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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一生就是一部教科书——忆革命老人徐特立

熊瑾玎

从实际出发 　　徐老做事，向来是喜欢实践，而不喜欢空谈。他在私塾读书时，有一位塾师教他读朱柏庐的治家格言，他非常高兴。因为这篇文章，文字既浅近易解，道理又切实有用。所以他常常说：“实际第一，书本第二”。就是说书本要与实际相结合。他有这样一些事迹，很可以供参考，资效法的： 　　徐老在各初级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教课，主要是教教育学和各科教授法。教授时，都和一般教师一样预先编好讲义，然后讲授。但是他编出的讲义有一个特点，与众不同。就是每次所编的和每个班次所用的，都不一样，都有出入。为什么呢? 　　因为他每次所编的讲义，都不是完全根据陈规来的，而是由每班在实习中互相观摩、互相批判、互相研究所得出来的经验和结论。他把这些经验和结论，重新编入下一次或下一班讲义之内，所以他编出来的讲义，不是现成的，而是一次又一次地推陈致新，讲起来很有趣味，学生不但不打瞌睡，而且乐于倾听，乐于接受。 　　徐老为了改进长沙小学教育工作，推广小学教育经验，常在当日各镇乡举行各小学校的成绩展览会。在这种展览会上可以看出各学校的成绩有哪些优点和缺点，优点使人仿效，缺点使人改进，分期举办，收效很大。因此，湖南省教育会在辛亥革命的前一年，也就破天荒地举行了一次全省各学校学生成绩展览大会，组织了一个评判委员会，推徐老主持其事。徐老每日课余，摒弃别的工作，到会场去检查、整理，一直坚持了一个多月。他将各校各科的成绩详加审阅、评比，发现优缺点，并分析造成这些优缺点的原因，研究巩固优点、克服缺点应采取的办法。他费了很多的时间，整理了他的参观笔记，写成了一本“成绩批评小册”，提交评判委员会讨论通过，印订成册，用每册三分钱的廉价卖给各校教师。 　　当时评判委员会认为这本小册子，是徐老自己的教学经验、日本的教学经验和湖南全省的教学经验相结合的产物。对于提高教师的认识，改进中小学的教学，是一本极好的书。因为徐老在过去一个时期，曾潜心研究心理学和伦理学，但他认为这些书本上的理论如果不能和实际相结合，理论就是空洞的，无用的。他在这本小册子上却喜欢运用心理学和伦理学的原则，作为实践工作的结论。这是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而不同于高谈空洞的原理原则。因此，这本小册子在当时湖南全省中小学教学工作中起了解决实际问题的巨大作用。 　　再看徐老经办学校，也是这样从实际出法，没有一套预定的校规。他的校规是从平日学校生活中行之有素，大家都认为妥当适合，然后才成为条文，公布给大家遵守。 　　至于他接办人家的学校，比如接办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当接手时，决不轻易更改旧章，必须从日常生活中看出哪些应该变更，哪些应该仍旧，并且跟大家商量以后，才规定出新的办法。 　　民主作风 　　徐老原来就是一个痛恨君主专制，极力倡导民主政体的人，因此，他自己的所行所为，处处在发扬民主，联系群众，从不突出个人。他创办的长沙男子师范是县立的学校，是委任的一长制，与当时各公立中等学校一样，校长有权处理一切校务的。 　　但是，徐老并不行使这种特权，他首先就来组织校务会议，组织学生自治会。开校务会议时，学生自治会必须有两人以上的代表参加。举凡校内一切事务，——不论是教务方面、训育方面、事务方面……等，都事先提交校务会议进行研究、讨论，作出决议，然后才公布施行。后来他由法国回来，私人创办长沙女子师范学校时，那就根本不用校长制了，而是组织校董会，由校董会产生校务委员会。处理日常事务，即由五个常务委员共同负责办理。这种作法，是当时各中等学校所少有的。各校虽也有校务会议的组织，但都是徒具形式而已。 　　徐老从不摆官僚架子。许多的事，常是亲身下降，在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当校长时，为了要聘请一位教地理的鲁先生，他就在一个雪花飞舞的早晨，穿上木履，撑着雨伞，冒雪冲风走到数里之遥的鲁先生家里，鲁先生还在高卧没有起床。深感徐老这种殷切诚恳之意，虽然教课钟点很多，当时就接受了徐老的聘约。 　　又有一位理化教员兼在长郡中学教理化，每小时聘金一元，却时常缺课，而在长沙女师教理化，每小时聘金仅六角，不但从不缺课，而且非常认真，甚至愿为学生补课。有人问他这是何故?这位理化教员说：“长郡中学的彭校长，是老爷，高不可攀；长沙女师的徐校长，平易近人，是朋友。我到长沙女师上课，常先到徐校长的房里，坐在他的卧床上，随便聊天，他老接待殷勤，毫无隔阂，钟点费虽然少一些，但精神上非常畅快，所以愿为效劳。” 　　这就可以说明徐老没有任何官僚架子，事事与人商谈。事事开会讨论，处处与群众取得密切联系，平等待人。至今仍然如此。 　　身体的锻炼 　　徐老的身体很强健，这是凡与他接触过的人都知道的。但是他的身体为什么能够这么强健? 　　使身体强健，当然有种种方法，吃得饱一点，穿得暖一点，……等等，都是强身之道。然而徐老的强身之道却不在此，他最重视、最主要的，是在于：劳动锻炼。 　　他经常进行体力劳动，扫地、抹房，挖土种菜都去做；他欢喜长途奔走，不乘车，不坐轿。他不论在作校长时，或当教师时，一面提倡学生的体育活动，一面自己也作些有益的锻炼。比如： 　　他首先爱作晨操和晨跑。这种锻炼，很长时期都没有间断过。就是每日清早起床，盥洗后，必到屋前屋后的空坪中作短时间的晨操，或作短距离跑步。 　　其次就是冷水洗脸。不论冬天夏天，他洗脸总是用冷水。延安冬季很冷，水易结冰，他在就寝前将面盆盛水置卧室中，室中温度较高，水经夜不冻，早起，就用这盆水洗脸。 　　其次就是游泳。他对这种锻炼，兴趣很高，五十二岁在苏联时，学习会游泳，他认为游泳是最好的最有趣味的运动。全身向水中扑通一跤，几翻几翻，或浮到水面，或沉入水底，不但筋骨转展自如，而且皮肤的污垢也洗得于干净净，真是爽快极了!所以他最乐于为此。有一年，延安青年组织体育运动会，徐老参加了一百码的游泳比赛。一时周围聚满了参观的人，都鼓起眼睛，注视着徐老与几位青年立在水面的标准线上，听到动员令一吼，一齐向前扑去，只见徐老手划足舞，勇往向前，满头的白发正象一簇洁白的细丝，飘浮在水面上，一起一伏地随波涌进。两旁观众笑声喧天，掌声经久不息。大家都被徐老这种老当益壮的精神所鼓舞，所振奋。 　　对儿童的爱护 　　徐老是当塾师、当小学教员出身，所以对于儿童格外关怀，格外爱护，他最反对对儿童施用体罚和变相的体罚。认为“体罚是野蛮的事情”。在一九四六年的时候，徐老曾写过一封信给边区教育通讯社，信里面说： 　　“我们的教育，是革命的教育，其目的是教国民，而不是教顺民，应反对无理的服从和自己没有了解的盲从。一切纪律，只是自觉地遵守，而不是受到无理的外力压迫而遵守。因此，对于破坏纪律的学生不是惩戒而是说服。说服的方法，不是由教师片面注入，而是双方的讨论和研究；不是压下学生坚强的意志，而是增加对学生进一步的了解，以正确的知识，克服无知的盲动。” 　　有人怀疑说服的教育行不通，还是以沿用“鞭作教刑”的老办法为较好。徐老则认为这是教员的能力不够，尤其是教员的决心不够，无决心而要用革命的方法，是不可能的。如果说说服教育的办法真的行不通，那末，陶端予，鲍侠影为什么又行通了呢? 　　在全国解放后的最初几年中，小学教育有很大的进步，但学校中的体罚和惩办的现象还是依然存在。徐老特别关心这个问题，常常搜集这方面的材料，加以分析和研究。一九五二年冬，徐老在参加某一个会议时，谈到各地小学体罚现象，说某教师拉伤学生的腕骨，某教师逼学生舔去自己吐在地上的痰。这些事使徐老愤怒了，大声说，“这些教师不但不热爱儿童，而是严重地虐待儿童，是违法的，应该加以处分!教育行政部门，没有教育这些教师，不能消灭学校体罚现象，是有亏职守的!” 　　徐老越说越激怒，使在座的人为之动容变色，都同情徐老对于儿童的这种爱护。并一致希望教师们革除过去轻侮儿童的教育方式，而改用新的教育方式以培养新的一代。 　　对青年的希望 　　徐老教了几十年的书，与青年学生的关系，非常密切。他曾经写过“对青年的希望”一文，文章里面指出：青年学生需要知识，需要劳动。 　　究竟青年学生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呢?徐老引了列宁的话作答： 　　“我们需要的是基本事业的知识，现代不可缺少的知识；不要拿无用的材料困累自己。”“旧的资产阶级遗留给我们的最大祸害之一，就是书本与生活实践的完全分离。没有工作，没有斗争，而只是从共产主义小册子和著作里面所得的关于共产主义书本上的知识，是一文不值的!” 　　什么是基本事业的知识呢?徐老的答复是：“我们应该吸收人类一切文化遗产，作为学习材料，用新的方法加以批判，去掉其无用的，改正其歪曲的，所剩下来的东西就是基本事业的知识及现代人类所不可缺少的一切事实的知识。” 　　我们又应该吸收哪些文化遗产和怎样吸收文化遗产呢?徐老也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意见：“尽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以为中国文化的借镜。我们应该有计划地翻译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关于教育制度、教育方法及课本等以作参考。但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对中国文化，则既不要一概排斥，也不可盲目地服从，仍应该批判地接受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 　　他还根据自己几十年学习的经验，对青年学生提出了这样的指示：“古人说‘学以致用’是对的，但还应该补充一句，就是‘从用中去学’。”这就是说书本上的知识，一定要与实际工作和实际斗争相结合。 　　至于讲到青年学生又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劳动呢?徐老提出：青年一代的整个任务，就是以自己的劳动来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所以从十二岁起，就应该以自愿的和纪律的劳动，加以普遍的训练，每一个乡村，每一个城市，每一天都应该在实践上来解决共同劳动的某一任务。不论如何细小，如何简单，而且这些细小简单的工作——如清洁街道，帮助灌溉菜土……等都是一种经常性、群众性的工作，都应起来积极提倡!这就是青年人进行义务劳动的开端。 　　人民的表率 　　徐老住在延安的时候，正值开展大生产运动。徐老自己种菜吃，公家给他的伙食费，他想法省俭和储蓄起来，计划将来慢慢用自己的储蓄来维持生活，节省公家的开支；他桌子上的桌布，也是自己用旧被单做成的；窗子上还挂了用旧东西做的窗帘。他真是做到了丰衣足食。当时延安有许多集会，都要请徐老讲话。讲两三个钟头，还毫无倦色。有时他恐怕听众坐得太久，就声明一句：“只再讲五分钟了”。但一讲又是半个钟头。 　　这时，徐老在延安是担任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工作，有一些干部和青年常因思想问题、工作问题要请徐老指示，他总是来者不拒，一谈几十分钟，甚至几个钟头；问题不谈透彻，对方或不完全了解，即一直谈下去。 　　下农村视察和检查工作时，徐老的衣服、形貌全象一个乡下人。他常和农民、木匠等坐在草地上或石头上聊天，谈家常，谈时事、互相问答，喜笑颜开。他又用沙盘教他们认字，用算盘教他们算帐。他说：“我在五十年以前，是湖南省长沙县乡村中一个教蒙馆的先生。从十八岁到今年七十一岁，一共五十三年没有离开过教育工作。我和你们是革命同志，是同一战线上的朋友。”因此，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人，围绕着他，亲切象一家人，不愿他离开。连小学生也懂得这样说徐老：“你提倡文艺大众化，你自己也去执行。”还有人说：“徐老在斗争中是铁打的硬汉，在人民群众中是慈爱的导师。”这些都是符合事实的颂歌。陆定一同志说： 　　“我想了很久，人民教育家，他的特色应该在哪里呢?难道编几本教科书，写上‘人民、人民’就算数了么?这样就把我们的后辈教育好了么?当然，人民的教育与剥削者阶级的教育，在理论上不同，办法上不同，教科书也要不同。没有这些是不行的。但人民教育家与反人民的教育家之不同，主要的还是在行动上。人人可以做人民的教育家，如果他的行动在当时当地有益于革命而为人民的表率。徐老一生从事教育事业，有许多建树，他又是在革命运动的许多生死关头以自己的行动来教育别人的。他的一生就是一部教科书。”这本教科书是永远也学不完的! 　　一九五九年冬 　　(节选自《革命老人徐特立》) 　　 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8