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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文化教育*

徐特立

真正的科学就能够提高人民的自觉，非科学的东西就会加深人民的迷惘。我们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文化教育与资本主义国家相反，我们是培养高度自觉的人民，而不是培养盲目服从的顺民，所以教育科学化就有绝对的意义。 　　科学是普遍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但如果不民族化，就不能具体化和行动化，就会变成“为科学而科学”。例如过去我们大学采用的外国课本虽然是科学的，但不是民族的，不独其内容不切合中国实际，而其文字也是外国的，所以内容与形式都带着买办性。这就缺乏民族性而不能替民族服务。又如过去中国的地质研究所和生物研究所，所调查采集的东西都是中国所固有的。因此它的了解特别深刻，特别有成绩，为欧美学者所不及，这是值得颂扬的。但是那时在中国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政权下，经济破产，这种科学在中国就失掉了市场，成为出口货。因此著作写成外国文，又在外国刊物上发表，以作广告，这样就使有民族特性的科学也带上买办性。 　　教育科学化和民族化，就是理论与实际结合，这在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达到某种程度，但是劳心劳力对立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只有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科学才为大众所掌握。我们的政协《共同纲领》第四十三条所说：“普及科学知识”，也是要求科学为大众所掌握，也就是科学大众化。所谓科学大众化，不仅是量的扩大，其内容和形式也必须适合大众的要求和接受的程度。 　　科学发展的基础是靠工业经济和民主政治，所以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虽然已经开始有了科学，如希腊、印度、阿拉伯。但如今天这样多方面的、有系统的科学还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至于社会科学的论著，在马克思以前没有任何可以称为真正的科学者，这种科学只有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及其代表人物才能创造出来。一切压迫和剥削阶级对于他们剥削压迫诸关系，必然是歪曲的。因为他们否定自然界是物质的世界，不以唯物的科学方法，从事实中阐明自然和社会法则，所以只有在大众把握政权的时代，科学才能在自然和社会两方面发展。 　　我们的新民主主义政权是人民的政权，即以工农为基础的政权。这一政权萌芽于大革命时代，到了今天已是成熟时代了。它的成效表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就是它的先进的政治和军事及其文化事业。“九·一八”以来，日本帝国主义虽然把握了军事的、经济的、技术的伟大力量，但在东北的游击战争中，尤其是八年抗战中竟被我们打倒了。近三年解放战争中，由美帝国主义武装的蒋介石也被我们打倒了，经济和武装的物质力量，我们是落后的，但我们却另有一种物质力量，即有组织的大众力量，有深刻的、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 　　马克思说：“物质力量必须由物质力量来打倒。然而理论一旦把握了大众，就要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大众化就能够把握大众，而理论彻底化就能够大众化。彻底就是要抓住事物的根蒂”。(《<黑格尔法律哲学批判>导言》) 　　从这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科学与资产阶级不同，即不应该把握在少数科学家手中，而应该被大众把握着，或者科举能通过大众自觉的接受而把握着大众。同时要知道科学大众化，不是把科学降低而庸俗化。 　　科学不能丝毫虚伪，它排斥违背事实的众口一致的俗说。科学要彻底化，不是要粗枝大叶化，而是要抓住事物的根蒂，即中国习惯语所谓：“深入浅出”。庸俗的浅薄的虚伪的科学书籍和科学工作者，自身还不了了，而要求大众了了是不可能的。自身还没有深入到事物的根蒂中去，仅仅抓住事物的枝叶，而要求了解事物的真相是不可能的。因此提出科学大众化就应该同时反对科学庸俗化。因为庸俗化以为科学只要其浅，只看科学浅不浅，而忽略对不对和大众要不要。如果只求它浅，不问它对不对，则有了大众，而没有科学；如果只求它浅，不问大众要不要，则学科学成了无的放矢。无的放矢，则失了运用，成为有知识而无意志。这种非科学的态度，直接给大众以毒害。一切非科学的，似是而非的，俗说的，迷信的横行，必须清除干净，才能一步一步的向着坚实的真正的科学道路前进。 　　列宁说：“我们不应该从旧学校里采取一大堆十分之九无用的知识，十分之一歪曲的知识，去填充青年的头脑。”又说：“旧学校是一种填鸭式的学校，它强迫学生去吸收一大堆无用的，冗赘的，不能给社会上一点有益处的知识，还要把这种知识困累人们的头脑。”(《青年团底任务》)这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科学大众化就应该反对杂乱的、冗赘的、一切无益的、长篇大论的新八股，而精练、具体、明确、深刻化，却是大众化的必要条件。 　　1934年联共中央和人民委员会对于《中小学历史初步课程纲要》给以下面的批评：“苏联历史纲要充满着大量非科学的、盲目的判断，当编著教科书时，应该是每一个字和每一个定义都不苟且的，而该提纲却带有特别不可容许的不整洁性”。又说：“教科书应该周密考虑到每一个字每一个断语，而不是不负责的杂志文章乱讲一切。苏联各学校教科书都带着抽象的和公式的性质，提供学生们一些社会经济形态的抽象定义”。这里也证明了精炼、具体、明确、深刻对科学大众化有重要意义。 　　至于好读书不求甚解的态度，即害怕科学难了解，结果把必需要的原则降低而成为庸俗的虚伪的学院。这诚如竺可桢先生在《科学画报》第四期上说的：“中国古代科学之所以不发达，对于好读书不求甚解很有关系。例如现在地方政府(指前国民党政府)做户口农产的调查，农田地图的测量，往往是向壁虚造，敷衍法令，还是明清两朝做八股的态度。这种态度不消灭，近代科学在中国决无生存之理。各大学研究院科学作品固希望其多，而尤其希望能精。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消灭固有的八股习气，也只有这样才能树立真正的科学精神”。 　　当科学萌芽时代老八股和新八股都是不能避免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在德国最不行的博士、大学生都创造体系，好象雨后春笋的发展，有些人以为科学的自由，就是在于每人有权著述一切自己所没有学过的东西，杜林先生正是这种假科学的标本典型”。在贫乏的中国科学界，象杜林先生这些人也是有的，以自己还不彻底理解的东西，假充内行，装腔作势，掩盖虚伪，美其名叫：“大众化”或“通俗化”，充塞出版商场，吸引无知的读者，使他们不自觉而受骗。这种八股式的、不纯洁的、不正确的科学传授给人众，只能使大众的头脑更糊涂，更抽象化和教条化。 　　毛主席早就指示过：“现在许多人在提倡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了，这是很好的。但是‘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有些人则连‘少许’还没有实行，却在那里提倡‘化’呢!所以我劝这些同志先办‘少许’再去办‘化’，不然，仍旧脱离不了教条主义与党八股，叫做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没有结果的。例如那些口讲大众化而实是小众化的人，就很要当心，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什么大众在路上碰到他，对他说：‘先生，请你化一下给我看，’就会将起军的。如果是不但口头上提倡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化’不了的。有些天天唤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引自：《反对党八股》)比方，编写科学读物，当然很有需要，但没有与实际相联系，没有解决具体问题，不从老百姓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语言中吸收科学的东西，结果大众还是大众，科学还是科学，而大众更被科学弄得昏头昏脑。其实科学受冤。过去有些著述的人，自己尚未搞通学过的东西，强不知以为知。如果是一种不成熟的著述，还是慎重一些出版为好，以免误人害己，因与马克思所说“理论彻底化就能够大众化”的原则相违反。马克思说：“彻底就是要抓住事物的根蒂”。就是说抓住其根蒂而放弃其枝叶，抓住基本的原则的东西，放弃其次要的非原则的东西。 　　我们的大众化是大众基本的知识，基本的技术，基本的方法。大众化的特点是：去空、去杂和去孤。所谓空，是没有事实的理论，或没有与理论结合的，又没有原则处理的，与原则无关的事实。所谓杂，是没有联系的知识，无生命的东西，非科学的东西。所谓孤，是单纯化的，没有历史的发展和环境的影响，没有来源去路。这些正是庸俗化的虚伪的东西，大众化是毫不容情绝对摒弃的。 　　由于中国近百年来的社会是畸形发展的，因此中国的文化教育也是畸形发展的。今日中国的文化教育还是大部分存在着封建的买办的残余基调。资本主义输入的自然科学，因中国的经济落后，产业不发展，只能停留在纸上的学习，而这种学习又是买办的，非民族化的。如盲目的学习科学，不加以正确的批判接受，不问适合自己的条件需要与否，甚至许多教科书籍都采用外国原本，这是表现百分之百的买办教育。当然这种罪过是由过去买办性的国民党政府去负责。 　　在五四运动以来，有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文化教育，在社会科学方面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发展超过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革命工农分子，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虽还没有普遍提高，但革命斗争经验，政治基本认识，已经超过中国任何知识分子，所以在军事政治方面是成熟的，但缺少系统的整理，尚未科学化。我们办了许多短期训练班，造就了无数的革命干部，一般正规学校是赶不上的。但这不是否定正规学校，而今后要有计划的办正规学校，培养新中国的建设人才。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现在要用最大的力量来发展人民经济、文化教育等事业。毛主席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词中说：“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我们要完成这个伟大时代的任务，首先要有步骤地整理、继承自己的文化遗产，发扬先人创造文化的伟大精神。其次要学习苏联，必须有方法有目的的学习苏联，就要以毛主席学习马、恩、列、斯的革命方法，要使它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今日我们要学习苏联的建设经验和技术的方法，同样要以毛主席学习马、恩、列、斯的革命方法一样，要使它与中国建设的具体条件相结合。我们学习苏联的目的为实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学习苏联的建设经验和技术的方法得到了，以我们民族从来爱好勤劳的工作，加上中国优越的地理条件，发展我们的智慧，更能创造一个高度的文化，对于建设新中国的伟大的事业，可谓“事半功倍”，使我们的工作获得迅速的成功，稳步的达到幸福的目的。 　　再补充一点，我们不但要学习苏联，而且要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遗产，就是我们祖宗遗留下来的知识遗产也须加以彻底的清算而吸收之。这样，才能真正科学化。 　　* 原载1949年12月18日《新建设》第1卷第8期。 　　 徐特立教育文集(修订版)/徐特立著，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