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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徐特立的教育哲学思想

孟湘砥，曹国智

一种正确的教育思想或教育观点的诞生、发展和成熟，是与正确的哲学思想密切相关的。因此，只有在哲学思想上站到了一定的高度，才可望在教育问题的思索上达到相应的深度。徐特立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他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教育领域，在解决环境与教育，认识论和教学论，历史文化遗产的批判与继承等重大问题上，有着卓越的见解，形成了他的教育哲学体系。而这体系中一以贯之的红线则是“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的基本哲学思想。他说：实事求是，不自以为“不是高深难了解的理论，也不是艰巨难做到的工作，是一句极平实极老实的口号，但它的本质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没有它，一切革命、一切建设、一切工作和学习，都会有偏差，都会有走上歪风的危险”(483页)。 　　徐特立把辩证唯物论的这一基本思想贯彻在教育实践中，并在大量论著里，对之作了深刻的阐发，有着很多独到的见解。它们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启迪着人们的智慧，从而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哲学增添了内容，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社会环境和教育 　　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是多种因素促成的，而环境和教育的影响更大。环境包括着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在社会环境中，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总和，其中特别是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关系，给予人和教育的制约更为明显。人的各种性质，包括体格、智力、知识、能力等等，其形成都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而绝不应孤立看待。 　　徐特立重视环境特别是社会环境在儿童和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作用，重视社会的政治经济条件对于教育的制约。他说：“教育的本质和方法是受同一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形式决定的。”(408页)例如，中国近代戊戌维新以后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庚子以后提出的“尊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都不外乎是当时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两重性政治经济的反映。 　　因此，徐特立强调教育科学要着重从社会影响方面来研究青少年生理心理的发展过程。他说；“教育的对象，当然是人类，而不是动物。虽然肉体上饮食男女的要求，还是兽性的遗传，但是要求的标准，满足的方法和满足的条件，却是受一定的社会形态及各个人的一定社会地位所制约；从而每一个人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受着一定的经济范畴和一定的伦理范畴所规定。即单纯的人口法则，也不是自然的法则，而是社会的法则。 　　“我们研究儿童心理，教育心理和学习心理，不应该单纯的以自然人类为对象，且应该以社会人类为对象。而研究的方法，不只是生理的和物理化学的反映，而是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分析。用自然来说明人类心理，如行为派的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及动物的学习心理，是把社会化了的人类还原为自然的人类，把人类抽象化了。……‘人类在宫殿中所想与在陋巷中所想不是一样’(费尔巴哈)。因此，我们研究儿童心理和学习心理，应该从社会矛盾中加以分析。教育的效能与教育的发展的制约，不能单纯地从教育本身来解决，应科学地来解决。其解决方法，当与整个社会制度问题配合着。我们的研究重心，不是放在抽象的儿童身上，而是放在一定社会制度下的儿童身上。”(406—407页) 　　社会环境、社会的政治经济关系给予人和教育的影响是如此之重大，教育不能孤立游离于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之外而存在。人的本质也“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不是游离于这种总和之外的自然实体。所以一个出色的教育思想家必须首先是一个以改造环境、改造社会为己任的革命家、思想家。这样，他才能够全局在胸，下好教育这一着棋，开好教育改革这一剂药方。徐特立生活在十九世纪和廿世纪之际的政治风云激荡，社会变化剧烈的中国社会，虽然他在思想上有过苦闷彷徨的时期，相信过无政府主义，相信过教育救国论，但他却始终能跟随着时代的政治潮流而前进。他在《六十自传》中说：“我的生活随着社会从人类被压迫向着解放走，从失败向着胜利走，一切生活都配合着中国革命的发展，随着复杂的激烈的社会变化，使我的生活成为多方面的不固定的，但总是前进的。”(104页)这就使他在解决社会环境和教育的关系上，解决革命与教育的关系上，有一个正确的政治出发点。 　　在看到社会关系，社会环境对于人的影响，主张用革命的实践来改变这种关系和环境的同时，徐特立也特别强调教育对于改造环境和培养人才的巨大能动作用。在他一生的教育活动中，无论是处于反动阶级的统治下，或者是处于残酷的战争环境里，徐特立都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为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在一般人望而却步的困难条件下，千方百计地、创造性地充分发挥了教育的能动作用。 　　在江西中央苏区时期，徐特立努力开展扫盲运动，普及小学教育，创办列宁师范，使模范的兴国县的文盲在几年内由百分之九十减少到百分之二十以下；而且，他还把提高群众的文化和动员群众积极参加各项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 　　在抗日战争中的陕北时期，群众文化水平更为落后，这是使“任何一个西方的教育家都踌躇失望，不敢接近的工作”(斯诺：《西行漫记》)，但徐特立却面对实际，始终不曾沮丧，提出了以抗日救国为宗旨的新教育制度和课程。此外，他还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有远见地倾注心力于发展自然科学教育。他曾激情地高呼：“科学!你是国力的灵魂，同时又是社会发展的标志。所以前进的政党必然把握着前进的科举。”(254页) 　　在建国以后，徐特立虽年逾古稀，但他仍然怀着巨大的热情从事教育科学、历史科学、青年教育等问题的研究。他提出：“应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多种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与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370页)要给广大工农群众及妇女以受教育的机会，并教育劳动青年学习现代科学技术。他还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特别长，封建制度、封建思想的影响特别大，至今还是社会改革的阻力。因此，反对封建主义，肃清封建主义的流毒，就成为我们文化教育工作的一项长期任务。这些论断在今天看来仍然是非常中肯的远见卓识。 　　二、认识论和教学论 　　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徐特立根据自己长期工作和学习的亲身经验，对之作了许多独创性的阐发和补充。他认为：根据唯物论，世界的本源是物质，是客体，而人们的认识是对此一本源和客体的无终止的接近，那么我们要想求得真知，就必须“向事物中钻”，“向事物的本身中各侧面钻进去”。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他说：“认识论的任务是要接触自然和社会具体的外部现象，渗透到自然和社会现象活动的必然规律中，去找它的本质。”(50l页) 　　他又说：“唯物论的逻辑学是钻进事物中去，由事物本身供给人们的逻辑，再以这逻辑还给事物。这种逻辑是新陈代谢的逻辑，是有生命的逻辑。”(228页)“一般的人研究常根据现有的一般的原则就做结论，不积极的长期的向事物的本身中各侧面钻进去，不愿意多牺牲时日，从事物本身中找关系，而企图从外面搬来原则，把具体的事物纳入这一般原则的框架中。”(228页) 　　据此，徐特立批判有些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言不及“物”的唯物论研究者为“唯物论商人”。他们“只贩卖唯物论，在行动上就否定了。因为他们是小贩或者是批发商人，而不是唯物论的生产者，所以，虽然他们那里堆积无数的唯物论商品，天天鼓吹唯物论的价值，而自己对于唯物论的生产却是一个外行”(232页)。 　　那么，人类如何才能“钻进事物中去”呢?人类靠什么来与客体发生联系呢?“钻进事物中去”之后所得到反映是否是真知而符合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呢?它又靠什么来检验呢?这些问题是唯物论和唯心论，唯物论和唯心论中的各个流派所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对此，徐特立的回答是：“一切物质都有类似的反映作用，这是合逻辑的(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对客观被动的反映，这是一种低级的反映，一切自然都有的。人类的反映应该在创造自然或社会中之反映，所以它的特殊的反映就在于实践，实践是高级的一个反映，这才是人类真正的反映。”(502页) 　　实践才是人类真正的反映，实践才是人类与外部客观世界联系的纽带，故实践才是解决此一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的钥匙。证明人类思维的“此岸性”，只有通过实践，只有通过人们改造自然或社会的实践。舍此之外，是没有别的途径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此也作过明确的答复：“人类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确性，这个问题并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确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现实的争论，乃是一个纯粹烦琐哲学的问题。”恩格斯在批驳不可知论时也说过：“我们行动的成功证明我们的知觉是和知觉到的物的对象(客观)本性相符合的。” 　　在实践中，人们“钻进事物中去”，接触了大量事物的外部现象和内部本质。从“事物本身中找关系”时，徐特立还强调我们必须全面地、历史地、深入地把握住它们，而后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他说：“自身还没有深入到事物的根蒂中去，仅仅抓住事物的枝叶，而要求了解事物的真相是不可能的。”(386页)“马克思主义者要了解自然和社会的任何一个个别的问题，绝不离开它的环境和历史条件去孤立地观察，而用唯物的历史观宇宙观加以观察、分析，寻找出一般的规律，做为解决这一个个别问题的原则。”(391页) 　　徐特立经常以马克思写《资本论》为范例来说明这种以历史唯物主义来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他说：马克思“在写《资本论》以前，他已经研究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就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了唯物史观，这一普遍真理的历史观就是写《资本论》的前提，而在《资本论》中每一个经济范畴，都是用历史发展过程写的。虽然他的目的只是求了解资本主义，但它的原则已贯彻到一切社会的经济范畴，而成为人类整个发展的历史观，使具体的真理成为普遍的真理；而普遍真理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中具体表现出来，并不是只从一般的概念中表现出来，这就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391—392页)。 　　徐特立是个严肃的辩证唯物论者，他深知深入认识一件事物之不易，所以说：“我每一分钟都发现自己学问不够，写文章不敢下笔。”(303页) 　　根据这种正确的认识路线，徐特立建立起自己的教学理论。他认为教学过程的终极目的当然也在于引导学生去认识客观世界，故其本质也是一种认识过程，但其起点却开始于对人类已有认识成果的接受和继承，而其中的重要形式即学习书本知识。一个人知识丰富的程度是和他接受前人经验的多少成正比的，也是和读书的多少成正比的。他说：“今天人类的知识还是几千年来历史的遗产和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所共同创造出来的，如果不读书，就不能成为真正有知识的人。”(501页)继承前人遗产当然离不开多读书。“多读书才可以增益见闻，可以使写作内容丰富，象唱一台戏，这里面有劳动人民也有统治者，有儒家，法家，也有道家，这里面生、旦、净、丑，色色俱全。读书太少，写作助内容必然苍白，贫血，教条化，有形体而无生命，象小乡镇上卖艺人所演的木偶戏”(379页)。 　　在读书的方法上，徐特立主张不但要通读全书，领会整体，而且要教育学生抓住基本的东西，把它们牢固地记住并熟练地掌握。 　　但是，由于书本知识都是从实践经验和感性实在中概括出来的，所以徐特立又认为在教学过程中，书本知识要与感性知识随时活生生地结合起来，要利用一切形象化的东西，要指导学生从事一切有益的实践活动，以加深对书本知识的理解。在论证到书本知识和实际知识、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相互之间的辩证、转化、递进关系并如何掌握其转化的恰当时机时，徐特立说：“纯从劳动中所得的知识，只是常识。所谓教与学，就是要把常识转化为初步的科学，……我们的口号是：不害怕科学难了解，而停止在常识上；也不离开常识，跳跃到科学领域；只是紧靠着常识，利用常识，转化为科学，反对一切无基本知识的跳跃。”(412页) 　　奠基于辨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之上的教学过程就是这样一个感性、理性，直观、抽象，常识、科学之间各种关系无限多级的、螺旋式反复上升的渐进或飞跃的过程。这是一个丰富多姿的、生动活泼的过程，也是一个需要花费艰巨脑力劳动却又是趣味盎然的过程。掌握住这些转进的契机，必然要求教师是运用辩证法的能手。 　　三、批判与继承 　　如何对待人类历史长期沉积下来的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是哲学界、教育界、学术界的一个重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徐特立的基本主张是： 　　1.广采博撷，继承人类历史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 　　黑格尔曾经引用莱辛的名言：“真理不是一种铸币——现成地摆在那里，可以拿来藏在衣袋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真理只有在人们漫长的多方面的探索过程中才能被认识和掌握。徐特立就是这样一个为救国救民而多方探索真理，孜孜矻矻地学习了一生的革命老前辈。他总结自己的一生说：从二十岁以后，“我走上了读书的道路，我的智力较之过去是不能比拟的发展。过去只是努力乱撞，现在是上了轨道的车辆了。一直到现在是四十三年整，我没有浪费过一分钟以至一秒钟的时间”(203—204页)。 　　在学习上，在探索真理的长途中，徐特立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主张广采博撷，转益多师，用“古今中外法”继承和掌握人类历史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他说：”真正有学问的人没有不虚心学习的，无分古今中外，任何阶级，任何党派，都一样要向他们学习。”(257页)他在《对牛顿应有的认识》一文中写道：“凡是伟大的人物，他之所以能够创造出新的事物，都是由于他吸收了过去人类历史的知识遗产而来的。凡是前进的东西，都是从落后的东西发展而来的，绝不是凭空产生的；落后的东西给前进的东西以创造的基础。”(283页) 　　徐特立还以马克思和列宁 的研究为例具体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他说：“马克思假如不寓居伦敦，有大英博物馆的丰富的材料供其钻研，马克思必不成其为马克思。”(379页)“列宁他只有在寓居伦敦时才能完成他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因为在伦敦他才可以获得他所需要参考的书籍，当时在俄国还缺乏写这本书的条件。”(379页) 　　徐特立在这里所倡导的固然是自己治学经验的总结，他认为这实际上也是古往今来一切有成就的人物的治学道路、治学思想和治学方法。他经常引用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论述马克思的治学思想时所说过的话来说明这个问题：“如果你们要问，为什么马克思的学说能够掌握最革命阶级的千百万人的心灵，那你们只能得到一个回答：这是因为马克思依靠了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的那些知识的坚固基础；马克思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了解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会走向共产主义，更主要地是他完全依靠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最确切、最缜密和最深刻的研究，借助于充分领会以往的科学所提供的全部知识而证实了这个结论。” 　　他也赞赏鲁迅的“拿来主义”。鲁迅说过：我们治学要象蜜蜂那样采集百花之蜜，不能老盯在一点上。否则，就枯萎了。“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且介亭杂文：拿来主义) 　　中国历史悠久，有着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在广采博撷上，当然是我们的第一个着眼点。徐特立认为：在长久的历史中，中国摸索出来的经验比任何别的国家都多，应当尊重吸收，不应该鄙弃。他说，我们提倡尊重民族文化遗产和“国粹派”不同，他们是为了保存中国一切落后反动的东西，而我们是为了发掘一切积极有用的东西，创造更高级的现代文化。 　　在继承外国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遗产方面，徐特立在《对牛顿应有的认识》一文中作了纲领性的而对今天仍有现实意义的阐述。他说：“今天来追溯牛顿是有很大的意义的，不能因为他的学说已经经过了三百年，便说它是落后的不去研究它。我们有些同志过左，以为过去的东西都过了时，以为只有无产阶级的东西才是行的。应当知道，苏联的科学也是继承资产阶级的遗产才发展起来的，那种认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完全要不得的观点是不对的。 　　“……无产阶级一定要吸收过去历史上的一切遗产。马克思主义就是把过去人类的一切经验综合的结果。”(284—285页) 　　这些话是徐特立1943年1月在延安纪念牛顿诞生三百周年的会议上讲的，至今已有四十年了，然而我们现在读来仍然感到非常亲切而有针对性，这是对于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批判。 　　对研究哲学的人，徐特立主张他们的知识面应该广，即不仅要懂社会科学，而且要学习自然科学，他说：“应该把哲学研究放到广泛的科学基础上，来改造和发展我们的哲学。如果专读哲学书籍，至多只是一个哲学的贩卖者，这种学哲学的态度，是错误的。因它已不能用哲学来改造科学，又不能在科学基础上来发展哲学，所以是错误的。”(506页) 　　“把哲学研究放到广泛的科学基础上”的意思就是说哲学研究应该两条腿走路。它既应从社会科学，又应从自然科学方面吸取营养。但在我国，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主义哲学长期以来主要是从社会斗争的实践中吸取养分，概括其经验和成果，而与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联系较少。这是一种历史的缺陷，今后应予弥补的，但就是在这一点上，徐特立也可以说是走在我们的先头。他幼年通过自学，涉及了经、史、子、集，而尤爱好自然科学，学会了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等科的基本知识，四十三岁还毅然赴法留学，学习自然科学。 　　在广采博撷、兼收并蓄的基础上，徐特立提倡向他人学习。他提倡向自己的学生学习，他还提倡向一切不如自己的人学习。他非常推崇孔子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他非常赞赏韩愈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等言论。他说：“孔子是二千多年以来封建社会最有权威的学者，他自己的学派是儒家，他却向道家的老子学礼。马克思是无产阶级的学者，他却吸收了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一切人类知识的遗产。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存着高视阔步的态度，鄙视一切，尤其是不愿意向下级学习，向群众学习，即向一切不如自己的人们学习。无论古今中外的伟大人物，他们的先生朋友以及当时的一切书籍，当时的社会思想，都要比他们所要求的要落后，比他们所认识的要粗浅。但是他们虽然严格的加以批评，加以革命，然而从来不存鄙视和吐弃的态度，而是加以细心分析，尊重他们以前的一切人类知识的遗产，尊重过去和同时的一切著述。”(264页) 　　徐特立认为向自己的论敌也可以学习到东西。在这一点上，他赞美马克思的态度说：“对于他人著作，只要其中有一点正确的东西，马克思都视如珍宝。他不仅认为可以从前人和朋友的著作中获得许多教益，在他的论敌的著作中，他认为同样可以获得许多帮助。他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普鲁东向来是站在敌对的地位的。普鲁东写了一部《贫困之哲学》，他便写了一部《哲学之贫困》来批判他。然而他仍承认普鲁东会给他许多有益的启发。”(380—381页) 　　“泰山不辞坯土故能成其大”，学习的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徐特立在学习和继承的问题上，最痛恨的也是那种自以为是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态度。他说：“自以为是，是思想生命的一个病态。生命是不断的新陈代谢。自以为是者，他保守旧有的东西不加自我批评，旧的物质不排泄，就无法吸收新的东西，就是思想的生命断绝。如果他是一个老头子，他将就木焉，危害社会还不大，就可让他顽固；而年轻的人，前途远大，成熟过早，目中无人，不独危害自己，同时更会危害社会。少年得志，成功者少。”(577页)所以，他认为：“‘天下唯四高人最难受益’。第一是年高，因为年高就看后生小子不起。第二是位高，位高就看下级干部不起，和看群众不起。第三是学高，因为学问高就自以为天下第一，目空一切，睥睨一切没有才学的人们。第四是德高，因为德高谁都对他尊敬，他的错误谁都不敢指摘。”(139页)所以他又说：“思想顽固，还不如思想混乱较妙，少年老成还不如少年荒唐较好。”(319页) 　　徐特立的一生身体力行地实践了自己的上述主张。所以，他活到老，学到老，成为了一位学识渊博的革命家、教育家。毛泽东同志说他“是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徐特立是无愧于这一推崇的。 　　治学之方也就是教学之法的根据。一切教育工作者为了培养后代，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学习徐特立，象海绵那样地吸收知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只有这样才能在教学的海洋中俯仰自如，左右逢源，引人入胜，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望，开扩其心胸并肩发其智力。 　　2.批判与创新，“在辩证法面前没有神圣” 　　在广采博撷，用“古今中外法”全面继承人类历史优秀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徐特立并不是“食古不化”者，也不是“人云亦云”者。相反，他主张根据实际斗争和工作的需要，驾驭材料，通过消化、批判而达到融会贯通和开创新面的目的。只有这样，人们才能从大量的“实事”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而求索出其中的“是”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徐特立又主张读书不要贪多，不要囫囵吞枣，提出“不动笔墨不看书”。 　　徐特立经常说：“我是做事第一，不是读书第一。书不是我的父亲而是我的朋友。”(227页)这里所指的“做事”，就是实践，就是革命，就是工作。把“做事”放在第一位，博览群书才有目的，才有中心，才有实际意义，也才能真正把书读活，使之为我所用；否则，就只能是“搜索骈丽，拈集影迹，以夸博记”，顶多成为一个书橱子或活字典。 　　继承必须立足于工作，出发于实际。围绕这个问题，徐特立还论述道：“我们要反对经院学派式的博学鸿才，成为述而不作无批判的客观主义。”(242页)“因此我们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无论在高深的学理方面或粗浅的技术方面，总的任务是为着生产，为着解决抗战的物资问题。”(238页)“科学神秘化的源泉就是理论不从产业出发，不从现实的宇宙出发，只凭理念来研究超现实的大宇宙和小宇宙。科学神秘化在产业不发展的国家更有它发展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离开了产业，科学必然会庸俗化，只资清谈，既无益于实际又无益于理论，有某些关于科学常识和科学概论一类的著作，就是常有这毛病的。”(239页) 　　徐特立在这里所反复论证的治学思想实际上也是古往今来一切真正有成就的政治家、科学家和伟大学者所一贯坚持的态度与方法。“离开工作，离开斗争，从共产主义小册子和著作中得来的关于共产主义的书本知识，可以说是一文不值，因为这种书本知识仍然保持了资本主义旧社会中最令人厌恶的特征，即理论与实践脱节。”列宁在《共青团的任务》一文中的著名论断，已为大家所熟知。中国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王船山在治学思想上，反对“锢志气于寻行数墨之中，”“得纤曲而忘大义，迷影迹而失微言”，提倡读书应该是“辨其大义”，“察其微言”，“规其大”，“研其精”，“审其时”，与上述精神也是一致的。 　　立足于实际斗争的需要来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当然首先应该是咀嚼消化，把他人的东西变成为自己的血肉。在这个问题上，徐特立讲得很生动形象。他说：“因此我们要用辩证法，古今中外法，把古今结合，中外结合，变为我的。象吃牛肉也好，吃狗肉也好，吃下去了，把它变为我的肉，这就对了，绝不是说吃了狗肉我就变成了狗肉。”(288页)如果“我们联想到口里吃饭进去，肛门排出来的又是饭，这种人还能生存多久呢?……只有把似是而非的唯物论吃下去，转化为正确的唯物论再排泄出来，才是必要的。那种未消化的哲学，如果说他们的哲学不正确吧，他们确实是引经据典来的，他们并没有妄加修改，妄加批评，如果说他们的哲学完全正确吧，又是断章取义。这种著作只可拿来做批判的对象，如果拿来做学哲学的范本，就有害处。”(214—215页) 　　要消化，必须要有批判；有批判，才能有所取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锋芒就是革命的、批判的。它的辩证法是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对此，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得很深刻：“在辩证哲学看来，根本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认为一切和任何事物中都含有必然灭亡的迹象；除了不断的发生和消灭过程，除了由低级升至高级的这一毫无终极的上升过程外，再没有什么东西是能避免灭亡的。” 　　在这个问题上，徐特立根据他自己生活中长期探索和不断进步的经历，也作了睿智和独到的阐述。他说：“对于一切真理都要经过自己的头脑加以分析，加以集体的讨论，不把任何真理神圣化，还要经过自己的手及群众的手执行过，在革命过程中，还要加以补充，加以发展。不把一切真理(马、恩、列、斯的都在内)当作教条，不加了解而相信，不加以执行而只当作神咒而崇拜。”(236页)“马、恩、列、斯给了我们许多财富，我们还不能很好的使用，还产生了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尤其是把他们的唯物辩证法变成了《新旧约》、《可兰经》及南无阿弥陀佛。问志们!试检查自己一下，还值得自骄吗?”(267页) 　　徐特立的这些自论发表于本世纪的四十年代，而在今天读来，还是那么亲切，那么富有针对性!谁曾想到在廿多年后的十年浩劫中，林彪、江青一伙竟把徐特立当时所指责过的现象更推进到了一个登峰造极、荒谬绝伦的地步呢?他们用神的光圈代替了辩证科学的强大逻辑，用迷信与盲从代替了人们头脑的独立思考。而我们在这中间为了战胜敌人的玩弄和自己的愚昧终至再次认识此一真理时，又花去了多么沉重的代价! 　　消化，批判前人的文化遗产，我们才能够创新。在创新上，徐特立思想的基本点是：“必须根据人类历史的经验和目前的东西结合起来，才能算创造。一切否定过去和忽视当前的条件都是教条。”(285页)“学习要有时代性：因为历史上成功的学者都是为着改造或建设当代的新时代而立言的。”(259页) 　　把“历史的经验和目前的东西结合起来”，为着“建设当代的新时代而立言”，欲求在科学上有所创新时，当然又是离不开独立思考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在思考上因循守旧，随波逐流，那样即使知识再多，也会失之于“罔”，成为死人和书本的奴隶。只有勤于思索，对古人，对书本，“不取亦取，虽师勿师”，我们才能在科学的广阔天地里驰骋自如，不时获得真理的宝珠。 　　在独立思考和创新上，徐特立非常注意防止思想片面性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此问题的基本方法。他说：一切事物不能没有矛盾，研究学术也一定要有矛盾，有矛盾才有发展，否则就是老一套，没有进步，就不能成功。纵令有些成就，也不免片面性。凡对于一个问题希望有完善的解决，一定要有争辩，一定要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意见越多，争辩越细密，就越能解决问题。 　　的确，学贵有识。学术上敢于独树一帜，难免会有各种非难，难免到处和别人“吵架”。但如果不是宗派主义作怪，而是学理上不同观点的争吵，那么，这倒是活跃思想的酵酶，往往可以催化出新的学术流派来的。“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我们在学术研究的领域内，需要这种作风和方法。 　　总之，学习、继承、消化、批判、扬弃、创新，这是一条辩证的、充满矛盾而又不断解决矛盾的、生动活泼但又是艰苦探索的治学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只有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才有勇气把它走到底。马克思曾经把科学的大门比作地狱的入口。下地狱是非常痛苦的，但苦与乐又是联在一起的。没有含辛茹苦的“上下求索”，也就无法达到耸入云端的科学高峰。在治学问题上，徐特立的很多充满哲理的言谈值得我们深入体味；只有这样，生活之树才能常青，理论才不会枯萎而变成灰色。 　　四、师与生 　　在整个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传道、授业、解惑”与学生学习的关系实质上即师与生之间的人格关系。而这种关系又是一定社会的社会关系之曲折的反映。 　　徐特立出身于长沙县农村的一个贫苦家庭，从小对劳动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他青年时代整整有十年在乡村从事教育，把自己主要是通过自学而获得的渊博知识贡献给农民，以开发民智。徐特立自己也说：“我平日最喜欢贫苦学生。”(19页) 　　徐特立中年时代曾留学法国，后并赴比、德等西欧国家考察教育。法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家卢梭的故乡，他在《社会契约论》中曾有“人是生而自由的”名言。在孟德斯鸠、卢梭等思想家的影响下，法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下进行得比较彻底。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革命风暴又曾席卷过法国。虽然孟德斯鸠、卢梭等十八世纪的思想家们也和他们的前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的时代所给予的限制，他们头脑中这个理性的王国也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但这对于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长期受着封建礼教严格束缚过的人来说，就足以使之赞叹不已了。一九二四年，徐特立在长沙县教育会讲《法国小学教育状况》时说：“法人平等之精神，人所共见。如校长与号房间坐谈天，毫无隔阂，先生与学生互称先生，尤有甚者，对乞丐亦称先生。我有一次，往一侯爵家吃饭，工人端菜，客与主人亦必称谢。”(43页)“法国小学教师，终日与学生周旋，学生得其随时指导，在感情方面，既无隔阂之分，在教学方面，亦收得大效果，殊可为法。”(45页) 　　徐特立在青少年时代培育的朴素然而又是植根很深的同情劳动人民的感情，中年时又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所以当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洗礼，并于一九二七年成为共产主义战士后，就使他在这一方面的思想也来了一个质的飞跃，从而形成了他的无产阶级的平等观。这种无产阶级的平等观表现在他处理同志之间的关系上，表现在他对待下级和群众的态度上，表现在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途中，也表现在江西的土屋和延安的窑洞里，当然更多地表现在他长期从事的教育工作中。 　　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在处理师与生之间的关系上，徐特立的风格是独具异彩的。这种独具异彩风格的基本点是： 　　重视教师的人格，徐特立说：“教师是有两种人格的，一种是经师……一种是人师，”(404页——495页)徐特立主张我们的教师应该是“经师”与“人师”的合一。 　　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在师生关系上，徐特立认为教师虽然是主导者，但学生却又是认识客观世界的主体。他说：“教师和学生，一切都是相互的平等的关系，用中国的老话来说，叫做‘教学半’(教者学者各负一半责任，就没有资产阶级的所谓教师本位或学生本位之对立)，或‘教学相长’，在教和学的当中，教师和学生都得到利益，都获得进步。”(495页) 　　建立在这样的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基础上的教学过程就必然是一种生动活泼的、循循善诱的“春风化雨”的过程。它要求启发式，而一般地排除“注入式”，反对“填鸭式”。徐特立认为：启发式的精髓即在于充分调动学生在学习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教师要按照学生思维的规律和科学知识本身的脉络，让学生动活泼地主动地进行学习，从而开发其智力，逐步培养其独立思索问题，独立分析问题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建立在这样的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基础上的思想教育过程也必然是一种尊重学生，爱护学生人格，说服教育，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废除体罚的过程。徐特立在他所主办的学校里废除一切奴化学生的制度和方法。他说：“一切纪律只是自觉的遵守。不是受到无理的外力压迫而遵守。因此，对于破坏纪律的学生，不是惩戒而是说服。说服的方法不是由教师片面的注入，而是双方的讨论和研究，不是压下学生的坚强意志，而是增加对问题进一步的了解，以正确的知识来克服无知的盲动。”(355页)“教育学生不应该用强制的方法，更不应该有粗暴的态度，中国古代温柔敦厚的诗教，今天还用得着。”*这种寓德育于智育之中，寓教育于“礼乐”之中的做法，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效法的。 　　徐特立的这种尊重同志、尊重学生的独具异彩的彻底民主平等的精神、作风和方法当然是寓源于他彻底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历史上一切真正的革命，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改革了旧的政治经济制度，解放了生产力，而在另一方面就意味着人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的解放。封建主义革命把人从奴隶社会中仅被当作会说话的工具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中世纪的欧洲，教育完全掌握在宗教和僧侣的手中，人仅仅被当作神的奴仆，肉体被看作是灵魂的监狱。伴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而迎来的资产阶级文艺复兴运动在政治思想上的主要内容即是人文主义，它才进一步发现了人，发现了人的价值，生命始被看作是优美的存在。无产阶级革命比以往的任何革命都具有更深刻、更广泛的内容。因而对于徐特立这样一位具有彻底革命世界观的伟大共产主义战士和杰出的无产阶级教育家来说，在师生关系上的这种民主平等态度和作风完全是合乎逻辑的必然发展。 　　以上，我们从社会环境与教育、认识论与教学论、批判与继承、教师与学生等几个方面对于徐特立的教育哲学思想进行了概括性的论述。从我们所引用的徐特立的言论中，其间似乎没有甚么高深莫测，晦涩难懂的哲学概念和术语，但却处处体现了真理本身的朴素性；最难能可贵的是：徐特立的一生是切切实实，始终如一，完全彻底地实践了他自己的言论和主张的。理论与实际在徐特立的一生中高度统一着。毛泽东同志曾赞扬徐特立说：“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在教育哲学领域内的理论与实践上，这种称誉，徐特立也是当之无愧的。   　　* 周士钊：《伟大的师表》，见《怀念徐特立同志》152页。 　　 徐特立教育思想讲座/孟湘砥，曹国智主编.—湖南敎育出版社，198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