐特立文集》第367、368页。 　　 徐特立在延安/王云风主编.—陕西人民敎育出版社，19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