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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怀念徐老 重温教诲

刘御

延安时期，我主要从事教育工作，故与徐特立同志曾有过一些接触，颇受教益，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徐老给我留下的第一个深刻印象是博学多闻。这个印象是1938年我在他给边区政府教育厅部分同志的一次讲话中，也即是在我与他老人家的首次接触中开始得到的。那个时候，徐老已达六十一岁的高龄，可是谈起话来却完全和青年人一样，一口气谈了两个多钟头。他谈话没有提纲，信口说来，如数家珍。涉及的知识范围很广，可是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一条教育思想的红线。我暗暗惊服这位老人真是一个大博士。尤其使我敬佩的是他对一些问题的精辟见解。时隔四十余年，有两点我至今还牢牢记得。 　　一是关于学习问题。徐老说，在学习上，思想立场顶重要。只要你的立场是正确的，思想是新的，即使你读的是旧书也能够从中得到知识和营养。如果你立场错误，思想陈旧，即使你把马列著作背得烂熟也只会变成一堆废品。他举例说，前一种学习的典范是毛泽东，后一种学习的标本是陈独秀。他还具体解释道：“毛泽东同志曾读了许多旧书，由于他有正确的立场观点，他就能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他就能化腐朽为神奇，那些旧书就可以为他所用。而陈独秀呢，尽管他读了不少马列的书，可是那些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思想到了他的头脑里，就变成了取消革命的谬论。原因无它，就是因为他的立场是错误的，他的头脑是陈腐的。马列主义被他的错误立场歪曲了，被他的陈腐思想污染了。” 　　另一点是关于教材教法问题的。徐老说，科学知识都是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来的。我们向同学传授知识的时候，切不可脱离实际。我们可以通过那些简单的，甚至原始的习见事物来讲授科学道理。徐老把这个办法叫做“常识科学化”。他举例说，譬如一杆民间常用的秤，它很简单，也很古老，可是其中却体现着重要的物理知识和数学原理。如果我们通过它来讲杠杆，来讲比例，并引导学生从实践中来理解公式，掌握原理，这就生动活泼了。他又举例说，即使是一间普通的房子，也包含着许多点、线、面，许多边，许多角，许多几何结构，许多边角关系……他说，他曾经给木匠讲过几何、三角，他们很感兴趣，而且一听就懂。我们为什么不通过这类事物来讲几何、三角呢。1938年冬，为适应小学教师训练班的需要，我曾为边区的小学教师编写过一本《算术教学法》，那个小册子，正是在徐老的这一教导的启示下的尝试之作。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徐老的这些真知灼见。正使我长期受用。 　　徐老给我的第二个深刻印象是“诲人不倦”。自从跟徐老相识以后，每一次道路相逢，他都要亲切地拉着你的手问长问短。有时候竟站在大道边谈上二三十分钟。曾有一次，当我发现他老人家时，他已经走进我们的办公室。走到桌前，他特地看了看我在写什么东西，看着看着，就和我谈到编写教科书的一个重要原则。他说，编写在教科书里的东西，应尽量注意它的永久性。他还提起笔来抄下几篇他过去所写的课文作示例。我还记得，其中的一篇是这样写的： 　　水从高处向低流。中国的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东方有大海。中国的大水，都向东方海里流。 　　的确，仔细玩味这一篇仅由四句话组成的简短课文，每一句话都是一条带永久性的常识。不仅如此，就连文字本身也自有其永久性，因为它已达到相当洗炼的程度，你无法减去一个字，也无需增添一个字。 　　徐老认为，小学生受的是基础教育，小学课本里面的教材，应该使小学生终身受用。因此就必须重视它的永久性。徐老的这—教导，对我们今天的工作仍有着极其现实的指导意义。建国以来，三十二年，我们的中小学课本——尤其是语文课本——为什么老变来变去，一直不能够稳定下来?主要原因，就是“季节性”的东西多了些，因此“气候”一变，那些东西也得跟着变。还有一层，即使在同一“气候”条件下，长官变了，或者长官的意志变了，我们的教科书也得跟着变。这种变法，与徐老的教导是不相符的，与中小学生的利益当然也是相违背的。 　　徐老给我的第三个深刻印象是“学而不厌”。这个印象主要是在1946年徐老的七十寿辰我听了他向前往祝寿的同志们讲述他生平阅历后得到的。从那次讲话中，我更清楚地知道：徐老在学习上曾经走过十分艰难曲折的道路。他早年曾学过卜卦、堪舆，但后来却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他早年曾攻读经史八股，但后来却掌握了高等数学和其他自然学科的高深知识；他早年曾由康梁信徒而孙文信徒，但后来却成了共产主义的坚强战士。他四十三岁才学法文，五十一岁才学俄文，而且都学到了可以自由阅读法俄原著的程度。徐老在思想上、政治上、学术上的这些飞跃，实在是来之不易，都是以连走路的时候也边走边学这种勤奋精神，如饥似渴地苦学而来的。甚至当他年逾花甲而又在湖南长沙担任八路军办事处主任的繁重工作的时候，因为买不到《联共党史》的下册，他竟向别人借来摘抄了一遍。年轻时候，他抄过的书就不知多少。因此，他才得出这样的经验：“读书不如抄书，全抄不如摘抄”。由此可见，在学习上，他的兴趣是何等浓烈，他的毅力又是何等坚强啊! 　　民间流传着两句谚言：一句是“在哪行，学哪行”；另一句是“活到老，学到老”。徐老却把这两句谚言连接起来作为自己的学习指南，同时也常用这两句话来勉励别人——既勉励年轻的人，也勉励年老的人。早在1919年，他在《留法老年学生之自述》一文中曾经说：“年老的人，多半在社会上有些权柄，倘若全不求学，社会上受害就不小”。因此，他对革命队伍中某些既不调查研究又不虚心学习而仅凭权柄办事的同志颇有“恨铁不成钢”之气。在一次闲谈中他很生气地说：“有权而无能者，太可怕了!” 　　“在哪行，学哪行；活到老，学到老。”为了减少一些瞎指挥并在工作中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让我们认真记取徐老的这一教导。 　　徐老给我的第四个深刻印象是他对儿童教育的特别重视。 　　在徐老的《六十自传》中，他这样说：“一生都是教书。从蒙馆、初小、高小、中学、师范，一直到高等师范，我都任过教员。在高等师范当教员时也没有脱离小学校职务，因为我爱教小学生。” 　　徐老既如此“爱教小学生”，故当他从事教育工作的初期，就曾在长沙亲手创办过两个高小，一个初小。也正是为了儿童教育，他还同时创办过男子师范、女子师范以及训练时间长短不等的许多教员训练班。当时的长沙县共有小学八百所，所有的小学教师，都先后受过徐老的训练。当徐老在中央苏区主管教育工作的时候，他的主要精力仍然用在儿童教育上。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甘苏区(即后来的陕甘宁边区)，徐老又立即创办了鲁迅师范，以为本地区的儿童教育造就合格的师资和干部。 　　徐老对儿童教育为什么如此重视呢，我们可以从1941年他的《对于边区儿童的我见》一文中找到确切的答案。 　　针对“边区在历史上是文化落后的区域”这一事实，徐老指出：“文化落后的损失不只是限于现在的成年和青年，而且贻害及将来的新社会。”为什么呢?因为“今日的儿童转眼即青年，稍不注意就难补救了。”那么应当怎样“注意”呢?徐老说：“我以为对保育工作和儿童教育工作，应该进行科学的研究，并分配有经验的、有学识的，有能力的干部去领导这一工作。对保姆及小学教师，应该提高他们的学识能力。” 　　在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徐老的这些意见都已经变为现实。具体地说，对边区直属的保育院(即幼儿园)，第一保小，第二保小和八路军子弟小学，都派去了受过高等教育和师范教育的教师和有经验、有学识、有能力的领导干部。而杨家湾、马家沟等地的乡村小学的教师，甚至是从中央直属机关的干部中选派去的。那个时候的徐老，除主持自然科学院的工作之外，还常常抽空到附近的杨家湾小学去视察和指导。至于对全边区广大农村的小学，那就几乎年年都要利用寒假或暑假举办不同规模的——以专区为单位或者以县为单位的小学教师训练班。与此同时，也注意到小学教科书的不断改进。作为这一系列具体措施的理所当然的结果，就是全边区的小学教育有了显著的发展。不仅如此，通过小学教师和小学生的种种活动，诸如破迷信，讲卫生，读报纸，讲时事等宣传活动以及以识字为中心的小先生活动，还对广大农村的社会教育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下面这首歌谣正是这一事实的反映—— 　　大门开，小狗咬，谁来了，小阿毛。别瞧阿毛年纪小，年纪小小本领高。会写信，会看报，会宣传，会放哨。他当小先生，当得呱呱叫。 　　象小阿毛这样的小学生，在边区的小学校里是普遍存在的。 　　徐老对儿童教育之所以这样重视并不是由于偏爱，而是由于他把儿童教育视为国民文化的基础。他不是这样说吗：“今日的儿童转眼即青年，稍不注意就难补救了。”而“文化落后的损失”还将“贻害及将来的新社会。”可不是吗，今天的文盲，正是昨天的失学儿童。今天的半文盲，有相当一部分正是那些滥竽充数的干部和教师误人子弟的产物。在云南省，据1978年的统计材料，青壮年中的文盲竟达百分之六十四，在那些先进省分，情况当然会好些，可是，解放至今，三十二年，全国还找不出一个无盲省，就连无盲县也并不多。这种状况，与我们先进的社会制度极不相称，对四化建设更是一个极端不利的因素。究其根源，就是我们对儿童教育没有象徐老那样把它视为国民文化的根基而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殷切的关注。如果再“不注意”，再一“转眼”，就会把“文化落后”的帽子戴到二十一世纪，四个现代化又怎能顺利实现呢!中央有鉴于此，故于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同时又有了“普及小学教育”的决策。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决策啊。徐老有知，他一定会含笑九泉吧。 　　当然，决策不等于现实，要把它变为现实还必须经过极大的努力，还必须进行艰巨的工作。按照徐老的教导，就是应该对“保育工作(学前教育)和儿童教育工作进行科学的研究，并分配有经验的，有学识的、有能力的干部去领导这一工作。”而对幼儿教师和小学教师，则必须想方设法“提高他们的学识能力”。 　　又要有得力的干部，又要有合格的师资，这些人从何而来呢?这个问题，在徐老的教育实践中又是怎样解决的呢，他的根本办法就是大办师范学校和各种形式的教员训练班。解放初期，他更大声疾呼：“要提高教师的地位，教师要受到社会的尊重，教师的生活要有保证，使他把当教师看成是终身事业。干到底。……使他成为小学教师的职业家。” 　　徐老数十年前的言论，好象是针对我们今天的现实而发的。徐老早已指出的问题，今天依然存在着，徐老早已摸索出来的经验，还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让我们用具体行动来对徐老表示真正的尊敬和切实的纪念吧! 　　最后，还想到几句并非题外的话。徐老自己说，他是一个“教育的实际工作者”和“身教主义者”，他虽有渊博的学识，丰富的经验，但他的主要精力都用在“实际工作”上，他给我们留下的著作比较少。收集在《徐特立教育文集》中的几十篇短文，大都是在外力推动下的应时之作。那仅仅是他满腹文章的一部分。在这点上，他有点象“述而不作”的孔夫子。孔夫子的思想言行。幸有他的弟子们记述下来，因而得流传后世，成为我们今天的研究资料。对于徐老，朱总司令曾把他尊为“当今一圣人”。周总理又把他誉为“人民之光，我党之荣”，而毛主席则在祝贺他六十寿辰的信中这样说：“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对这样一位堪称师表的教育先驱，我建议每一位身受其教的同志都把他老人家的教诲记述出来，然后由出版机关辑成专书，作为学习和研究徐老的教育思想的宝贵资料，同时也算是对这位可敬的师长的永恒的纪念。 　　1981年11月 　　写于昆华医院608病室 　　 徐特立教育文集(修订版)/徐特立著，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