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政府领导人 > 徐特立 > 全文图书 > 徐特立教育文集

1940年 怎样学习哲学?*

徐特立

一、绪 言 　　哲学不是离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艺术孤立的东西。在十五世纪以前，自然科学即自然哲学，并没有成为独立的部门。艺术中的雕刻图画，一方面是反映一定时期、一定民族的习惯，即确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另一方面还要了解自然物的形态学或解剖学、光学才能写真。在中国曾有部分的画家所画的美人常是手软如绵，面光如脂，不能描出其骨相，因为他不知道解剖学，从而不知道颜面骨、手掌及指骨的形状和位置，所以不能透出皮肉中的骨骼。至于图案，其基材出于文字、几何、生物与无生物，其应用则为纺织、陶业、漆器等等。再谈到戏剧小的悲剧喜剧，在歌剧的声调上，就被乐理中的长旋法和短旋法所决定，制曲者一方面要彻底了解各种社会集团的生活状况和文化程度，同时要以声学为根据去了解乐理。这里已大概的说明了哲学和科学、历史、艺术相互的联系，不是人为的联系，而是自然的必然和历史的必然。被人们主观上把它机械的切断，绝对的专门化，反而使专门学问停止在狭小的范围内。 　　从自然的必然和历史的必然中去找它们的联系，那么，联系本身就具有科学的规律性，不许人们用自己的意志自由来变更。下面我用这方法分析某些问题，并举出已经发现的结果。 　　数学中的零，被数学专家和哲学专家把它神秘化了。罗素的算理哲学，特别注意研究它，但毫无结果。因为他孤独的看零，所以他认为零是数学的起点，是原始的东西。他的哲学体系是心，是思考先于一切，是有生于无，与任何唯心派无异。如果我们从自然的必然来看零，高小一年生也知道零是什么了。即被减数与减数相等的中和数，即温度计上升和下降的中间数，即画向线的上下左右的原点；零不是数之始，数由正、负、零三部构成，有效数字有正负两性，零是中性。黑格尔的无，解释为无规定性，即没有附加性质上去。老子的无名，因为不能有所规定。佛家的梵，即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也即非正非负而是正负混合之意。这里我不再谈玄学了。仍归到初等算术的记数法来证明零的必然性。例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是一个自然级数，公差为一，顺数是递次加一，即升级数；逆数是递次减一，即降级数。试从十逆数递次减一达到一以后必然继续为零，再由零减一即负一，一直下降可到负无穷。同时，从零上升也可到正无穷。正、负、中三种性质的数总合起来才构成一个完全的自然级数。在这一自然的必然联系中，零的神秘消灭了，一切什么无名、无极、梵、道、无规定的存在等神秘都消灭了。 　　胶质化学似混合物又似化合物，不能确定为哪类，也犹如鸭嘴兽是哺乳又是卵生，肺鱼既有鳃又有肺，这一类难定名类的东西，也就是无以名之的东西，老子命它为天地之父母，也就是非驴非马的骡类。中性的东西，一切是过渡物，是下一阶段的始祖，是上一阶段最末的孙儿，却不是无始之始，而是有始之始。在化学依原子量循环排列，这一自然的必然发现，就能预先知道尚未发现的原子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结果果然发现了。 　　整个太阳系是有规律的。按着总的规律，可以预知其中的任一部分，即如地壳下面的地层，依水成岩次第排列，火成岩中花岗岩与玄武岩各有各的层级。至于生物层一定是在空气层之下，水成岩之上，而空气自身，又分层，在一定的高度，没有氧气而有氢气，而碳氧气只在下层。空气层中，只有电子集团，孤立的游离电子，只在非气层。知道了这一自然的必然的联系，就可以成为自然中的某种预言家。如果知道社会历史的规律性，具体的了解当前的社会集团的关系，也就成为政治的预言家了。 　　我们要从联系看问题是对的，但还太抽象，因为科学的联系不是机械的联系和人工的联系，而是自然的必然和历史必然的联系。再看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本身必然的联系的历史性。当没有人类以前，已有自然物存在，而人类存在首先就是生产。于是发生了经济问题，在经济发展下，必然引起社会集团变化，引起生产工具的争夺，政治也必然产生了。在起源上说，行动必先于知识，理论必后于实际。在这种分析下可以把科学按自然顺序排列为：自然科学，经济科学，社会及政治法律科学，其中经济刚刚居中间地位。我们研究政治法律及其他社会科学，经济是基础。但经济含有二重性，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下进行物质生产，在物质生产下，又改变了社会关系，所以经济是自然和政治的中间物。至于自然科学本身就是生产过程中的产物，即经济活动的产物。自从把盲目受自然严格限制的生产的行动，转化为系统了解的生产行动，就产生了人类生产历史的结晶物即十五世纪以来的科学，更提高了我们的生产，更推动新的社会产生，旧的社会崩溃。这就是自然的必然和历史的必然的不可分离的联系性。同时，要注意在共同的规律性下各有自己不同的法则，尤其是社会的法则与自然的法则不可混同，自然法则已经成为科学以后而且指导了资本主义伟大的生产，但是社会的法则直到卡尔才确定经济是社会的下层基础而被说明。有史以来，说明社会法则只是用宗教伦理做尺度，到了十八世纪(在中国较早)主要的是以市民的理性作尺度，同时也触到经济。空想的社会主义，就是以李嘉图劳动价值学混作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李嘉图提出两个命题：第一，价值是生产所需要的劳动量决定的；第二，社会劳动的全部生产是为地主、资本家、工人三个阶级以地租、利润、工资形式来分配。在卡尔《资本论》未出现以前，没有任何学说超过了他的。但空想社会主义者并不是把李嘉图的价值学说加以发展，找出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只看见价值范畴表面的形式，生硬的形式；而从正义的观点，以劳动者全部生产的价值，被地主、资本家平分的理由，而用应该如此的态度，不是用必然如此分析的结论，就简单的应用到社会主义。所以他们虽触到经济，但只是把经济作道德的说明，所以对于社会运动法则仍然是无知。卡尔却由李嘉图的劳动价值学说引导到剩余价值的起源和性质的观察，他从资本主义整个经济分析，著为《资本论》发现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以至死亡等必然的规律性。在这样的经济理论基础上，发现整个社会运动的法则。从此以后，才有真正科学的历史学。卡尔以前，社会科学无论它是以神或人或财产或经济做尺度，都没有发现社会的法则。但以前的著述虽然没有科学的意义，却有历史的意义。如果用卡尔的历史学说去清算，无论它是神秘的伪造的，仍然有科学的意义，因为这些不正确的东西，其本身是历史必然的产物，不过被人们曲解罢了。我们研究的材料，不是希望已无问题，无需我们研究；而是希望它有更多的问题，给我们研究。工匠需要朴材不需要制成品，并且历史上的朴材已经是粗制品了，不过被人们制成各样的形态了。我们不独要以学者为师，去学习，主要的还是要向行动的大众去学习。领袖之所以高于大众，因为他从各方面得到大众的报告，吸收大众的意见，以大众为耳目，所以所见者远，所以就成大众的领袖。韩昌黎说，“弟手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最足取法。魏伯子说，天下唯四高人最难受益。所谓四高，即年高、学高、德高、位高，因为过高而脱离人众，所以顽固无知，这里足为领导者戒。 　　最后仍然归结到哲学的学习，一般的学习不谈了。高尔基和鲁迅的文学充满着社会的矛盾，其中包含着许多活生生的辩证方法的描写。在抗战过程中许多有哲学素养的学者虽然没有听见他们有关于哲学的论文，但他们的政论却是辩证唯物论的产物。哲学的内容无条件的可以通过科学的、文学的、政治的各种形式，而且只有通过这些形式，哲学才是运动的而不是固定的哲学，才是活的而不是死的哲学，才不是半截的哲学。黑格尔是一个唯心派的哲学家，而恩格斯曾指出他是一个博学天才。因为黑格尔注意自然科学、美学、历史学、法律学、政治学等，而且对于这些学问，都有著作，并不是专门在论理学和精神现象学上用功，所以他的哲学有极丰富的内容。恩格斯曾在他所著的《自然辩证法》中说：“黑格尔在这里成了比近代自然科学家远为决定的唯物论者。”又在《费尔巴哈论》上说：“从笛卡儿到黑格尔……决不象他们所信的一样，纯粹是他们的思想力量所鼓动的。恰恰相反，是自然科学及产业的发展所鼓动的。观念论的体系也越发带上了唯物论的内容。黑格尔是一个观念论地颠倒了的唯物论。”再回转来看我们现在一部分专门研究唯物论者，把哲学专门化，其精神是为理论所鼓动而不是为自然科学和产业所鼓动，又不是为抗日需要所鼓动，哲学已经脱离了实践，脱离了科学和历史，我拿恩格斯的话翻转来说明这种哲学，那么就是唯物论的体系观念论的内容了，只是一个半截的唯物论者。 　　我们应该从产业中，从社会纷争中，从国际厮杀中及和平外交中去学习，只有这个时代的理论，才会成为武器。但是否能成为武器或者还是空论，就会在武器批评下被检验。我们需要抗战建国的哲学，我们的哲学是否准确，而抗战建国的实际就会给它以检验。谁是虚伪，在抗战建国中必然会暴露他的真面目。我在未谈学习哲学以前，说到一般的学习以为前提。 　　二、历史上存在着唯心唯物两个本质上不同的哲学体系 　　(一)自然的矛盾和社会的矛盾这一客观实存物决定哲学体系的矛盾 　　唯心唯物这两个对立的哲学体系，不是人类思想主观的自觉的产物，而是自然和历史客观存在的产物。在整个宇宙，这一自然的本身，有它可感触的外部的现象体存在，同时，又有不可直接感触的内部的质的规定性存在，其相互关系怎样，或者各自独立，或者此决定彼，谁主持着?成了人类必然要提出的问题。在人类这一自然存在的自身。有可感触的肉体的我，同时也有不可感触的梦寐中的我。谁是真我，谁是主宰者，也被提出来了。这两个问题，一属于自然，另一属于人类，于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又被提出来了。这种问题不是由人类思想无故想出来的问题，而是客观存在着的问题。因为是客观的东西，就无论野蛮的蒙昧的社会或今日科学发展的文明社会，这一自然的矛盾，总会要模写到人类头脑中来，于是就成了朴素的哲学或迷信的宗教；进一步成为科学，那就是历史发展的问题了。因为被模写的人类，虽然他的肉体是自然物，其前身是类人猿，但每一个人都只是在某一历史时期确定了的社会关系中一定的社会集团的代表，存在着经济的、政治的及其他的极端对立的关系，这一人类历史和阶层的社会矛盾，也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在同一的问题下反映到各种不同的社会形式及不同阶层的各个人的头脑中来。其对于哲学、宗教、科学都要带上主观的烙印。无论人们自命为某一派的哲学家专读某一派书籍，这不过是自己主观上的认识，在客观是，思想还是受自己的社会地位支配着。同时，当社会集团分化不明显时思想同样无明显的分化，统治者的思想还有某些真理存在，同时也表现着代表全社会。一旦到了十分明显时，意识形态也成为绝对对立的东西。但中间阶层总是存在着，而且中间阶层决不会有自己独立的理论，总在对立的两集团中摇摆着，于是唯物唯心两个对立的哲学体系中，客观上也存在许多不彻底的、不完全的夹杂物。康德的唯心二元论，在主观上自以为他是站在两种不同的体系外或其上的批判主义，实际上是向唯心体系妥协。黑格尔的体系是绝对精神，从他的体系出发，于是承认德国贵族在宪政上的优越性，而在历史上承认德国民族特殊的优越性。非绝对的东西绝对化，这是由于他的体系是绝对的。同时，他的辩证法却破坏了天上和人间一切权威和一切绝对物，因为它是法国革命的反映。这些思想上的矛盾是康德和黑格尔所处的时代和它们的社会地位这两个客观的实在的矛盾决定的，就是说他们思想上的矛盾同样是法国革命的现实反映到半封建的德国的产物。 　　(二)行动对于认识的意义即对于哲学的意义 　　上面所说的是客观环境对于哲学认识有被动的决定意义，现在来说主观行动对于哲学认识有自动的决定意义。 　　我们研究哲学，不是口头上宣传自己是唯物论体系，就确定说他是唯物论体系。也有自愿的向唯物体系道路上走的人，他的意识也不一定就是唯物的。因为纸上的唯物论，与行动上的唯物论，还有很大的距离。由于意识形态的改革，不单是依靠思想斗争的一种武器即批评的武器可以彻底解决的。思想的改革与行动的改革不能分离。思想斗争要转化为个人的尤其是大众的行动斗争，如现在的民族思想转化为全民族的抗战斗争时，思想才成为权威，思想才有实在性和现实性。心里想的，口里讲的，手里写的哲学——或者只是空谈，或者有实在的内容，还是待决定的问题。但可决定的就是还缺乏现实性，只有针对着手中做的目标来想，来讲，来写，来学，才有现实性，才有实现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到了从结果做出来的绪论，理论才成为现实的东西。根据历史的斗争经验和现在的政治形势，制定斗争纲领和发表政论也才是现实的东西。因为理论上有内容的东西，或已是陈迹，不一定是现实的，而有现实性的东西并不是已经现实的。哲学本身是否是现实的东西，卡尔告诉我们说：“关于与实践分离了的思潮是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纯然是经院学派的问题，实践证明了思维的实在性现实性及其权威，那一种思维是否合于真理，不是在理论上解决的问题，是实践上解决的问题。” 　　同我们站在同一唯物阵线上的人们，在中国今日也有不同的趋势，一是不自觉的专读哲学书籍的经院派趋向，另一是配合着实践的趋向。其中非学者式的实践者，他的学哲学是把唯物论作指针来分析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以便认识抗战建国的前途和行动，讨论我们战时的经济问题、人民的生活问题、兵役问题、宪政问题以及军队生活、学校生活问题。即从客观的环境出发，自己钻进事物的核心中去采取事物自身的规律，而不是把唯物论装在事物上。因此这一派的理论就成为他们行动的工具，他们的行动又起反作用成为理论的工具。心里想的，口里讲的，手里写的，书上看的和手里做的一致，且以做为基本。同时想、讲、写、读本身也成为做的一个侧面，而不是把看、写、讲当作精神上的享乐品，只供清谈之用。如果是这种在现实上需要的理论和实践材料，无论它的本身是过去的、外来的、敌方进攻的，但都不是空谈，都有实在的内容，它的本身不是哲学，不是唯物论，却是唯物论的新资料和食粮。这种书本上的东西就是实践的东西，通过读书来了解现实问题，解决现实问题，读书本身就是实践之一。 　　真正革命的实际行动家，他也就特别需要革命的理论，丝毫不会放松学习，但学习是为着指导自己的行动，他们主观上不一定是唯物论者，有时却不自觉的在环境和行动支配下做了唯物论的制造者，他们的仓库中堆积着制造唯物论的原料，同时也堆积着唯物论的样本。因样本需要正确，又需要发展，在有新的生产品的需要时，样本也随时添加许多由制造过程中得来的新东西。他们的工作目前忙于抗战，他们的哲学都是以抗战的论文出现，充满在杂志和日报中；如陶行知的论普及教育的小册子(书的具体名称我已忘却)，是活的辩证法，同时是以中国现在为背景的唯物论。但陶先生自己不自觉，他的门徒也不自觉这种小册子是有价值的，……我不能不介绍它极小的一点，他说：“普及教育首先是劳动群众有没有时间，此外还有国家的经费问题，教员问题等等，在目前困难条件下怎样办。”这就是他的物质论，于是就在他的教、学、做原则下提出打破先生关来解决教员问题，继续就有打破学校关，打破纸笔关等，约有二十几个打破，他这种矛盾一致的了解和行动，不是书本上来的，而是有他自己历史的根据。陶先生的教、学、做三字看起来似乎是头脑中想出来的，据陶先生自己说却是行动中历史的产物，原先本只有教、学两字，做字是后来在一个长时期实践中加上去的，这是许多例子中之一。陶先生以外其他人的实际例子极多，举不胜举。因为在国际的国内的极端矛盾的行动中，只要不是歪曲事实不避忌讳的言论，或多或少的都有极可宝贵的理论。但是有些人太没有社会地位，不为人们注意。再拿一个有名的人和有名的文章做例子，如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一字一句都有历史的根据，他不是空想出来的，他是代替中国革命史说话，不是他自己在那里说话。所以《论持久战》现在已经转化为行动的权威了，且成为行动的历史。所有这些有哲学价值的片段理论是最重要的哲学食粮，但还不能把这些著作的片段或全部直接当作哲学看，因为它不是以哲学为目的写的文章，且文章也没有哲学结构。也不能把它们当做《反杜林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哲学之贫困》等书来看，因为卡、恩、伊的著作，虽不是一般的哲学，却是具体的一般。因此前者只能作哲学食粮之一，后者才是以具体为对象有完整系统的哲学，较之任何一般的教本形式的哲学，其价值不可比拟，因为具体的比一般的深刻。同时过分的夸大哲学具体化，无条件的否定教本哲学，也会阻碍初学者的学习哲学，也会走到否定哲学，甚至否定理论的地步。但空论必须否定，教本哲学必须缩短它的时效。 　　经院派的哲学家，他们心里是哲学第一，行动上竟做到哲学唯一了。他们把哲学本身当做他们的哲学食粮。吃下去的是哲学，并且是唯一的唯物哲学，排泄出来的又是唯物哲学。我们联想到口里吃饭进去，肛门排出来的又是饭，这种人还能生存多久呢?唯物论者自己吃的也是唯物论，是自杀政策，专门读哲学书的人，结果就要达到否定哲学的道路。只有把似是而非的唯物论吃下去，转化为正确的唯物论再排泄出来，才是必要的。那种未消化的哲学，如果说他们的哲学不正确罢，他们确实是引经据典来的，他们并没有妄加修改，妄加批评，如果说他们的哲学完全正确罢，又是断章取义。这种著作只可拿来做批评的对象，如果拿来作学哲学的范本，就有害处。 　　目前适于初学用的通俗哲学书，只是在字句和例子上面还浅俗，而内容却更模糊了，较之《新哲学大纲》更难读。因为是未成熟的专门哲学家写的，不是空洞无物，就是不正确的俗例一堆，假如是没有理论基础的人，就不能真正了解。过去哲学是少数学者的专有物，现在成了一般中等学生的要求，但到了唯物论成为时髦的时候，一方面是普及化了，另一方面也庸俗化了。我的意见，现在应该力求正确，初学哲学还是读课本好，但不必过于求高深，如《新哲学大纲》中一些必要的范畴，必须首先对之有相当的了解，最好是抄读，抄读，做一番提要工夫，比阅读好。以后不可专读哲学书，只在有特定的目的时，才再去读其他的哲学书，若平等的一般的去学习哲学，将使理论与事实脱离，必得不到什么结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心里想的，口里讲的，手里写的，批评的，要互相一致，与行动配合起来，反对经院式的工作方法。但译书的在外，因为他们介绍了正确的理论，没打把它歪曲，我们不应该把他们当经院派，应该尊敬他们。 　　(三)首先研究典型的哲学著作 　　1 通俗读物的有限性，卡、伊曾经指出了。 　　许多人以为初学哲学的人应该从通俗的读物开始，卡、伊的典型著作太深，不能读，这是错误的。学习不是以难易为标准，而是以正确为标准，错误的道路虽平坦易行，终不能达到目的地。历史上有许多博学先生不是通人，因为他所走的读书道路是错误的。卡尔《资本论》第一卷指出了，他不能把著作的原则降低，以便读者易于了解。现在把他和法国的质问者的问答抄在下面：“(问)：《资本论》最初数章阅读最难，法国公众常常是没耐心，急求结论的，他们渴望知道一般原则和他们直接关心的问题。我恐怕，不能在开始就具有全书的情形，或者不免使他们失望。(答)：这是一种不利，对于这种不利，我只有事先声明，请渴求真理者注意。在科学上面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只有那在攀登时，不畏劳苦不畏险阻的人有希望攀登到光辉的顶点。”马哈派所谓思维经济原理，其意义是使思维容易。但他们却是离开了实体的思维系统化，伊里奇指出：“只有反映客观真理的思维才是经济的。”我认为只有典型的唯物论是最容易的，学习时间也最经济。卡尔和思格斯计划写一本黑格尔的通俗读物，但没有成功，因为通俗的东西最易歪曲实事，所以虽是卡、恩也没有做到。关于辩证法矛盾统一的实际例子，如加法与减法、正电与负电等，伊里奇认为恩格斯只是为着通俗化，并非认识的法则。这指出了为易学习而降低程度，当有一定的限度。超过一定的限度必然有变质的危险。 　　2 一般教程式的哲学不是历史必然性而是范畴公式性。用卡、恩的著述证明其非现在教程性质的哲学书，只有哲学历史和哲学范畴的解释两个部分。 　　恩格斯的主张却不只是哲学的历史，主要的是由自然和历史产生哲学，因为哲学史只是哲学自身的历史，而不是历史转化为哲学，因此伊里奇也说辩证法是科学的历史，那么教程式的哲学在这一点上是倒置了。至于以范畴为纲领加以科学和历史的解释，也与原则倒置。恩格斯说：“原则(即范畴)不是研究的出发点，只是研究的结论，原则不被应用于历史，只是由它们得来。”康德的哲学首先由先验指出十二范畴，对于自然和历史就用既定范畴来研究。黑格尔同样存在着范畴方式，但黑格尔的范畴是自己互相转化的。例如在康德量和质是对立的范畴，因此量的有限与无限的问题永远对立，康德无法解决。在黑格尔范畴可以转变条件下从有限的量转变为另一质的过程，又可把量继续发展。于是有限与无限的对立就被质量互变解决了。在这里黑格尔是优于康德，但这是由于辩证法的优越而不是范畴的差异。现今的唯物哲学的教程在主观上虽不是范畴第一，客观上却只是说明范畴，并不是从科学历史中产生范畴，试看恩格斯的哲学(《反杜林论》)包含一些什么东西： 　　《反杜林论》共计有三篇，哲学只占一篇约七万字，其包含的内容为“分类”、“世界范畴”、“自然哲学”(包括时、空、理、化、有机界)、“道德和法律哲学”、“辩证法”、“结论”。现在一般的教程没有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但有哲学历史，《反杜林论》也有简单的哲学历史叙述，但不占重要地位。 　　再看《费尔巴哈论纲》共十一条，共计中文不过一千字，竟解决了历史上不曾解决且亟待解决的根本理论：(1)主观的自动的实践优于客观的坐待事物到来的感觉；(2)污秽犹太人大众性的实践，对于人类的认识，优于费尔巴哈高尚人的理论行为，用思维不能解决真理的争论，只有用实践才能证明真理解决真理的争论；(3)人类不是被教育和环境所改变所创造，人类却是改变者和创造者，过于夸大教育就必然把一部分有教养的人位置在另一部分人之上，环境与人相互的关系，只有革命的实践才能合理的了解和把握；(4)人的本质不是孤立的抽象的个人，而是一定的社会集团的代表(奠定了清算心理学和人性善恶的理论基础)；(5)出世间与世间的对立，以世间社会集团的对立去理解，在社会实践中去消灭宗教，从此得到正确的理解和解决的办法；(6)天上神圣的家庭，其本质是地下人的家庭矛盾的反映，所以神秘主义的一切神秘，在人类实践中找到合理的说明(在神话鬼录中可以找得可靠的历史材料，这里指示我们用历史的观点去读宗教书及小说)；(7)旧唯物论的发展的不充分，因为受了直觉的狭隘性限制着(这里说明了社会意识受历史和阶层的制约)；(8)费尔巴哈认为宗教是人的本质，爱即是宗教，因此历史可用宗教说明，抽象的人也就成抽象的历史运动；(9)哲学家不应该只是说明世界，主要的是改变世界(这样就不是客观主义、宿命论、尾巴主义，而是革命的学者)。 　　这里为着举例，没有抄论纲的原文，短短的几百字可以看出卡尔的哲学有无限的具体内容，较之范畴主义的一大厚本哲学，不独易读、易记、易了解，且给了我们许多基本的理论(译本的难读是文字问题，非理论问题)。 　　3 真理是历史的必然性，在人类历史长期的实践中发现真理且校正真理，不是由范畴发现真理校正真理，有卡、恩、伊的言论为证。 　　卡尔说：“有对象性的真理是否能与人类思想一致，是否能达到人类思想上来(即康德所谓可知与不可知的争论)，不是什么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实践证明思想的实在性或非实在性，现实性或非现实性，如果离开了实践而来讨论思想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纯然是经院学派的争论。”(《费尔巴哈论纲》二)再看恩格斯教人们驳康德的不可知论的方法，说：“对康德和休谟的不可知论及其他的哲学幻想之最剀切的驳难，就是实践。”他对不可知论的回答是：“我们行为的成功证明我们的知觉与所知的事物的客观性一致。”(抄自《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第二章第六节)伊里奇曾把布哈林的著作中“在理论上可以证明”一语句，改为“在事实上可证明”。据卡、伊的学说，找不出用这一真理证明另一真理的主张。因为只有客观的真理才是绝对的，范畴中的真理只有相对性，范畴中的真理要依靠客观真理来校正，而且它自身还是客观真理的产物。旧唯物论轻视污秽大众实践的重要意义而把行为的重要性限制在理论上。卡尔在《费尔巴哈论纲》中指出这是旧唯物论的主要缺点。三四年前的《生活教育》上陶行知先生曾有一篇论说这样说：“行动产生真理，但只有真理的行动，才能产生真理。”这里他与旧唯物论卑视污贱者的行为是一致的，我在这论说上曾做了这样的批判：“一定要从真理产生的行为才能从行为产生真理，那么实际上仍然是真理产生真理，哲学产生哲学，只不过中间有行为做媒介罢了。而且只有真理的行为，没有错误的行为，就只剩下行为中的一小部分，且人类历史的行为是从错误到正确，否定了错误的行为，就不是整个历史的人类行为，由野蛮社会及蒙昧社会给我们认识自然的遗产全部都否定了。我认为人无智愚尊卑，行为无论自觉或不自觉，都是认识的标准，错误的非真理的行动，必然会给以血的教训。这教训就是认识。”在一个伟大的欧战中，批评了张伯伦的国策，也证明了苏联的和平政策，在一战争中暴露了国际和各国国内各党派、各社会集团甚至各个人的真实面目，在国际或国内大事变中，每一个党派或个人直接或间接是一个行动者，都要牵引到他们的财产甚至生命，因此事变对于他们有两种不同的利害，就会有两种不同的估计和计划，于是各个人各党派各社会集团两种不同的态度就明显的暴露出来了。再就我们国内的要求真理者的态度来看，他们要求了解战争的前途，并不向一般的理论家或一般的学者或哲学家去问，而是向专门家去问，向行动的党派去问，向有名的新闻家去问。因为这些人都是关心世界大事变的，他们不是理论家，而比较理论家知道的更多。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不能做出这样的结论，说理论本身有问题。如果说理论根本就无用，这是严重的错误。这一问题，只是理论的来源及理论是否还生活着的问题；如果从过去自有人类以来的理论还在事变中生活着，那么，朽腐就化为神奇；如果理论停止它的生命了，那么，理论就要落后于事实，或者成为反动的东西。因为理论不只在现实的行动中生活着，而且是在行动的历史过程中生活着，所以它能在行动前指导行动，在行动后正确地做出行动的总结，再继续生活着。所以被压迫在范畴下以范畴代替历史的理论，无论它本身正确与否都是死东西，如果范畴与行动一致，范畴也是活的东西。我不反对范畴，我十分尊重范畴，因为范畴能转化叙述的记载的历史为理论，在现在这种生产发展社会关系发展到了极端繁复的时代，如果没有范畴，没有公式，那么，学习的行动就要止步了，遗产就无法继承了。因此范畴和公式的重要性应该在行动总结中及吸收遗产中和行动过程中提到第一等地位。我反对教儿童的数学在实物计算时不把他们计算的结果转化为公式，因为从实物计算转化为公式，则公式具体化了。同时公式是数学中绝对必要的东西，最好使儿童在实物计算中彻底了解数学公式，只要不脱离实际的来源，不把逻辑神秘化，在这样条件下，逻辑对于数学就有本质的作用了。但是到了范畴本身是否正确的问题发生了，范畴本身活动的问题被提出了，及范畴的来源的问题被提出了，这一类对于范畴的本身的问题被提出来了，那么范畴就要避嫌让位了。至于哲学问题，它的本身就是真理问题，它本身中的根本问题，就只有一个思想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范畴和行动或历史的关系问题，我站在唯物论观点上而主张范畴第二。不过在理论上主张范畴第二的人们，往往却在实际研究上又不自觉的把书本的研究放在第一，而把时事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放在第二了。这里我又要回到批评陶行知先生的理论问题作结论。当陶先生还是杜威的门徒时候，他自名为知行，当他离开了杜威体系的时候，改名为行知。他从行为上加上真理的二字是杜威体系作怪。换一句话来说，就是杜威的范畴作怪。黑格尔的哲学，伊里奇把它估价为只差一步的唯物论，但是唯物论的倒置，这就是他的体系作怪，也就是范畴第一作怪。把范畴放在适当的位置绝对必要。但如果范畴在认识的根本问题上来和历史及自然争领导地位，就非反对范畴不可，我们特别要认清楚，不可把范畴等抽象地来估价，只能在一定的关系上来估价。 　　4 再拿历史必然性的事实来证明理论必然性或范畴必然性的不合理。 　　谁都知道，世界历史上有名的生物学家林内分类学，但是他的哲学体系是形而上学，他认为生物的种类是一次决定的不变的，这是他的体系作怪。但他一生在生物中也活着，他搜集了无数的资料，这就是资料第一。但在复杂的资料生活中，必然不自觉的在各种感官上存在着许多资料的差别性、同一性，同时也存在着全体性、部分性，于是头脑中也起了联系作用和分类作用，因此就构成生物的类概念、种概念、全体概念、部分概念、关系概念，写在书上，就规定了种名、类名、部分名、关系名，分类的范畴因以确定，他这行动上的成绩是空前的。但他认为一切种类是永远不变的，在这种形而上学的体系上虽然有许多宝贵的资料，也不能产生进化论。但他这种搜集资料的行动和按生物器官自然具有的繁简排列，就已准备了发展到进化论的前提。在林内以后的生物学家，再加上资料的搜集，得到许多新的资料。在一般资料中发现了肺鱼也同时有鳃，发现了哺乳类的鸭嘴兽同时是卵生。于是林内的分类学的绝对种类发现了过渡的中间物，而且不是理想的过渡，如肺鱼却是事实中的过渡，因为肺鱼的肺是在湖沼干竭时产生的，鳃的退化也是在同一的环境。这里证明了旧资料产生旧体系，新资料产生新体系。体系自己的历史，不能用体系自身说明，只能用资料的历史说明，所以说明哲学史离开了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就不可能，同时我们若放弃了研究自然和历史，只作说明思想史，也不会正确了解思想史。因为对于自然和历史的本身既不深刻了解，而引来做例子就常是牛头不对马嘴。有名的米汀常在一个范畴下不加具体分析引用一大堆科学例子，他在质与量的范畴说明一质本段，其例子从力的运动起继续到原子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有机运动止，而且在化学运动下加以说明，化学运动非温度变化与电气的变化就不可能。在艾思奇的《哲学选辑》摘下这一段只一百三十四字，恩格斯曾把这一类的运动写了一本自然哲学，米汀作一百三十四字概括了，于是一切科学内容都排除了。卡、思、伊每引一例都是具体的，不是一般的。因为一般的只是科学常识，也只是一些范畴一些术语罢了。只用科学的范畴来说明哲学的范畴，如果没有深刻的具体的分析，仍是以真理说明真理，所以伊里奇说，举例不是认识的法则，只是为着通俗化。卡尔的《资本论》也以英国为例，若无条件的否认举例，就会成为无路可走，但是要把空间例子与时间结合着，如伊里奇所说辩证法是科学的历史才有历史的必然性。卡尔是以英国的经济发展史做他的《资本论》的例子，这不是例子的一堆，而是有历史联系的例子。首先就要彻底了解这一例子系统的规定性和特点，即一切例子都是有限性的，不可任意使用，假使是能任意使用的例子，那么，它的本身就没有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了，随便找例子，如果有时需要在任何事物中找例子的话，也要把它的历史提出来研究。曾有人向我说：你们的通俗哲学是什么东西，都是有哲学意义的?我请你们以纸笔墨砚的文房四宝来说明辩证法。当时对于这例子可否适用的争论发生了。其中有一人说，我用历史必然性来说明于下：文房四宝不是自古就有的，也不是今后长存的，我们从这一历史的辩证法即它的必然性来说明是可能的。例如中国传说，上古只有结绳记事，那么就只有一宝，后来进到用契刀刻画在另一物上，发展成为二宝，今日的自来水笔又把笔墨二宝缩为一宝了。一切是有限性，可以说明上古结绳时的一宝不能用于更进步的时代而被否定，又可以说明四宝的不适于今日，需要简便性，再否定四宝成为笔纸二宝了。再看恩格斯举例来说明辩证法的产生，他说：“自然科学需要简单的大量的经验积累，但整理起来就引起革命……在经验发现了卵生的哺乳动物，那么还有四足的鸟，分类的不变限界打破了……发现了动物统一体细胞……发现了白血球自由运动，个体的概念复杂化了……即使最顽固的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自然过程的辩证法。”恩格斯对于辩证法的这一说明是用科学本身的历史来说明，即伊里奇所谓辩证法是科学的历史是也(这是恩格斯写在《反杜林论》三版序文上的，我把它摘录下来，但为字句更明了计，颠倒了一些句子)。恩格斯又在同书的概论上叙述了辩证法在人类历史上的发展，但这里所说明的不是自然史而是社会史，他对于辩证法并前一种共有两种历史的说明，把后一种摘抄于下：“古代希腊哲学家是素朴的辩证论者，这原始的素朴的但实质上是正确的世界观，最初由赫拉克立特发表的一切皆变，一切不断地在生灭过程中的见解。了解了整个的一般，可是想要了解整个事物构成的个别部分，却是不够；如果部分不了解，则对于整个现象也不明白的……分别的研究每部分的特性，及特殊的因素关系，这是自然科学及历史研究的迫切任务，但科学的研究在古希腊人的研究中，只占次要的地位，在希腊亚力山大时却有进步了，到了中世纪科学被阿拉伯人把它进一步发展了；可是真正的科学到十五世纪后半期才开始，而以更大的速度前进。有机体的分类、解剖及个别部分的分析，都是近四世纪伟大的进步，同时也就把个别观察置于一般大联系之外，不从动的方面去观察，而从静的方面去观察，不是看作变质的，只看作不变的去理解。以后培根和洛克就是这种见解，从自然科学移到哲学上来造成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他们的思维往返于直接对立之中，他的话即是：是—是，否—否。在他们看来，存在或不存在，正面与反面，原因与结果之间是永久对立的，这种思维在常识上是合理的，在狭隘的家庭范围中是极可尊贵的东西，但踏上了广大的世界，这种形而上学的方法，迟早要遇着一定的限界，陷入于不能解决的矛盾中……辩证法对于一切事物的逻辑反映总是理解为联系的、运动的、生灭的过程，在自然中的一切是遵着辩证法进行而不是遵着形而上学进行。”这里可看出恩格斯对于各派哲学是按时代给以适当的估价，同样是用历史必然性说明的。 　　5 最后拿从虚到实及从实到虚的两种不同的科学方法来证明。 　　欧氏几何学开始就是普通公理，其次是几何公理，其次是某一命题的定理定义。他的方法是从虚到实。虚是根源的；实是派生的。他不是从经验中产生的归纳逻辑，也不是由科学历史产生的辩证逻辑。换一句话说，他不是从测地学产生的几何逻辑，而是从一般公理产生几何公理，即从公理产生公理，换一句话来说，即从广泛无规定性的逻辑，产生被几何规定的逻辑。请看他怎样把几何学神秘化和歪曲了许多事实： 　　一切空间有长、宽、高三度，是眼所能见，手所能触的。他把面解释为二度，线解释为一度，点解释为零度，因为他把体的各侧面点、线、面都抽象地分开而对立起来，就必会由三度的空间抽象化一直到零度的空间了。其实面是体的一个侧面，在计算上只取体的二度，线只取一度，点只是线的原点和终点，不取它任何度。如果用实体物来教授点、线、面，那么一望就了解，用不着多费解说。并且用体来教授点，则知道空间之点由三线确定，面上的点由两线确定，线上的点由一原点及一线分确定，于是死的点转变为活的点。在实际问题上，极小的电子可以作点，看极大的恒星，行星也可以作点。如果提出太阳与地球的距离问题，则地球和太阳就成为一个起点和一个终点了。但一个点却有极丰富的几何内容，因为这样大的两距点，就有计算内距离或外距离或中距离的必要。测量铁路或公路的两个标杆就是两点，因为道路的距离，以公里为单位计算，那么，标杆之点就渺乎小矣，竟至可视它为等于零。如果谁来计算标杆的外距离、中距离、内距离，谁都目他为傻子。实际上应用点就是体，它的大小是与距离成反比，在极长距离下恒星行星也可小到等于零，在极短距离的显微镜下，还看不见的点，也可等于较大的体。 　　欧氏几何学关于点、线、面的定义，不独在实际上有问题，即在数学上，也是有争论的。例如X2的积分为X3/3。X1的积分为X2/2。即线的积分为面，如果线只有长的一度，宽与高均没有，那就不会累积成水平面或垂直面了。面的积分为体，首先就要承认面有厚存在。又X2的微分是2XdX，其中的dX就是线的宽与厚了。 　　《则古习斋算学丛书》中，有一段论方次的转变，它把三度相等的方，看做体又看做点，体向一度延长的看做线，向二度延长的看做面，因此，它的三次方为体，四次方又由体向一度延长而为线；五次方向二度同等延长而为面；六次方向三度同等延长又复为体。这就是把点、线、面、体看为可以互变的东西了。 　　再看几何中无限支线，也只在逻辑上存在，由事实证明一切直线和曲线都是有限的。飞机是直线前进，但它的飞行高度受限制；因此，它只能绕地球成曲线进行，不独直线是有限的，曲线也是有限的，因为无限小的曲线分也就变成直线了。如果用事物来研究高级数学与低级数学就有自然的联系了。 　　依唯物论的认识论认为逻辑是经验的和科学历史的产物，依唯心论的认识论认为逻辑是思想的产物。欧氏的几何学是埃及的建筑和水利的产物，它有丰富的物质内容，所以一直到现在还适用；同时因为他的逻辑是思想的产物，在他这一形而上学的逻辑下就限制了几何学的发展。产业给科学以能进展，却被不正确的逻辑阻止了。我刚才举出的点、线、面的许多活的例子没有一个是思想的产物，而是从事物中分析的结果，而且是在反对固定化了的普通公理和几何公理及固定化了的定理定义的结果。人类的丰富的思想是无限的物质经过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不幸被非物质的逻辑束缚了，使思想不能发展且歪曲了。这里我没有时间再说几何了。再在化学中举一个例子。原来无机化学的分类在单体物分为金属非金属，从而原子集团分为盐基和酸根，但从无数的实验过程发现了原子量的关系，发现了化学有它自己发展的过程，按原子量的排列，以量为次第而发现了它的质也同一次第而成为强碱、碱、弱碱、中盐、弱酸、酸、强酸。从此可见，由人类思想来分类，必然要多少歪曲一些事实，只有在不断的改造物质中才能得到物质自己的规律。我最大胆的说，只有唯物论才会产生辩证法。我是一个从八股出身的无科学常识的人，但一生是在工作中学习，因此一切书籍遇了我总是只择我要用的东西，此外的就要被我丢掉。我不做书的奴隶，只做书的朋友，它帮助我，给我以古人的遗产，我也帮助它，给它以事实的校正。我是做事第一，不是读书第一。书不是我的父亲而是我的朋友。我对于被唯心论歪曲了的科学有极多的意见，今日已无法多说了。再把卡尔对于《资本论》的研究法拿来做一个实际例子： 　　某些研究政治经济学者从人口开始，已经不象上面所举的欧氏几何学，先从普通公理转到经济原则了。但这种抽象的人口范畴，已离唯物论有若干距离了。所以，卡尔以为人口太空洞。因为人不是孤立的自然的个人，而是一定社会集团的代表，同时，社会集团的社会关系，不是人类自由契约的结合的，而是一定社会形态下的生产关系决定的。但一般的社会一般的生产关系，事实上是不存在的。那么必定以特定的社会为对象。因此卡尔就以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为研究政治经济的对象，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包含着利润、工资、利息、价值、商品、货币等范畴。从人口起一直到价值等范畴止，逐渐具体化，但是这样杂多的东西，从何处着手呢?于是卡尔就找到了直接关于人类生存及生活的物质，即人类的生活资料及生产手段，所谓有用物，但是堆积的生活资料及生产手段却要经过市场转化为价值，才能实现消费。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于是就从商品研究开始。 　　这里可以看出卡尔的研究方法是从最具体的最显著的东西开始。但这具体的显著的东西不是被动的反映到他的头脑中来，而是经过分析抽象出来的，而且与一般的抽象方法不同。在一般的抽象方法，是抽出具体的剩下一般的，卡尔的方法与之相反，抽出一般的，剩下具体的及特有的，抽出偶然的可有可无的，剩下必然的。一般的人研究常根据现有的一般的原则就做结论，不积极的长期的向事物的本身中各侧面钻进去，不愿意多牺牲时日，从事物本身中找关系，而企图从外面搬来原则，把具体的事物纳入这一般原则的框架中。而自号于人曰：这个原则是普通公理，达公理有普遍妥当性，这是绝对物。实际上，这个原则已经是全知全能的上帝，非人间所有物了。这就是唯心论的逻辑。唯物论的逻辑学是钻进事物中去，由事物本身供给人们的逻辑，再以这逻辑还给事物，这种逻辑是新陈代谢的逻辑，是有生命的逻辑。 　　卡尔剥去了人口的外皮，而发现了它是各种对立的中间的种种矛盾的社会集团构成的，还不以为满足，再剥去社会集团的外皮，又发现了它是在生产上一定的关系构成的，从此不断地抽剥下去，一直到了构成经济细胞的商品就终止了吗?不会!不会!卡尔对于政治经济的研究事业，刚才找到了物质对象，刚才做了对这一对象进行分析工作，他经过长期的分析，只做了一个极具体的、小的、基根的结论：“资本主义的经济以商品为它的细胞，我的研究从商品开始。”卡尔的综合是根据在分析过程中发现事物本身具有的系统综合的。这种系统是客观的系统，所以是科学的，人们说科学是有系统的，这样说还不够，应该再加上解释说，不是人为的唯心论的所谓系统，而是自然本身具有的系统，是唯物派的所谓系统。分析与综合虽是方法，但谁是根源的就不是单纯的方法，而且是有一定立场的方法，并是代表一定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纯粹的方法是不存在的。 　　现在开始说明卡尔分析商品的方法。 　　有许多政治经济学是从商品生产开始，卡尔却与之相反，只从商品本身开始，因为他认识了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细胞，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特殊的物质基础(这里的物质不是任何的自然物而是被一定社会形式规定了的生产物)。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都是通过它的经济细胞——商品的形式，而且被这种形式掩蔽着的一种特殊的历史物质，必须首先认识这一种物质的特性，才能进行第二步工作。他在他所著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上，首先是提出商品二重性，不是提出商品生产，因为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方式，他是把商品当作经济细胞看的，不是把它看做商品学中的商品，可用物理化学的反应来检查，也不能用显微镜来观察，只得用抽象的方法。(见《资本论》第一卷)舍去一般的错杂的偶然的东西，抽出特殊的基本的必然的东西，这种抽象法是剥皮见骨法，是卡尔分析的深刻处。卡尔是钻进物质基础的本身，去找它自己的规律法。再看他怎样来分析这二重法。他说：“商品首先是外界的一个对象”——使用价值。他的这一先使用价值的分析仍然是从可感触的物质开始，他的分析价值也是从可感触的价值形态开始(即交换价值)，因为他认识了游离的劳动不能成为价值，需要凝结在使用价值中的劳动，才是价值；因为价值本身不是物质，需要使用价值做价值的担当者，所以它不能脱离它的形态独立存在，只能在范畴上存在。因此就需要两种对立的使用价值在市场上交换时，价值才借某种使用价值(金、银、铜及其他商品等)，做它的形态表现出来。卡尔研究价值，首先研究价值形态，而且充分的研究价值形态的历史发展，它怎样的从偶然的单纯的形态，经扩大的价值形态再到一般的形态，最后转化为货币形态，而终结了价值形态的历史。他既已研究了货币是历史的产物，又进而研究货币自身的历史，在价值形态中货币是历史的结果，在货币自己的形态中，它又是历史的开端。这里可以看出卡尔不从虚的东西中去找实的东西，而是从实的东西中去找虚的东西。任何物质，在卡尔面前是历史的，从而物质中包含的东西和它所代表的东西及依物质作为形态的东西，一切都是历史的。再看卡尔研究使用价值时，他说：“使用价值是种性质(理化的自然性)的集合体，在种种方面有效用(对于人类需要的社会性)是历史的工作。”从而他说明了使用价值的二重尺度，一种尺度是自然的多种多样性(是以理化做尺度)；另一种是社会习惯的传统性(指对于人的效用)，同样是历史的，同时也发现了价值的二重性，它的内在物是劳动，它的形态不是劳动，而是使用价值，价值本体中无一个物质原子，价值形态却是整个的物质。他发现了商品二重性，使用价值二重尺度，非物质的价值，其形态是物质的。单在商品直接的本身中，就发现了各侧面的对立物。如果没有这些对立物，那么，空间就成为无规定性的真空，时间也是绝对化的时间，非历史的时间了。历史和科学一切都毁灭了。研究的本身就充满着矛盾，即充满着批评。例如自己的思想是客观的模写，但是加以分析，就把被动的模写转变为自动的模写，就把物质的奴隶，转化为物质的主人。分析的结果写在纸上，到了第二次来检查，原稿又变了，原稿本是思想由主观的产物，这里一检查似乎又变为另一个人的思想的著述，而被我来批评。这样才能深刻，才能钻到物质核心中去，夺取那里的无限财宝。 　　再依据卡尔所著《政治经济学批判》及《资本论》来看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它俩必然的联系。商品的使用价值，不单是生产的问题，还有实现的问题，商品非首先在市场上实观了它的价值，那么，它的使用价值就无从实现。商品生产非对于资本家的价值及剩余价值有保证，也不会生产这使用价值，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是价值不是使用价值。价值对于使用价值有极大的优越性，但使用价值是价值的担当者，而资本家也要依靠经过使用价值来实现的价值史，无论如何，物质总是基础的。基础的东西往往是萌芽的东西，不一定是优越的。这里发现的任何联系只有深入到事物的内部才能发现。离开了分析而进行综合，就不容易找到必然的联系，就只能触到表面的不深刻的非科学的联系。 　　卡尔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上写着：“叙述的方法(即综合的方法)当然须在形式上与研究的方法分别，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分析材料种种发展形态，并探究种种形态内部的关联，不先完成这种工作，则对于现实的运动，必不能有适当的叙述，不过叙述一经成功，材料的生命一经观念地反映出来那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卡尔研究剩余价值首先著了《剩余价值史》三卷，日文本两大厚本，约百数十万字。他以为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故乡是英国，他搜集了许多关于工厂法及工人生活状况等等的报告、统计表，做历史材料，在《资本论》中，“细述了英国工厂法、历史、内容与结果。”(《资本论》初版序)卡尔不仅以一般的史料做研究的对象，且以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做对象。这里就指出了唯物主义的认识方法。这里附带提出一个近人做例子。毛泽东同志为着了解社会集团相互关系及在革命中所受的损失或利益，常找个别的对象谈话，一谈就是一二日，把他们的盐米琐屑婚嫁丧养收入开支进行极具体的调查，写成许多的小册子。他常说，不调查莫开口。他是一个无可靠的切实的根据不说话的人，同时他总是尽可能的钻进到事物中最深一层去，再从事物中拿出东西来。向事物中钻，把事物对于头脑的模写从被动的转为主动的。这是卡尔主义者的理论来源和工作作风，是唯物主义者的典型。许许多多的唯物论研究者成为书本上的唯物论商人，只贩卖唯物论，在行动上就否定了。因为他们是小贩或者是批发商人，而不是唯物论的生产者，所以，虽然他们那里堆积无数的唯物论商品，天天鼓吹唯物论的价值，而自己对于唯物论的生产却是一个外行。他们也不论货色真假，只看市场兴衰，他们对于货物的评价，不是货物论的本身，而是市场价格，购货者也只看市场价格来评价，因此唯物论这一商品的本质就无法提高。 　　* 原载1940年6月20日《群众》第4卷第16、17期合刊。 　　 徐特立教育文集(修订版)/徐特立著，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