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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 徐特立论道德和道德教育

孟湘砥，曹国智

徐特立不仅是一位深孚众望的老革命家和杰出的教育家，同时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共产主义道德的躬行践履者。他一生的行为规范和伦理著述，不仅给人们以极好的品德上的熏陶，同时也给人们留下了极为生动具体的道德教育的教材，是我们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宝贵财富。 　　一、关于道德的本质 　　道德的本质是什么?这是几千年来旧伦理学家一直没有解决的根本问题。在中外伦理思想史上，一直把这个问题搅得很混乱。他们把道德看作是一种独立于人们的社会存在以外的天赋的东西，或者是人生下来就有的一种纯粹的理性，认为道德是一种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阶级的“永恒不变”的行为原则。徐特立在《论国民公德》一文中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的论述，则一反旧伦理学家的观点，从以下四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科学揭示： 　　首先，从认识人的本质入手，批判中国封建社会两个著名学派的学说，一是孟子的性善说，一是荀子的性恶说。他指出这两种学说都“认为离开整个社会关系和离开整个阶级关系还有孤立的个人的人性存在，个人的好坏，社会是不负责的”(436页)。他还批判了十八世纪世界的资产阶级学说，指出资产阶级“亦只是把人看着是理性动物，把人权看作是天赋的，而没有认识人是社会动物。人权是统治阶级的特权，例如母权、父权制是前后两个不同的社会倒置过来的”(436页)。他认为：“人的本质是与动物不同的，虽然人也和动物一样需要饮食维持自己的生存，还要配偶维持种族的继续出存，这是一个生理上的问题。但是要满足生理的要求，在人类是要从生产的社会分工来解决，一人之身百工为备，无论任何社会，每一个人都不能孤立生活，所以人的本质好坏不是生理上自然的性质，而是在生产资料占有上分为有产者无产者及其过渡的小有产者的地位之不同，分成对立的阶级和中间的阶级。在对立的阶级中就产生奴隶的和奴隶主的两种相反的道德。”(435页) 　　其次，以历史事实作依据，从我国的唐虞商周一直数到五四运动，科学地总结我国几种道德类型的历史演变，从而从历史上进一步揭示了道德的本质是社会决定的，而不是天性决定的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他说：“中国在戊戌维新以前，还是由唐虞商周遗传下来的奴隶的和封建的制度，因此道德也就是奴隶的封建的道德。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封建社会受到外来的资本主义的严重打击，封建社会开始起了变化，而封建的道德也就开始动摇。……开始认为我们今天的社会思想是‘唐虞商周糟粕之遗’。到了甲午以后，提供尊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道德标准，这得到社会的公认，因为这时正是要求君主立宪。君主立宪是半封建的，所以这个道德也是半封建的(前二德是封建的，后三德是资本主义的)，一直到五四运动人民起来，预闻国家大事，争取人民的权力，于是反对封建的思想束缚而提出打倒孔家店，反对旧礼教。第一次欧战期间，中国工业有了新的发展，因此劳动阶级也就有新的发展，加上十月革命的影响，劳动者觉悟提高，形成工会及党的组织成为革命运动的主力。它的历史任务已经开始被广大人民认识，于是提出‘劳工神圣’。把劳工提到神圣地位，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一个道德标准，因为有空前的新的社会运动。这又一次在历史上证明道德是社会决定的，而不是天性决定的。”(437页)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说明了只有从人类的历史发展和人们的社会实践中，才能科学地揭示出道德的本质和道德产生的真正根源。那种封建的性善说也好，性恶说也好，资产阶级的天赋理性说也好，都是离开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离开人的社会实践去考察和研究道德的本质问题，当然都不能作出科学的结论，都只能把道德说成是独立于人们的社会存在之外的东西，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泥坑。 　　第三，从道德与政治、道德与经济的关系上来揭示道德的本质问题。这两对关系，究竟有何联系与区别，这在中外伦理史上也长期争论不休。概括起来，不外乎是这样两种观点：一种是把道德与政治经济对立起来，一味地强调“仁慈”和“自由、平等、博爱”，片面地夸大道德的作用，认为人们的道德水平，特别是个别杰出人物的道德品质和道德愿望，可以决定社会历史的进程。甚至把道德说成是“国之所以兴废存亡”的根本；一种是把道德与政治经济等同起来，道德即政治，道德即经济，甚至鼓吹道德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只要把政治经济搞上去了，道德就会自然地表现出来，这就完全抹煞了道德的特殊性，否定了道德的作用。而徐特立则认为：“道德本身虽不等于政治，但它和政治是有着密切联系，道德是意识形态之一，它不能离开一定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资产阶级把道德和政治经济相对立，如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所提倡的博爱。在阶级存在的社会中，有经济上政治上的剥削与压迫存在，离开政治经济来谈平等博爱之道德，只能是资产阶级的虚伪和欺骗。”(445页)这就十分明确地阐明了道德与政治，道德与经济的关系不是什么等同或对立的关系。但是，他又进一步阐明了道德的特殊性，指出它和一般的政治还是有差别的：“因为道德是一种意识形态，就是要有一种高度的热情，这就是跟政治不同的地方。这种意识形态，还不等于政治法律，但政治结合上情感，结合以道德，就使政治更有生命。道德主要是从思想感情上表现。主要的解决这个问题，是要先教育和自教，即批评和自我批评，自觉的纪律及各方面的互助(经济的劳动上的等等)，以批评自我批评及自觉的纪律来代替法律，这种教育和自教工作，是在政权、财权的保证之下，在教育方面必要的活动。”(446页)他又指出，只要抓好了教育方面这种必要的活动，使国民公德“在思想上提高成为一种自觉自动的人民的公共道德，这就是对于我们的政治活动和经济建设的一个根本的保证”(446页)，这就说明了利用道德的特殊性，在一定的条件下，对政治经济能起巨大的作用，甚至能成为政治经济的根本保证。 　　第四，从私德与公德的关系方面论述道德的本质。他认为不能把私德的位置放在公德之上。然而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总是强调个人私德的重要，往往把私德置于公德之上，认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兴亡衰败，都紧系在那些有崇高道德修养的圣君贤相身上。因此，在“乱世”时，人们都希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徐特立的看法却与此相反。他根据毛泽东思想认为“不应该把个人的私德位置在公德之上”(436页)。他例举了毛泽东在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的一段论述，说明“批评首先是政治的，个人的生活如果与政治无关，不必多所追究，以致造成谨小慎微的君子，忽视大的政治问题”(437页)，此外，他还列举了“从大革命、土地革命到抗日的民族革命，凡是改变了社会关系的地区，即实行了减租减息、平分土地以及发扬起广大人民民主的地区，于是社会习惯和个人道德也就来了历史上空前的大转变；犯法作乱的人，很少看见；烟赌盗贼，不禁自绝；以至夜不闭户，一切坏分子都变为运动者。这些事实说明个人的好是由社会决定的”(438页)，也说明一个社会的公德也是由社会决定的。 　　徐特立从以上四个方面论述了道德的本质。这些论述集中地说明：一定社会的道德标准是由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在阶级社会中，对立的阶级的道德标准必不相同。而统治阶级的道德也就成为该社会的统治道德。但道德也并不等同于政治和经济，它有自己的特点，并以自己的特点对政治经济起着巨大的能动作用。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条件发生了变化，道德标准也将随之而发生变动。因之离开社会的政治经济关系去抽象地、孤立地探索道德的本质必将陷入唯心主义而作出错误的结论。 　　二、 关于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及要求 　　道德教育是一定社会或阶级依据其道德原则和规范，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人们施加系统的道德影响的活动，是使一定社会或阶级的道德转化为人们内在的品质，从而对社会生活发生作用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徐特立在其整个一生的教育事业活动中，是十分重视这个重要环节的。在《论国民公德》、《让革命的红旗代代相传》、《对青年人的几点希望》、《怀更大的志气，抱更大的理想》、《纪念“五四”对青年的希望》、《青年的学习问题》、《青年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我对于青年的希望》和致徐乾的几封信等论著中，他依据共产主义道德的原则和规范，对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相对青少年进行道德教育的基本要求，作了某些精辟的概括和阐述： 　　1.“五爱”教育 　　“五爱”，即“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这是建国初期由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四十二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它既是新中国的全体国民都应该遵循的“新的道德标准”，也是新中国对全体国民进行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要求。徐特立满怀道德情感地对这五项德目，作了具体的、历史的和科学的分析与论述。 　　“爱祖国”。他指出这是“人民最高的公德”，是“公共道德的第一位”(442页)。它的道德意义，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他说：“我们的祖国，是最古以来我们的祖宗及其子子孙孙生于斯死于斯的一块领土。自帝国主义侵入，百年以来，我们就在这里当了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封建买办)的奴隶。今天得了解放，不准再过过去那样的奴隶生活。我们这块领土丢掉不得，丢掉了，我们就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我们的领土和各个民族的人民分离不得，分离了就得被敌人各个击破，我们的主权就会失掉，我们主人翁的资格就会失掉。”(439页)他又以我们的海外两千多万华侨为例，说明了一百余年来或者远在唐宋以来侨居海外的华侨，天天都在希望被帝国主义压迫的祖国的复兴。他指出他们的爱祖国，比我们国内的同胞更加热烈，他们曾以人和金钱帮助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时又回国参战，这是一种多么深厚的热爱祖国的感情! 　　徐特立也认为每个地区，单位和每个国民“爱祖国”的道德责任当然不是空洞的、抽象的，它应该和搞好每个省、县、区，乃至每一个乡村的地方建设结合起来。一切在公共机关的人，守纪律，尽责任，弄好自己的工作，也就是爱祖国的直接表现。徐特立尤其谆谆教导青年要象革命前辈那样，必须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从不计较个人利益和个人得失；考虑的不是从国家和社会那里多取得什么，而是自己要为国家为社会贡献什么。这也就是说，对人民、对国家、对社会的态度是“给”，而不是“取”。鲁迅说的“俯首甘为孺子牛”，“吃的是草，挤的是牛奶”，就是这种崇高品质的表现。为了革命，要能毁家纾难，赴汤蹈火；为了革命，要能视死如归，气节凛然。 　　“爱人民”。它的道德意义在于我们这个国家，“是由人民大众出钱出力流血牺牲所创造出来的国家，所以德目中在爱祖国之后，接着就提到爱人民。因为我们的祖国被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变为半殖民地，今天我们的祖国，不但是恢复了独立，而且创造成一个新的国家。如果没有人民起来反帝反封建，就没有这个新的国家，故爱祖国与爱人民是不能分离的，没有人民，就没有这个祖国”(443页)。而关于爱人民的具体内容，徐特立认为主要就是“要为全国一切人民谋利益，全国人民都有人权、政权、财权、有事做，有书读，有饭吃，都要各得其所”(445页)。 　　“爱劳动”。“劳动创造世界和创造人类是普通真理。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真理，但不通过一定的社会形式，就不能成为现实，由于在不同的社会形式下，就有不同的劳动方式和不同的劳动态度”(446页)；而“今天的劳动者，无论是劳心或劳力，无论是有产者或无产者，都是国家的主人翁，劳动是为自己的劳动，因此，我们就要肃清以往旧社会的那种鄙弃劳动的错误思想，建立新的劳动观点，把劳动看为高尚的、光荣的，不是勉强被迫的劳动。……所以必须遵守劳动纪律，这是爱劳动的根本问题”(447—448页)。这两段话，都很精辟地说明了劳动的道德意义和道德要求。至于怎样解决自动的遵守劳动纪律这一根本问题呢?徐特立则强调“必须克服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观点”，“我们大多数的国民应该以劳动作为一种道德或一种权利，把劳动看成为无上的光荣。你既已得到工资的报酬，那么劳动也就是一种应尽的义务。把劳动的道德、权利、义务三者结合起来，才能巩固劳动纪律。所以劳动就成为每一个人重要的道德标志”(448页)。 　　“爱科学”。在这条德目中，徐特立也是一开头就点出了它的道德意义：“科学是指导行动的原理原则。”他指出：“所谓原理，就是理论科学，所谓原则，就是应用科学，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是一个最高的原理的科学；我们在革命行动中，根据这个最高的原理的科学，所决定的政策及战略策略，这些就是行动的原则，可以名之为应用科学。”(448页)徐特立严肃地指出我们在革命中其所以犯了许多错误，有许多血的教训，就是由于我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不知道不懂科学之危害，只有犯了错误，有了血的教训之后，才从错误中知道了科学之可爱，认识到毛主席“古今中外”法，认识到列宁的批判的吸收人类一切遗产之重要。不受错误的打击，就不能对科学有高度的热爱。这就充分说明了我们认识“爱科学”这一德目的道德意义不是很容易的，而是经过了一个过程付出了很高的代价，用许多错误和许多血的教训换来的。我们从历史上看，事实也是如此，道德与科学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因为任何一种真正的科学不仅是人类认识世界并获得物质财富的手段，而且它历来对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负有道德上的责任。科学不仅可以为人们打开心窗的门扉，以理性去观察世界，看待周围一切，而且科学发展的过程也是文明战胜野蛮的过程。 　　至于要怎样去热爱科学呢?徐特立也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和态度。他说：“爱是情感的，愿意改正错误的人，就要求理论，要求科学，真正的爱科学，要对于自己的思想做不断的检查，要科学与实际结合，要解决的问题是无限的，所以爱科学是没有终止的。因为每天有新的问题产生，每天有新的需要，要时时发现自己的错误，痛改自己的错误，如果不肯发现自己的错误，就不能对科学有无限的爱。如果离开了革命的实际，离开政治经济建设的要求，那是不负责任的小资产阶级而不是革命家。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是坚持真理改正错误，错误的要向真理投降。而检验真理的标准，则是历史的考验，群众的考验和自己的考验，这是科学的态度。”(450—451页)他的这段话，不仅对拨乱反正后的今天具有很深刻的指导意义，即使将来也是不能移易的真理。 　　“爱护公共财物”。徐特立指出，这一德目“和爱国家是分不开的，这就是爱国家爱人民的实际行动之一”(453页)，因为“我们的爱护公共财物，是积累财富的重要环节，而且积累之所得，是为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这不仅不是为的减少人民的福利，而是更加扩大人民的福利”(452页)。 　　至于爱护公共财物这一德目的内容和要求总起来说则是“努力生产，厉行节约，反对一切浪费”，“我们不独在不生产中节约，而且在生产中节约，还要有合理的劳动组织，要确定专责制度，以紧缩行政人员，节省不生产的开支，把不生产的人员节省下来用到生产方面去”(451页)。 　　2.共产主义理想教育   　　这是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内容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无产阶级进行道德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在这个问题上，徐特立的重大贡献在于阐述了马列主义的德育原理。他遵循列宁提出的“我们的主要目的是锻炼严密的革命人生观”的原则和要求，在自己的教育实践中，对青年一再强调必须培养“革命人生观”，把培养共产主义理想提到了极其突出的地位。他要求青年把实现共产主义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的伟大抱负，把革命红旗插向胜利的高峰——共产主义。1957年7月29日下午，他接见北京第一师范学校应届毕业生，并与之谈话时，就恳切地要求他们要加强自我修养，“树立革命人生观”。为此，他也早在全国一解放就提出：“普通学校的思想教育，是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即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贯彻到学校各科课程和实际生活的各方面去，以培养学生能够独立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去处理他们学习及日常生活的一切问题。”(391页) 　　3.革命传统教育  　　革命传统教育，这是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内容中一笔十分宝贵的道德遗产。徐特立认为：在学校教育中我们要通过课堂教学和各种课外活动对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使他们懂得只有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才能把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他说，青年是老一辈的接班人，应该象老一辈那样有革命志气，有远大的抱负，兴旺老一辈所创立的家业。为此，他还要求青年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革命前辈那种不避艰险、不怕困难的革命精神，指出：“青年要成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能担负起伟大的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重任，就应该有不怕困难的革命精神。”因为只有在困难中锻炼自己，才能培养顽强的革命斗志，青年人应勇于与困难作斗争，改变环境，改造世界，这样，才能做出成绩来。如果是避重就轻，弃难择易，则将一事无成，因此，青年人要继承老前辈的革命事业，一定要在困难中锻炼自己，经过艰苦奋斗，才能有丰硕的成果。 　　4．艰苦奋斗教育  　　吃苦耐劳，艰苦奋斗，是无产阶级的本色，也是历代劳动人民征服困难，获得幸福的一种传统美德。1937年除夕，徐特立给《中国青年报》记者谈话时说：“一个人如果只图享受，不愿吃苦，不肯贡献，是永远不会有幸福、有愉快的。总之，想不付出任何代价而得到幸福，那是神话。当然，依靠剥削也可以得到‘幸福’，可是这种剥削者的‘幸福’是建筑在别人痛苦上的，我们应当鄙视这种剥削阶级的幸福。”*因此，他总是谆谆告诫青年，革命胜利了，艰苦的年代过去了，不能认为“从此可以坐享清福了”，“要知道，创业难，守业更难”。要保持革命的胜利，“就还需要继续艰苦奋斗，搞好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不然，革命胜利的果实，可以得而复失。今天，青年需要做的事情多得很。不仅要守业，而且要继续创业，创立共产主义之业”(623页)。1962年冬天，他还把这段话的意思概括成了一首很精炼的诗，题给《长沙日报》：“创业难，守业亦难，须知物力为艰，事事莫争虚体面，老老实实，勤俭建国，发愤图强。”**他在阐述继承与发扬革命传统的辩证关系时还指出：“青年人任重道远，要继承的不是财产，而是前辈留下的尚未完成的革命事业，发扬前辈的革命精神。所谓革命精神就是创造性，要懂得世界上的一切都需要创造，要前进就不能坐着等待，就要去创造，而要创造就要克服困难，不能贪图好环境，好条件。应该是三分条件，七分创造。有困难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困难会逼着人想办法，失败常常是我们成功的先导。为了革命事业，困难再大也决不屈服，要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垂头丧气，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要精神振作，昂首阔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这就是我们青年人要继承和发扬的。”(623页) 　　5.实事求是教育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从道德意义上说，则是指一种诚实的品德和作风。解放以后，徐特立鉴于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反复强调对人们进行实事求是教育的重要性。他在1949年10月给《河北教育》的题词，1950年给湖南第一师范的题词，以及1963年在上海的题词，多次强调以“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作为我们的党风，校风和刊风，作为我们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准则。他认为“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的作风是对学习、对工作、对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对一切人，一切事业都是需要的。”*这也就是说它是对一切人，一切事业的一条重要的道德规范。事实也是如此，1958年刮起的“浮夸风”、“共产风”就是不实事求是的明证。面对那股邪风，他在河南一个公社参观时就十分愤慨地批评说：“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后来在总结失误的经验教训时，他在一张旧公文纸上写着：“浮夸风其目的是骗他人，结果把社会信用失掉，使自己孤立而垮台，并人格也丧尽。一切自谓聪明缺乏老实作风者遗害社会且灾及子孙。”*除此，他还认为，在年高、位高、学高、“功高”的四种高人面前，则“自以为是”四字，就是第一等的障碍物。……主要的是害怕丢脸——以被人批评，被人指摘为耻辱，反不以“自以为是”为耻辱(383页)。因此，他特别强调：“一个人最怕不老实，青年人最可贵的是老实作风。‘老实’就是不自欺欺人，做到不欺骗人家容易，不欺骗自己最难。‘老实作风’就是脚踏实地，不占便宜。世界上没有便宜的事，谁想占便宜谁就会吃亏。”(624页) 　　6．集体主义教育 　　集体主义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它的主要内容和要求是：把社会集体的利益摆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一切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集体利益和根本利益出发。因此，徐特立明确地指出集体主义教育的根本点是培养青年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青年应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应该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克服思想意识中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说：“我对青年最主要的希望，就是彻底克服个人主义，多为国家、为社会、为他人着想，不要斤斤计较个人得失。个人主义不仅对社会不利，同时也妨碍个人的进步。不是有许多人都由于个人主义倒下来了吗?”**至于怎样看待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呢?他认为：“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的人是最幸福的人。搞好了社会，搞好了国家，看到了长远利益，个人的局部利益也就算不了什么，想通了这一点，一个人就可以为群众利益付出任何代价。就是当他受了委屈，也不会垂头丧气。同时，也应看到一个人为社会、为别人总是不会落空的。世界上有天良的人总是占多数，你为社会多劳多得，大家怎能忘掉你?拿我来说，我为人民做了一点事情，人民却给了我这么多的荣誉和信任，这是我所没有想到的。更重要的还是社会搞好了，子孙万代幸福，这种报酬是无法估量的。”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是一致的。离开了集体利益，个人的利益是无法实现的，不过要摆正位置。所以，他一再教育青年要把集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而“当个人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有任何抵触的时候，都应该把个人的利益服从于国家的利益”。今天我们应该发扬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革命精神，使我国青年能为祖国四化建设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 　　三、关于道德教育的原则和方法 　　道德教育的原则和方法既是道德教育实践经验的概括和运用，也是道德本身任务所规定的。徐特立在长期的教育实践活动中，对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某些原则和方法的运用，也有新的发展和独到之处。 　　1.言传身教，以身作则 　　这是进行道德教育的基础。教师是学生的师表，是学生心灵的开拓者和塑造者。教师的思想、品德、行为、习惯，甚至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会对学生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他一再强调，“做教育工作的人，一般总是先进分子”，“自身要有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修养”(626页)。正因为如此，他主张“学师范，做人民教师的人，他的思想品质的好坏，也就格外显得重要”*。他在一生的教育事业中，确是这样实践的。他总是用个人崇高的道德品质和模范行为去熏陶青年一代。他曾称自己是“身教主义者”，他对青年言传身教，处处做青年的表率，他既是“当今一圣人”，又是当今普通一兵。他为党为人民辛勤地教育子孙后代七十三年，培养了几代青年。他一生忠于革命，埋头苦干，坚持不懈，历尽艰辛，用肝胆照人的模范行动完成了对青年的道德影响。正如朱德和康克清题诗赞扬他的那样，“言为尔训身为则，群有师尊党有光”。 　　2.了解对象，因人施教 　　这是指道德教育要有的放矢。人们的品质素养、文化水平、生活经历、家庭和社会环境不仅有差异，而且各个人的年龄、个性乃至心理也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道德教育必须熟悉受教育者的具体特点，并依据这些特点，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教育内容和方法。他要求“教师要了解情况，了解学生个人的情况，学生家庭的情况，学校的情况，地方情况等”(495—496页)，并根据这些实际情况，作出切实可行的教育实施计划，“这个计划不是空的，有时要到学生的家中去商量，和政府、和地方上去商量”(496页)。这样对学生进行教育，就能做到言必有中和言必有效。反之，不了解学生各方面情况的教育，没有周密计划的教育，就会是“空洞的”、“盲目的和半盲目的”(360页)。他在教育实践中，非常了解和熟悉自己的教育对象的特点。例如三十年代，他在办湖南第一女师和长沙师范时，就能深入到学生中去，和学生一起吃饭、同甘共苦，对学生的饮食起居和兴趣爱好都比较热悉，能及时地针对每个学生的不同特点进行教育，开展批评和表扬，因而收到了极好的教学效果。 　　3.学习先烈，榜样引导 　　人们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榜样的身上总是集中地体现着某时代的、某阶级的道德要求和道德水准。树立榜样，进行道德教育，为历代的统治阶级所重视，同样也为我们无产阶级所重视。徐特立经常用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和革命领袖舍小家、为大家，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而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的光辉榜样，激励青年一代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他总是以黄花岗的青年，“五四”的青年，“一二·九”的青年用自己的年轻的生命冲锋陷阵，前仆后继的英勇事迹，教育青年抗日救国。一九五七年，他对青年谈革命理想时说，老一代革命家为了革命事业，家里人要遭受反动派杀害，但他们舍家为国的革命志向却更坚决。他说：“毛主席家祖坟被敌人挖了好几尺深；后来他的两个弟弟又被敌人杀害了；长征时又丢了一个孩子，至今下落不明；还有彭德怀同志的家过去也被敌人杀掉不少人。”* 　　4.坚持原则，严格要求 　　这是道德教育的基础功夫，也是检验教师是否具有事业心和道德责任感的重要标志。因为道德本身体现着对他人和社会的一种或多或少的自我牺牲。如果不坚持原则，不严格要求，道德原则和规范就难于转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成为人们内心的自我命令。因此他一向认为，对学生的要求必须克服两种错误倾向：一是撒手不管，“放松自流”(495页)，甚至纵容姑息，这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495页)的表现为我们所反对；一是严而过格，成了“严厉”(495页)，甚至一味苛求，动辄训斥、体罚，把无产阶级的平等师生关系搞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这是封建的粗暴和压服，也为我们所不取。这是因为严格要求并不等于强制、苛刻，恰恰相反，严格要求是建立在提高受教育者的自觉性基础上的。无产阶级的教师是革命的教育工作者，不是旧社会的教书匠，因此，对学生的要求是严而不松，严而不厉，即按照党的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坚持原则，一丝不苟地使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都生动活泼地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各种建设人才，只有这样，才是对学生的真正的关怀和爱护。那种不讲原则的迁就姑息或过分苛求，表面上好似爱之，实则害之。 　　5.积极疏导，人格感化 　　对于破坏纪律和表现较差的学生，徐特立一贯主张积极疏导和“重人格感化，与规则生活”(53页)，切戒随便惩罚和压制。这是因为学生之触犯纪律、不道德，有的是“出于一时感情的冲动”；有的是是非不分，“自以为合于真理”(355页)，故坚持己见。在前一种情况下，学生事后常常悔恨，即使不加惩罚，学生“也可能自己认错”(355页)。后者在没有把事情弄清楚之前，单纯地进行惩罚，就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无理的屈服，即盲目的服从”，“使学生渐成奴性”；一是“更增加其不满，另找寻报复的机会”，使学生更加横蛮不讲理。所以他说：“惩戒方法以不用为是”(355页)。至于怎样疏导感化呢?他指出：对犯错误的学生，不能冷淡、疏远和歧视，要从爱护的角度出发，真心诚意地满腔热情地给以帮助。在做工作时，要把学生个人的前途与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进行开导，象慈母希望于孩子那样，用滚烫炽热的心去溶化他心灵上覆盖的冰霜，从而使他感到温暖和亲切，树立起改正缺点和错误的勇气和信心。如何使犯错误的学生思想通，感情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师生之间架起一座感情的桥梁，打开思想信息传递的通道，教师才有可能对学生喻理晓义，告诉他们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从而提高他们的觉悟和分辩能力，这是顺理成章，因势利导，进行感化和疏导的基本条件；否则，思想抵触，感情疏远，思想信息就无法传递，所谓感化和疏导也就无从谈起了。一九四六年九月，教育通讯社在致他的一封信中，谈到陶端予和鲍侠影用感化教育改造两个调皮学生的经验，教育界有异议时，他亲笔批注：实行感化教育，“陶的办法已收到了效果，可以证明行得通”(356页)。关键是教师的决心、细心和耐心。他指出，行不通，不是这个方法本身有问题，而是教师水平和能力不够。当然，他并不主张取消惩罚，不能使用惩罚。“如果在事实上有加惩罚的必要，必然是屡戒不悛重犯相同的错误。”(355页)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教师也应该对他体贴入微，“采取同志的态度帮助他教育他”(495页)，和当事人共同商讨惩戒的办法，以示爱护他和转变他的诚意，切不宜抱敌对的态度。 　　6.寓教子诗，舆论扬抑。 　　1924年至1927年，徐特立在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任校长时，他对教师们说：教育不应该用强制的办法，更不应该有粗暴的态度。中国古代温柔敦厚的诗教，今天的学校教育中还用得着。因之，他在学生自修室通往教室、饭厅的走廊上，悬挂一块黑板，常针对学生在道德品行方面的优劣写诗(被称作黑板诗刊)，进行表扬和批评，态度诚恳，词意委婉，往往收到很好的道德教育的效果。这些诗总称《校中百咏》，后人称之为徐特立的“诗教”。这充分反映了徐特立在道德教育方面的独特的艺术性。如有学生嫌饭菜不好，在厨房里打了一些碗，他就写诗进行批评教育：“我愿诸生青出兰，人财物力莫摧残。昨宵到底缘何事，打破厨房碗一篮?”徐特立上课总是用其他老师用过的粉笔头，学生笑他“算细”，于是他也作诗答曰：“半截粉条犹爱惜，公家物件总宜珍。诸生不解余衷曲，反谓余为算细人。”徐特立热爱学生，学生称他“徐外婆”，每晚他都要偕女生辅导教师查看学生宿舍，督促学生按时就寝，对不遵守作息制度的学生进行批评劝告。他也曾作过如下两首诗：“脚尖踏地缓缓行，深恐眠人受我惊。为何同学不相惜，不出嘻声即足声?”“东边奔跑到西边，不仅打衣还聊天。莫说交谈声细细，夜深亦复扰人眠。”上面四首诗，一般都带有批评劝告之意，即通常所说的“抑”；再看下面的两首诗，则带有表扬鼓励之意，即通常所说的“扬”。其诗云：“女儿智力何曾弱，十二三班作例观。学算刚刚三载半，几何三角一齐完。”“人人共道伯箴强，一跃先登上女墙。倘使女儿皆若辈，立将衰弱转强梁。”第一首，是徐特立针对有人轻视女学生有感而发，他以校中十二、三班几何、三角成绩好为例，热情赞扬女学生的智力不会比男学生的弱；第二首，是指女学生丘伯箴校外旅行时行为勇敢，他作诗赞美她强壮、活泼、用来鼓励其他同学锻炼身体。这些诗读起来真是情真意切，令人自谴自贵，自奋自发，充分显示出了“寓教于诗，舆论扬抑”的道德教育的功效。 　　* 《徐特立教育文集》第291页。 　　** 《怀念徐特立同志》103页。 　　* 徐特立《教育文集》第201页。 　　* 张同吾：《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徐特立同志晚年生活片断》载1981年1月23日《人民日报》。 　　** 《徐特立教育文集》第290页。 　　* 《徐特立教育文集》第294页。 　　* 《徐特立教育文集》第295页。 　　* 《徐特立教育文集》第293页。 　　 徐特立教育思想讲座/孟湘砥，曹国智主编.—湖南敎育出版社，198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